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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外腦」
從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上引退一年後，71歲的曾培炎再度「出山」，這次，他有了一個新身份——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以下簡稱國經中心)理事長。
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級智庫，在3月20日召開的第一屆理事會上，曾當選為理事長。他的前副總理身份，以及國經中心領導層不尋常的「豪華」陣容，使得新智庫備受海內外矚目，一時有「中國最高級別智庫」之稱。
新智庫成立之際，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方興未艾，不明朗的形勢和前景使國家宏觀決策面臨嚴峻挑戰。而國內現有的高層決策諮詢體系，則似乎難以有效地幫助決策層應對眼下的複雜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從全國「兩會」到官方媒體，針對經濟學家和智庫機構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的批評不絕於耳。國經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雜誌抨擊一些智囊專家只會「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國經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這是在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級智庫的一次質的飛躍。」國經中心研究人員之一，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劉克崮評價說，中國智庫體系的變革剛剛開始。
「超級智庫」3月20日，在北京中國大飯店這家「白金級酒店」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正式成立。這個新智庫的領導層，擺出的是一個「超豪華陣容」——
理事長曾培炎，原國務院副總理。
執行副理事長8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經濟學家厲以寧、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魏禮群。
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長10人：香港國際商會主席馮國經、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中央外事辦原主任劉華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台、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副主任委員徐榮凱、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
秘書長魏建國，商務部原副部長。
常務理事中包括中鋼股份董事長黃天文、中海集團總裁李紹德、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裁王會生等大型央企負責人。
這樣的人事架構，被另一家京城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江涌評價為「陣容龐大，規格很高」，「幾乎任何一位都是當下媒體所追逐的關鍵人物」。
新智庫的「來頭」也引人矚目。
「這個新智庫是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來國家發改委下屬的國際合作中心和對外開放諮詢中心兩大智庫。」參與國經中心籌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說，溫總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僅靠經驗，靠少數人的智慧是很難作出正確決策的，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加強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這事實上為新智庫成立後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們)將着眼於國際經濟方面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開展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研究，不斷形成一批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儀式上說。
國經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點研究的19個課題，包括金融危機第二次衝擊波的可能性、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中美戰略經濟合作、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俄中亞能源資源合作研究、各國政府決策機制及智庫在政府經濟決策中的作用等，「都是當下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劉克崮說。
新智庫成立後的首次重大活動，是計劃於6月下旬在北京舉辦的「全球智庫峰會」。這次大會將邀請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庫和全球500強企業領袖，為擺脫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出謀劃策。
所有這一切，都使外界對這個「中國最高級別智庫」在未來高層決策中的角色充滿聯想。
專家們的低谷在曾培炎看來，眼下越來越複雜的國際環境，「是對各國智庫謀劃能力的考驗。」
這是近10年來對決策者最具挑戰性的年代，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宏觀調控政策快速調整，使得各級官員和企業界一度手足無措。
「我們最希望獲得對未來經濟形勢、對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相對準確的預期，但過去一年的頻繁變化，讓我們很迷惑。」在浙江做紡織品生意的葉運堂說。
與此相伴隨的，是一些經濟學者和智囊專家的種種預言一再淪為笑談。
2007年底，中國社科院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還在強調「4%是中國通脹承受的極限」、「宏觀經濟不會大起大落」，兩個月後，CPI達到月度8.7%，半年後，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貸危機初起時，不少主流學者紛紛給出「危機是暫時的」的判斷，強調「對中國影響不大」。
2008年7月，當國際油價衝擊147美元/桶，國內的能源研究機構眾口一詞地預測「國際油價即將衝上200美元/桶」，5個月後，他們被35美元/桶的新價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專家一預測，人類就發笑。」3月26日，國研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隆國強在一個論壇上被記者追問對中國外貿形勢的預測時，不禁來了一句幽默。
學者和智庫機構頻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輿論批評。全國政協委員劉革新在3月初的全國「兩會」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經濟學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雜誌則抨擊說：「2008年4～7月份，國內經濟形勢已出現逆轉時，『抬轎派』學者還把經濟增速下滑作為調控的成績來宣揚。」
「誤判頻繁發生，除了專業功力不足的原因外，還在於國內現有的一些智庫越來越多地囿於利益集團的束縛。」江涌說。
江涌曾就「部門利益」問題做過專題研究，他發現，一些部委下屬的智庫機構越來越注重於本部門的利益訴求。由於受到觀點必須與所在單位一致的「內部紀律」約束，研究者們大多採用有利於本部門的論點和論據，否則就會被領導批評。
接受海外機構和跨國公司的資助，也成為國內不少智庫的謀生手段。2008年3月 20日，美國福特基金會在北京舉辦一個招待會，「邀請了400多人，全是來自中國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學和政策諮詢部門的知名學者，他們過去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一位當時到場的研究所負責人回憶說。
有實力的民間商人也介入到對智庫的資助。據江涌所知，山西幾位煤老闆在北京購置辦公室，組織了一個智庫，資助一部分專家進行研究，以便「專業地表達符合他們利益的觀點」。
在江涌看來，智庫機構不受規範地接受外部資助，結果便是「吃人嘴軟」，淪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者，難以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和科學性的諮詢服務。
「經濟社會運行的複雜形勢對目前的智庫體系形成嚴峻挑戰。社會轉型必然要求中國智庫體系的轉型。」劉克崮認為，智庫系統變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層次、綜合性、半官辦民的新型智庫。
「半官半民」國經中心的組建，被認為是這種轉型的探索之一。
高層次、超部門，是對新型智庫的第一個期待。有前國務院副總理掛帥領軍，國經中心的高級別不言而喻。作為非營利性社團組織，國經中心目前常設的研究人員有上百人，其中部分為事業編制，而它的開放式研究平台可實際調動的人力則遠超這一規模。
「針對金融危機這樣複雜經濟現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門、跨地區、跨學科的。」劉克崮介紹說，因此，國經中心的成員分別來自國家行政部門、各社會團體、大型企業、港澳商會、金融機構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單一部門和社會集團的人事佈局。
新型智庫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半官方半民間」的身份。
劉克崮走訪了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7家國際高級智庫，他的結論是，中國的智庫體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辦民的智庫，「官方智庫受到體制內的各種因素影響，民間智庫又離決策層比較遠，對高層的意圖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國高級智庫的「官民結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在進入白宮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蘭德公司等智庫任職。離開白宮後又重回智庫。「智庫精英既接近民間又熟悉政府運作，知道決策層要什麼」。
因此，作為對半官半民的探索，國經中心吸收了許多像曾培炎這樣的「退下來的老同志」，他們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間，又能因原來的職業經歷而將社會意見快速反饋至高層。
不過，國經中心吸納了許多大型國企為理事單位的做法也引來質疑。鑑於企業單位可能會為中心提供研究經費，有輿論對新智庫能否保持獨立性表示擔心。江涌也主張，體制內的智庫研究應全部由政府出資。
而劉克崮對此則並不格外擔心，「任何智庫的資金來源都是多元的，以社會來源為主，政府經費為輔，只是要避免單一地接受來自某一企業或行業的資助。要以課題費和研究成果為有償使用為主。」
他舉例說，蘭德公司65%的收入來源於美國聯邦政府，35%的收入來自州政府、外國政府、私營公司、基金會等不同的客戶。由於實行規範的項目合作制，蘭德得以成為美國政府名副其實的「外腦」，保持獨立思考。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