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王篤若報道/今日讀到VOA就胡佳可能獲諾貝爾和平獎採訪採訪萬延海。萬延海在採訪中的表態很堂皇，不禁啞然失笑。想起03年萬延海迫害胡佳，在美國高調開除胡佳，當時引發在美國反共的大陸學人憤怒。現把當年的這段公案存檔，介紹給大家。
目前就胡佳為何被萬延海開除，有3種說法。
2。萬延海為何高調開除胡佳 軒轅子說法：中共領館不高興了。
3。萬延海在多維網上的高調開除聲明，因為胡佳接受新唐人採訪。
這三種原因好像非常互補，就是胡佳讓中共不高興了！
附件列表：
附件1：VOA採訪 萬延海的堂皇話語
附件2：唐柏橋說法：為六四。
附件3：軒轅子說法：中共領館不高興了。
附件4：萬延海在多維網上的開除聲明，因為胡佳接受新唐人採訪。
附件5：新唐人專訪胡佳 為愛滋患者請命的勇士
附件6. 胡佳這樣為萬延海兩肋插刀
曾慧燕：「苦行僧」胡佳的出世與入世──從致力環保到關懷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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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VOA採訪 萬延海的堂皇話語
胡佳若獲諾貝爾獎將推動中國人權
| 記者： 陳蘇 香港 2008年10月8日 |
中國非政府組織「愛知行動項目」負責人萬延海認為，胡佳過去10年來從事維權事業，在愛滋病蔓延、六四事件、法輪功等種種敏感問題上，很多人退縮，但胡佳卻不肯選擇沉默，積極致力於實現60年前聯合國發佈的「人權宣言」的普世價值。萬延海說，7年前他認識了胡佳，胡佳為人善良執着，話語不多，願意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那個時候的胡佳每天騎個自行車，拿個手機，拿個傳呼機，到處去給各種各樣的公益機構幫忙，當時是為中國的最早的一個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他跟隨梁從戒做很多工作。」
萬延海說，年輕的胡佳參加了中國第一屆綠色大學生夏令營之後，自從踏上了艱難的維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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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64學生領袖唐柏橋說法：為六四。
核心提示：愛知行研究所的萬延海，這個人我也公開批評過他。他應該說是對愛滋病做出很多貢獻的人，但是他後面不知道何種原因，跟中共有各種暗渡陳倉的關係。他當場就批評了胡佳，事後發表一個高調的聲明，在多維網宣佈把胡佳開除，高調地給他開除。- 唐柏橋
唐柏橋：胡佳獲諾貝爾和平獎當之無愧
再舉個新的例子，就是胡佳。昨天全世界報紙已經報導了，英國、瑞士、瑞典的一些最權威的拿諾貝爾和平獎的專家們都說，今年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能是胡佳。這是了不起的事情呀！如果今年胡佳得諾貝爾和平獎，我要寫一篇十萬字的文章，好好地談一談胡佳得獎及其意義。如果胡佳得獎就印驗了我的那句話，我寫過一篇文章叫〈「讓非政治化」見鬼去吧〉。所謂「中國維權運動非政治化」，就是不要太急進，我們要請願，我們不要跟中共對着幹。胡佳在國內是急進派的代表，所以曾經遭到國內很多所謂底細派、溫和派的圍攻和孤立。
所以當高智晟冒着危險站出來的時候，第一個站出來的時候，很多人暗地裏貶低高智晟。只有胡佳一個人敢於在高智晟入獄的時候，在當時國內很多人寫信表示要跟高智晟劃清界限的時候，胡佳是唯一一個站出來的英雄，把高智晟的聲音全面傳給全世界。高智晟跟胡佳打過電話，高智晟唯一信任的人也是胡佳。當年，去年還是前年，大概是4月8號，在一個退黨大遊行上，我曾經有一個演講：偉哉！高智晟。我說高智晟是天下第一武士，胡佳是天下並列第一武士。
那麼今天胡佳得獎，那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他經過良心的考察，經過全世界眼光的考驗、檢查。胡佳今天他脫穎而出，他很可能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是何等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全世界沒有睡着。那些欺世盜名的作法，經不起世間的考驗，機關算計太聰明了。中共也好，那些所謂的御用文人也好，還有所謂的毒蛇也好，在胡佳面前，你們都要反省和羞愧，胡佳為什麼會得獎，你們這些人一輩子作夢都不可能，得到這樣一個最高的，人類最高的榮譽獎。
胡佳的巨大付出
胡佳付出了多少，他是多麼孤立，他曾經孤立到什麼程度！有些人曾經所謂的真心要合作的都斷掉了。他什麼話都說，六四也說，跟民運人士搞在一起。
大家還知道有個事，他曾經公開在國內說，他覺得天安門開搶，那個共產黨開槍不應該。當場有一個叫愛知行研究所的萬延海，這個人我也公開批評過他。他應該說是對愛滋病做出很多貢獻的人，但是他後面不知道何種原因，跟中共有各種暗渡陳倉的關係。他當場就批評了胡佳，事後發表一個高調的聲明，在多維網宣佈把胡佳開除，高調地給他開除。
摘自 唐柏橋：反抗暴政星星之火在湖南燎原演講
https://hk.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1006/article_60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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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軒轅子說法：為讓中共領館不高興。
胡佳被『愛知行』罷免開除前後
·軒轅子·
『愛知行』教育健康教育研究所是一個有關愛滋病的民間公益組織。其前身為愛知行動，由萬延海先生創立，目前它已經是中國此類事業最知名的民間機構。２００３年８月，應美國美中關係委員會之邀，當時擔任『愛知行』執行所長的胡佳先生來美國訪問。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
１９９９年我和胡佳開始通ｅｍａｉｌ，那時他不過２６歲。通過共同從事義務環保的友人，得知我和胡佳是校友，不過入學前後相差十幾年。當該學院絕大多數的校友都在比賽金錢官位的時候，胡佳放棄待遇優厚的工作，開始投身民間環保事業。許多年來，在長期沒有收入的情況下，胡佳依靠年邁父母的資助，維持個人生活的最低需要，全身心地為中國環保事業奉獻着。胡佳除了為青年學生舉辦各種環保講座，他還帶病（他曾患幾乎致命的乙型肝炎）多次前往藏羚羊保護第一線，和偷獵者進行鬥爭，甚至因之而受傷。２０００年，藏羚羊保護隊面臨斷炊之危，胡佳向我們緊急求援。幸蒙一位美國人士的捐助，經過胡佳，那筆１萬美元的捐款儘快匯到可可西里。
雖然從２００１年起，我們就中斷了聯繫，更無緣謀面，但是我經常聽朋友提到胡佳，與之接觸過的人都說他是光明磊落、捨己為人、具有大愛的理想主義者。胡佳曾經為『自然之友』工作過，該組織的負責人梁從戒老師說：「胡佳身上的精神，確實體現了一種真正的志願者的情操，事無鉅細，不管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對別人的事情都是有求必應，而且不僅是做大事，還有小事。」２００２年，我聽說胡佳為營救從事民間愛滋病工作的萬延海先生，四處奔走呼號。隨後又因萬延海先生赴美，胡佳承擔起『愛知行』的工作，再次投身於另一項艱苦而危險的事業－－－河南愛滋病的救助工作。自１９８２年以來，在數萬校友當中，胡佳最值得我驕傲。
胡佳於８月１６日應邀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演講，題目為《愛滋病在中國：回顧與展望》。胡佳是一個長年茹素的佛教徒，他說話聲音很輕，理性平和。聽胡佳講話，我感到他不但對自然懷着一種深深的謙卑，而且對社會抱着某種歉意。然而，在多次深入河南愛滋病感染的村莊中，胡佳目睹了血禍的慘狀，面對着眾多愛滋孤兒，還要與欺瞞疫情、視人命為草芥的官員抗爭。在紐約的演講中，胡佳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對苦難者的深切同情。據說，當時聽眾反應非常強烈，許多人當場被他的演講感動得泫然淚下。我為他第一次面對海外媒體及聽眾所取得的成功而高興，他的所做所為理應獲得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的讚許和尊重。
然而，就在我為胡佳感到高興的時候，突然得知他被解除『愛知行』執行所長的職務。經過查詢，發現他被罷免的日子竟然就在他成功地演講的當天。從不同的渠道，我還獲知，罷免之後的胡佳依然一如既往地為『愛知行』工作，打理大量瑣事。胡佳準備幫助第一個站出來揭露愛滋病的高耀潔醫生打官司（高醫生已年近８０，確實需要一個人在當地幫助她安排證人以及庭審事宜）時，『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先生不同意胡佳這一義舉。９月１５日，萬延海先生宣佈將胡佳開除。據說被開除的當天，胡佳正在鄭州陪同高醫生的證人。
『愛知行』的『愛』是愛護關注愛滋病患（包括愛滋孤兒），『知』是以科學知識和教育推動公眾對愛滋病的防範意識，『行』是身體力行地維護愛滋病人的權益。在『愛知行』的一年多，胡佳多次深入河南愛滋病的村莊，胡佳直接與村民病患接觸，視感染者為兄弟。他所做的大多是具體而瑣碎的事情，盡力幫助愛滋病患和遺孤。相信許多人都見過他懷抱愛滋病患的照片，而身為所長的萬延海先生迄今從未下過愛滋病感染村。胡佳每月從『愛知行』領取２５００元人民幣的工資，他只留下４至５００元，其餘全部捐給愛滋病患和孤兒。作為一個『愛知行』的員工，胡佳這樣不計回報忘我地幫助愛滋病人，不正符合 『愛知行』的總體宗旨嗎？『愛知行』是一個很小的機構，資源有限，由於胡佳的道德勇氣和高尚品格，他具有一種公信力，應該是『愛知行』最寶貴的人力資源。過去包括我在內的捐款人曾經非常放心地將捐款放在他的手裏，未來我也準備將捐款交給他，這樣稀有可貴的人力資源，為什麼『愛知行』要將他罷免甚至開除？
通過多方了解，我終於發現了罷免的原因。胡佳的演講是在下午２時舉行，演講結束之後，胡佳、萬延海以及另外幾位朋友來到附近咖啡廳。大家一起總結胡佳的演講。一些朋友認真地對胡佳的演講提出中肯的建議。萬延海則批評胡佳的演講時的表達方式以及其他一些話，特別令萬延海光火的是胡佳所說的這樣一段話：「在座的不知有沒有中國領館的朋友，如果有，請將我所說的情況轉告中央政府。我所說的都是真的，我對我所說的每一句話負責。我們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渠道。」針對這段話，萬延海指責胡佳是『對中國領事館的挑釁』，認為是『指明他們是間諜』，並且還說『這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要求胡佳考慮一下怎麼辦。面對上級的責難，胡佳一再說：「我沒有把話說好。」我認為，胡佳這樣的表現並非軟弱，而是為了顧全大局，能夠繼續為『愛知行』工作。當天夜晚，萬延海就打電話給胡佳說：「你的職務要停，就這樣了。」在通話半小時之後，萬延海就發出罷免胡佳的通知。
其中的一位聽眾還告訴我胡佳演講中的一段插曲。在聽眾提問時間，有人問及預防愛滋病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本非胡佳的專業，他就回答說我不清楚。此時突然有一個人從觀眾席上站起來，並未報姓名。這位先生說：「胡佳，你不必回答這個問題。說實在的，很多問題你也不懂。」大多數人都不認識這位發言者，並對其說話的語氣感到愕然，只有個別人知道他就是萬延海先生。從此插曲來看，萬延海先生又何不自己上台演講，或者找個機械人，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差地念萬先生的講稿？
得知胡佳就是因為這樣的一段話而遭罷免，我感到非常地不平和不解。從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河南省在政府直接指揮下實行所謂 『血漿經濟』，估計最少有三百萬人賣血。就專業人員的調查，當年賣血的農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感染愛滋病毒。現在那些９０年代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患者已經進入死亡期，留下數量巨大的孤兒。然而，長期以來，為了保住官位，河南官員欺上瞞下，將愛滋病疫情說成『國家機密』，人為地造成愛滋病的大蔓延。由於官員的欺瞞和腐敗，直到本世紀，毫不知情的河南農民仍然在賣血。自２００１年６月至２００２年８月，僅上蔡縣，賣血人數從三萬五千人增至四萬八千人，全縣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從七千人增加了一倍。至今，那個被稱為『愛滋病廳長』的千古罪人劉全喜不但未受到絲毫懲罰，卻依然官運亨通，並且還當選為中共十六大代表。萬先生當然更清楚河南政府以『國家機密』來掩蓋其罪惡，因為前有萬先生自己，後有河南省衛生廳疾病控制處副處長馬士文先生，都是因為所謂泄露『國家機密』而身陷牢獄。那麼我請問，難道胡佳連提出『請轉告中央政府』這樣一個溫和的建議，都不可以嗎？都不應該嗎？就要以罷免來懲罰他嗎？
如果將胡佳的話聯想成『指控中國領事館為間諜』，這思路是不是也太『ＣＣＰ』了一點。按這個思路去想，那麼曾經『泄露國家機密』 的人豈不更該戴上一頂『間諜』的帽子，根本不該獲釋出獄？如果連這樣溫和的話都被認為是『挑釁政府』，萬先生是不是反應過度？萬先生當年的舉動應該比胡佳演講中的那一句話更具有挑釁性吧。但是如果沒有萬先生當年的『挑釁』，公眾又如何獲知河南愛滋病的災禍，『愛知行』又如何得到福特基金會５萬美金的捐款，服務於河南省愛滋病患？當年萬先生不怕坐牢，為揭露愛滋病真相的膽識都到哪裏去了？我不知道，『愛知行』以這樣的理由罷免胡佳，是想向當局傳遞一個什麼樣的信息？
在我們的星球上，中國可謂地大物博，但是她卻是民間公益組織生存空間最小的國度之一。中國所有的民間公益機構不但資源非常有限，而且幾乎都處於被監控的狀態。那些創辦和投身於這類事業的人，大多淡泊名利，心胸開闊，具有擔當，不畏風險，堅韌不拔地為獲取資源，擴大活動空間而抗爭。自『愛知行』問世，它就註定不是一個官方所喜歡的組織。它的事業必然要接觸到許多的社會不公，而這些不公又大多源於『絕對的權力所導致的腐敗』。因此， 『愛知行』當前以及未來的作為總歸會有觸犯當局的風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今年ＷＨＯ組織到河南調查愛滋病，愛滋病患大多受到當地政府的『封口』的威脅。那麼遇到類似情況，『愛知行』還要不要向國內外揭露真相呢？如果不揭露真相，『愛知行』又如何獲得國內外的支持，獲得服務於愛滋病患的資源呢？如果連胡佳這樣溫和的請求，萬先生都擔心會觸犯當局，那麼『愛知行』將來打算怎樣去維護愛滋病人的權益？怎樣服務救助愛滋病患？
如果罷免的理由真是胡佳的話可能觸犯當局（注意這還只是可能），導致對組織不利，為保全組織不得不犧牲個人，這倒讓我想起不久前，『自然之友』將王力雄先生除名一事。成立於１９９４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共政府批准的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王力雄先生是創辦人之一，並且擔任負有實際責任的秘書長一職。如果論起觸犯當局，王力雄先生真是『罪行累累』。他曾撰寫《天葬：西藏的命運》，詳細客觀地闡述當今中國最敏感的政治問題之一西藏獨立。他也曾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拘禁，並一直受到嚴密監視，作品也遭查禁。但是『自然之友』成立近１０年，從未以王力雄先生觸犯當局，以他是『危險』人物，再以對組織不利為理由將其除名。直到２００３年２月，因為『自然之友』必須重新註冊登記，當局警告如果王力雄先生繼續任職，『自然之友』就無法取得官方登記的許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能夠繼續致力於中國的環境保護，『自然之友』只得勸王力雄退出。王力雄不願屈服於官方的壓力，拒絕退出而寧願被開除。
在一黨專制政權的政權下，民間組織永遠都處於壓力之下，這是不爭的事實。在壓力之下，一個民間組織總是要盡力保護組織和個人，只有當實在無法兩全時，才會以捨棄個人而保住組織，那也正是『自然之友』的處境。我請問，『愛知行』是否遇到與『自然之友』同樣的難處，同樣地不得已？顯然是沒有。首先，貴所於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註冊成功，現在還不會遇到諸如註冊之類的麻煩。其次，如果確有領館人員到場，那麼至少在胡佳演講的當天，是否觸犯當局還是一個問號。按照領事館的辦事效率，應該不會在非辦公時間的當天夜晚，就向萬先生打招呼，發警告吧。在８月１６日的夜晚，胡佳觸犯當局僅僅還是一種未來時態的『可能』。時至今日，從我獲得的資料來看，這種『可能』也並沒有變為完成時態的『事實』。難道在西方學習的萬先生沒有學到一點無罪推斷嗎？且不說胡佳何罪之有。
再進一步說，即便當局真認為胡佳的話是一種挑釁，開始找『愛知行』的麻煩。一個民間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如果具備承受壓力的心理素質和應付官方的能力，總還能想些應對的辦法，尋些說詞吧？也還總得努力地周旋或抗爭幾個回合吧？如果真是到了應付不了的最後關頭，那再罷免胡佳也不遲，是不？那時世人皆知是誰逼着萬先生去罷免胡佳，誰是壞人自有公論。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許多人都有和親朋同事劃清界限的經歷。這其中的一些人是出於天真和糊塗，一些人出於不得以，一些人卻是趁機邀功，甚至落井下石。即使在那樣殘酷的暴政之下，人的品格仍然有高下之分。對比『自然之友』不得已將王力雄先生除名，至今我既不知道官方對『愛知行』施加了什麼壓力，也不知道萬先生又進行過什麼樣的周旋和抗爭。我只看到萬先生迫不及待地又是罷免又是開除。到底開除胡佳的原因，是迫於官方壓力，還是出於萬先生個人的原因，真讓人納悶兒。
據說萬先生對胡佳演講中的情緒表達也不滿意，但是面對每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愛滋病患，聽到遺孤們墳前的嚎啕哭聲，只要是有良心的人，即使再理性平和，也無法不為之動容。近年來，只要有人將『偉光正』的歷史翻一翻，只要有人對專政的暴政表達憤怒，一些學者甚至是知名學者就會跳出來指責『不理性』或『情緒化』。請問中共幾十年的暴政可曾『理性』過？河南那些為發財和保官位，任愛滋病蔓延，令生靈塗炭的腐敗政府官員又可曾講過『理性』 過？難道對這樣的淫威暴政都不能表達情緒嗎？難道受苦受難的人還不能討個公道嗎？
我們環保項目有一位捐款人，他連續３年為中國環保和其它項目捐款，數目都在１萬美元左右。當他得知胡佳被開除一事，脫口而出：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ｃｒｅｗｅｄ ｕｐ。」是的，在這個被『ｓｃｒｅｗｅｄ ｕｐ』的國家裏，做事很難，即使是不計回報地做善事也很難。作為一個全職的志願者，胡佳將自己的生存空間縮減至最小，同時又一直在努力地增大他人的生存空間。然而，現在連他實施這種努力的小小平台都容他不下，悲哉！現在『愛知行』失去了胡佳，我為『愛知行』惋惜，這是『愛知行』的不幸，但願此種不幸不再重演。胡佳失去『愛知行』的平台，也是胡佳的不幸，因為我認為像胡佳這樣的人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傷害。但是我也知道，即使沒有『愛知行』這樣的一個平台，胡佳仍然會一如既往地行善，正如目前他參與援救劉荻。所幸，我們還有胡佳這樣的人，他們才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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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延海：關於法輪功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我所員工胡佳的聲明
新唐人專訪胡佳 為愛滋患者請命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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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在接受採訪中 （新唐人/大紀元）
4. 萬延海：關於法輪功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我所員工胡佳的聲明
今天閱讀到法輪功媒體《大紀元時報》轉述法輪功新唐人電視台採訪
我所職工胡佳的報導，詳細報導參見：專訪胡佳：為愛滋患者請命的勇士
（http://www.dajiyuan.com/gb/3/9/5/n370550.htm ）
為此，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特別聲明：我所於2003年8月16日已經罷免了胡佳的執行所長職務，並且規定他未經授權、不得以研究所的身份對外接受採訪。我們也不同意他未經研究所同意對媒體介紹研究所的工作。他的這次採訪完全是個人行為，與研究所無關。
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發來所長萬延海
2003年9月4日
附5 新唐人專訪胡佳：為愛滋患者請命的勇士
大紀元記者謝宛均、簡百志根據新唐人採訪整理報道/胡佳是愛知行活
動的推動者，近年來全身投入河南愛滋病患的救治工作。他更是一位極負
正義良知的中國公民，對於中國內部一些不良的現象，勇於挺身而出，呼
吁國際上給予關注。
他說他是佛教徒，相信「人心向善」。他指出：「中國還是在向前進
步的，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時代，哪怕是你覺得最沒落最黑暗的時代，總有
人會站出來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黑暗中為愛滋病患請命，也可以說
是出自於這樣的信仰精神。
他談到六四、SARS等帶給中國社會的衝擊，娓娓道來，動人心弦。他
以個人的關懷出發，剖析這一代中國的命運。他曾經投身於學運、擋過坦
克、在SARS來臨時，他與北京共存亡。愛滋病是目前他所投入的，也是他
對中國社會關懷的一個里程碑。
以下是新唐人記者與胡佳訪談的全文摘要：
記者：對於愛滋病，你做了多長時間？
胡佳：我從2001年的年中開始接觸愛滋病，真正更多的參與是在去年
年初。所以準確的講，我對愛滋病問題，還應該算是個初學者。
我以前是搞環境保護工作的，做了相當長的時間。那個時候，中國的
環境危機很嚴重，我們做這一行的，知道很多中國的實際問題，這些是埋
藏很深的，而且如果不加以有效的解決，那麼將來是不可逆的。
記者：您為何會這麼關心愛滋病問題？
以河南的愛滋病問題來說，如果身邊出現一個愛滋病的人，或者進一
步說，我自己是一個愛滋病人的話，那會是一個多麼大的壓力，對自己、
對家庭、對整個的朋友、親屬，包括整個社會帶來的變化是相當深遠的。
那麼如果河南有上百萬的人感染了愛滋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個集中性
的大範圍的爆發，那麼這個會影響多少人的命運？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來
講有一種衝動想去為這個事情作一些事情。
記者：您能不能提些具體數字？就根據你了解的情況，說明國內患愛
滋病的人的數字和分佈情況？
胡佳：中國的愛滋病分佈極為廣泛。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都有愛滋病
感染者，我很難說出一個非常準確的數字。做為民間組織，我們沒有那麼
多資源做全國性的統計，只有政府有這個資源，但從另一方面講的話，我
們政府對很多統計數字是比較保密的；或者說他做的統計也不是很深入，
統計數字是否有浮誇？或者有什麼人為的縮減？這些也是很值得去探討的
問題。
所以，我只能說從我們自己微觀的調查，如河南某一個村莊他有多少
村民，其中有多少參加過賣血，然後有多少感染過愛滋病，從這個比例來
推算，那麼我們的推算初步保守估計河南有上百萬人感染愛滋病，那這涉
及到數十萬個家庭。
再推而廣之的話，中國有23個省不同程度存在着賣血，再有其他的比
如說因為吸毒感染的，像在雲南、新疆、四川這些民族地區大量的人通過
吸毒感染了愛滋病，另外隨著性觀念的開放，還有sex worker（性工作者
）的問題，各方面的有性行為傳播愛滋病。另外比如母嬰傳播愛滋病，也
都會感染愛滋病。
這些因素考量進來的話，據去年聯合國的報告推算，中國應該有五、
六百萬愛滋病感染者。然後根據聯合國當時的報告「中國的愛滋病問題，
史上冰山的Titanic」他估算到2010年可能有一千萬愛滋病感染者。我們認
為這個數字還是保守，如果照現在這種局勢發展下去，就是說很多的公眾
還對愛滋病不知道或者一知半解，很多地方沒有進行有效的預防、宣傳的
工作，那麼我們到那個時候可能還會大大地超越這個數字。
記者：大陸為什麼愛滋病會蔓延的這麼猖獗？
胡佳：河南的愛滋病問題是最典型的。它的產生是因為95、96年的時
候，政府號召賣血，搞賣血產業，那個時候各個部門都在想辦法去搞什麼
產業啊，那麼河南省衛生廳主導下的賣血的血液製品這些方面。因為河南
是很貧窮的地方，它的人口是中國第一大的，它的地域面積並不是中國第
一大的，所以從這個比例的對比你就可以知道河南地少人多。當地的人在
種地方面得不到解決，很貧窮，只要能給他增加一點收入他都會趨之若鶩
，那麼這個時候政府號召賣血，大家正好正中下懷。
當年的口號是「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所以成百萬的農民，最貧
苦的農民去參與賣血，而政府在這個領域上，他們在檢測，比如說肝炎檢
測都不過關，HIV檢測更沒有人顧及，這一切就是造就了大範圍，成幾何級
數的增長，很多的人不知不覺中成為愛滋病感染者，繼而不久就有人爆發
什麼怪病，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有心人檢測，發現這個是愛滋病
，大家才知道在這麼貧窮的地方，很多人因為賣血而染上了這種絕症。雪
上加霜嘛，這些人就更加赤貧，這裏面政府是負有相當大責任的。
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非常在乎臉面，愛滋病這個病症一向被我們認
為是海外的病，是資本主義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病，中國是沒有
的。包括我們曾經長期的說中國沒有娼妓、沒有性病這些事情。但實際上
，改革開放以來這些現象大量出現，各方面的問題都很嚴重。那麼，在這
個領域上如果政府首先不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那如何談解決問題呢？也
就是說，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或者說放任了愛滋病的傳播，很多公
眾根本不知道。幾個月前SARS這個問題也是，政府也是隱瞞疫情，老百姓
也不知道，很多醫院也不知道，到最後北京成為全球最嚴重的地方，北京
有那麼多人遭受病痛的折磨，這個誰應該承擔這個責任？
記者：目前政府內部是什麼態度呢？
胡佳：政府內部掌握的資訊是比我們要多的多，統計數字、分佈情況
，還有政府能掌握的資源也比我們多的多，他們能做的事情是成千倍、成
萬倍於我們這樣幾個人組成的民間機構。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指明政府作的並不到位，對愛滋病的公開、公正
、透明都做得不到位。
例如，河南省政府有多少資源來承擔責任呢？他們自己可能都沒有這
個力量去解決，包括延長愛滋病感染者的壽命、讓他們的孩子能成長起來
等等方面，地方政府確實沒有資源搞這些方面的事情。
中國真的還是一個很貧困的國家，貧困的地區它的政府也是相對貧困
的。中國可能地方官員是很富有的，但相比較離發達地區還是有相當大的
差距，他們可能沒有這個財政做這麼大的事情。你想，成百萬人如果每個
月提供300塊錢的雞尾酒藥這是多少錢，這要多少個億的人民幣投入，河南
省財政有多少錢可以投入到衛生這個領域。
但最起碼的還是應該給愛滋病感染者的孩子提供免費受教育的機會，
讓他們成材，讓他們擺脫因為貧窮、教育資訊不發達而去賣血這種閉塞的
狀態。我希望政府能真正在這方面，首先這點應該去做到，為他們的下一
代，為他們最牽掛的這些人着想。
記者：您可不可以再談一談，既然在這種情況，有些事情政府肯定是
不願意公開，不願意讓更多的人知道，那你們做這些工作…
胡佳：我們需要去讓這個事情公開，因為首先要把問題擺出來才有解
決問題的可能。那麼我們的地方政府他不願意讓這件事情公開，因為這涉
及到他們的官位，涉及到他們的政績，涉及到誰來承擔這個責任，那我們
就當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衝撞。
我們知道中國是沒有新聞自由的，輿論監督沒有建立。所以，我們不
得不迂迴，通過海外的新聞機構來披露這件事情，在國際社會上形成壓力
，來促進中央政府知道這件事情，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很犯忌諱的，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對民間機構監控得
十分嚴重。我們把這個瘡疤給暴露出來，也受到很多壓力，主要還是來自
於國家安全部門。
像中央宣傳部這類部門只起到了阻礙社會進步、阻礙社會發展、給老
百姓造成一種民不聊生狀態，它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掩蓋社會問題，造成一
種一種虛假穩定。你知道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最恨什麼？最恨中共中央宣傳
部，這個名字真是讓我們搖頭也罷、跺腳也罷。因為新聞是要有輿論監督
的，那麼有人去控制他，誰能起到這個監督？有多少記者在這上面寫了社
會問題，針貶時弊的這些東西，想要拿出來，因為中宣部而不能發表，或
者說你發表了一些東西他對你點名批評或者開除你，把你整個報紙撤銷，
他就有這麼大的權力，這公道嗎？真的，沒法容忍。
所以，我們也希望他們能真正理解，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首先
的出發點也是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他們應該知道我們做得一些事情不是
為了自己，我們是為那成千上萬的普通的百姓、那些父老鄉親。我想人心
都是肉長的，我們這些國家安全人員還有相關人員，他們也是父母所生，
也有子女，他們看到感染者的狀態時應該會動些惻隱之心的。畢竟人心不
是石頭做的。
記者：您曾經在第一線工作過，可以舉些愛滋病患的例子嗎？
胡佳：那些發病的感染者，每天在死亡線上掙扎。即使那些還沒發病
的HIV攜帶者，他們的狀態也是只能用生存來形容，他們每天過的不是生活，而只是爭取生存的權利。
我到第一線之後，體驗到「死亡」兩個字的涵意特別深。我見到了死
亡，然後當我離開後，還是接二連三聽到死亡的消息。去年，我去看望的
那幾位已經發病的感染者，最後一個到今年的2月15號元宵節那一天都相繼離開了人世。那麼再想想看，如果我們的家庭中有一個人離開了人世，對我們情感上、各種方面是多大打擊，我們有多少要承受，我們是不是很傷心，那對於那些家庭又怎麼樣呢？每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耳畔都會響起那種嚎啕的哭聲，親人生離死別的場面，然後那些遺留下來的孩子給父母去挖墳，這都是人間慘劇啊！
他們現在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記者：你們「愛知行」活動具體做的是哪些方面？
胡佳：我們是一個很小的機構，我們社會資源也很少，我們希望用盡
可能少的資源，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
這次SARS，蔣彥永教授只不過把一個問題擺出來，就是我們的衛生部
門在說謊，實際的情況很嚴重。他就說了這麼一句話，通過媒體、通過時
代周刊反應出來，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繼而政府被迫在這個問題上采
取公開透明的態度，然後起來承認這個事實，然後去承擔這個責任。其實
你敢於說出這句話，而且主動去處理這個危機，往往所帶來的這個損失是
最小的，而且別人會在某種程度上原諒你當時的過失。
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也就是要把事實擺出來，源源不斷的把跟愛滋病
有關的，有所不公的這種社會事實擺出來。然後，公眾、政府、海外社會
自然會知道問題的嚴重，進而關注這個問題，甚至能聚集資源幫助解決這
個問題。
我們一直是在做這種暫時的角色，在衝破某種阻礙的時候，我們可能
是前面那個尖尖的、銳利的，衝破阻礙的那一端，這一端也往往很容易被
折斷，但是我們就是要有這個勇氣，要有這個意志去做這個事情。
記者：您這麼有正義感，是不是有甚麼原因？
我是從小有一些影響的，因為我的父母19歲左右就被打成右派了。我
爸爸54年考上清華，57年就成為右派，我媽媽在南開也是同樣的，所以他
們從小就是給我一些教育吧，就是說社會應該是怎麼樣的，有哪些公正？
有哪些不公正？那這方面我稍稍有些意識。
1989年4月15號胡耀邦逝世了，很多人去悼念。我記得當時有幅照片上
，一個學生身上寫著「耀邦好走」，然後他的淚水，那種迷離，我都記得
非常清楚。然後4月26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4
月27號的時候，北大、清華、人大為首的這些學生一起去環城遊行，那一
天恰好我趕上了，我就走到隊伍裏面，感覺自己就是他們一份子。
我們曾經高喊「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台顛倒黑白」諸如此
類的口號，這些東西當時都在我心裏面有體驗，我能想像這些普通人他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我看到天安門上面那些詩時，我想起父親在四五事
件時，他也經常背那些詩，那些詩特別能打動人的心靈。你可以看到，每
一個人對國家、民族的牽掛。我並不感覺15歲就理解不了，很多時候只要
你覺得值得做，你有意志去執行。
我的家鄉在安徽，我不太會說北京話，但是當國家災難來臨的時候，
我特別認同自己是個北京人。
第一個就是六四階段，所有的市民都那麼團結、那麼好，保護學生、
保護心中的這種公理。我們記得那時候軍車到了北京市的郊區，我們一起
去攔軍車，跟那些戰士們溝通，說明情況，各種各樣的人，包括老大媽在
軍車前面跟那些戰士說：「孩子們，如果你們要去殺那些學生，先從我身
上壓過去。」這些東西在你人生中的體驗是太獨特了，你發現每一個人，
他不管是生活在市井中的任何人，可能平時也會為雞毛蒜皮的事計較，但
是在牽扯到大義的事情，大家心都是一樣的，所以那個時候好打動我。那
時候沒有人因為騎自行車碰撞了而在吵架，郊區的農民把菜飯運到城裏面
來，從來沒有漲價，那時候公共、交通都處於一種半癱瘓狀態，但是沒有
人在這個時候去漁利，大家都是為一個理念，這種事情在我的生命中還是
絕無僅有的。
還有一次就是SARS期間，每個人和北京這座城共存亡。不管是誰要承
擔責任，這些普通的北京人是無辜的，我們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有災難
來臨的話，我們一起承擔。如果那個時候有誰要離開這個城市，我是絕不
會離開的，死也要死在這裏。整個是一座危城，救護車的呼嘯之聲從身邊
過去，你可以看到穿防化制服的白衣天使們，他們來去解救這些病人，然
後每天的數字在增長，那些時候都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每個人的面孔都
包在口罩的後面，那時候我所能做的是什麼？我所能做的第一就是用眼睛
去表達善意、用眼睛去微笑，而且那個時候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睛是很漂亮
的、很好看的、很有神的，而且他在目光觸及的時候也是很默默地鼓勵，
這個時候我也非常的感動。
那個期間，北京整個是不能出去，愛滋病的感染者不能到北京診治。
所以，我會去改成SARS專科醫院，給愛滋病感染者拿藥。這個也是存在着
風險。我當時戴了兩層口罩，去和那邊的醫生，那些已經投入到SARS的愛
滋病治療的醫生，和他們見面去拿藥，然後回來寄給河南的感染者。做這
些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滿心的歡喜的，真的。
記者：在六四期間您剛才談了一些…。
胡佳：六四點燃很多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很多人也願意去承擔。但在
六四之後，有一個相當長的嚴冬季節，因為政府採取了各個擊破的狀態，
也就是所謂的「秋後算帳」，很多人就是算到底了。
當年我曾經見到過的那些警察院校來聲援的學生，他們都被分配到邊
疆去了。每個參與的人都承受了打擊、盤查，面臨了巨大的壓力，是難以
承受的。
1989年六四結束以後，當時我才高中一年級，那個時候的「十、一」
晚上，政府因為擔心學生們鬧事，把我們朝陽區學生集中到北京的工人體
育場看足球，這場足球比賽非常乏味，我們整個半邊看台坐得都是學生，
都是那種十五、六歲的高中一年級生，對面坐的可能有上千個荷槍實彈的
武裝警察。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難道你能對這些孩子開槍嗎？我想，
當時這些軍警絕對有這種決斷力能夠扣動扳機，但我覺得這實在是怎麼說
都講不通。
當一個人、政黨或是政府，做出過激行為時，實際上他已經恐懼到一
定程度。他知道，他欠得太多，或者說他罪孽深重啊！所以他很害怕，他
必須得這樣。那麼，我覺得有一些直接責任者就是屬於這樣一種心態。
從另一方面講，我也不認為強制力，會造成永久性的冰凍。這個世界
還是在向前的，信息是越來越順暢的，而且這個時代有了網路，很多時候
你是擋不住的。而且我感覺到，我們政府，共產黨的內部的很多人也知道
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他們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只能說是要維護穩定
。所以，他現在限制民間團體的力量，他怕你成為一個政治性的力量，怕
你帶動社會運動，這些都是他承受不起的。
以法輪功問題為例，國家安全部門不做一些真正維護國家安全的事情
，卻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大加阻攔，這個方面都影響中國社會的進步。我們
知道，江澤民做的很多的事情確實是欠公道，或者欠社會正義的，我對我
們的政府那種過於激烈、甚至有很多地方慘不人道的，鎮壓法輪功的煉功
者，這是無法讓人容忍的，他根本沒有法治，肆意的處置，而且手段相當
殘忍，那這些方面我也認識一些人，從他們切身提到的例子，我會感覺的
這些事情很多是真的，這一點上確實我們的政府中有人、有部門要對這個
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記者：法輪功學員在海外對江澤民有一個訴訟案，就是因為去年江澤
民到美國的時候…。
胡佳：法律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什麼覺得不
公正，或者說誰有承擔什麼責任，人是有權力進行這種訴訟，就是你要維
護你自己的權益，或者說維護一種社會的正義吧！你完全有資格去這樣的
事情，至於這個事情起到多大作用，那都在其次。
記者：那你覺得像你這些活動包括這次來美國接受採訪或者是其他的
活動會不會給你自己帶來…。
胡佳：這個肯定的，我認為在這邊我說的話也是很直接的，我不加什
麼隱瞞，因為，我覺得：真話是做實際決策最好的基礎。這些真話當然忠
言逆耳，就看你有沒有這個胸襟去聽了。我個人並不怕任何的挑戰、壓力
。我是一個佛教徒，我心中只有對於我所關心的那些，我並不怕對我個人
的各種壓力。那麼回去的話，我想會面對一定的衝擊，那我也調整好心態
去面對，沒有關係，因為你是在為別人做事情，這個時候你會把自己忘掉
，這時別人所給你的壓力，對你來講是渾然沒有影響的。
記者：中共當局一直宣揚這種「穩定壓倒一切」，你剛也提到這很難
維持，那麼你覺得對民眾來說怎麼樣做比較好？
胡佳：我覺得首先你要意識到你的公民責任。我們普通的民眾甚至不
知道自己有這個責任。公民的責任意味着你有公民權利，因為責任與權利
是相互結合的，你有這個公民責任就是說，如果你看到了社會問題，你要
想辦法去反應、去解決，如果有哪些方面存在着社會不公正的話，你也要
為他們呼籲。如果你現在不管他的話，有一天你面對這種情況時誰來管你
？你都要相互的意識到對方、意識到你有對這個社會、對其他的人，你是
要盡一份心的，這是起碼的責任。
記者：社會道德這方面是不是對社會穩定…。
胡佳：我想社會道德不是一個空中樓閣，他有基礎的，那什麼地方的
社會道德比較好，我認為這裏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宗教信仰。
我個人對佛教和基督教有一定的了解，我是佛教徒，我有非常多的朋
友是基督徒，是一些家庭教會這些方面的。他們都是我所接觸的人中最善
良的那批人，因為在宗教裏邊你要自省、你要愛別人、你要懺悔，要有自
我約束力，你有敬畏之心，不是只看到自己怎麼樣，佛家裏就有句話：「
舉頭三尺有神明」，意思就是說你不要認為你可以在陰暗處做一些不可告
人的事情，你不能愧於你心，那麼這些是社會道德一個重要的基礎。
全世界有80%的人有宗教信仰，而中國80%的人沒有宗教信仰，那這會
造成心靈的空虛，或者說道德上沒有約束。這時，人們沒有什麼可敬畏的
，只為我自己的利益，自己最好就行了。那麼你求自己最好的同時，你又
去傷害別人的利益，就自然造成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的衝撞、矛盾，
造成社會道德的敗壞。
不過我想這種亂也是一種階段性的事情，中國還是在向前進步的，我
覺得到每一個時代，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時代，哪怕是你覺得最沒落最黑暗
的時代，總有人會站出來做一些事情，而且我還是相信「人心向善」。
我小的時候就在想，一個很壞的人，如果他小時候放過風箏的話，那
個時候他是什麼樣的心態？那種頑童一樣的心態，他也有那樣的時候。你
說很多人瞧不起sex worker（性工作者），但你要知道也許她就是小時候
你的鄰家女孩，小的時候可能也跟你一起背着書包去讀書、去上小學，都
是人哪，只要你知道這一點就行了，你就是平等的對待他們，然後每個人
都有社會尊重。我相信這個社會大多數的人血還是熱的，而且我們這個民
族是有希望的。（華夏文摘/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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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胡佳是如何營救萬延海
曾慧燕：「苦行僧」胡佳的出世與入世──從致力環保到關懷愛滋
從致力環保到關懷愛滋，剃着一個光頭、生就一副菩薩心腸的胡佳，生活方式類似「現代苦行僧」，工作幹勁活像「拼命三郎」，以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畢業於北京經濟學院(現改名首都經貿大學)的胡佳，當他的同學香車美人一應俱全時，他不為金錢物慾所惑，忠於自己的理想世界，追求吃力不討好的環保事業和為愛滋病患請命，選擇一條充滿風險與眾不同的人生道路，為的是「將青山綠水留給下一代」。儘管當理想與現實產生矛盾時，他的內心有過掙扎和動搖，但最終是理想壓倒一切。
剛滿30歲、已是「老資格」環保志願者的胡佳，現為「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目前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邀請，正在美國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愛滋病考察訪問活動，預定8月24日自三藩市返回北京。
「愛知行」由中國愛滋病預防民間組織的先行者萬延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世界學者」)創辦，是一個以企業性質私人研究所註冊但從事非營利工作的民間機構，致力推動大陸愛滋病患者法律和人權知識、公眾教育、社會調查及幫助愛滋孤兒等。「愛知」名稱的由來，取自愛心的「愛」和知識的「知」，發音與「愛滋」接近，意義卻在強調愛心關懷與知識教育的重要性。愛知行動網站（www.aizhi.org）已成為大陸獨立報導愛滋病狀況的重要渠道。
＊冰山一角愛滋孤兒境況堪憐
提到愛滋病在中國的迅速蔓延，胡佳憂形於色。據指出，大陸目前有100萬到600百萬愛滋病帶菌者，河南愛滋村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賣血、吸毒、賣淫、對愛滋病缺乏認識等問題，讓大陸愛滋病惡化，形勢日趨嚴峻。聯合國保守估計至2010年，大陸愛滋病帶菌者，可能達到1000萬人。目前在大陸 31個省市自治區，有數以萬計的人經由賣血感染愛滋病毒，患者備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痛苦，很多人死不瞑目，因身後留下太多的牽掛，遺下的子女成為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孤兒，被人罵為「愛滋仔」，飽受社會歧視和白眼，處境堪憐。
胡佳多次走訪河南愛滋病疫區，就像因關注愛滋病失去工作的河南籍記者喻塵(本名張繼承)在穿行愛滋病疫區的感受一樣，胡佳的眼淚也多次「砸向大地」，他服從心靈的召喚，為了獻身自認「有價值」的事業，多次傷了父母的心，並在「忠愛不能兩全」的掙扎中，失去心愛的女友。他希望有一天，像他這種「志願者」，在大陸社會不再被視為「另類青年」，越來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他們的行列。
胡佳原為北京電視台編輯，負責環保節目，由於對環保一往情深，辭去令人羨慕的工作，以完全義務的方式，專職環保。從西藏到內蒙，從雲南到印度，從神農架到武當山，從青海的可可西里無人區到內蒙的恩格貝沙漠，到處留下他青春的蹤影。
＊臨危受命鐵肩擔道義
一個偶然的機遇，2000年7月，胡佳因好友、大陸作家王力雄的關係，認識了致力研究愛滋病的萬延海，兩人一見如故，第一次見面就談了六、七個小時，萬延海希望他更多地關注愛滋病事業。
在這之前，胡佳對愛滋病的認識非常有限，並視此為「一種恐怖的病」。萬延海向他出示隨身帶來的一大袋厚厚的資料，包括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愛滋村」的情況，全面介紹了政策、法律和村民賣血感染途徑等。觸目驚心的事實，使他非常震驚。由於當時他的環保工作堆積如山，分身乏術，他向萬延海表示，願意加入志願者的行列，但只能將大約15%至20%的時間放在愛滋病的問題上，其餘時間仍要投入環保。
可是，大概胡佳命中注定要跟愛滋病患結緣。去年7月1日，剛從美國歸來的萬延海，為了探討未來工作計劃，興沖沖找胡佳午餐，告訴他愛知行動組織獲美國福特基金會撥款五萬美元的消息，「這能做多少事情，幫助多少人啊！」兩人正在商量如何將這筆資金用在刀口上、興高采烈的時候，萬延海手機響起，接聽後臉色大變。
原來萬延海因關注愛滋被北京衛生部開除後，1994年成立「愛知行動項目」，掛靠在北京現代管理學院健康人類學系，但院方突然通知他說，由於頂不住「上級壓力」，被迫取消健康人類學系，萬延海也必須離職。「那一刻，我特別為他不平」。
胡佳一向的為人宗旨是，「寧願雪中送炭，不願錦上添花，只要朋友處在風險關頭，我一定不會離開他。」萬延海被迫離開學院，愛知行動項目辦公室被迫關閉。萬延海與胡佳、李丹等人商量，開始在工商部門着手登記註冊新的小型獨立法人機構「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但在8月26日，胡佳接到萬延海「失蹤」兩天的消息，他冒着風險，不屈不撓調查他的下落，不但向當地警方報案，並向國際社會呼救。後來確定萬延海是因創辦愛知行動組織和網站，將大陸數百萬農民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真相公諸於世，而當局認為「愛滋病疫情是國家機密」，故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名將他刑事拘留。
胡佳臨危受命，以鐵肩擔道義的精神，義不容辭挑起萬延海的工作。萬延海被拘禁27天後，在胡佳等人奔走和國際社會壓力下獲釋，按照預定安排前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做訪問學者。留守大陸的胡佳，順理成章成了「愛知行」的「第二號人物」，「其實，那個時候我只想着如何與他一起承擔風險」。
＊凡事感恩撥開雲霧見青天
凡事感恩、知足，是胡佳為人的另一特性。8月4日晚，胡佳自華盛頓DC搭乘巴士返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宿舍。當晚他在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就談到對食物不能用「消滅」的語句，要抱着一顆感恩的心來享用食物。
他還提到，當他坐在巴士上，沿途欣賞美國高速公路的風景時，內心同樣充滿感恩之情:一來他感謝開闢這條巴士路線服務的華人業者，以如此低廉的價錢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務；二來他感謝美國的先驅們，開山劈石修建成如此現代化的高速公路。
胡佳的父母在19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當時他們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分別就讀最高學府北京清華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一夜之間卻變成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臭老九」，此後天南地北各散東西20多年，分別被下放河北、甘肅及湖南等地。胡佳的父母因此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母親成為高齡產婦，1973年36歲時，剖腹產下那個年代被視為「老來子」的胡佳。
胡佳的童年孤獨寂寞，沒有玩伴，在飽受歧視的環境長大成人。小朋友們從大人不屑的眼神和蔑視的語言中，知道他是個「右派的兒子」、「狗崽子」，都跟他「劃清界線」。由於父母被迫分居兩地，小小年紀的胡佳，由父親撫養，小他四歲的妹妹由母親照顧。由於胡佳沒人幫忙照看，當時處在「下放勞動」狀態的父親，父兼母職，只好背上他工作。在湖南湘潭鋼鐵廠「改造」期間，父親背着他，吃力地攀爬上高達60公尺的鐵架，生命繫於一線間。
他最難忘的一幕是，有次他在父親背上，小孩子跟在後面向父子倆扔石頭，父親最擔心的是石子砸穿胡佳的小腦袋。這種提心弔膽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78年鄧小平為右派「改正」，胡佳父母得以「落實政策」，撥開雲霧見青天，全家才能生活在一起。
＊孤寂童年以青蛙樹木為伴
胡佳童年最親密的玩伴是小青蛙、小蝌蚪、甲蟲等，父親「勞動改造」時，他坐在河邊看着小青蛙一蹦一跳的，自己也跟在後面學着蹦蹦跳跳。他還喜歡看螞蟻搬家，自言自語跟它們說話，直到夕陽西下才依依不捨回家。
他喜歡親近大自然，與日月星辰為伴，跟花草樹木為友，好象草木有情，花烏解語，日月能知他的心。「我覺得彼此的心意是相通的，它們跟我的生命有某種聯繫。我獨自品嘗着心靈的快樂。聽到風吹着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我彷佛聽到樹木在跟我打招呼說『嗨』！」
剛長得跟鐵鍬一樣高的時候，胡佳就堅持要跟大人一起去植樹造林，從早干到晚，挖坑、填土、植苗、澆水，這種別人視為枯燥無味、又苦又累的活兒，他卻幹得特別起勁，甚至不知疲倦和饑渴。
他說:「不知為什么，我天生喜歡種樹，覺得種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享受扶助生命的過。每種一棵樹，就像交了一個新朋友，特別開心。我能在一大片樹木中，認得每一棵自己種的樹。干別的活，我會覺得累，但種樹種到黃昏還不想走，累得汗水嘩嘩地流，心情卻無比舒暢。我跟樹有某種心靈交流，感覺它們懂得我的心。」
他給小樹澆水時，就跟它們說:「喝水吧，喝得飽飽的。我似乎聽到它們高興得哈哈笑的聲音。我每天都跑去跟小樹打招呼，摸着樹身，就像摸着小夥伴的肩膀。」
凡事有偶然就有必然，大自然的山川靈秀孕育了胡佳，他對植物、動物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親近，從而使他對環境保護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從喜愛自然發展成保護自然。他認為，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人們之所以提倡環境保護，是因為地球生了病。而關懷愛滋病人，同樣是基於人生了病的原理。童年苦難的經歷，使他過早知道人間有醜惡和痛苦，生活使他早熟，也培養了他悲天憫人的情懷。
1996年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一位日本老人與中國漢子的沙漠奇緣》一文，報導日本九旬老人遠山正瑛連續六年，長期待在中國內蒙的恩格貝沙漠上植樹造林，而每年從日本都有上千名志願者分批來恩格貝種樹。胡佳覺得這篇報導寫得很感人，輾轉找到當地的聯絡地址，寄了100元人民幣，後來他才知道這是唯一的捐款，「我覺得這個反差太大了，因為人民日報是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而且這篇文章寫得很有震撼力，為什么我們沒有更多的人去關心呢？而日本每年都有上千人來來回回來幫助我們，這真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令人汗顏。」
＊惺惺相惜與梁從誡成忘年交
從那時開始，胡佳開始關注動植物、河流和城市污染等問題，並實地到恩格貝跑了一趟。返京後，他加入北京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成為一位環保志願者，並與該會會長、國際知名自然保育學者梁從誡結為忘年之交，共同為保護藏羚羊奔走呼號。
胡佳非常推崇梁從誡教授致力環境及野生動物的卓越貢獻，梁從誡先後獲得日本「亞洲環境獎」、中國「地球獎」和「大熊貓獎」，所得的獎金全部捐獻回饋。身為梁啓超的孫子，梁從誡承襲家族深厚學養，在歷史學術、自然環保領域取得非凡成就，被譽為「對21世紀的中國最有影響的25位民間人士」之一。
梁從誡與胡佳因共同的理想和奮鬥目標惺惺相惜，提起胡佳也是讚不絕口。他在北京清華大學一個有關《志願者:人類進步的火炬》的學術討論會中，就公開稱讚說:「胡佳身上的精神，確實體現了一種真正的志願者的情操，事無鉅細，不管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對別人的事情都是有求必應，而且不僅是做大事，還有小事。」
梁從誡舉了其中一個事例。胡佳在北京電視台工作時，電視台的車子在聖誕節之夜發生車禍，壓倒一名外地來京的女子，因那女子違反交通規則，橫跳防護欄時，車子躲避不及。胡佳與那女子素昧平生，也不是他闖的禍，但那晚他一直守護在病房內，直到那女子搶救無效去世。這種精神感動了所有的人。
梁從誡由此談到以德治國的問題，他說:「目前的中國社會，缺少的正是一種利他主義者的精神。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尊重別人的利他主義精神，要培養這種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志願者精神。現在社會風氣是，你在社會上作一件好事，有人就會瞪你一眼，說你神經病。這種事我本身也遇到過，我們這幫人(環保義工)到外邊去，有時候作一些公益的事情，看見人家扔垃圾，我們跟着撿，別人認為我們是一幫怪物，或者是作秀給別人看的。所以我覺得培養公德心非常重要。」
大陸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補充梁從誡的講話說，胡佳本身特別感人，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是一種非常高尚的行為，以前像雷鋒、白求恩都能做到這一點，他做到了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致力環保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自投身環保以來，胡佳默默做了許多工作，如開辦拯救藏羚羊網站同盟(www.taic.org)等，他不分日夜把來自可可西里的最新消息，通過電子郵件傳到關心藏羚羊的人們的電子郵箱。他還參與組織聯合大學生環保的「綠色大學生論壇」，向大陸高校學生廣泛宣傳環保意識。期間，他自費去了不少偏遠、環境問題嚴重的地方。為保護藏羚羊，三度踏足青藏高原，深入可可西里無人區，兩次參與野氂牛隊反盜獵行動。
野氂牛隊的靈魂人物扎巴多傑書記跟胡佳講述，在一次打擊盜獵者的行動中，親眼看到一隻凍死的小羊，依偎在被打死後已剝皮的母羊身邊，嘴裏還含着羊媽媽的乳頭，睜着純潔善良的眼睛。從不打人的扎巴多傑，那次目睹小羊的慘狀，憤怒得把一個盜獵者一把揪起來摔得遠遠的。「你不在現場目睹，你永遠感受不到，這是刺在心靈上的東西，刻骨銘心永遠忘不了。」
有人認為人生在世，追求金錢才能快樂，胡佳則認為有能力幫助別人，才是快樂的源泉。他資助的河南愛滋孤兒石賀良，最近考上東北大學，他從中獲得的快樂比石賀良本人更甚。他認為知識就是力量。「應該讓別人的生活因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你若要喜愛自己的價值，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
他現在每月支薪2500元人民幣，自己僅拿五、六百元(折合美金約70元)，其餘全部捐給愛滋病人和希望工程。「太多人需要幫忙了，我的能力實在有限。」五、六百元，以北京的生活水準如何生活？他說，幸虧他住的是父母的房子，不用交房租，而且吃也是父母的。為此他對辛勞大半生的父母挺內疚的。
胡佳慚愧地說，活了30年，父母養育之恩絲毫未報，還讓父母有操不完的心，可憐父母被政治運動搞怕了，看他平日接觸的都是「敏感」的人，做的都是「敏感」的事情，從環保、保釣、西藏宗教問題到六四及愛滋病，那一樣都不為當局所喜，整天為他擔驚受怕，他自覺對父母「不孝」，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說，父母不但要在經濟上支持他，還經常擔憂他的身體健康，心痛他透支生命，經常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他焦急自己每天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尋求幫助的人太多，他恨不能有三頭六臂，一天36小時。他經常整夜不睡覺，父母為此常跟他有小衝突，母親語重心長勸他:「兒呀，蠟燭可不能兩頭燒呀！」然而，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正是胡佳奉行的人生信條。
＊六四血案奉行素食至今
胡佳為何要吃素？原來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他回憶，6月3日晚上，與中共打了一輩子交道、高度政治敏感的父親，意識到當局一定會開槍鎮壓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時為中學生、年僅15歲的胡佳，執意要去天安門廣場，父親愛子心切，拼命堵在大門口，「死活不肯讓我走，當時，我真恨不得一頭撞在父親身上。」
北京東西長安街的槍聲，雖然沒有打在胡佳的身上，但似乎擊碎了他的心。多少個日日夜夜，那一幕幕血腥的鏡頭，在他腦海中一直浮現。以前他比較愛吃肉，「六四」後，他不希望再看到任何血腥，眼前經常出現那些倒臥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難者。從此，他不再吃肉，一心想與所有的殺戮絕緣。
他吃素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他的母親買了一袋田雞回家，做了一道色香味的「紅燒田雞」，以為兒子一定愛吃。誰知從小視青蛙為好朋友的胡佳，當即臉色大變，他彷佛看到「鍋子裏都是我兒時的玩伴，聽到它們哭泣的聲音」。當時他的激烈反應，幾乎嚇壞母親，因他自小與母親分開生活，母親並不知道他童年的這段經歷。
這兩件事，改變了胡佳的飲食習慣。「六四」事件至今已超過14周年，胡佳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素食主義者。
胡佳與大陸作家、政論家余杰是同齡人，他以此為榮。兩人在訪美期間，先後應邀在紐約法拉盛公共圖書館發表演講。與他們接觸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信息中心資深圖書員李江琳表示，許多人以為「六四」已被遺忘，但她驚喜地發現，「六四」事件對胡佳與余杰當年同為15歲的這一代年輕人，卻產生深遠影響。1989年北京的槍聲，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胡佳對這問題的回答是，中國人不可能忘掉「六四」，只是隨着歲月的流逝，當年的熱血沸騰，變成一種內在的沉澱，「中國人絕不會再走過去的老路，火把可能暫時熄滅，但火種仍在，只要風一吹會再度燃燒，六四將在人們的記憶中長存，十年內六四問題一定會見分曉，屆時將會出現史詩般的電影。」
＊忠愛難全剃掉三千煩惱絲
那么，年紀輕輕的胡佳，為何要剃個光頭呢？
他說，他不希望別人以為他剃光頭是「前衛」或「標新立異」，事實上，此舉隱藏了他一段傷逝的愛情，也是他對那段刻骨銘心卻時不予我的初戀的紀念方式。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咀嚼着失戀的痛楚和苦澀，胡佳越能體會當初愛情的甜蜜。他與女友1997年相識於西藏「綠色夏令營」，女友當時是北京中醫藥大學五年級學生。胡佳在綠色營，就像他的生肖屬牛一樣，總是不聲不響、不辭勞苦為大伙兒服務，有時為了趕路，晚上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總是第一個起床，把每一個人的東西準備好，讓人們懷疑他晚上睡了沒有。
胡佳對女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是個稱職、有愛心及醫術高明的好大夫，對病人非常溫柔親切，許多人有高山反應，她整天為病人熬藥按摩忙個不停。」在綠色營結束時舉行的最佳服務評比中，胡佳與女友分獲第一、第二名。
胡佳認識女友差不多兩年後，都25歲的大小伙子了，才鼓起勇氣說:「我可能愛上了你。」沒想到女友也有同感，兩顆心共同撞擊濺出了愛情火花，雙雙墜入愛河，「其實很久以前我們都意識到了，但一直若即若離，因為大家都是初戀，很難有勇氣說破」。女友一度追隨他出生入死，他牽着女友的纖纖玉手，深入青藏高原探險，共同經歷和感受了同生死、共患難的可貴。
胡佳從青藏高原返回北京後，仍繼續日以繼夜工作，他發現過去一直引以為傲的運動健將的身子，經常容易疲勞，女友憑着職業敏感，強迫他作檢查，證實他因過度疲勞，患了乙型肝炎。
女友為了照顧他，搬來他的公寓，白天為他熬好藥，端到他跟前，晚上回來一看，藥好端端的仍在，胡佳居然忙得連喝藥的時間都騰不出來。女友最初還耐着性子哄他喝，後來屢勸不聽，就跟他急了。胡佳太忘我的投入，使女友既心痛他的身體健康，又氣他不聽話，她的一位醫學院教授就斷言:「胡佳這樣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如不改變恐活不過40歲。」女友「一輩子的眼淚都為胡佳流光了」，最後失望地離他而去。
人往往是在失去後，才想起曾經擁有，但想珍惜為時已晚，胡佳直到女友走後，才知自己有多愛她。為了挽回這段感情，最初他找過女友很多次，但每次女友見到他就哭成淚人兒，令他特別難受，他不忍心看女友哭，下決心治好病後，再去找女友，請求她的原諒，讓她回到自己的身邊。
可是，胡佳實在太忙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他沒有時間治病，只能大約一個月給女友發個電子郵件，告訴她一些愛滋病的訊息。去年8月萬延海被秘密拘捕，他廢寢忘食投入營救工作，忙上加忙，每天都超負荷工作，更顧不上去找女友了。
＊曾經滄海九一一周年他失戀
去年九一一，美國遭遇恐怖襲擊一周年紀念日，胡佳照常打開計算機查看電子郵件，當時他心裏就在默禱，「今天千萬不要再有不幸的事情發生」。結果他赫然發現女友一封回郵，告訴他已婚的消息，叫他以後不要再給她E-Mail。
那一刻，胡佳如遭雷殛，痛不欲生。當晚夜深人靜趁父母熟睡時，身為虔誠佛教徒的他，決定剪斷「三千煩惱絲」，對着鏡子拿着剃刀將自己剃了個大光頭，由於「笨手笨腳」的，而且是生平第一遭自己動手剃頭，將腦瓜割了許多道口子。為免父母受驚，第二天，他戴上帽子掩蓋自己滿腦袋的傷口，最終仍是被父母發現了，他一直不肯告知所為何事。
「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實在太傷她的心，讓她太失望了。」胡佳彷佛已接受女友結婚，新郎不是他的既成事實，他不慍不火地回憶這件足以改變他一生 (至少從髮型來看如此)的傷心事，痛苦中不無欣慰地說:「目前她正在中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將來會成為一位很好的醫學人材，她的丈夫經濟環境不錯，有房子有車子，可以讓她沒有後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而且，最重要的是聽說她丈夫人品很好。」
在胡佳純潔無暇的心靈中，他認為，愛一個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為她的幸福而高興，為使她能更加幸福而去做需要的一切，並從這當中得到快樂。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他平靜地吟出這句詩，表達他內心的感受。「此時此刻，我心中立即又萌生了對父母久已沉澱在心的歉疚之情。恐怕在這世界上，不但忠孝不能兩全，忠愛亦不能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