北京之春：六四後北京高校學生運動紀實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20周年
    

    （北京）天愛 本文原載《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
    
    紀念六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國後一代的高校學生能夠繼承1989年運動的無畏精神，像20年前的熱血青年一樣義無反顧、不畏強暴、呼籲權利。儘管政治高壓和物慾橫流使得六四後的許多高校學生缺乏為公義和人權吶喊的勇氣和行動，但也有不少學生在六四後的艱難歲月里繼承英烈遺志、致力於推進高校乃至中國的自由進步的民主運動，他們書寫的是鮮為人知的一頁，是紀念六四20周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明民主自由之火正在高校中薪火相傳。——作者
    
     六四屠城的硝煙尚未散去，中共當局就開始了遍及全國的大搜捕，大清查，大整頓。電視上反覆播放解放軍進城受阻、坦克被焚以及士兵慘遭暴徒焚屍的鏡頭；報紙上是連篇累牘擁護中央決策的聲明，各級群眾都被組織起來，學習鄧小平同志在戒嚴部隊時的講話；黨員要重新登記，白色恐怖氣氛籠罩了全國，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又進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六四以後入校的學生，都要接受「政治審查」，即由所在單位或學校出具「動亂期間沒有問題」的證明，一大批成績優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學的資格。僥倖入學者等待他們的是痛苦的「洗腦」過程，集中學習文件；數周之後他們被送到了工廠和軍營。當局希望憑藉此舉，清洗他們頭腦中的自由化思想，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良好基礎。
    
     高校的教師隊伍也被嚴格清洗。思想敏銳、知識新穎、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因為所謂涉嫌自由化，有的被剝奪了導師資格，有的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停職反省，接受審查；而那些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的教師則更是與大學的講壇無緣了。代替他們的是觀念陳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沒有市場的冬烘先生。祇想在官場上撈一官半職的「政客學者」們，更是不願錯過向上爬的機會，紛紛粉墨登場，賣力地唱起陳年老調，一半是為了博取主子的賞識（確有一些如願以償，官運亨通），一半是為了發泄前幾年受到冷遇和屈辱……生動活潑的講授不見了，真誠熱烈的辯論沒有了，課堂重又變得死氣沉沉，枯燥乏味。一方是喋喋不休地照本宣科，一方是打心底里的厭惡。
    
     青年學生們報效祖國的熱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對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長時期內，出現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國家的前途蒙上了陰影，個人生命也就黯淡無光。就像霜降過後的原野，枯萎的枝葉在肆虐的寒風中瑟瑟發抖，生氣與豪情已成為往日追憶，而現在祇是一片惘然。「TDK」三個熱點的流行，形象地表明了當時青年學生的精神狀況：「T」即「TOEFL」——托福考試。在許多人看來，祖國就意味着苦難、貧窮和壓抑。腳下的土地正變成「梅杜薩之筏」，註定要在混亂中沉淪，那麼，能夠通過考試，在異國他鄉實現自己的青春與夢想就不失為最佳選擇了。「D」即「Dance」，生命中賴以充實的東西既已失去，祇有感觀的刺激才能暫時填補心靈的空虛，在喧囂的舞池中忘卻自己，通過崔健的歌曲，排遣心中濃郁的憂愁、憤懣和嚮往。而「K」即是「Kiss」，花前月下，擁抱親吻，嘟嚕一些含混不清的情話，胡謅一首語無倫次的情詩，似乎已得生命真諦，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和學生刊物《大家》
    
    
     在肅殺陰冷的氣氛中，仍有一些人在執着地探索，不屈地抗爭。199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出現了一張醒目的「讀書社」招收會員啟事，標題是「重新燃起我們的熱情」，啟事指出，校園目前的沉寂氣氛與國際上洶湧澎湃，日新月異的變革大潮很不協調。消沉怠惰，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況也與肩上的使命很不相稱，號召一切關心祖國前途命運的有志青年加入讀書社，交流思想，溝通心靈，增進知識，熔煉才幹，共同創造一個自由溫馨的天地。9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召開了成立大會，由廖家安主持，王勝利代表發起人闡明了讀書社的「生活、讀書、新知」的宗旨，王振民宣讀了讀書社的章程，參加成立大會的包括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200多人。讀書社成立以後，舉辦了經常性的思想學術講座，如國情系列講座、人權系列講座、辛亥革命80周年系列講座、中西文化對比系列講座等。講座曾是高校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學術信息的形式，在思想解放過程中，一些知名學者舉辦的講座對活躍思想曾起過重要作用。但六四以後，講座受到了極其嚴格的控制。讀書社的同學們克服重重困難，聯繫校內外專家、學者，就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舉辦了一次次講座。例如請人民大學法律系青年學者杜剛健系統闡述了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認為馬克思主義將人權理論推向一個新的時代高峰，嚴厲批判了將馬克思主義同人權割裂開來，認為應該放棄人權概念和主張的陳腐觀念，並就中國社會的人權狀況等問題與廣大同學一起進行坦誠熱烈的討論。北京大學法律系龔瑞祥應邀談了他自費到基層法庭調查的收穫和感受。當80高齡的龔老先生邁着顫巍巍的步子，登上講台徐徐說「在這個充滿着激情又瀰漫着迷惘的日子，希望通過今晚的傾談能夠把分享困惑、分享知識視為生活真諦、智慧之源，從而使我們從實踐中所得到的知識成為征服愚昧無知的力量」時，擠得滿滿的教室里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在回答同學們提問的過程中，龔先生坦率談了他對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遊行示威的十幾條決定和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的不同看法。他嚴謹的治學態度，精湛深邃的思想以及對中國百姓摯熱的激情強烈地了青年學生，給大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除講座外，讀書社還與《讀書》、《中國青年》、《大學生》等多家單位聯合先後舉辦了三屆「書評大獎賽」，與校圖書館合作，設置了「書評之窗」，圖書館尚未上架的新書，讀書社的同學可以率先借閱，寫出書評，引導大家閱讀，與社會上多家單位合作，開展勤工儉學；與校廣播站合作，傳遞最新圖書信息，學術動態等。例如，集中反「左」的《歷史的潮流》尚未公開上市，廣播站就播送了讀書社寫的介紹該書的文章，宣讀了該書的重要篇章。另外還結合重大節日，舉行紀念活動，如「五四青年晚會」、「一二、九座談會」、「紀念三毛晚會」，三毛的突然辭世，在廣大學生中間引起強烈震動，讀書社佈置了一間教室，點燃蠟燭，朗讀三毛的作品，唱三毛的歌，談心目中的三毛，燭光淚光，歌聲泣聲，交融一起，聖潔氣氛令人久久難以忘懷……。由於讀書社的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風格清新高雅，不僅吸引了校內的廣大同學，其他高校的學生和社會上的青年也常慕名參加。《大學生》雜誌、《讀書人報》等多家新聞單位都曾報導過他們的活動，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國讀書大辭典》將「人大讀書社」收錄入典，更有全國許多地方青年學生，包括青藏高原一中學寫來書信，傾談內心的苦悶，交流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希望傳授開展社團活動的經驗……
    
     讀書社還自費創辦了一個社內刊物，取名《大家》，兼有「We」和「Master」之義，希望通過大家談，大家寫，以「大家風範」造就新一代學人。他所堅持原則是「公開性、積累性、建設性」旨在通過點滴的成果，取得實在的進步。這個刊物傾注了讀書社同仁的情感、思考和追求。是六四以後在首都高校中成功地創辦的第一個學生刊物。所發表的文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的主題是研究中國國情，探索中華民族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刊物出版後在首都高校中引起很大反響，得到了首都思想界的肯定、支持和鼓勵，其影響很快擴展到外地院校。到1992年6月被查封，《大家》一共出了3期。
    
     讀書社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是組織小範圍的專題討論會。讀書社的核心成員定期舉辦學術沙龍，就現實社會中的敏感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討論，如「六四反思」、「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大中型企業的困惑和出路、農村問題、知識分子從「五四」到六四的心路歷程、「何新現象」等等，通過反覆討論、深入研究，大家拓展了知識，明確了思想，在許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凝聚了一批目標遠大、思想敏銳、意志堅定的青年學生。
    
     讀書社的活動引起了國家安全機關的注意，92年6月，讀書社的主要組織者廖家安、王勝利被逮捕，薛學平被通緝，他們三人遭難，是因為在1991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大學秘密散發紀念六四的傳單，這一事件還被《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文章。從1991年撒發傳單，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監控人民大學讀書社整整一年。其後，讀書社被勒令停止活動。但是讀書社後期的兩個重要人物，人大哲學系的張某和郭保勝仍然在積極地從事學生活動，並加強了與北大、師大、清華等高校的聯繫。
    
     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就是六四以後第一個不受官方控制的獨立社團，在前後兩年的時間裏，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打破了校園陰冷、肅殺沉寂的氣氛，在人們心裏燃起了希望的火種。雖然最終被共產黨扼殺了，但作為一段美好記憶，作為在困難情況下堅持鬥爭的象徵，讀書社的精神，勢必長久地流傳下去。
    
    
    北京大學的國情研究會
    
    
     繼人民大學讀書社掀起八九年後第一次活躍的高校氣氛後，北京大學國情研究會於1992年9月份開始，進行了關於對日索賠的一系列活動。在中共紅色恐怖的校園氛圍內，要想突破禁錮僵死的局面，必須有不一般的路徑。1989年前學生運動經常以「反日」的民族主義形式出現，因為如此才能避免中共的殘酷打壓，畢竟事關民族大義當局不便輕易採取毒手。所以，在中國特定情況下，學生運動常以民族主義的訴求來出現，這樣做，當然有一定的負面效果，但總體上可以突破限制、為更大的活動空間做準備。
    
     當時，中國政府為了擺脫六四之後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請日本天皇來華。企圖從西方國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鏈條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錢其琛語，見其着《外交十年》）。北京高校的幾位老師與學生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藉助民族主義訴求來推進校園的學生運動，也抗議日本不講原則、向專制政權妥協的外交政策。
    
     此前不久發生了日本強佔釣魚島事件，中國大陸政府態度曖昧。在中國大陸，民間對日索賠活動風起雲湧，中國老百姓對曾經野蠻侵略過中國的日本政府並沒有好感。為了掃除中日兩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也為了表達89年後被殘酷壓抑的青年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政治參與意識，北京大學國情研究會（負責人周虎、王仲秋）和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張某、郭保勝）、北京師範大學倫理學社（張弛、張守禮等）互相配合，進行了「關於中日關係的民意調查」，「勿忘國恥紀念『九一八』座談會」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開信等活動。
    
     「關於中日關係的民意調查」活動自9月15日起，9月21日止，歷時6天，被測者遍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和進修生。問卷由國情研究會北大學生劉某和中國人民大學郭保勝等人設計、發放、回收並統計分析。問卷共發2000份，其中北京大學1100份，以學生宿舍為單位發放，回收率達80%，可間接代表北京各高校民意。上述幾所高校的學生，對問卷表現出極高的熱情。普遍認為，對日索賠的要求是合理的，支持率達 89%，而且對政府在此外問題上的立場也多持批評態度。（問卷及結果見本文附件一）
    
     9月18日在北京大學辦公樓會議廳召開了國情研究會主辦的「勿忘國恥紀念『九一八』座談會」。官方的呂正操、陳吳蘇，民間對日索賠方面的童增和北大青年教師袁紅冰、人大教師杜鋼健以及北大校領導和其他專家學者、社會知名人士參加了會議，發表了以愛國主義和對日索賠為主題的講話。
    
     9月23日晚，在北京大學國情研究會換屆大會會後，由自願留下的同學和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時事學會的同學以及其他北京高校學生商議定於次日由學生代表向日本使館呈遞致日本天皇的一封公開信。公開信的原稿經過學生們討論修改後定稿並通過，當場有20餘人在簽名表上簽名。（此後簽名活動進行了10餘天）
    
     次日，9月24日中午，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周虎、王仲秋，人民大學學生郭保勝及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學生劉富強四名學生代表在日本駐華使館前呈遞致日本天皇的公開信。遞信當日在公開信的簽名表上署名的青年學生就已逾77人。公開信遞送因北京警方在使館前攔阻未果，當日改為郵寄遞送（公開信見本文附件二）。
    
    
    九十年代學生社團
    
    
     北京大學「九十年代」學生社團是北大國情研究會停止活動後出色的學生社團。曾組織諸多講座、座談、問卷調查活動。其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是北大法律系本科生劉某、朱某等人。
    
     為喚醒北大學生被壓抑的公共參與意識，也為了表達對北大高壓現狀的不滿，並為配合北師大進行的「師大的現狀與未來」民意調查活動，「九十年代」學生社團在成立之初進行了「北京大學現狀與未來」問卷調查活動。（調查問卷及結果見本文附件三）。
    
     統計結果表明，學生們對八九年的北大的沉悶壓抑氣氛和學校的教學制度、軍訓制度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此後不久，「九十年代」聯合其他社團，重點就軍訓制度的廢除與校方進行交涉。由於各方的努力，始於1989年的新生一年軍訓終於在1993年被取消。
    
     1989年前後，在北大附近的圓明園形成了一個藝術家村落。這些藝術家自由奔放、在政治上是中共恐懼的異議人士。學生與他們取得了聯繫，並相約在北大、人大進行畫展。人民大學的畫展在畫家們到達校園後卻被北京公安局、校保衛處強行取消，而北大的畫展得以順利舉行。
    
     1992年12月9日，在北大三角地附近「九十年代」舉辦了圓明園流浪藝術家們參與的「九十年代現代藝術展」。藝術展展出作品大多是保守者們不能久視的前衛繪畫，也有幾個披着長發的吉它歌手、流浪者表演「行為藝術」。繪畫作品中有反映六四慘案的，有變形、扭曲的毛澤東、警察、「大款」們的畫像，還有一幅幾千個近處是軍人，遠處是牛頭馬面的人低頭默哀的畫，很有意味。前來看藝術展的人絡繹不絕，熱情地觀文化沙漠中的奇葩。這次旨在解決思想，反抗文化和思想專制的活動取得了成功。展覽中九十年代學社發表的《新理想主義宣言》表達了學生們的心聲：聖地。
    
     一塊以其近百年的創造與先行而神聖的土地。
    
     一塊從不視求新為大逆，見異端則扼殺，從而在變革中獲新生，於寬容中見博大的聖地一塊不復創造就意味着死亡的聖地。
    
     當着喧囂歸於沉寂，萌動也隨之而冬眠，當着世紀在你身後白化，聖殿重又覆滿灰塵，是什麼人的光焰在夜空中自焚，令泥塑的諸神與地層下的古俑戰慄呢？
    
     流星輝煌永恆。
    
     這是荒原中的一聲槍響，在黎明前的夜幕上擊彈痕，這是拓荒者孤獨之旅中的鼓聲讓所有的人們醒來與先鋒和前衛者一起駐足而聽吧！
    
     槍聲為荒原而鳴。
    
     「九十年代」之後，「九十年代」又在1993年五四組織了些活動，後面還會述及。
    
    
    人民大學燕山學社
    
    
     與北京大學遙相呼應的人民大學各社團和學生積極分子也進行了出色的活動。由於讀書社被迫中止，學生打算另立社團。由吳永堅、郭保勝、周某、苗某、陸某等人發起了燕山學社。他們為籌備學社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在「讀書社」之後，校方加強了社團的管理，控制很嚴；另一方面，為了確保燕山學社成為獨立的、以求真知為宗旨的學生團體，必須吸取以往學生社團的教訓。在成立前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徵求了許多教師的意見。1993年3月2日正式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起草了《燕山學社章程》，該章程前言中說：燕山學社是一面旗幟，一面從大學校園出發去開創民族新文化的旗幟。她力求在其內部及外部創造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熱愛真理的學術氣氛，以激揚校園文化，為世紀末的文化建設事業做出點滴貢獻。
    
     燕山學社崇尚民主與法治，反對專制制和人治，崇尚科學與真理，反對愚昧與謬誤。燕山學社的社風是真誠、執着而倔強地追求真理，不為任何權威壓制所動搖。
    
     燕山學社以不畏萬難的氣概萌生、創立，亦將以排除萬難的氣概發展、壯大。燕山人將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勤奮嚴謹的作風，熱情、堅韌的意志，寬容、自信的氣度，走向荊棘與玫瑰並生之未來！
    
     燕山學社舉辦了許多報告會，討論會和演講。燕山學社的「燭光沙龍」吸引了大批學生。學社的負責人定期將擬定的「燕山論題」張貼在校園，激發同學們關注社會問題和理論問題。
    
     1993年11月，由「燕山學社」主辦的《燕山評論》第一期出現在人大校園。這份油印刊物共40頁，設有四個欄目。在「論海拾英」一欄中發表了「論李大釗的人權思想」，這篇文章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對人權問題的觀點，文章指出，李大釗這一代中共領袖之後，理論的路子越走越窄，偏狹和固執將人權視作毒草異己，令人不敢論及。批評了人權虛無主義，高揚人權主義。在「社會廣角」一欄中，發表了青年美學教師回顧1993年大陸文化現象的文章。另外，「人間閒話 」、「理想園」二欄目中，就大陸校園中議論較多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燕山評論》這本印刷粗陋的刊物給人們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大陸高校新一代正趨於成熟，他們不盲從，不媚俗，冷靜客觀。
    
     燕山學社除創辦《燕山評論》外，每隔一周舉辦一次「燭光沙龍」。沙龍在周末晚上學校的大教室中舉辦，在優雅的燭光和充滿文化氣息的氛圍中，先由燕山學社請來的學者闡述文化方面的某些見解，然後由同學們圍攏在一起，互相討論。每次沙龍都由幾十個學生參加，學生們有朗誦詩歌的，有發表演說的，有唱進步歌曲的，這種熱烈向上的氛圍，這種促進人們交流和溝通的「公共交往空間」，在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下的校園是絕無僅有的。
    
     1993年4月份，燕山學社邀請北京吉它歌手，自稱是「毛主義者」的張廣天、黃金剛舉辦了吉它燭光晚會，參加者近百人。張、黃二人邊唱邊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下面是他們的兩首歌詞。
    
     張廣天的「口號」：
    
    
     「正義的人們不畏風險團結在一道
     讓我們一起為了明天呼喊口號
     喊出我們祖祖輩輩共同的願望
     喊出我們堂堂正正的人的驕傲
    
     第一句口號聯合起來全體無產者
     第二句口號祇有這樣別無選擇
     第三句口號愛你愛我就是去戰鬥
     第四句口號誰有真理我就跟誰走
    
     第一句口號讓第一槍把我先打倒
     第二句口號山花爛漫她在叢中笑
     第三句口號長風怒吼黃河在咆哮
     第四句口號晴天霹靂大喊一聲好
    
     第一句口號拿起掃帚快掃掉垃圾
     第二句口號摧枯拉朽不能再遲疑
     第三句口號大鬧天宮試看天地覆
     第四句口號從古到今造反有理
    
     看看我們擁有千千萬萬
     再看看他們孤孤單單
     看看正義就在我們這一邊
     再看他們都快要完蛋「
    
     黃金剛的「一個工人的觀點」：
    
     「有錢的越有錢
     沒錢的越沒錢
     錢就那麼多一點
     你以為分不完
    
     有錢的更有錢
     沒錢的怎麼辦
     說什麼公平競爭
     你不見惡霸橫行
    
     離開北京我要回故鄉
     在車上遇見一位老人
     他跟我說起這些
     他說他看不慣！
    
     看不慣啊善良的人們
     還是你們看不下去的一天
     可罪惡還要你們往下看
     可惡霸還要你們笑開顏
    
     善良的人們啊你們太善良
     為非作歹的人巴不得這樣
     好心的人們啊你們太健忘
     你們祖先怎會這樣好商量
    
     離開北京我要回從前
     找那些教過我真理的親人
     問他們為了什麼鬥爭
     為了什麼犧牲
    
     為什麼貧富不均
     是因為為富不仁
     為什麼好壞不分
     是因為沒有鬥爭「
    
     張廣天、黃金剛都曾受過政府的監禁和迫害，他們的「毛主義」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它以「左」的內容和形式反抗當局，可謂「打着紅旗反紅旗」，在北京有相當一批政府反對派持這種類似西方「毛主義」的政治主張。燕山學社邀請他們並不是出於讚賞他們的理論，而是想讓在思想專制下深受毒害的青年學生們接受更多的非官方的思想、不同於教材書和政治老師說教的思想，最終能使他們獨立思考社會問題。
    
    
    大學生國情問卷調查
    
    
     在1993年3月人大、政協會議前夕，在北京高校學生寒假結束、返校之際，為了解學生對當前國情的看法和將學生關心國是的風吹進「兩會」，北京高校進步學生進行了一次同時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進行的「大學生與國情」問卷調查活動。
    
     此後，在人民大學舉行的一次秘密學生會議上，各項工作安排妥當、順利進行。會議決定由人民大學學生郭保勝總負責該次活動，人民大學的發送由吳永堅、於某等人負責，北京大學由劉某負責、北師大由張馳、張守禮等人負責，清華大學由周逸公負責。最後結果統計出來後，由周虎向外界發佈了結果並對結果作了評述（問卷及結果見本文附件四）。
    
     這次調查是在大陸高校面貌發生顯著變化的背景下進行的。1993年2月以來北京政府取消了北大、復旦大學兩校新生入學的一年軍訓制度，1989年以來的嚴峻的大陸高校政策漸趨緩解，校園寒冷的政治空氣有所轉暖，其次，伴隨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校園陳腐僵化的教學體制、學術氛圍有所改變，高校的文化氣氛逐漸活躍，學生精神面貌有較大改觀。
    
     從問卷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陸高校的青年學生對顯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的關心程度居高不下。這次調查範圍之廣，收發之快，回收率之高，已說明上述看法。從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學生所關注的社會問題，縮小了青年學生同社會顯示之間的距離，不再從抽象的理論和價值原則出發分析對待社會問題。青年學生對現實中國的看法與官方所宣揚的「大好形勢」完全兩樣，他們對目前民眾的生活狀況、農民的負擔、經濟改革的前景、政治參與的狀況等表示出嚴重的憂慮和不滿，對官僚腐敗、分配不公、社會風氣墮落、偽劣商品充斥等現象更是痛恨。
    
     從調查結果中，還可看出青年學生對社會發展進步和官方政策缺乏耐心和信任，他們的理想主義和道德情感因素在其心理構成中仍佔有很大比重。經過近4年的沉寂，新一代的高校學生持續關注中國社會改革的進展，他們理應在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這次規模較大的調查活動受到北京公安局的關注，幾位負責學生受到校方的約談。
    
    
    三味書屋聚會
    
    
     清華大學學生周逸公因參與八九民運北羈押一年後，又到清華大學進行學生活動。1993年3、4月間，周逸公及人民大學學生郭保勝、北大大學生劉某應原《經濟學周報》主編何家棟先生之意，參與組織了一次高校學生與民運老前輩的聚會。地點是北京市民族文化宮對面的三味書屋，時間是4月10日三味書屋開業之日。
    
     4月10日上午，北京高校在校學生10數人來到書屋，陸陸續續趕到三味書屋二層會議廳的有知識界胡績偉、許良英、何家棟、於浩成、蔣培坤、戴晴、杜鋼健、袁紅冰等，也與1989年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王丹、馬少方等人見面晤談。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高校在校學生都比較興奮，聚會持續3小時左右後結束。
    
     這次聚會意在使得因六四而未見面達幾年之久的各方人士進行會面和溝通，也使89後的在校進步學生藉此與他們進行交流。聚會雖沒有正式的議題和行動，但作為89年後少有的民運人士大聚會，確實是對北京當局的一次挑戰，也因此受北京安全、公安部門的關注。
    
    
    1993年五四的北大
    
    
     1993年5月4日中午，北京大學「九十年代」聯合其他20多個社團的負責人將一張特大的大字報貼在三角地海報欄內，覆蓋了整個海報欄（長約7米，寬約2 米）。張貼時與校警發生衝突，由於數百名學生的幫助，終於將這寫有《精神的魅力》一書前言大字報張貼1個多小時，圍觀學生和教師如人山人海。《精神的魅力》一書是歌頌北大光榮傳統的佳作。其前言也就是大字報寫道：「這真是一塊聖地。
    
     近百年來，這裏成長着中國數代最優秀的學者和鬥士，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這一切又與勇銳的反抗精神一起，構成了一種特出的精神的魅力。民主與科學，已成為這聖地的不朽的魂靈。「與此事件同時，組織當夜」五四燭光吉它晚會「的活動也秘密進行。北大」九十年代「負責人劉某為了不讓學校發現，將有關此晚會的海報貼在學生宿舍樓里。北大」搖滾文化研究會「負責人許某將楊義等北京地區青年吉它歌手安排妥當。人民大學學生郭保勝負責在人大校內貼了海報，並邀請吉它歌手黃金剛等人到北大參加晚會。
    
     當日晚7時起，在北大圖書館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學生，校內外吉它歌手前後共約近千人一塊高唱歌曲。起初他們高唱崔健、黑豹的搖滾歌曲，後來由楊義唱《小康夢》，歌中唱道：「小康是什麼，物價天天漲……小康小康，你究竟給人們帶來了什麼」。歌曲諷刺了揭露了官方以經濟利益矇騙人民的伎倆，是對唯生產力理論的有力抨擊和對自由的思想和文化權利的渴望和要求。黃金剛的《一個工人的觀點》《再見》等歌也受到學生們的喝采。之後，學生們高唱《國際歌》數遍，顯示了他們的激情和義憤。晚會持續到深夜11點鐘結束。在晚會舉行期間，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壓制學生們的活動，兩架錄像機錄了整個過程，幾個預先要進北大的搖滾歌星也因北大當夜封鎖而沒有進入校園。作為發起者和組織者的兩個學生郭保勝和劉峻於8時左右被警方從草坪上帶走。郭、劉二人分別被審查一天，兩天後放出。
    
    這次志在紀念「五四」，藉助吉它和歌聲，活躍校園文化氣氛、政治形勢，表達學生們壓抑心情和理想主義的晚會取得了成功，是89年以後第一次學生獨立組織的、人數眾多的、有主題的大型活動。北京警方萬分驚懼，將此事情通知到北京各基層單位，以防更大的學生活動。  
    
    北京師範大學倫理學社及其《聲音》
     「這是我們的聲音，真誠的聲音，雖然方剛剛發出，但即早已存在，存在於所有有熱血、有思想、有期待的地方，期待人民幸福、國家富強，這種聲音山河將之阻隔，時間不能使之遺忘。
     我們的聲音將以其真誠而進入歷史。」
     1993年3月，當《聲音》的創刊者們用自己的良知寫下這些發刊詞時，他們已經預料到一份學生自己辦的刊物的命運將是什麼。兩個月後，《聲音》第二期在印刷中被查禁，主要創辦者，北京師範大學倫理學社的張馳、張守禮等受到市公安局、校黨委、團委的多次審查。
    
     北京師範大學倫理學社成立於1982年，1989年以後，它逐漸成為一群積極思考、不滿於現狀的青年學生的陣地，他們在1989年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國的力量之所在。在經歷了六四後的震驚、迷惘之後，他們開始一點一滴地積聚力量，等待時機。學生社團正是提供了公開、合法的組織形式，對內可以宣傳民主、進行啟蒙，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對外可以此為橋樑加強同高校、知識界的聯繫，溝通渠道，建立一個的非組織化的網絡，積聚形成組織的勢能。1989後獨特的社會背景，使得學生社團具有了鮮明的政治色彩。這也是在其後北京高校一系列大規模的協調行動中，政府明確地感覺到顛覆性的原因之所在。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大都來自外地，有相當一部分同學家境貧寒。這些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青年人對貧苦、對尊嚴有更深刻的了解，對平等、對公正有更熱切的追求。倫理學社以關注最底層為自己的方向，不僅有感情上的因素，也基於中國的發展絕不可能拋開最底層這一簡單思考。在1991—1993年間，倫理學社在張馳主持下，組織了《中國農村問題》系列研討和《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講座，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福垣和單光鼎主講。這些立足基本國情的講座引起了許多同學的深刻思考。
    
     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剖析也是倫理學社的活動重點。1992年3月，他們舉辦了關於「毛澤東熱的講座，請來了人民大學被停課的青年學者蕭延中。秉着思想多元，信仰自由的宗旨，他們請來了中國佛教協會、《法者》的副主編純一法師在校園內開壇講法。北師大的王富仁教授研究魯迅頗有心得，倫理學社多次請他主講，名為紀念魯迅，實為批判中國傳統文化。
    
     89以後的校園文化一片蕭瑟，不但政府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徹底失去市場，而且在80年代形成的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標誌的激進文化也開始隱退。大學已不再是社會先進思潮的發源地，相反，在面對形式多樣的社會文化的衝擊時，校園顯得蒼白無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生社團所組織的活動不但對活躍校園氣氛、振奮學生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還為朋友們的相識創造了契機。正是在這些講座、研討中，平時縈繞於胸但卻不曾宣之於口的思想才得以一吐為快。
    
     校園文化活動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為校際間的交流提供了渠道，為高校間的協調行動提供了合法的形式。正是藉助學社這一旗號，師大部分同學參與了其他高校組織的多次活動。
    
     在1992年的一二九，由倫理學社發起，師大廣播台、經濟學社聯合組織了一次校情民意測驗，共發問卷2000份，內容涉及教育改革的前景、師大的前途、學生伙食、學習環境等諸多同學反映強烈的問題，並將最後的調查結果公之於眾，對一些焦點問題達80%的意見集中度使同學看到了集體的意志，學校則大為震驚。
    
     經過一年多的活動，師大倫理學社在校內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校外和人大、北大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此時，辦一份社團刊物，記述大家的思想，以更好的形式進行宣傳、交流，成了他們的最大心願。為了保證刊物發出的是他們自己的聲音，創辦者們決定不管校方有關刊物審查的制度而自行出版，並為此承擔責任。這就是出版於1993年上半年的《聲音》。
    
     《聲音》儘管是以師大倫理學社名義出版的，但事實上它是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的張某、郭保勝等同學的鼎力相助下問世的。人大方面提供了近一半的稿件，並具體承辦了印刷事務。辦刊也從一個方面密切了校際間的合作。
    
     《聲音》出版之時，正是中共市場經濟路線出台不久，社會天平迅速從權力傾向金錢，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加快，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乃至發生了四川仁壽農民暴動，深圳股民騷亂等嚴重事件，《聲音》接連發表了《經濟自由化及其人道主義含義》、《市場經濟呼喚新體制》等針對現實的文章，提出了「自由經濟、公正社會、民主政治」的口號，明確指出政治體制如果不改革，所謂市場經濟祇能導致一個畸形社會。針對當時政府一廂情願地「申奧」活動，《聲音》發表了專欄文章，批駁了某些人企圖借2000年奧運以挽回面子的荒謬想法，指出祇有從根本處着手進行改革才能順乎民心。
    
     作為師大特色，創辦者們設立了「國情報告」這一專欄，主旨是通過作者自己的感受，用樸實的文筆將那些「沉默的大多數」的生活描繪出來，記述他們雖屢遭打擊仍星星不熄的希望，記述他們雖歷經困苦卻愈發透澈的尊嚴。以《聲音》為媒介和知識界交流溝通也是創辦者們的重要目的。他們把刊物寄給了有關雜誌，收到了良好的反應。《讀書》編輯部稱《聲音》為「天地間良知未泯的一群」，並希望能常有溝通。
    
     儘管《聲音》祇編發了兩期，但其影響較其規模而言仍是相當大的。它真實地記述了一批有良知的青年人在1993年的思考，並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國家、對社會的關注。《聲音》向社會清晰地表達了他們的理想「是高揚而不是墮落，是建設而不是破壞。」他們用行動表明了他們的信念：「對現實社會的不公正，我們不能總是使用良心拒絕的自由！不能總是在退讓中尋求一點點生存空間，在自得中尋求一點點心理慰藉。」
    
     《聲音》之被抄直接起因於第二期一文中對五四和六四的評價，文中稱六四是五四理想70年後的實現，並為中國未來現代化的發展爭取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固然當局不能容忍對六四的翻案，尤其是學生，但是作為一份被查禁的民辦刊物，對某些人而言，其內容的刺激性往往讓位於「民辦」這一形式的刺激性了。但作為創辦者，張馳他們所爭取的不正是這一「形式」的自由嗎？
    
     《聲音》是不會結束的。「因為縱使時空可以扭曲而真誠不可泯滅，過去可以塗改而今天不會忘懷。」正如以後的人們不會忘記六四一樣，所有凝聚人們真誠信念的事物都不會被忘記。《聲音》將和在1989年以後北京高校發生的諸多事件一起，以其真誠而進入歷史。而這些青年學生，在89後惡劣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理想並勇敢地為這種堅持而承擔責任，默默工作，他們也正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書寫歷史。
    
    
    1993年六四遭難
    
    
     1993年六四左右，北京公安學生處本着「將反革命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的原則，有計劃有重點地對北京高校進步學生進行大清洗行動。重點是中國人民大學，也涉及了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
    
     6月2日，一批香港學生應原北大學生李民琪之邀到人民大學準備同進步學生晤談。警方得知後沒等他們與人大學生接觸就將他們驅出到校外的賓館居住。涉及此事的李民琪於當夜在西安至北京的列車上被警方扣留，後送到一賓館軟禁一周左右。接待過香港學生的人民大學學生於某被警方在校內保衛處審查一周左右時間。
    
     5月31日，人民大學學生郭保勝與其某廣告公司朋友林某印製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圖案為戴着鐐銬的幾個腳印，其意為紀念追求自由、反抗專制的烈士和志士們。郭的朋友、人民大學兩個學生李某、洪某穿了文化衫兩天後被警方傳喚，並沒收了文化衫。印製人郭保勝、林某於6月2日被警方強行拘捕。二人被拘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十餘天后，於6與19日釋放。郭在釋放後仍然回到人民大學讀書。
    
     郭的朋友馬某、杜某（流浪詩人，曾參與九十年代現代藝術展，北大燭光吉它晚會）和五四晚會吉它歌手楊義也被公安局非法拘禁十幾天，受盡折磨。清華大學學生周逸公也被警方於六四前無任何理由拘捕，不知下落（後得知被勞教兩年）。北京大學學生劉某、朱某也因「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活動，被學校給予記過處分。
    
     警方的這次殘酷的打擊活動，既是害怕六四期間進步學生們出現「過激」行動所採取的措施，也是對高校近年來幾名進步學生蓄意已久的懲罰行動。儘管每年六四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被警方封鎖得水泄不通，儘管追求民主自由，反抗專制獨裁的一代一代熱血青年，將毫不畏懼，為他們的理想而奮鬥不息！
    1994年六四後第一波學生運動告一段落
    
     1994年後，北京高校的氣氛更加恐怖，公安、國安、總參各方特務都深入到北京高校，一些進步老師相繼受到處罰甚至逮捕，一些經常來學校的原六四學生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後的學生運動在1994年受到重創。
    
     李海是89後持續援助高校學生運動的傑出人物，他累次擺脫特務的跟蹤，到北大、人大、師大的大學生中，交流關懷、總結經驗、並給與各方面支持；第一次釋放出獄的著名學生領袖王丹，也曾來到大學生中，秘密進行會談，給北大、人大的在校進步學生很多的鼓舞。但他們2人與其他人一樣，在1994年之後受到更大的限制。1989年之後北大法律系教師袁紅冰在高校學生運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1994年他的幾個學生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王仲秋、王家其等），他本人也被秘密逮捕。北京高校活躍學生郭保勝由於在北京被嚴密監控，到深圳與李文明等朋友進行工人維權活動，但不幸在1994年六四被深圳警方逮捕，關押3年後，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3年半。另一學生吳永堅後來修煉法輪功，在2000年後被重判7年徒刑。
    
     經過這樣的摧殘，1989年後的第一波北京高校學生運動基本告一段落。其後雖無大的波瀾，但也有獨立的個體學生的反抗行為，也有像北大碩士研究生楊子立、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徐偉、中國地質大學畢業的靳海科、北京廣播學院畢業的張洪海等原學生的「新青年學會」案件。成立新青年學會時4人都已畢業，但成立地點在北京大學，而且警方在他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非常關注他們。他們在學校期間也做了不少推進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工作。在他們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們就在一起討論各種社會問題，多次到農村進行考察，免費培訓北京的民工子弟學校教師，並義務教學、捐獻教學用品，探討中國社會的自由進步之路。他們各自離校後不久，專制者就以成立非法組織的藉口，在2001年5月將徐偉、靳海科判處10年徒刑，楊子立、張宏海判處8年徒刑。判刑如此之重，當局試圖以此扼殺學生運動是重要原因。
    
     新青年學會案件到現在已經8年多了，這期間鮮聞高校學生運動的情況。今年因為「孫東東事件」大規模的訪民到北大示威時，在校門口聲勢非常浩大，但幾乎沒有聽到北大學生和北京高校學生的聲音。相對於1989年意氣風發、為國為民流血犧牲的高校學生而言，當今大學生的死寂無疑是一種恥辱、悲哀。
    
     這一片死寂除了官方的殘酷打壓、滲透、防範外，高校學生理想缺失、物慾橫流、極端現實主義的精神狀態也是關鍵原因。如1989年顯示的，學生運動是全民民主運動的先聲，我期盼海內外關注中國民主進步的各種人士切實關切高校學生運動，通過信仰和文化學術交流等渠道喚醒學生們的良知、公義和道德勇氣，通過各種途徑讓他們了解事實真相，了解在他們的學校中曾經發生地這些美好而壯烈的往事，了解那些為中國自由進步吶喊、呼籲、付出代價的學哥學姐們的感人事跡，成為推進中國進步的「天之驕子」的大學生。這也是本文的寫作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