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不折騰」的政治固守與遍地民變
不少中國人用「殤」、「亂」等字來概括2008年，更有人直接將這一年稱之為「災難元年」。總之，國人大都明白，行將到來的2009年將進入艱難時世：失業、生活困頓會成為底層人士無法擺脫的噩夢；白領階層中將有不少人會感受到自己的地位正在下沉；更多有條件的「政治精英」（百姓謂之「貪官污吏」）將會靜悄悄地移居他國。因為他們原本就沒有要與民眾共一國風雨的打算，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透過那重複了千百遍的官話套話，人們看清了中共決策層對待政治體制改革那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僵持固守，「不折騰」三字表明了當局者對「變」的深深恐懼。這種對「變」的懼怕，既有來自對「前行」――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懼，也有來自對「後退」至毛澤東時代的恐懼。「前行」，意味着官僚階層將失去一切特權與對特權的保護；「後退」至公有制，則意味着對私有財產制度的絕對排斥，這絕非已積累了巨額財富的特權階層所能忍受。
胡錦濤本人雖然曾宣稱要回歸「延安道路」，但這只是一種政治表態，並非他真打算摩頂放踵地付諸實踐。當然，小小的「改革」――即為官員創造尋租機會的 「改革」仍將不斷推出，因為只有處於這種排斥「大折騰」的「小改革」始終未完成狀態，才可以保證官僚集團不斷獲利。這應了魯迅的一句名言：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
希望保持穩定的還有知識精英階層。至今為止，大學、傳媒等在中國還處於對權力的依附狀態，並未獨立成為「第四種權力」。這種依附性決定了今天的中國知識階層整體上並不追求思想上的獨立性。但儘管如此，知識精英對未來變局的態度也有不同。當胡的講話明確表示「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始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之後，立刻有知識界人士相唱和，發表了「中國今天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此處用「普遍價值」代替了往常使用的普世（適）價值，言下之意是暗示中國將來也有可能向外輸出價值觀。這與新左派理論「中國不是轉型，而是自主型制度創新」有前後應和之效。
另一部分處於政治邊緣狀態的知識精英則聯絡維權人士與異議人士通過發表《08憲章》，表達了他們希望社會和平轉型的願望。更多的知識精英則看到了未來社會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的嚴重性，比如朱大可將 2008年命名為中國的災難元年之時，憂心忡忡地談到，「災難元年正在過去，而我們還將起身迎接更為嚴酷的未來」。
但中國已經積蓄了太多的負面能量。長久以來被反覆「折騰」的民眾已被擠壓至生存邊緣，而且由於大學畢業即失業這一嚴酷現實，他們的子女已看不到改變命運的任何可能。許多失去土地與家園的社會成員，以及數量龐大的新老失業群體，還有因今年企業破產潮而不得不回歸家園的農民工，這些人群不得「不折騰」，因為「不折騰」就無以解脫生存困境。這種「折騰」分成兩類，一類是光明磊落的折騰，那就是各種以利益抗爭為主訴的維權活動，即遍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而另一類則是張君式的 「折騰」，一群走投無路、看不到任何前途的底層社會成員將鋌而走險。他們的暴力行為對政權雖然未必構成威脅，但必然對平民的生命安全構成危險。
目前的社會狀況表明中國正在重複歷代王朝步入更替前的狀態：吏治空前腐敗，遊民日漸增多，社會邊緣性就業（撿破爛、乞丐、娼妓、黑社會、僧侶尼姑道士等各種行業）已經容納不了龐大人口，各種犯罪活動空前猖獗，知識型勞力過剩（太平天國前是文士過剩）。與前朝不同的是，由於生態破壞嚴重，中國還有1億多生態難民。
可以說，中國的未來，既不由當局者「不折騰」的意志決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別革命」的知識精英決定。如果當局抱持「不折騰」的政治固守的僵化態度，那麼中國最後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折騰」。只是來到中國的可能不是那種有浴火重生意義的「革命」，而是潰亂。
何清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