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魯迅一直很好奇。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人是毛澤東。」 「半個人」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後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說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在文革時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曾思玉等軍區領導人時又說：「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是魯迅，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能上毛澤東的封神榜，並被抬得如此之高，魯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這是我的第一個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慶東的教授，自稱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傳人，師從紅色理論家錢理群，潛心研究魯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視請去「百家講壇」開講魯迅，並感情真摯地寫過一本《正說魯迅》的書，但我很奇怪，在禮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魯迅，對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的態度，魯迅的 「學生」毛澤東，更是把魯迅的思想發揚光大，差點沒把曲阜孔家夷為平地。而這絲毫不影響孔教授為魯迅歌功頌德、吹鼓抬轎。由此可見魯迅的魔力，這是我的第二個好奇。
新月社的幹將，曾在美國研究心理學的肖雲山說：「魯迅其實是個精神病患者。魯迅的雜感來源於他的多疑、敏感、自戀，而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徵。也是之所以在魯迅的眼中，滿世界都是敵人的原因。」魯迅竟有精神病症，這是我的第三個好奇。
身為一代新文化主將，平生致力於喚醒國民，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懂中國」的「第一等聖人」魯迅。頭頂上有着無數眩目的光環。但我更想知道，在這些光環背後，魯迅是如何給我們展現民族「導師」的一面，而這不得不從魯迅的生平聊起。
閒來無事聊聊魯迅
魯迅（1881－1936），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原名周樟壽，字豫山，進江南水師學堂讀書時改名為周樹人，改字為豫才。魯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時，周家還有千畝良田和多達幾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國後的階級劃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剝削階級。不難想像魯迅當年的富貴。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於1871年赴京參加會試，中貢士，殿試獲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欽點定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時期，這可就相當於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證。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沒能跟上時代變化，仍然滿嘴的仁義道德當清流派，因此在官場很吃不開。幾年下來，只混到個七品知縣的小官，不久還被人參了一本，連這小官都丟了。回家後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飛躍，變賣家中田產，不惜重金，捐了個內閣中書。但捐來的官沒能馬上上任，稱之為候補，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後終於當上了這個以抄寫為職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親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這一年浙江舉行鄉試，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當地的五個富戶跑來找到周福清，想通過這位京官打通關節、賄賂主考，給自家子弟謀個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兒子周伯宜（魯迅的父親）只是個秀才，一直都過不了鄉試關，於是與這五家一起給主考送去了一萬兩銀子。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銀子，史料有點爭論，一說他一毛沒拔，只是順帶寫上了兒子的名字，一說周福清也湊了份子。不過這個分歧無關宏旨，這裏主要寫魯迅不是寫他爺爺。
不想這事計劃周密，卻實施不嚴，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緒皇帝得知後龍顏大怒，下旨嚴懲。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馬上跑去主動交代問題，有了這個投案自首、坦白從寬的情節，再加上浙江官員的求情開脫（當時的中央權勢減弱，地方漸有了擁權自重的諸候態勢，朝廷也不得不重視地方意見），最後判了個斬監候（死緩），秋後再決定斬不斬，三年不斬就轉為無期。
這一來周家傾刻走向沒落，三年間每到秋後斬殺犯人的時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銀子，到處打點，以求推後周福清的行刑。還好周家底子厚，終於熬過了這三年，周福清轉為無期徒刑，7年後，刑部大赦，65歲的周福清終於釋放回家。這裏之所以對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紹，原因是每次讀到周老太爺的事跡，老讓我看到魯迅的影子，而且這也是魯迅性格成型的關鍵時期，無法忽略。
魯迅的父親周伯宜，在這場變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較差，內火攻心，外加驚嚇，竟一病不起。隨着周家的敗落，親友鄰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擔，驟然壓到了十三歲的魯迅肩上，照應獄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親，成了魯迅的基本生活內容。少年魯迅過早的感受了世間的人情冷曖，無疑這種經歷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後，魯迅不無恨意地寫道：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枱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枱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其實周家的敗落遠沒有魯迅表現地那樣沉重，家裏大宅依舊，還有幾十畝良田，若干僕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長媽媽。三兄弟不用為生計奔忙，都能安心於讀書。魯迅二十九歲從日本回國後，才開始掙錢養家，這期間，母親還為他張羅了一門親事。可見周家並沒有脫離原有的階級成分。坦白地說，魯迅的痛苦更多的來源於，周家大少爺的風光不再，突然之間受了以前從沒受過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歲的魯迅就讀南京水師學堂，數月後魯迅又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清末政府逢戰必敗，時人總結教訓，認為是國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結果，於是洋務派在全國大肆創辦軍校，以圖武力興國。但在當時一幫頑固派的反對下，深恐丟了祖宗的法寶，中西體制的爭論一直很激烈，這類軍校大都辦得四不像，掛羊頭賣狗肉。
在此期間魯迅的學習認真刻苦，畢業時考了前三名，成為公派留學日本的五個人之一。甲午戰爭後，國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學日本作為學習先進知識的去處，這想法無疑是正確的，遠比時下「逢日必反」的論調高明許多。向敵人學習沒什麼可恥，最可怕的是沉迷於盛世遺夢，對他國毫不知曉。反觀日本，因白江口之敗，全面學習唐朝。被美國打敗，就全力學習美國。這種觀念對比映襯了現在中日兩國的差距。
不過，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對中國還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剛學會走，學校的教學質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對待中國的留學生，也遠不如歐美的實在，劃出一批三流學校給中國留學生，還給中國留學生大辦預科班（也就是學前班）。「懂中國」的蔣介石回憶往事時，還不無遺憾的說，自己當年只讀了個預科班。反之留學歐美的學生，進的是哈佛、劍橋。這兩地留學生回國後，成了當時文化界涇渭分明的兩大派別，兩派的見識、思想、才學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個比較。
1902年魯迅進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不久加入光復會。一次，光復會派魯迅回國持行刺殺任務，魯迅斷然拒絕，理由是家中還有老母要養，隨即退會。在此之前魯迅還寫詩，要「我以我血薦軒轅」。看來也不過說說罷了。但後人硬要認為這詩是魯迅一生戰鬥的開始，不免就有點諷刺的味道了。
兩年後魯迅轉科去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之所以去仙台學醫，按魯迅自己的說法是：
「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前一個理由體現了魯迅對日本的了解，讀點日本史應該知道「蘭學」對日本的影響，第二個理由是因為魯迅旗幟鮮明地反對中醫，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寫道：
「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這個看法，魯迅一生都沒改變過。晚年病危時，在西醫基本無能為力下，朋友找來一些中醫偏方，全被魯迅拒絕。學過西醫的魯迅反對中醫的態度，是貫穿始終的。
時下中醫存廢之爭很是熱鬧，其實這個爭論早在清末民初已經展開。民國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締中醫，中醫被視為糟粕丟進了垃圾堆。之後中醫之所以死灰復燃，這完全要拜毛澤東所賜。紅朝號稱全民醫療，但千瘡百孔的經濟，根本做不到口號的要求，特別是人數眾多的農村。而中醫的治療手段針灸和草藥成本低廉，於是毛氏想出了「赤腳醫生」的辦法，從每個村莊選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辦班學習中醫，畢業後就地成為駐村醫生。這就是宣傳所稱全民醫療的實質，中醫藉此東風重出江湖。
在毛時代，學習中醫是與政治掛勾的最高指示，當然無人敢出來反對。隨着那段荒唐年代的過去，掃蕩中醫的呼聲再度高漲。有意思的是，政協委員、老中醫連建偉把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請出來，借周老先生的口，證明魯迅當年「只反庸醫不反中醫」。可能在周老先生看來，魯迅反中醫是其污點，為維護父親形象考慮，才有此說詞。殊不知，這舉動有點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後中醫如若又被取締，周老先生該如何改口。
魯迅在仙台的學習很不如意，成績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魯迅的解剖學只考了五十九分，這個分數連學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學竟然還懷疑魯迅與藤野有何見不得人的勾當。實在讓人擔心，照此下去，魯迅還能不能實現當上軍醫的偉大理想。
不過很快魯迅又改變了學醫的想法，按魯迅的解釋，是因為那個著名的「幻燈片事件」，在幻燈片中，魯迅看到了國人「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決定要改變國民的精神。
「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是魯迅喚醒國民，改造國民精神的宣言。但讓人奇怪的是，魯迅並沒有憤而回國從事他的文學「吶喊」，卻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間或寫些練筆的文章，但這些作品，與改造國民性的目的實在靠不上邊。1909年回國後，魯迅還是沒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槍」，而是一頭扎進故紙堆，讀佛經，抄寫古碑貼，練起了書法。
直到1918年受錢玄同之邀，才為《新青年》寫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記》。從立志到出手，魯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這時間長得讓人匪夷所思。在這漫長的時間裏，正是中國風起雲湧、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時代，期間辛亥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先後發生。魯迅卻沒有絲毫舉動，只是當了個麻木的「看客」。顯然，魯迅看幻燈片而立志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魯迅低估了學醫的難度，憑其能力根本無法完成學業。當然無論如何，棄醫從文對於魯迅來說，絕對是個明智的決定，只是下決定的理由，沒他自己說得那麼偉大罷了。
在出國前，母親魯瑞為魯迅定下了一門親事。親家姓朱，是紹興城裏的一戶殷實人家，祖上也有人做過官，與周家剛好門當戶對。朱家的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個深受禮教薰陶的女孩，裹腳不識文字，且比魯迅大了三歲。
對這門親事，魯迅的態度曖昧。之前只提出讓女方「放足和讀點書」，而沒有表現出鬥士的一面，嚴詞拒絕這個父母之命、媒約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國後，魯迅在與日本下女的接觸中眼界大開，開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對家中的這門親事有了些牢騷，為此還寫詩送給老友許壽棠：「靈台無計逃神矢」。
不久，魯迅與日本下女廝混的事跡，漸漸傳到母親魯瑞的耳中，老太太甚為焦急，於1906年謊稱自己病重，將魯迅騙回家中，與朱安完婚。回國前魯迅已有所預感，果然，回來後周家張燈結綵，上上下下都在為周大少爺的婚禮奔忙。魯迅不置可否，必竟從沒見過新娘朱安的樣貌，心中尚存一絲夙望，如若對方美若天仙也未嘗不可。
大喜之日，魯迅打扮一新，還特意為一頭短髮接上了假辮子。在母親的操持下，婚禮按部就班的進行，魯迅的表現也中規中矩。及到進入洞房，掀起新娘的頭蓋時，魯迅才如墜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幹癟毫無女性美感，這讓魯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幾次前來請安，魯迅竟不答理。第二晚開始就不再進入洞房，幾天後魯迅與一班同學返回日本，臨走時丟下一句「母親娶媳婦」，而後頭也不回的揚長而去。自此，朱安開始了漫長地，在一心救國救民、要「血薦軒轅」的鬥士魯迅身邊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後，魯迅回國到紹興的兩級師範學堂教書。1912年受時任教育總長的同鄉蔡元培邀請，進教育部任職，同年隨部遷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經歷是面鏡子，魯迅深以為鑑，總結出「三不」原則，不該說的不說，不該聽的不聽，不該看的不看。如此這般果然官運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僉事。
但很多事並非當個烏龜就能躲過去，在大變局時期，檢驗一個人的政治立場、道德水平的機會實在太多。1915年，趁歐洲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逼袁世凱政府簽署《二十一條》，這條約等同於賣國，袁世凱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責任不想一個人擔，於是讓政府公務員集體簽名同意，不簽名的就要辭職走人，魯迅毅然簽下了大名。多年後魯迅的論戰對手陳源（陳西瀅），對此不無嘲諷的說：「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魯迅說「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
「樹欲靜而風不止」，袁世凱一心想過皇帝癮，下令教育總長湯化龍為復辟帝制製造輿論。因魯迅一貫表現良好，被委任小說股主任一職，負責把關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的指示。對此事，按魯迅的說法，他進行了不懈的抗爭和抵制，最後還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實真相又是如何呢，魯迅被免職是袁世凱當上皇帝以後的事了，為袁世凱稱帝吹喇叭抬橋子的任務已光榮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魯迅所謂的「抗爭和抵制」竟然一直沒被上鋒發現？及時把這塊反骨撤換，這就讓人奇哉怪哉了。之後，魯迅還臉不紅心不跳地領取了幾個月洪憲皇帝發放的俸祿。
在全國的一致反對下，袁世凱稱帝八十三天後，不得不下令恢復共和。但已於事無補，心腹親信紛紛倒戈，不久袁在一片罵聲中暴亡。因此前的種種表現，魯迅開始成為教育部的邊緣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盡頭。在官場中站錯隊、押錯寶是要付出代價的，魯迅完全明白其中的遊戲規則。於是乾脆擺出一付憤世嫉俗，懷才不遇的樣子，看見不順眼的就破口大罵，給人取外號。
表面的狂放，掩蓋不了內心的頹廢。不到四十，魯迅就自稱「老頭子」，以「枯坐終日，極無聊賴」來消磨時光，自己曾寫道：
「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學的老友錢玄同（中國物理學家錢三強的父親），跑來看望魯迅，此時錢玄同還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見魯迅閒極無聊地鈔古碑貼，於是力勸魯迅為雜誌投稿，以解苦悶。魯迅答應了，不過是抱着「試試看」的態度，而不是出於十幾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國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魯迅」為筆名寫成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上，這部被後世無限推崇的開山之作，其實是抄襲而來的。無論小說的手法，體裁，以及結束語「救救孩子」，甚至連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與俄羅斯諷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記》如出一轍。抄文章抄得如此徹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從深層次來看，這篇文章是魯迅仕途不暢、前路渺茫，內心迷茫彷徨的寫照，把矛頭直指整個體制，正是發泄滿腹牢騷的結果。同時這也為他後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涼、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調。但這「大破」的思維很對當時憤青們的口味，文章一發表就反響熱烈，無疑這對魯迅來說是莫大的鼓舞， 「試試看」不想試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許壽棠說「此前是周樹人，之後才是魯迅」。由此可見「引路人」錢玄同的勸進之功。
然而魯迅對這個恩同再造的老友錢玄同的態度如何呢？後期，魯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錢玄同多有勸導，魯迅不聽，破口大罵錢：
「胖滑有加，嘮叨如故，臉皮厚」。
「蓋此公夸而懶，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實俗媚入骨，無足觀」。
「疑古玄同，據我看來，和他的令兄一樣性質，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他的罵詈，也是空談，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世間竟有傾耳而聽者，因其是昏蟲之故也」。
「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擋辯證法」。
甚至連結集出版《吶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錢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異（今心異）。
1919年12月，魯迅回紹興把全家遷來北京。在家已獨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魯迅）要回來，本已死寂的內心升起一絲希望。每天必到大門口翹首以盼。這天終於看到魯迅進門了，連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魯迅用鼻子「哼」了一聲，而行李並不交給朱安。當晚魯迅仍然堅持獨住，讓朱安一個人在房中以淚洗面。
在北京的住處位於西直門內的八道灣，是個有三進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與妻子羽太信子住最裏面，第二個院子給母親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魯迅一人居住。平時吃飯也是分開的，魯迅與周作人夫婦在後院吃，母親與朱安在第二個院子裏吃。如此安排是因為朱安是「母親娶的媳婦」，不是魯迅的。這種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態度，對于謹守三從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難想像的。
相反的是，幾個月以後，三弟周建人的學生許羨蘇來北京求學，經周建人安排住進了魯迅家中，對這個十九歲的小姑娘，魯迅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許羨蘇考上北京女師大後，因短髮不能入學，魯迅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顧，畢業後還介紹許去一中學當教員。以至許羨蘇視魯迅為「我的監護人」，內心漸生情縈，以魯迅家人自居。前後在魯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間魯迅與周作人交惡，搬離八道灣，許羨蘇為魯迅四處找房子，並隨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慘案後，魯迅躲進日本醫院，許羨蘇還天天去探視。
但這段引來很多非議的交往並沒有結果，因為魯大文豪移情別戀了。老友孫伏園對周建人說，魯迅最愛「長的那個」，因為「他是愛才的，而她最有才氣」。這個 「她」就是許廣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蕩不羈。在家時就是男人婆，對男女之事採取革命態度，很放得開。在認識魯迅之前，有個叫李小輝的情人還因她而死。
許廣平從天津女師畢業考入北京女師大後，對魯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聞。長得人高馬大的她，聽魯迅的課卻偏偏喜歡坐第一排，時不時舉手提些古怪的的問題，一次在課堂上給魯迅畫漫畫，還有意讓魯迅發現。1925年3月，許廣平主動給魯迅寫信，許的第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在無可救藥的赫赫的氣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潔身遠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煙葉的時候，可也想到在蠆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麼？
先生，可有什麼法子能在苦藥中加點糖分，令人不覺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絕對不苦？先生，你能否給我一個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現在的青年的確一日日的墮入九層地獄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每星期中一小時的領教，可以快心壯氣，但是危險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過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先生！你雖然很果敢的平時是；但我現在希望你把果決的心意緩和一點，能夠拯救得一個靈魂就先拯救一個！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面對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為己任」的魯迅當然責無旁貸，很快魯迅就回了信。由此乾柴烈火一觸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後兩人間的信件被編輯出版成了《兩地書》。一個月後，許廣平打扮一新，登門造訪，雙方進入實質性交往。
魯迅臨死前還宣稱「一個都不寬恕」。
人權宣言中有一句話，「凡有不寬容者，一切都是專/制主義的思相。」
而現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國家，都將之視為立國基礎。
不久，教育總長章士釗上台，女師大校長、魯迅的好友許壽棠被罷免，替而代之的是鐵腕女校長楊蔭榆。楊蔭榆對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為不滿，雷厲風行整頓校風，對學生嚴加管理，這觸到了魯迅的痛處。魯迅按捺不住，跳出來說：「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命運。」這話說得實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說這話的時候，有沒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婦朱安。1924年4月，魯迅聯合十五名教員辭職，向校方施壓。學校分化為挺許擁楊兩派，魯迅是當仁不讓的挺許先鋒。
1924年11月，國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開學時未能按時到校，被楊X蔭榆開除。這本屬的學校管理範疇，不想被魯迅拿來作為把柄，對學生自治會總幹事許廣平面授機宜。很快學生自治會開會決定趕走校長楊X蔭榆，並稱之為「驅羊運X動」。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條的簽署日，國XX恥日），學校組織演講會，許廣平與劉X和珍擋在禮堂外，竟不准校長楊X蔭榆進入。為此學校對領頭的六名學生，作出「開除學籍」的處理。這就是「女師大X風潮」事件。
此後事件無限升級，新月社陳西瀅撰文批評魯迅在事件中的表現，魯迅奮起反擊，陳先後就讀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回國後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與魯迅的筆戰中，毫不怯場，以事實為依據大揭魯迅瘡疤，抨擊這個導師級人物在種種歷史關鍵時刻的表現。魯迅無法正面回復，只能惱羞成怒大罵陳是「走狗」，作人身攻擊。此後的論戰已偏離事件本身。胡適出面調停，論戰歸於平熄。
而在另一邊，卻上演一場魯迅與章士釗打官司的活劇。因魯迅在事件背後推波助瀾，教育總長章士釗免去魯迅僉事一職。魯迅上告平政院，進行反擊，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後由段祺瑞簽名，廢除章士釗的決定。章士釗，楊蔭榆相繼去職。
段的表態，使學生們有恃無恐，以「文革」常見的手法，公然搗毀章士釗的住宅。而那個被魯迅罵為「性變態」，中國第一個女大學校長楊蔭榆，因自己的學生被日軍輪姦殘殺，憤而跑去日本領事館痛斥。被日軍槍殺於蘇州吳門橋下，身中數十彈。
回頭再來看這場所謂的「女師大風潮」。魯迅將之稱為革命行動。其實質不過是一場利益之爭、派系之爭。力挺老鄉許壽棠有很現實的意義，因為這是魯迅在女師大 「幸福生活」的保證。而有諷刺意味的是，魯迅口口聲聲指責「章楊」投靠北洋軍閥，這個北洋軍閥卻成了魯迅最終勝利的力量。
魯迅大獲全勝，不僅官復原職，還贏得了許廣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許廣平寫下《風子是我的愛》一文，表達對魯迅的愛戀。而此時只有許羨蘇一個人還蒙在鼓裏，因為魯迅從未與她坦白過。魯迅與許廣平南下後，許羨蘇還痴情地為魯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魯迅到北京探母時，許羨蘇親自問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魯迅說許廣平已懷孕，許羨蘇才徹底清醒。第二年即離京去大名，同年結婚，此時許羨蘇已經三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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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魯迅的婚姻中沒有勝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魯迅南下與許廣平熱戀期間），魯迅共給許羨蘇寫了155封信，許回了 100餘封信。許羨蘇離京前，把魯迅寫來的信交給了朱安，之後朱安又交給了許廣平。而許羨蘇寫給魯迅的信，魯迅死後也交到許廣平手中，但最後這兩百多封信神秘失蹤。真不知道許廣平看到這些信件時的感想怎樣。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來到前院魯迅房中，親自交給魯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個月後，魯迅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十個月後，魯迅返回八道灣搬行李，周作人打電話叫來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張鳳舉、徐耀辰。兩兄弟發生衝突，周作人拿起獅形銅香爐差點砸破魯迅的頭。兩個「五四」的文化大將上演全武行。
這是兩兄弟斷交的全過程，之後兩方均保持緘默，不過事情還是漸漸從旁人的口中傳了出來，起因有兩種：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訴說，魯迅偷看她洗澡。二、魯迅的說法是，他對羽太信子大手大腳的持家多有批評，這惹惱了羽太信子，於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撥離間。十幾年後兩兄弟的人生軌跡全然不同，一個被奉為神，一個被視為鬼。當了神的哥哥魯迅的說法被當成了事實。
但魯大文豪的解釋實在經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跡還遠不止偷窺這麼簡單，真相終究是掩蓋不了的。奇事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魯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數。換算成現在的人民幣，周家兄弟的年薪達二十多萬。這不包括兩人寫作的稿費，和同時在七八個大學任教的講課費。可作比較的是，當時一個低層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兩元錢，一個交警月收入四元錢。魯迅竟然說信子大手大腳，害得他沒錢買煙。
魯迅曾經在北京一個人過了六七年。長年包一台鐵皮車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魯迅嫌伙食差，與單身同僚一起到大飯店包餐吃。有點毛病就要上醫院，進得全是昂貴的日本醫院和法國醫院、德國醫院，本國的醫院從不踏足。據魯迅的日記記載，其先後看過的日本醫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彥、高山章三、菅又吉、頓宮寬、岡本繁、吉田篤二、秋田康世、松井勝冬、坪井芳治（周海嬰的專職醫生）、最後一位是須藤五百三，此人曾是軍醫，是當時在上海的「日本在鄉軍人」（即退伍軍人）會的副會長，這個「日本在鄉軍人會」與黑龍會一個性質。魯迅反過來卻指責信子看病找日本醫生。之後與許廣平在上海生活時，是上海大劇院的長客，逢有外國電影必定捧場，還經常坐轎車繞上海市兜風。以他的生活態度是「掙錢有方，花錢無度」。
在日本仙台學醫時，魯迅曾經很興奮的給老友許壽棠寫信說：「同學陽狂，或登高而窺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風俗，一個大池子只是中間隔了塊矮板。只要略微登高點就能盡覽春光了，魯迅信中說的就是這事。一起去日本留學的郁達夫，也在其作品《沉淪》中，詳細地描寫過偷窺女孩子洗澡，偷聽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學生的共同愛好，魯迅也沒能例外，因為他是個正常的男人。魯迅泡日本下女的事，還讓魯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魯迅所泡的下女是誰呢？
從1912年至1918年，魯迅給羽太信子寫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婦與魯迅同住，這大伯與弟媳還真有話聊。另據魯迅日記記載： 1912年魯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後，除每月給紹興家裏寄生活費外，還每月到日本銀行給日本東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錢，除固定的生活費，還負擔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學費。直到1925年，魯迅與周作人絕交兩年後，羽太重久還給魯迅寫信說：「上月蒙兄長給予及時補助，非常感謝。對你長年以來的深情厚意和物質援助，真不知說什麼才好。」很奇怪，為什麼魯迅要給信子娘家寄錢？而且是單獨寄錢，並沒直接把錢交給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義寄錢不是更名正言順嗎？
魯迅父親早亡，身為長子的魯迅在兩個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聽計從。三兄弟還約定，「永不分離，母親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結果因為大哥批評弟媳亂花錢，而引來弟弟的反目，不要說那時尚有「長兄為父」的觀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僅憑羽太信子指責魯迅偷窺，周作人竟然不作調查了解，就斷然與大哥絕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識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窺也不是什麼不可原諒的過錯。當年郁達夫公開偷窺的事，被人攻擊時，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寫過一篇《〈沉淪〉論》為其辯護，在同樣留學過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窺完全算不得一個事。儘管偷窺對象不同了，但這也不足以引來周作人對魯迅的終身恨意。甚至在魯迅病故前後，都拒絕探視，拒絕奔喪。
還有最關鍵的，魯大文豪一直被視為聖人，但聖人也有七情六慾，他在文章中寫過：「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對自己的老婆朱安他從不理睬，朱安曾對人說：「老太太總怪我沒有能生個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連一句話都不說，我怎麼能生得出？」而在認識許羨蘇時，魯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為男人的魯迅他是如何解決性的需求？這個「勇士」跟誰去「性交」呢？
最後，如果「指責」是冤曲的，一生「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魯迅，為什麼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辯解，不反擊，不憤而把周作人夫婦趕出家門？當時被周作人叫來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人均為北大教授），還被魯迅以「家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為由打發走（見許壽棠《亡友魯迅印象》），倒是魯迅很有點灰溜溜地搬離了八道灣，這大概不是因為大度而是理虧吧。
綜上所述，這段迷案的真相併不複雜。信子即為魯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約在身，只得承諾為信子娘家負責，並主動介紹二弟作人與信子相識，讓二弟「接春」。到八道灣後，信子近在眼前，相處日久，魯迅舊情復燃，進而讓信子一人侍二夫。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決裂的根本原因，只有這樣才能解釋兩兄弟在此事件前後的表現。（見《道聽途說——周氏兄弟的情況》）
在離開八道灣時，魯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談話，內容是給朱安選擇，要麼一個人回紹興娘家，要麼留在八道灣與周作人一家同住。後一條被周作人斥為「笑話」。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魯瑞）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着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紹興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這就是魯迅給朱安的安排，唯獨不提讓朱安跟隨自己過。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隨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禮教等待魯迅拯救的「國民」。
1926年3月18日一早，許廣平來到魯迅家告訴他，準備今天去政府門前遊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衝鋒」的魯迅連忙阻攔，強硬地將學生會總幹事許廣平留在身邊。果然，遊行隊伍在政府門前，遭到衛隊開槍射擊，47人死，200餘人負傷。這就是「三一八」慘案。遊行隊伍的骨幹，本應走在隊伍前列的許廣平，因魯迅的阻攔而逃過此難。事發當日段祺瑞趕赴現場，長跪不起，許諾嚴懲兇手後引咎辭職，並立誓終生事佛吃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緝五十位 「過激」教授，林語堂問魯迅如何應付，魯迅的回答是「裝死」。
同年7月，魯迅接到廈門大學文學系主任林語堂的來信，邀請魯迅去廈門大學任職，8月，魯迅攜許廣平南下上海。事後的說法是，魯迅為躲避政府通緝，才離京避禍，但這並非事實。四月時，段祺瑞政府已經解體，奉軍大舉入關，對皖系段政府進行清算，所謂的「通緝」也不了了之。魯迅離京三個月後，教育部因其長期沒來上班，才下文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一職。七月時魯迅還到女師大毀校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演說。走之前廣而告之，到車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幾個。如此大搖大擺的離京，哪裏像是「躲避」政府通緝？
魯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緝而是「流言」。在北京，這段地下師生戀，一直是論敵的口實。身為公務員的魯迅，不可能公然與許廣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學生」的社會影響和世俗之見，也不是魯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選擇只有離京，而且這也是徹底拋棄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當時的文化名人宴請魯迅，因魯迅沒有公開與許廣平的關係，未請許廣平出席宴會。
之後，許廣平回廣州，魯迅去廈門。魯迅前後在廈門大學呆了三個多月。廈門大學的一班學人風聞「五四」的幹將魯迅駕臨，紛紛登門請教。但在自由主義思想濃郁的廈門大學，魯迅的「大破」口號並不吃香，還老被「胡適之的信徒」（魯迅語）朱山根、萬里祥等後輩問得面紅耳赤。魯迅在《三閒集》中說：
「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
在此期間，魯迅還陷入了兩場吃醋風波，曾經視魯迅為導師的高長虹，在與魯迅的交往中，漸漸有所悟，寫文章評價魯迅「開始時認為魯迅為真正的藝術家的面目，過後是一個不很高明卻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則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幾不知其他矣。」之後高長虹於1926年11月寫下一首詩《給 ——》，在這首詩中，魯迅竟看出了高長虹對許廣平有意思。魯迅大怒，將高長虹當成情敵。寫下文章《奔月》，諷刺高長虹是學藝不精的「逄蒙」，與「後弈」爭嫦娥，結果失敗了。可惜事後證實，魯大文豪浪費了表情，高長虹根本就沒看上過「豪放女」許廣平。
不久，許廣平受共產黨人李春濤之邀，準備去汕頭搞革命。魯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擔心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麼樣的革命。在收到廣州中山大學的聘書時，還酸溜溜地給許廣平寫信，表示不想來廣州了，理由是「我的一個朋友或者將往汕頭，則我雖至廣州，又與廈門何異。」當然，最後的結果是許廣平放棄了「革命」，魯迅來了廣州。
那個為魯迅探路，給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語堂，在魯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會「幽默大師」林語堂講了幾句英語，魯迅竟厲聲喝道：「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與林疏遠後，還不忘諷刺林語堂「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
1927年1月，魯迅來到廣州，中山大學組織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朱家驊上台致辭，稱魯迅是一位「戰鬥者」、「革命家」，學生們聽了熱烈鼓掌，魯迅連忙起來聲明否認，「絕非戰士，更非革命家」。事後魯迅與人解釋時說，「這頂花冠弄不好將來是會被人要了性命的，他們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
在廣州的住處是白雲路的一座三層樓房，此時魯迅仍然不公開與許廣平的地下情，堅持與老友許壽棠住一間房，讓許廣平與女工同住一間。這掩耳盜鈴的把戲，讓許廣平忿忿不滿。雙方第一次爭執，當然，在大人物身邊總是要做出犧牲的，許廣平惟有屈服。
同年四月，蔣介石開始清黨，血腥的屠殺讓魯迅噤若寒蟬，膽戰心驚地在廣州過了大半年。過後許久魯迅還心有餘悸地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此吞吞吐吐，沒有膽子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
十月，魯迅離開廣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場，遍佈租界，生活條件遠非北京、廣州能比，隨着環境的改善，大大激發了魯迅的戰鬥熱情，用手中的筆作「匕首和投槍」向他的「敵人」發起了進攻。其敵人之多之廣，實開了一代之先河。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話被 「學生」毛澤東完美的繼承為「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在眾多的罵杖對手中，魯迅最痛恨的莫過於，在「女師大風潮」事件中大揭其瘡疤的陳西瀅，而持續時間最久的論敵就要算梁實秋了，雙方交鋒前後長達八年。論題從人性，階級性，普羅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到硬譯等等，幾乎涉及到當時所有的熱點。這其中的對與錯，早已被時間所證明了。這裏僅舉兩例「文學的階級性」和 「硬譯」。
魯迅曾寫文章《文學的階級性》，顧名思義，以階級觀來看待文學，一直是共產主義統一思想的手段，讀過幾本蘇聯文集的魯迅如獲至寶，奉為經典。對此梁實秋撰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進行反駁，「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
討論此類話題，魯迅的理論修養實在有所欠缺，對梁的文章不正面回應，抓住梁說的：「盧梭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一句大做文章，魯迅認為 「經濟關係」 才是文明的基礎，因為魯迅不知道，馬克思經濟關係三要素的第一點講得就是所有制，這個所有制就是經濟關係（即「資產」），換了個名字，魯迅竟沒認出來。一時成為笑談。
魯迅在1929年翻譯的蘇聯文集《文藝與批評》，這本被魯迅稱為「硬譯」的作品形同天書，這裏摘抄一段：
「內容上雖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從受動底見地看來，對於勞動者和農民，是只能給與半肉感底性質的漠然的滿足的，但在對於藝術底化身的深奧，有着興味的勞動者和農民，則雖是觀念底地，是應該敵視的作品，他們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構成的本質，便可以成為非常的大的教訓。」
之所以要「硬譯」，魯迅解釋為「中國文本來的缺點」。這觀點和譯法實在讓梁實秋坐不住，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梁實秋，一直從事翻譯工作，曾用一生的時間翻譯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於是寫下《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的文章，質疑如此「硬譯」讀者無法看懂，這本是學術討論，魯迅覺得丟了大面子，反駁說： 「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並諷刺梁實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譯」。
之後相繼有人提出批評，魯迅從容不迫，將反對硬譯的歸為「同一夥」：「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拼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
在眾多對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開風氣不為師」胡適，1929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後拋出「訓政」理論（孫中山說：「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這就是訓政的來源），對這漠視人權，冠冕堂皇地以黨權君臨一切的做法，胡適在文章《人權與約法》中反擊說：「不但政府的權限要受約法的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制裁。如果黨不受約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國之中仍有特殊階級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還成『法治』嗎？」
這段話時至今日仍然有啟示性的意義，不知怎麼魯迅覺得刺眼，寫《王道詩話》說：「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根本不知人權為何物的魯迅，在胡適們的背後舉起了他的投槍。大罵胡適是「鳥導師」，是「主子的◎◎」，是「三幫」（幫忙、幫閒和幫凶）。對此胡適不予理會，魯迅曾說：「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剛好映證了這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對話。
如果上面的論戰還有討論的意思，而他對施蟄存和陳仲山的攻擊，就純屬亂咬一氣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報》要施蟄存給青年推薦讀書，「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施寫下《莊子》和《文選》兩本書。魯迅以「豐子余」的筆名，痛批施的薦書為復古和倒退，罵施蟄存是「洋場惡少」。
陳仲山，本名陳其昌，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長期以來對魯迅懷有景仰之情，並自辦刊物《鬥爭》和《火花》。在當時關於「國防文學」還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水戰中，一直認為自己的思想與魯迅一致，並虔誠地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表達自己的觀點。不想魯迅的戰鬥神經再次亢奮，公開撰文歪曲陳仲山是 「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對這憑空捏造的指責，陳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應。1942年陳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報工作被抓，不久慘遭日軍殺害。罪證就是魯迅所指「日本人出錢」辦的刊物，《鬥爭》和《火花》。
在這些論戰中，魯迅完全背離了文化交流和學術討論的宗旨，一遇理曲詞窮就作潑婦罵街狀，說不過你罵跑你，魯迅說：「我的雜感常不免於罵。」就是如此一付架勢，還自認為孤獨求敗。梁實秋說：「魯迅的文章寫得好，所謂『辣手著文章』庶幾近之，但是距『鐵肩擔道義』則甚遠。講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辯論，他採取迂迴戰術，繞着圈子旁敲側擊，作人身攻擊。」這正是他與魯迅八年論戰的深刻體會。
在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魯迅的立場同樣讓人瞠目結舌。1929年夏，蘇聯進攻滿州里，張學良進行反擊，這就是「中東路事件」，結果張學良戰敗，有名的 「黑瞎子島」就是這時被蘇聯佔據。這場戰爭在中國本土發生，斯大林卻指示共產國際發出「保護蘇聯」的號召，中國共產黨急忙響應，在上海街頭大肆貼標語要 「武裝保護蘇聯」。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的最高境界，就是沒有國家，沒有民族。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偉大的黨早在幾十年前就進入共產主義了。
次年，針對蘇聯的無恥侵略，上海文壇發起「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主張文學藝術應以喚起民族意識為中心。不料，魯迅再一次跳出來，抨擊這次運動。說：「我們的詩人卻是對着『斡羅斯』（俄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
「九一八事變」後，魯迅還不忘替蘇聯擔心。他說：「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着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了。」（見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在1932年1月28日，松滬會戰後，魯迅再次寫文章《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這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懲膺』他的奴僕——中國軍閥。也就是『懲膺 』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變時，上海興起很多抗日團體，並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變中，凡有這種徽章被日本人發現，都被殺害，魯迅對此總結道：「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以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太不認真，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見《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
此等形同賣國漢奸的嘴臉，竟還有人說魯迅愛國，死後還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們的「民族魂」就是這種貨色，實在羞殺人也。
香港《明報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號，《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係及其他》中寫有：「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即與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來是魯迅的舊好，魯迅自日本返國後，還每月負擔羽太的生活費用，可見羽太與魯迅的關係不是一般的關係，而是夫婦的關係。」
1927年10月8日，魯迅與許廣平搬進閘北東橫濱路景雲里的一幢房子，開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雙方達成協議：「兩性生活，貴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當事人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束縛；日後，如有一方不滿意，決不要爭吵，也用不着法律解決，如果覺得沒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獨立謀生。」
這協議也虧魯大文豪想得出，許廣平連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還有個名分，也能進周氏族譜。正式同居後，雙方還是守口如瓶。三層小樓，許廣平住三樓，魯迅住二樓，許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19年5月，已經懷孕五個月的許廣平才將實情告訴她的姑母，通過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裏人成「驚弓之鳥」。就這樣，不倫不類的許廣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嬰。
兩人的性生活，魯迅在日記中稱之為「洗腳」，這個詞還真有啟示性，也難怪時下洗腳城遍地開花。有了這份婚前協議，魯迅的「博愛」也更方便了，時不時還學學古人約妓同游，並公然記載於日記中。
儘管繞了這麼大的圈子，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還是難逃指責。「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實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還公開表態反對。消息傳到了北京，老母親魯瑞自然不會反對，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靜地接受，「哀莫大於心死」，俞芳問朱安對以後日子的打算時，朱安回答：「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着他，將來總會好的。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1943年魯迅的母親病逝後，因大先生與周作人交惡，朱安拒絕了周作人的接濟，而此時許廣平竟將每月的匯款，由銀元換成法幣，以至朱安無法生活下去，只得宣佈出售魯迅藏書，消息傳出後，各界人士紛紛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絕。
魯迅說：「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還打比方說方塊字是大眾身上的結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雜文》
1935年十二月，魯迅說：「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文學。」《論新文字》，《且介亭雜文二集》
（所謂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證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魯迅還說：「我是中國人，但我很恨中國文字。一個一個方的，非到大學中學畢業不能運用。大學中學畢業，必是小資產階級，這些人做起文章來就是假裝普羅也是沒有辦法的。」
1927年3月，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顧頡剛請到中山大學，因顧在北京時，就宣稱過，很佩服胡適之和陳西瀅，一直不太看得起魯迅，聽說顧要來，魯迅堅決反對，甚至說：「他來，我就走·」結果顧還是來了，魯迅憤而辭職，1927年5月15日在寫給章廷謙的信中說「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當紅鼻（魯迅給顧頡剛取的外號）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辦法，即使『鼻』赴北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換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魯迅書信集》）
魯迅辭職後，很多朋友來信問是不是政治原因，魯在回章廷謙的信中說：「事太湊巧，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見所謂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然而『管他媽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謙信，見《魯迅書信集》）
魯迅在四月份辭去了中山大學的全部職務，人也搬出了學校，卻依然收下了學校送來的五月份的薪水，當時還覺得不好意思，自己說：「則收固不好，不收亦豈能好？我於是不發脾氣，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謙信《魯迅書信集》）
再來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務會上發個言，其它委員不同意，此事就作罷了。魯迅還有其它動作嗎？沒有了。
這就是他為救學生，憤而辭職的真相。下次為魯迅招魂的時候，請別再說什麼「偏要挺身而出營救學生，偏不怕惹禍上身，偏不考慮個人安危」的話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獨中死去，身邊沒有一個人。生前唯一的遺願是葬在魯迅身邊，顯然也無法如願。死後草草埋於婆婆魯瑞的墳旁，沒有墓碑，沒有行狀。
這個一輩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婦女，終其一生都在謹守着魯迅給她的命運安排「母親娶的媳婦」。魯迅一生背棄辜負的親人、友人實在無法枚舉，而最對不起的，我想就是這位當年被其敲鑼打鼓，用花轎迎進家門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魯迅儘管體力不支，但仍然壯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戀愛。1934年，東北情侶蕭紅蕭軍來到上海，結識魯迅。對熱辣美貌的蕭紅，魯迅眼前一亮，稱蕭紅是「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紹給茅盾、胡風、聶紺弩，還特別指派葉紫做蕭紅在上海的嚮導和「監護人」。並親自幫助出版蕭紅的作品。雙方開始書信交往，一次魯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蕭紅對「女士」一詞不滿，魯迅回信說：「俏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俏嬸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罷。」
由此可見，魯迅打情罵俏的功夫，絲毫不比他的雜感差。不久蕭軍蕭紅這對情侶感情出現裂痕。蕭紅成為魯迅家的常客。魯迅死後，蕭紅蕭軍正式分手，蕭紅與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蕭紅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瑪麗醫院，一位記者採訪端木蕻良後寫道：「初，我問他，魯迅是不是很愛蕭紅？他和藹地說，是吧！你看她對他的房間充滿了感情。後來，我又問他，為什麼蕭紅不愛魯迅先生？他譏誚着說，魯迅先生勤於寫雜文，體力不支，無法進行房事等活動。我想他是一代鴻儒，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由得暗笑起來。如此想來，蕭紅無論如何是愛戴魯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愛啦。」不久蕭紅去世。
1935年冬，魯迅肺病復發，體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後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在魯迅身上沒有，臨死前還寫文章《死》，宣稱「一個都不寬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鬥士」魯迅壽終正寢。喪儀在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沈鈞儒親書民族魂的大壽幛，覆蓋在魯迅的靈柩上。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送來輓聯，上書：「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這輓聯寫得很有氣勢，但意思反了。
閒聊魯迅的一生，並不是個輕鬆的過程，這其中沒有絲毫的愉悅和爽快，如同讀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壓抑。然而讓人奇怪的是，在燦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這個以賣文為生的「刀筆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讓萬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魯迅的作品能與毛氏語錄一起供人拜讀。這無疑成了近代中國最光怪陸離,風雲詭變的幻象。更讓人不解的是，時至今日，眾多荒唐年代樹起的神像一一轟然倒地，又偏偏這個思想領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無廉恥的宣稱，在魯迅充滿謊言與欺騙的一生中，蘊育出了多麼光輝燦爛的思想。正所謂「車無轅不行，人無信不立」。相信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竟 「立」有救國救民的思想。這對我們日漸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獨立的今人而言，該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魯迅說在禮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 「恨」。在隨後的歷史中，一次次證明，正是魯迅的「恨」所導致的「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數方罷休」，把中國一步步推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