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本價值遭到摧毀的大悲愴
這一次《吳宓日記續編》給余英時先生的震動，堪與一九五八年秋，他在哈佛偶然讀到陳寅恪的《論再生緣》油印稿本的那一次相比，他稱之為的這種「精神震盪」，也只會發生在像他這種蘊涵中國文化價值之人的身上，因為只有他們還能感應到中國基本價值遭到摧毀的大悲愴。這自然是一個我無力深談的題目。
可是，我卻看到相反的情形，值得一議，即當今中國人對價值系統崩塌的隔膜和生疏，以及誤讀、否認，甚至禮讚。晚近以來中國語境中關於「大饑荒」、「紅衛兵」包括整個文革的爭議，在在折射了對價值系統毀損的評估、褒貶。例如，關於文革初期「學生打老師」這個歷史現象，由王友琴發軔興起一場「紅衛兵考古」，因其鋒芒直指中國價值系統的摧折，而引起甚為廣泛的辯駁，也不乏袒護「紅衛兵」的聲音沉浮其間，但那是很次要的問題，要害是，人們的爭辯皆圍繞在所謂「罪與非罪」，而迴避了它跟價值世界的關係。這一現象，正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價值衰微。假如一個民族還陷在爭辯「學生打老師」的是非泥淖中，這個民族還有沒有一個基本價值系統，就很可疑了。
余英時在《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一文中，說得很沉痛：「但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年左右，經過三十年有計劃、有系統的全面摧毀，民間社會已蕩然無存，最多只剩下幾許殘骸。儒家價值則變成了『封建遺毒』，是必須徹底掃除的第一大敵，子女清算父母，夫婦之間劃清政治界限，學生鬥爭老師等等，完全取代了孝悌、相敬如賓、尊師之類傳統價值。承擔着價值世界的知識人（傳統的『士』）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比起希特拉治下猶太人的命運還要悲慘。」
告密行為挑戰價值系統
確實，在一座「價值荒原」上，人們還能爭辯出什麼是非來，是很值得懷疑的，至少，以中國人的是非觀來衡量，這些爭辯常常言不及義、胡攪蠻纏，連起碼的辯論門檻都夠不着，因為沒有價值常識，就像荒原上的一陣陣西北風。也因此，有人會引進一些西方的概念來救急，比如法律上的「罪與非罪」概念，說得頭頭是道，卻一點也沒覺察到，這跟四九年以後退化成一個蠻荒世界的中國，有何相干？別忘了，那裏也是一個「法律的荒原」，這就如同你去跟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一個猶太人談德意志法律一樣。避開價值維度談「新中國」，等於什麼都沒談。
當下的一個熱門話題：知識者告密，也是如此。告密行為，在一個根本沒有法制的社會裏，自然「無罪」可糾，而今欲追究，亦須待中國有了「三權分立」再說。告密行為，挑戰的首先不是法律系統，而是價值系統，尤其知識者行告密，乃「不齒」之舉，「自辱」行為，是比殺頭都要嚴重的事情！可是，今日我們來看此事，則發現當初那些大名鼎鼎的告密者行之若素，而後世看去亦無所驚訝。這個世道真是有病！
著名詩人、作家聶紺弩，因友人告密而遭難，不過是冰山一角。「新中國」一旦被揭穿所有秘聞，恐怕是人人如鬼。導致知識者墮落，叫他們在中共治下落到這步田地，余英時在解讀吳宓日記的上文接續，也有透徹分析：「希特拉大規模地消滅猶太人的生命，其殘酷固然不必多說。中國讀書人則深受儒家『士可殺，不可辱』 的影響，往往把個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但『黨天下』統治者偏偏抓住這個致命弱點，儘量『辱』而不『殺』。實在忍受不了而自殺的雖也不少，但絕大多數知識人卻只有忍辱偷生一途。這是因為自殺被視為反抗政權的行為，罪莫大焉，必然罪及家人，特別是兒女，使他們永遠為人所不齒。忍辱偷生的知識人在日以繼夜的鬥爭、批判、檢討……之下，精神上的自尊被一點一滴地剝得精光，自己也越來越鄙視自己。這恰恰便是『黨天下』所追求的目的，因為一切價值都必須由黨壟斷，決不許在黨外還另有價值的來源。」
這些文字，余先生寫於二○○六年夏天，提前為作家寓真曝光《聶紺弩刑事檔案》所涉及的「告密」問題，作了文化、價值的詮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