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居正：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的現場，我是主持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
我們在上幾集跟各位談了一個題目，就談到了蔣經國。我們說到了兩岸現在開放交流、開放觀光，那麼很多中國大陸這些旅遊團很快就要來到台灣各處去遊歷、去看了。
那麼上次我們說我們注意在到開放觀光的時候，大陸很多團來台灣好像專門避開了有關兩蔣的景點，就是老蔣總統跟小蔣總統的一些相關景點，他們都避開了。我個人是覺得很可惜，所以上次才開了那麼一個話題。
那麼這一次，我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談蔣經國在政治方面的一些作為。在台灣方面，當然大家對他的評價，我上次說了，一般來說高於對他父親的評價。一般我們認為說蔣經國比較勤政、比較親民、比較愛民，然後比較廉潔等等，然後對台灣的經濟跟民主發展都有相當的貢獻。
那麼我們想再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蔣經國究竟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當然大家很熟悉，就是最後他打開的那一剎那，可前面這個過程，我們必須看到這件事情是他們父子倆個其實攜手合作的結果。
我們在這節目很早很早以前，我們談過說台灣的政治發展，我們就曾經提到過，我們講，在60年代的時候，因為承續了50年的發展，台灣的經濟慢慢開始起飛，社會開始變遷。
當時台灣社會最重大的一個變化，我們看到了就是中產階級的大量浮現，當然從總人口比例來說，可能還是比較低，可是跟過去相比來說，增加了很大。
這個中產階級大到什麼地步呢？我們後來很多人研究，講的最高的比例是高到了百分之三、四十，講到最低也有百分之十幾，也就說台灣當時上千萬的人口裏面，大概有一百萬，或是說兩、三百萬人，自己認為是中產階級了。
那麼這種心態非常重要，這種心態就使得他會說，我希望說政治怎麼發展、怎麼走，因為中產階級，我們從共產黨的一些論述也可以知道，早在馬克思時代就注意到，中產階級的人數多少，他希望推動社會變遷，而台灣當時中產階級也出現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看到在60年代的後期開始，台灣社會伴隨着經濟發展，中產階級的浮現，就有越來越多的聲浪要求說，你這個一黨的國民黨要開放這個政治，要開放的更多一點。當然說希望你一步登天，開放完全的民主，當然恐怕是有困難。但是這批人卻鍥而不捨地在壓迫國民黨，在說服國民黨，要求國民黨開放。
我們在過去很多集以前就談到，我們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認識到這個壓力之後，就想要開放了。那個時候，蔣經國大概還在他的政治生涯算是前半期。
到了台灣之後，他從負責完政工之後，負責國防部，然後後來負責了行政院的副院長，中間還創設了「青年救國團」，所以他對社會的脈動是比較了解的，他對社會的這些掌握比他的父親要好，他貼近的多，當台灣社會出現了對民主、對自由化的要求的時候，他首先感受到。
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父子間進行了什麼溝通，但是我們看見就是在他主政的前後，這個路子已經打開了。當然準確的說，我們過去談了台灣的自由化，還不是民主化的階段，也就是從1968、69年開始，台灣進行中央級民意代表部分的徵選跟補選。
我們提過，原來台灣地區的國民大會、立法委員跟監察委員，都是在大陸上選舉的。1949年大陸變色之後，這些人大部分來到台灣，那麼繼續他們的政治地位，繼續他們的政治功能，可惜台灣社會變遷，就要求說這些人是不能完全代表我們，我們要選一些新的代表出來。
那麼國民黨在這個時候，感受到這個社會壓力，就在69、70兩年，就進行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跟監察委員的徵選跟補選，人數不多，比例也很低，但是畢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開放，這個時候我們常常認為說，台灣進入了自由化的一個階段。
這個門開始沒有兩年之後，蔣經國就正式接任行政院長，在這之前，他是行政院副院長。當然他的實權比起行政院長來說還有一段差距，可是到72年，他接上行政院之後，他的政治風格就慢慢顯露出來。
我們也看見當時兩岸的關係，對台灣來說，壓力慢慢變大了，因為美國開始跟中共關係正常化，那是1971年的事情。1972年的2月28日簽了「上海公報」。
當時雖然跟我們保持着正式的外交關係，美軍顧問團在台灣，台灣跟美國之間有一個協防協定，可是台灣的不安全感已經開始產生。
換句話說，來自大陸的、來自國際壓力已經開始浮現，再加上我們剛剛說來自台灣內部經濟跟社會的變遷所產生的壓力，就促使蔣經國跟蔣中正父子開始把政治開始向比較自由化的方向推進，可是幅度還是非常小。
我們看見了就是還是這些的選舉一點一點的開放，地方選舉照常舉行，仍然是那種規模，中央選舉有開放，每隔三、四年開一點點，三、四年開一點點，腳步很慢，開的很有限，所以反對運動的力量在這個時候慢慢累積。
我們看見當時黨外，現在的民進黨進入到這個選舉過程當中，不斷地去衝撞這個體制，不斷地去挑戰國民黨，從言論上面，從思想上面，然後從他的行動和選舉上面去挑戰國民黨，而我們過去提過，在中央開放的雖然不多，但在地方上面，這些民進黨卻相當有斬獲，而這選舉還真是基本上是真正的選舉。
我們也看到在歷次選舉當中，非國民黨人士參選的人很多，當選的比例也非常高，所以曉得說它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但是基本上它不是一個自由體系，這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面，蔣經國做出了政治開放的一個決定，在1986年10月7日，也就是民進黨搶關成立，在非法狀態下成立之後，大概十天不到的時間，蔣經國總統接見了美國非常有名的《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叫凱撒琳·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然後就親自當面跟她講說，我們準備解除戒嚴，然後開放組黨。
當時我們順便說一句話，在後面的翻譯官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的總統馬英九先生，當時風華正茂，當一個很年輕的翻譯官，馬先生後來講到說，他聽到這段話，全身像通電一樣，他曉得說台灣邁出重要一步，而事實上也是如此。
經國先生對葛蘭姆女士講這話，就說明了他決意讓台灣走上民主的大道，那麼這段過程，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但是隨後來的發展卻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看見，雖然當時經國先生做了這個決定，可是台灣的法律各方面其實並不夠完備，也就是說我們在法律上其實並沒有準備好。
什麼叫法律上準備好呢？因為原來是這個戒嚴，或者說你有這麼一個所謂戡亂時期的這麼一個條款，那麼很多活動都是被禁止的，那現在既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等等，你法律跟各方面要配套，可是當時並沒有趕上。
在這個時候，當時「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跟「人民團體法」才開始草擬的草擬，修訂的修訂，也就是幫這個新的階段做個法律的準備，問題是你前面的教育不夠，準備不夠，社會上的宣導不夠，突然間開放的時候，大家覺得說好像就沒有法律了，反而當時社會動盪非常嚴重。
那個時候我已經回到台灣工作，那麼親眼目睹那個時候台灣社會、政治變遷，覺得動盪不堪，也覺得讓人憂心，可是不管怎麼說台灣畢竟是解除了戒嚴，開放黨禁，結束了38年的戒嚴，走上了民主的大道，所以這一段是我們談到蔣經國的時候需要回溯一下的。
我們剛剛為各位回溯了一下，蔣經國先生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那段過程，現在我們再順着這個脈絡往下看一看蔣經國先生個人的政治風格。
我們在上幾集已經談過，我們說他這個人一般大家覺得是親民，勤政，愛民，廉潔等等，可是我們還可以從另外的角度看一下就是他在1972年剛剛去接任行政院長，真正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政治實權的時候，他的確是做了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舉動。
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十項建設」，就是我過去跟大家講過那些像鐵路電氣化，馬路，交通等等，那些是物質建設，其實他在那個時候留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產，應該說是精神上的建設，也就是當時公務員的所謂「十大革新」或「十大守則」。
這「十大革新」、「十大守則」是針對當時台灣官場裏面的風氣，然後官場跟民間之間互動的風氣，他做了一個規範，那麼後人覺得說這個其實很重要，因為對於當時的官場是起到了一定的正則的作用，也起到了肅貪跟廉潔的作用，所以大家說這個貢獻很大。
今天很多人回頭會去懷念蔣經國，跟他樹立這個風氣是有關係的，他在1972年的時候，他宣佈了所謂的「十項守則」，我們就不一一來談了，我們就把幾個重點拿出來談一談。
他當時提到說因為我們很快不是要去進行「十項建設」，經濟上的建設需要很多錢，所以他宣佈說第一，沒有特別必要，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各級政府不可以修建辦公房舍，除非特別必要，破爛不堪，漏雨，不堪使用等等，這是第一個。
第二，有任何重大的公共工程，在過去要開工或是完工的時候，常常要宣誓這是我政府的德政，所以就辦各種各樣的典禮，弄很大的儀式來剪綵，講話等等，他這都不要了，通通取消，然後很簡單就是宣佈開工就開始了，或者就是幾個大官來，在土方前面每個人拿着一些鏟子，穿的西裝筆挺，象徵性地鏟一下，照張照片，在報紙上一登，就結束了，不需搞大規模的儀式。
第三，就是台灣當時經濟慢慢開始好轉，所以有錢了，一有錢，政府的錢也比較多，很多這些當官的或明或暗就會出國去考察，所謂或明或暗就是明的部分當然應該考察，因為台灣有的地方是不如別的國家，你去日本看，去歐洲看，去美國那些進步的地方看，那是應該的。
可是有些人其實不見得有這麼大的考察的必要，他也假公濟私出去旅遊一下，這種現象也被經國先生發現，所以他說我們要從嚴審核，你不是不可以出去，但出去你要報告寫得很清楚，我去那裏，看什麼幾天，不浪費公帑，這是第三個。
再來就是在內部，中國人還是習慣當官，那個時候的國民黨還是有這種心態，所以很多人喜歡下去視察，不管是教育部，內政部，交通部等等，喜歡下去視察，一視察底下的人就要送往迎來，就要弄很好的餐會去招待，安排地方給他講話，參觀等等，這些也都不再弄了。
不是說不可以視察，而是說你沒有必要，不隨便下去視察，然後視察的時候， 大家底下不可以隨便去接送，你來了就來了，然後你看完就走了，你不要去搞什麼演講，餐會歡迎，變相的去搞些什麼東西。
再來就是說，我們大家不可以隨便出去邀宴，官場之間不可以隨便去邀宴，譬如部屬要巴結長官，就邀請長官來吃個飯等等，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賄賂，這樣也不可以，所以不要隨便邀宴。
既然不隨便邀宴，公家單位之間，當官人之間不隨便濫發這些紅白喜帖，不管是紅帖，白帖，不管是這些婚喪喜慶、普告、通知等等，因為這樣大家會藉這個名義去或者送很大的禮品，或者就去進行賄賂，他說這些也不要了，人情之內你發小小規模就可以了。
上回我們不是談到梅花餐，就是十個人一桌，然後五個菜，大家很簡簡單單吃了，這樣就好了，台灣人因為有錢鋪張浪費，喜歡吃東西，這些全部都省掉。
最後一項就是因為當時其實這種官商勾結，官商的來往還是有的，經國先生了解，所以他說大家沒事做，這些當官的你要潔身自愛，你跟商家之間沒有事情不要隨便來往，你要吃飯吃得很簡單。
最重要就是當官的這些人，就是行政官員，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官員不可以進出不正當的場所，什麼歌廳、舞廳、酒家，晚上生活，一概不可以，查到了嚴辦。
那段時間，從1972年開始，我印象比較深刻大概有差不多將近十年左右的時間，十來年的時間，台灣社會的官場的風氣是不錯的。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問題，我不是這麼說，但整體來說，當時經國先生要求很嚴，然後他自己也以身作則，所以大家也都感受得到，老百姓也覺得說，那段時間，台灣官場風氣是比較好的。
所以從這裏衍生下來，台灣社會一般來說，我上一集就講了，對蔣經國先生的評價是正面的比較多，負面的比較少，我們一會兒來談談負面的部分。
但是現在我們還是來看看，一般台灣民間社會，除了前面講的這幾點之外，對經國先生還有什麼樣正面的評價。
第一就是大家認為這個人還是比較注重實際的，當然有人譏笑他說這個人讀書很少，沒聽他講過什麼大道理，對，他沒講過什麼大道理，他講的都是很實在，跟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貼近的東西，
出於這種考慮，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用人哲學不太一樣，他用人哲學裏面，他比較着重技術官僚，比較着重行政官僚，所以早年像李國鼎，孫運璇或俞國華這些，有些是老蔣總統拔擢的，有些是經國先生看了之後覺得說你在行政方面能力很強，就繼續用下去，沒有問題，所以這個部分他滿注意的。
第二就是從老蔣總統的後期開始，經國先生的前期，這兩個是有傳承的，大量地啟用本省籍的這些人士，這些人士對台灣後來的政壇起了很多正面的作用。
當時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時候，從大陸上帶了很多幹部過來，那麼這些幹部，大部分是中國各個省分的，當然江浙，兩廣，兩湖這些人比較居多數。不過到了台灣之後，他們注意到這問題，但是這個跟本省籍的人士，最早因為土地改革各種因素，所以不是處的很好。
那麼到了大概70年代之後，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時候，注意到這問題，所以開始有意的拔擢本土的這些精英，進入政界。當時比較有名的，譬如說像林洋港，謝東閔，邱創煥，乃至李登輝先生，這幾位都是被刻意拔擢的。這些人有些擔任到省主席，有的擔任到院長級的人物，有些擔任到行政院長等等，當然最後李登輝先生，還擔任了總統。
這些都是當時蓄意培養的結果，也就是兩蔣都認識到說，光憑外省人在這邊做官，第一，人才的數量不夠。第二，會容易形成階級之爭，或形成省籍之爭，他為了敉平這差距，他們刻意做這件事情，所以這到後來，也是受到一些比較正面評價的部分。
那麼第三點，還有人對經國先生，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正面評價就是，他跟這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關係。經國先生早年這個留俄，所以他對俄國很多的作風比較清楚，對俄國的一些做法，他也是有選擇性，把他拿到這個中國來試驗。那其中這個救國團，應該就說是這個拿過來的辦法之一。
他注意到就是在台灣社會當中，每次到這個暑假、寒假，特別是暑假期間，青少年的問題比較多，為什麼？這些人血氣方剛，身體好，然後又有三個月的時間不用去學校，天氣又比較熱，如果沒有些正當活動給他們，那他們就可能真的會容易會為非作歹，容易惹事生非，容易犯法的。後來想着想着，就弄了這麼一個「青年反共救國團」，當然現在就簡稱「救國團」了，單位還在，但性質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救國團」，除了說進行這些暑期的一些教育之外，他不是正規教育，他是辦各種各樣的營隊、活動，譬如說去學開車，學游泳，學劍擊，柔道，體育，籃球等等，然後同時它也開一些政治性的課程，譬如說反共的課程，國際實事的課程，吸引一些就是對政治、對求知有興趣的青年，來自由參加。
這些都不是強制性的，甚至有的是收費的，但是因為它是國家舉辦，然後這個品質也辦的，一般算是不錯，然後又可以讓學生體會到一些學校以外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很喜歡，也就變成說，維繫了社會安定滿正面的一種做法，所以這些，都是一般人還沒太注意但我覺得它是值得提出來的。
但是即便就像經國這種人，在台灣社會裏對他還是有負面評價的，不是說民主化以後，在之前其實就有了。
第一個，對他最大的負面批評就是，他畢竟還是從威權體系出來，產生的一個政治人物，雖然他推動了民主化，然後他幾乎是只手打開了台灣的政局，然後使得台灣有了兩黨政治或有了政黨政治。
可是他的統治的前半期，國民黨畢竟還是一黨獨大，或者是說這個一黨威權，這麼一個一黨獨大、一黨威權的這個政治體制，在經國先生一個人的意志之下，他難免有時會有失手的時候。
所以大家回頭看，對他很多的批評就是說，譬如在他執政的時間，政黨對於軍隊的控制，對於政治的控制，還是比較嚴密的，而這政黨，又服膺於這個領袖，過去是蔣中正先生，那麼後來是蔣經國先生的個人意志。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這個人比較端正化，那麼這個整個社會可能不錯，這個人如果不端正的話，這個社會可能會搞的一踏糊塗。
大家對他這個批評比較大的，大概是兩件事情，一個是「美麗島事件」；一個是「江南命案」。
「美麗島事件」就是在1978、79年，台灣要進行了選舉。那麼台灣當時要進行這個公職的選舉，後來碰到說美國要跟我們斷交，那麼中間一度中斷，中斷這個前後，那麼跟這些黨外人士，發生一些衝突，就進行了比較大的逮捕。
那麼這件事情，當然一般人說，對台灣民主政治是滿大的打擊，然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因此而後挫，大部分責任大家認為說應該是經國先生要擔負的，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江南命案」，江南這一般的看法是他是三面間諜，他幫台灣，幫大陸，幫美國同時做間諜，那台灣方面發現他的身分。
當時有一個傳說這江南，這個人本名叫劉宜良，他準備寫《蔣經國先生傳》，裏面很多東西，大概對經國先生不利，然後很多這些黑幕給他揭出來。
那麼一個說法就是台灣當時這些情報局，就派人就在美國把江南暗殺了，美國碰到這件事情當然很生氣，所以這件事情對於美國、台灣之間關係，起到了很大的影響，所以這個，大家認為說，應該是經國先生負責。
那麼第二件比較大的事情，就是當時我們不是談到說經國先生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可是回頭看過去，這個事情做得太晚而太快。
什麼叫太晚呢？應該早幾年開始，也就是我們解除戒嚴的時間是1986、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早個幾年，對台灣可能會更好。
那什麼叫太快呢？就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過程當中，你把他拉長一點點，然後進行法律跟社會教育多一點，讓老百姓慢慢曉得說，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有一套新的法律出來，我們要怎麼行動。
而不是覺得說，完全沒有法律管了，我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台灣社會在剛剛解嚴開放黨禁的時間，社會動盪很多，社會運動很多，衝突很激烈，是這麼來的。
那麼當然有人還說，他那段時間跟大陸之間接觸不夠，然後開放探親不夠早，造成很多人倫悲劇，那麼這些相對來說，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剛剛那前面幾點負面評價，卻是一般大家有的共識。
不管怎麼說，大家認為說他對台灣的貢獻還是比較大的，那麼今天大家回頭看他，還是比較正面的角度看他，那麼這一集，我們就談到這裏了，我們下回再見。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170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