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人赴大陸「移植游」 這事兒是衛生部管得了的嗎?

2月6日，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自中國於2007年以來,至少有17名年齡在50至65歲間的日本患者，在中國大陸大約停留20天，應院方的要求用中國人的名字住院，在廣州市的醫院接受腎臟、肝臟移植手術。　

中共媒體報道稱:"衛生部"已經責成相關部門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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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新聞原稿:

中國頒佈禁令以來仍有17名日本人在華接受臟器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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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又一力證

2007年7月19日，《南方周末》頭版以「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為題，用整版的篇幅報道了中國衛生部發文嚴格限制國內醫院為外國人實施器官移植手術的消息。而自2006年3月中共於瀋陽蘇家屯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的黑幕被曝光以來，器官移植的深入報道一直是中共諱莫如深的禁區，這次一反常態的通過在中國主流媒體中有較大影響的《南方周末》大篇幅報道，除了表明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外，也可看作是對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簡稱「CIPFG」或「調查團」） 要求中共必須在2007年8月8日前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停止活摘器官牟取移植暴利的反人類罪行以及其他嚴重的違反人權的行為，否則將結合全球正義力量，共同抵制中共舉辦2008年奧運會這一事件的回應。

而《南方周末》自2001年被中共鐵腕整肅以來，也不復當初在中共體制下，還有着「半吊子自由」，一度「敢言」的中共愚民外衣，此時突然站出來大肆談論器官移植這個敏感的話題，既顯得不倫不類——中共不敢對調查團於2007年5月30日正式發出的「奧運會和反人類罪行不能在中國同時進行」的多團體聯合聲明進行公開回應，又漏出馬腳——反而成為中共活摘器官的又一力證。

暴利黑金催生的中國器官移植業

「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報道中（以下稱報道中）引述器官移植業務突飛猛進，「器官移植旅遊」是重要的助推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回憶「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來，接着外國人也開始多起來了。」到後來，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國外患者所佔比例甚至已超過國內患者。報道中援引《朝鮮日報》報道，2004年，該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韓國人佔37％左右，其他外國人佔16％左右，國外患者比例超過53％。從2002年開始，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韓國患者已超過500人。援引的《華爾街日報》報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臟移植手術中，有10例是在中國進行的；在過去五年間，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國接受了腎臟移植。

為什麼國外患者在中國器官移植手術中所佔的比例逐年增高呢？朱志軍一語道破，是因為實施內外有別的「價格雙軌制」。2004年初，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幣40萬元。但對於國內病人，肝移植手術費用仍維持在20萬元左右。而這種差異，朱志軍堂而皇之的解釋為，「外國人佔用了中國人的器官資源，當然要付出更多代價。」

暴利黑金，是中國器官移植業「興旺發達」根源所在，報道中引述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話說，「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而相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而已。這樣的對比數據實在讓人怵目心驚，那麼也由此引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需要多少活體器官供體才能支撐中國這數量龐大的器官移植手術，而如此多的活體器官供體又從哪裏來呢？

活體器官供體從哪裏來？

《南方周末》以頭版整版推出的這篇報道，很是煞費苦心，卻在文章最後註明，「應受訪者要求，報道所涉患者均為化名」。如果是正常的、非私密的器官移植，患者的姓名有什麼害怕公開的呢？那麼是子虛烏有的造假，還是怕調查團籍此展開調查？

雖然如此，報道中對器官移植背景的介紹以及對不得不公開姓名的人員的採訪，還是透露出了大量的證據。比如一名阿曼患者的父親哈迪德在接受採訪中稱，「到中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互聯網上的廣告承諾說，到中國肝移植等待時間為一個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體。』」另一名沙特肝癌患者阿里·納伊米則告訴記者，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等待肝移植手術的病人有25個來自沙特，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病人大概有65個。」從曾經的網絡承諾一個月提供供體，變成遙遙無期的「除了等待，我們什麼也幹不了。」則是因為2007年7月3日發佈的《衛生部辦公廳關於境外人員申請人體器官移植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人體器官移植應優先滿足中國公民需要，「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為以旅遊名義到我國的外國公民實施人體器官移植。」

果真如此嗎？令人費解的是，報道中引述2006年廣州舉行的人體器官移植峰會聲明中所稱的，「中國的人體器官十分短缺，中國每年約有15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僅有約1萬人能夠接受移植手術。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和國際慣例，器官移植優先滿足本國公民需要，禁止以旅遊名義為外國人進行器官移植，僅特殊情況例外。」既然這是一個早已熟知的原則和國際慣例，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有這麼多國外患者滯留中國等待器官移植呢？

朱志軍說，「這些外國患者都是去年聯繫註冊入院的。」那麼這至少表明中國直到2006年還在為國外患者進行大量的器官移植手術。報道中隨後引述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自1998年沈中陽創辦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學部以來，肝移植業務即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僅1999年就完成肝臟移植24例，2000年達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們共完成肝臟移植507例，打破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數最多的紀錄。算上腎移植的368例，已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學部成為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數量更是超過了600例。這也表明至少在2006年底，中國還存在着一個可隨時提供活體移植器官的龐大供體庫。

轉自《南方周末》圖片，截至2004年器官移植總數

而既然從2007年開始，人體器官移植已經轉向優先滿足中國公民的需要了，既然中國人每年都有約15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那麼為什麼朱志軍卻稱從2007春節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術呢？這與2006年完成的600例數量相比，巨大的反差又說明了什麼？那個龐大的活體器官供體庫突然間怎麼就消失了呢？

如果說，活體器官的供體來源真的是報道中引述的那樣，2005年7月，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並稱摘取死刑犯器官是在徵得死刑犯及其家屬同意的前提下，並遵循普遍性的倫理學原則進行的。那麼請問，是中國因為犯罪率突然降低而在2007年處死的死刑犯大量減少了呢？還是死刑犯及其家屬突然間都集體轉了性，拒絕提供處決死刑犯的活體器官？

參照《加拿大獨立調查報告》中對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所做的證據與反證的指證，2007年7月19日《南方周末》刊發的「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所分析出的證據都指向了一個地方，那就是，中共正在或者已經把大量的法輪功學員在器官活體摘取後毀屍滅跡！

中共無法躲避國際國內對活摘器官真相的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從這篇報道中透露出的證據來看，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那麼這也算是中國的媒體第一次用這樣白紙黑字的方式把一些原本清楚的事實進行了確認，並以此對中共犯下的活摘暴行進行了反證。而《南方周末》關於這篇報道的網頁內容，筆者也已經立此存照，並將相關內容轉呈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存檔，而因此文發表後可能引發的中共對《南方周末》的整肅以及對相關證據的銷毀，更能清楚的佐證中共在這一事件上的做賊心虛與歇斯底里。

而有意思的是，「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的作者署名為成功，確已「成功」的衝破中共的重重封鎖，將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證據發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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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器官移植供源遍佈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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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媒體報導
中國器官交易與迫害法輪功黑幕

作者：袁文、文靖編譯

轉載自《新紀元周刊》第35期【西方看中國】欄目

德國《世界日報》三月卅日用將近整版的篇幅，報導了加拿大外交部前亞太司司長喬高和著名國際人權律師麥塔斯，講述中國器官交易與迫害法輪功的黑幕。報導全文如下：

兩個加拿大人──前加拿大亞太司司長、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看起來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喬高身材高瘦，愛笑，深藍色的眼睛透着幽默。麥塔斯個頭瘦小，說話輕聲細語，鑲金邊眼鏡後面的目光嚴肅。這兩個不同的人，他們有個共同的家鄉──溫尼派格城（Winnipeg）。在那裏，他倆開始了無數次的交集。同樣是專業中的佼佼者；同樣親切有禮、舉止得體。他們同樣對「強大」的中國，可能造成威脅。

二○○六年五月廿六日之後，他們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因為在他們的信箱裏，躺着一封令人震驚的指控信等待着他們的調查。在這封信中，中國被指控大量盜取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甚至高價出售賣到國外。全球追查迫害法輪功聯盟，一個在華盛頓註冊登記的非政府組織，在信中請求喬高和麥塔斯，進一步調查這項傳言。後來，他倆找到了很多調查線索，讓中共無法反駁這項嚴厲的指控。於是，他們把調查結果詳細、具體地寫入二○○六年七月份發表的調查報告中。

從此之後，這兩人不辭辛苦，奔波往返於世界各國之間，把他們知道的情況告訴更多的人。他們在不同國家的議會發表講話，與內閣政客交談，尤其在聯合國，他們做了許多工作。

在國際指責聲浪的壓力下，二○○六年七月一日，一條全面禁止器官交易的法律在中國生效。器官移植必須得到官方書面批准後，才可以對捐贈器官人士的腎臟，胰腺或眼角膜進行摘取。

暴利的器官交易持續進行

喬高和麥塔斯肯定的認為，這條法律不可能禁止實際發生的器官交易。在中國，制定法律和具體執行之間是有天壤之別的，曾在擔任亞太司司長時多次到中國旅行的喬高這樣說：「利潤豐厚的器官交易繼續進行，沒有受到任何障礙。」

二○○六年十一月底，比利時議員帕特里克·萬科魯克斯文（Patrik Vankrukelsven）給北京的兩家醫院打電話，稱自己是一名等待換腎的病人。兩家醫院都馬上為他提供器官，報價折算歐元五萬元。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二○○六年十一月公開承認，大部份在中國移植的器官來自死刑罪犯。黃還當着中國南方大都市──廣州的醫生們說，這種交易應該被禁止。然而黃說的「這種交易」，按新頒法律在二○○六年七月份就應該被全面禁止了。

在中國 器官驚人地被浪費

按他們的調查，為給一個出手大方的顧客找到合適的器官來源，可能導致多名囚犯被殺害。喬高曾遇到一個二○○三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得到了八個腎臟供應的先生。因他的血液成份和抗體與捐器官者的不符，所以移植手術多次失敗。當他移植最後一個器官時，手術的醫生說，這個器官是從死刑犯那裏來的。

從數量巨大的調查線索和其間的連帶關係，構成了一幅完整的畫面，他們得出結論，這項指控是真實的。被摘除器官的活人在手術中或手術後隨即死亡，說白了就是利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殺人。「很多次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們的調查結果，並為之感到震驚，不願繼續下去。」喬高說。曾為許多在二戰時期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打過官司的麥塔斯，聯想起了被屠殺的幾百萬猶太人，他表示：「從那以後，就沒有什麼殘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人們認識不到事件的殘酷

令人吃驚地，在中國，人們幾乎認識不到這件事情的殘酷性。到七月份為止，中國醫院在他們的網頁上公開宣傳，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非常短。一所中國國際器官移植中心的網站上寫着：我們只需要一周就能找到一位合適的腎臟捐獻者，最長的等待時間是一個月。而西方國家的病人等待一個合適的腎臟捐獻者，通常需要等待許多年。

儘管如此，許多醫生在電話里毫不保留地告知你實情。「我們會挑選年輕、健康的腎臟。」廣州軍區醫院一位朱博士二○○六年四月在電話里這樣說：「幾個法輪功學員的腎臟正在『運輸途中』。」

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

麥塔斯和喬高說，雖然所有被處以死刑的人基本上都可能被摘取器官，但是法輪功學員的確是一群被中共當局特別污辱虐待，受盡凌辱的一個群體。

「在一個充滿仇恨的大氣候下，法輪功學員非常容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麥塔斯說。而且法輪功學員是人體器官「完美的供應者」，喬高和麥塔斯在他們的報告中這樣寫着。他們大多數人體質健康年輕化，他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

主要證人安妮是一位在遼寧蘇家屯醫院摘除了兩千位法輪功學員眼角膜醫生的前妻。採訪了安妮的喬高認為，她的證詞細節準確，是真實的。他強調說，她和法輪功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是，一九九九年法輪功被中國禁止後，器官移植的總數量在跳躍式的增長。按官方統計，從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共有一萬八千五百個器官移植案例，而在二○○○到二○○五年內，器官移植的總數是六萬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