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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中共高官都把子女和財產拼命往海外轉移?

 

螺杆   中國必定會走前蘇聯的老路

傳統的暴力革命,是指武裝暴動或者或者武裝割據(佔山為王),那是上個世紀之前的革命形式,是歷史條件決定了這種形式。但世界進入現代化社會之後,革命形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產生了顏色革命這種形式,顏色革命的特點就象火山噴發,想阻止是辦不到的,只能預測預防,一場正在醞釀中的綠色革命,平時根本就看不到跡象,只有深入社會調查才能查覺。它往往是因某個偶發的小規模暴力事件引起連鎖反應,局部的暴力對抗鼓動了一個地區乃至全國的有規模的的暴力對抗,而一個人振臂一呼就有萬人響應,比如楊佳案,就很容易引起大規模的聚會抗議直至騷亂,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就是綠色革命的結果。中共接受了東歐的教訓,目前在處理弱勢族群問題上就很審慎。比如採取了整肅基層吏治,儘可能滿足民眾要求,出台遏制地方政權濫用警力的責任追究法規等等。

應該承認,中國改革開放了二十多年,社會結構已經產生了很大變化,中產階級比例擴大了,也就是說窮人相對的減少了,但這並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中產階級的增加,人民民主意識也在增加,中產階級不可能滿足是經濟地位的改善,他們進一步的欲望是政治地位的提高,以經濟收入水平比較,他們與官僚資本家集團相比是小巫見大巫,這也是一種分配不公。鄧小平六四時小資產者支持學生就很不理解:說他們本來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為什麼也要端着肉碗罵娘?

沒錯,中產階級的擴大加之專制統治方式的現代化,會使民間的大規模組織幾乎沒有多少操作空間,既沒有足夠的資金,也吸收不到足夠的人員,因而也就很難進行有組織的籌劃、準備和動員。迄今為止的暴力反抗事件,大都是無組織的偶發事件,而偶發的局部暴力事件很難發展為組織性的整體性反抗。

但是,民間積怨和對抗意識卻是整體性的,所以諧振的因素大於人為組織。前蘇聯和東歐諸國早已實現了目前中國這種社會結構,其貌似穩定的社會基礎甚至比目前中國還要壯大完善,比如羅馬尼亞,齊氏就以百分百的選票繼任,他的選民們卻因一個記者的煽動僅一天之隔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兩口子不得不逃亡,最後雙雙被暴力處死。如果回到毛澤東時代,我倒相信社會有相對的穩定,因為那時尚有殘酷的高壓和密集的特務機構(包括居委會),與國際社會也隔絕如鐵幕,資訊也不發達。現在是什麼時代?一部手機就可以調動千軍萬馬。

六四的學生是和平請願吧?北京居民抗議戒嚴也是和平請願吧?但是死人了,流血了,被中共定義為「暴亂」。任何國家包括美國,一件偶發的局部暴力事件,都會引發大規模的和平請願,繼而有可能引發暴亂,暴亂應該是暴力革命吧?非暴力革命是指不流血的請願活動,政府被人民轟下台。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幾乎所有的顏色革命都與暴力有關,群眾衝擊政府算不算暴力?強佔電台算不算暴力?遊行隊伍與防暴隊衝突算不算暴力?

六四學生請願的本意也是和平的,就是要鄧小平下台,但當局發表的社論激化了矛盾,宣佈戒嚴引發了暴力抵抗,這是一場失敗的顏色革命。另外,軍隊發動政變更屬於暴力革命,武昌起義就是,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某些小國,軍事政變是經常發生的,哪次不流血?不過是流血多少的區別。怎麼就能斷言中國就不會發生暴力革命呢?

現在的中國軍隊,老軍頭們都死了,將來是少壯軍人掌權,而且都是受過中高等教育的軍人,都有濃厚的民主意識。別忘了,現在的中國軍隊可不是國家的,是黨的,黨內的矛盾也會影響軍隊支配軍隊,所以,中國的暴力革命,最有可能還是由軍隊發起。在現代社會,唯有軍隊才能顛覆一個政權,不管是權勢鬥爭還是正義革命,顛覆的理由都會冠冕堂皇。六四時就有軍隊抗命,那時還有老軍頭坐鎮呢,軍隊的倒戈往往是依從民意,民意往往是被正義調動的,六四學生能得到北京市民的支持,就是正義調動了民意。

中國必定會走前蘇聯的老路,因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前蘇聯是一個模式,其實鄧小平就是赫魯曉夫,雖然,中國共產極權的建立受二戰影響比前蘇聯晚了半個世紀,但社會發展規律是一樣的,這就如田徑賽跑,中國僅落後蘇聯一圈而已,但跑道路徑是不變的,終點也只能是一個。唯一不同的是,大部分中國人沒有蘇聯人民那樣高的文化素養,一旦發生政變,流血和清算不可避免。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利益集團都把子女和資產千方百計送到海外去的理由。
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今年20歲,目前在牛津大學
 
萬里的孫女萬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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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蝦   中國民主運動的暴力方向:楊佳之矛,胡佳之盾
 
此文闡述了為何匪共害怕楊佳、害怕孫中山、害怕暴力革命?

匪共這樣厚顏無恥,根本不怕什麼和平理性非暴力,即使你在匪共官府門前自殺自焚,他們都不拿正眼瞧你。在我出國前、出國後,我的老家發生了好幾起自焚、跳樓...,誰管?四川震殤、三鹿氰胺...,成千上萬的死孩子,誰管?民運志士的和平煉獄、法輪佛徒的和平煉獄,誰管?

如果說胡佳是方向,是否意味着讓民眾也學着去坐牢?實際上,胡佳的意義像一面盾,他的壯舉糅合了民運志士、法輪佛徒、維權志士、獨立作家、環保義工...,各種群體的特徵,就是不與匪共保持一致,Say No, 從思想上與匪共剝離,讓匪共孤零零的在政治舞台上光屁股表演於強光燈下,從心裏感到孤獨的恐懼。

盾牌的作用就是砧板,提供後座力的支撐。但能解決問題嗎?還必須有楊佳的壯舉,如刀如矛,抒發了民間思潮:讓匪共去死、讓匪共成批去死!

以前的軍隊不敢兵變,因為害怕兵變失敗被殺,不知道能否獲取普遍支持從民間、從國際社會、從政治家集團、從商人、從民運等久有經驗的造反團體。軍人的思考,不止於兵變發動,而在發動之後怎麼辦?必須有政治家集團來重組局面、有久經考驗的民運領袖指明方向、有苦於暴政的民眾擁戴、有國際社會的斡旋。每一次民間的暴力事件的意義,在於參加過的民眾都已經是可靠的同盟軍了。

兵法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楊佳與胡佳,是矛與盾的關係,是刀與砧的關係。具備了胡佳所代表的民意基礎,楊佳這樣的猛士的擊殺才有威力。二者不可偏廢,是一個金幣的正反兩面。

西洋人為我們選擇推崇胡佳,一是因為他們只看到中國的艾茲環保等問題,看不到公安局裏監控錄像夠不着的楊佳被打之處;二是因為他們早就遠離了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的時代,可能會讓豬狗享受他們的社會發展的成果,但決不會拼出血本氣力讓豬狗變成人。

感謝西洋人,已經了解了胡佳表達的草皮淺層的訴求,但他們還不了解楊佳,還不了解楊佳所代表的火山深處的噴薄。

如果有孫中山這樣的思想領袖的強大感召力,有胡佳這樣精英的努力奔走,有楊佳這樣草根的捨命搏殺,暴力革命的時機已算成熟了,那麼匪共內部的良心政治家和榮譽軍人,就會奮起決裂。哪位高人說了,民主力量如同鳳凰,可以一百次一千次的浴火重生,但是匪共呢,只能死一次,一次就死個精光,死無流亡之島,死無葬身之地。

我們已經看到,匪共已經不安於混吃等死,而是象熱鍋上的螞蟻,抱怨着環境的溫度越來越高,祈禱着身下的鍋爐千萬不要爆炸,千萬不要暴力革命哦!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鄭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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