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英國）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之後，中共政府和在華的外國媒體之間的關係似乎突然間出現了令人始料不及的轉折：中共政府對外國記者對地震災區的採訪實行了相對開放的方針，不僅允許外國記者到受災現場進行自由採訪，同時還為他們主動地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中國總理溫家寶甚至讓外國記者搭乘自己專用的軍用直升飛機一同前往重災區映秀鎮，並且主動友好地將他與聯合國秘書長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最後一個提問權給予外國記者。與此同時，在地震發生後的近兩周內，西方對中國地震的報道也基本上是正面的。尤其是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地震發生數小時之內便趕赴災區的快速反應給予了良好的評價。總之，一向互相提防的中共政府和外國記者之間似乎有了一個罕見的蜜月期。

中共政府刻意營造的公關契機

這個蜜月期是中共政府刻意營造的。而中共政府在此時採取主動，是其對在西藏問題上的國際公關失敗進行反思的結果。今年三月，西藏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僧侶和藏民的抗議活動，由於中共政府反應遲緩，原本和平的抗議很快演變為街頭暴力。但是，一向同情弱者和對任何一種極權政治制度都不信任的西方媒體和民眾，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共政府的鎮壓上，而沒有對少數藏民的街頭暴力行為進行多少譴責。隨後，在北京奧林匹克火炬接力過程中，幾乎所有火炬經過的的西方國家的城市，都出現了對北京政府的抗議。這些抗議活動大大壓過了火炬傳遞本身的各種新聞，使得北京十分尷尬。無論中國的年輕人如何在街頭和網絡上表達他們對西方媒體所謂的「偏見」的憤怒，作為一個大國的執政者，北京政府不得不冷靜地檢討他們在國際公關上的失敗。他們開始認識到對西方媒體的嚴格控制常常適得其反，使得西方的輿論對中共政府更加得不信任。

五一二地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北京的執政者中嗅覺敏銳的人知道，在通貨膨脹、股市暴跌和社會腐敗的今天，民眾的情緒猶如一座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如果政府對地震應對無力，這座爆發的火山可以將現政權吞噬在頃刻之間。反之，由於地震是一場天災，如果處理得當，這場災難將煥發出中國人民中同情、善良的本性。災情當前，有可能暫時地淡化社會民眾的一些不滿。同時，中共政府的領導人似乎也比較有信心，由於此次震災僅僅是一個局部地區的災難，只要中央政府行動迅速，以中國之大，中國軍警系統調度之方便，較快的應對這類地區性的危機是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由於具備應對地震災情的自信心，中共政府還從這場災難中看到了改變其公關形象的契機。他們敏感地認識到，人們顯然無法將地震災害歸結為中共政府的錯誤，相反中共政府任何的救災努力都會得到廣泛的報道。而這樣的報道無疑會改變中共政府的國際形象，同時中共政府也可以利用國際上的正面報道來增強其國內治理的合法性。中共政府的估計是正確的。國內外的人們在救災的過程中煥發出了一種巨大的向心力。中國領導人的救災努力也得到了國際和國內的廣泛認同。西方記者的報道也基本上反映了此時中國和國際社會的真實情緒。於是，中共政府與西方媒體的蜜月便形成了。

自由媒體挖掘真相乃集權之天敵

然而，沒有不結束的蜜月。在外國媒體的眼中，中共政府的集權主義性質並不會因為一次救災就有所改變；政府在這一次救災中可圈可點的表現也不能掩蓋這個政權和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巨大問題；同時中央政府的表現也不能掩蓋地方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因此，挖掘真相的自由媒體的本能將使得他們不會停留在對中央政府領導人抗災活動的膚淺報道上。他們一定會利用中共政府所給予的方面，更加全面地報道這次地震所反映出來的更為深層次的問題。例如，西方媒體最近已經開始在花大量的篇幅報道在地震中受難的學生的家長們的抗議活動，也在探尋有關中國科學家們在震前已經向中共政府發出正式的地震預報的種種傳言。由於這些後續的跟蹤報道與正面地宣傳中共政府的救災表現沒有關係，不僅如此，在中共政府看來這些報道反而會增加一些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所以中共政府對外國媒體的容忍程度正在經受考驗。

同時，西方媒體也一定會要求將地震採訪的自由擴展到對其他題材的採訪自由上。從邏輯上講，中共政府沒有理由將西方媒體採訪的自由限制在災情的報道上，除非承認他們只是想利用西方媒體對災情的報道為自己做宣傳。中共政府是絕不會這樣做的。但是中共政府也絕對不會給與西方記者採訪的自由，西方媒體有了採訪的自由，中國媒體一定會爭取同樣的自由，而真正全面的新聞自由是所有集權政權垮台的前奏。由此看來，除非中共政府改變政權的性質，他們與西方媒體的這次蜜月一定會結束，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原載《動向》2008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