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發生的幾起事件——「羅彩霞案」、「杭州飆車案」、「鄧玉嬌案」等——引發了官民對立。尤其是在後一起案件中，鄧玉嬌因不堪被三個索要「特殊服務」的基層官員的凌辱，憤而用一把修腳刀手刃官員的舉動，被不少網民喻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員，卻幾乎沒得到公眾半點兒的同情。這種反差的背後，凸顯中國社會兩個階層——以官員為代表的權勢階層和以底層民眾為主的弱勢階層——的對立和分裂。
可以看到，鄧玉嬌案再次喚起人們對一些官員貪污腐化、欺壓底層民眾的集體記憶。此前，媒體剛曝出貴州習水官員嫖宿幼女案、四川宜賓國稅局長買處案等，這些事件，已令一些基層官員在民眾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於醜陋的化身。因此，「鄧玉嬌案」被網民賦予了極強的象徵意味——一邊是擁有政治權力、性權力、金錢權力等強權的官僚，一邊是被侮辱、被壓迫、被剝削的底層民眾。這種二元對立的圖景植根於公眾的潛意識中，且不斷被現實證實。
上述鮮明的對立圖景，說明權勢階層與底層民眾的矛盾，已經到了激化的地步。最近幾年，社會學家頻頻用「斷裂」一詞來概括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在各種斷裂關係中，官民對立，特別是一些基層官員與基層百姓的對立，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正如一些學者所說，根源在於一些地方基層政府官員非但不能代表和保護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和非正義的製造者。基層政權的高度非道德化，使得地方官員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所以才出現「父母官」欺壓人民的事情。
基層官民的這種對立，是一系列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的必然結果。在推進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並沒有真正約束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沒有真正地賦權於民，致使民眾的權益在發展的名義下受到侵害。尤其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背負了制度與結構變遷的代價，卻沒有真正在享受發展的成果，成為一個沉默無助的群體。
彌合斷裂的社會，修復官民對立關係，必須真正還權於民。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從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需要種種政治社會的制度安排來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權利。因為，如果公民在上層建築所享有的權利缺失，就無法對其在經濟基礎領域所享有的社會和經濟權利，提供相應的保障。
隨着互聯網日益深入地界入公眾的日常生活，人們的權利生長方式也正在發生變化，他們不再被動等待執政者賦予自己權利，而是主動去爭取本屬於自身的權利。但對於這種變化，執政者尤其是一些基層執政者，普遍處於一種不自覺狀態，還習慣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對待底層民眾的權利要求。如果不實現基層政府的轉型，不規範和限制政府的權力，不將官員趕到權力的籠子裏去，等待我們這個社會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腳刀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