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面面觀
《中國西藏問題研究》專題
中華民國兩蔣時代學者對西藏問題研究文章之一
一、緒 論
今天所講的題目是：「西藏問題面面觀」，是想把整個的西藏問題向諸位先生作個報 告，不過，這個題目範圍既廣，牽涉又多，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當然無法說得透澈， 尚請諸位原諒。說得有不對的地方：並請指教 我國所有的邊疆問題，大概都包括着兩個因素：①內在的，②外在的。東北、外蒙、 新疆，都是如此，西藏也不例外。因之，我們對於西藏問題的研究，便可以從內外兩 方面來着手。換言之，便是由內政上和外交上的兩個觀點，來探討西藏問題的所在。
至於此次中共進兵西藏，又是內政的和外交的兩個問題的綜合表現。所以我今天所要 講的內容，便是：（一）內政上的西藏問題，(二)外交上的西藏問題，(三)中共匪 軍進兵西藏的問題。
現為便於說明起見，應先略述西藏的地理環境及中國在藏主權建立的歷史。 西藏居國之西南的邊疆，為現在全國唯一未建省縣制度的地方（外蒙已獨立不算）， 面積約一百二十餘萬方公里，人口一百餘萬，是全國人口密度最稀疏的區域，若合青 海西康省的藏族而言，共有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人之譜，所以民族上的西藏比地理 上的西藏，較為廣泛。西藏北以崑崙山與新疆為界，西及南以喜馬拉雅山與印度、尼 泊爾、錫金、及不丹為鄰，東以橫斷山脈緊接西康，四面叢山峻峙，雪峰綿亘，構 成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西藏分為三部：前藏、後藏、阿里。其交通路線如下： （一）由拉薩向東經昌都到康定，為通川大道；(二)由拉薩向東北經黑河（由昌都 經玉樹）而至西寧，為通甘大道；(三)由拉薩向東南經科麥（桑昂）而至德欽大理， 為通雲南之路；（四）由日喀則向北經騰格里湖、布喀托羅海，或由噶大克向北經 羅多克城而至于闐，為通新疆之路；（五）由拉薩向西南經亞東、錫金而至噶林堡， 為通印度大道；（六）由日喀則向西南經聶拉木，而至尼泊爾；（七）由拉薩向西 南經春堆，而至不丹；（八）由拉薩向東南，沿雅魯藏布江河谷，可至印度東北之河薩密省。至於各路所用的交通工具，則全恃騾馬，氣候則大體以陰曆七八九三個月 最適宜於旅行。
藏族為中華民族之一支，在周秦各代，即以戎氐羌等等名稱，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西藏本部建立政權，與中原正式發生關係，則自唐代開始。唐代西藏名吐蕃（蕃古讀如潘，英文Tibet系譯之於阿拉伯文，清初稱藏為圖伯特，系根據蒙文，均為吐蕃之轉音），其贊普（王）松簪干布武功甚盛，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
公主信佛教，西藏從此遂建立制度，發揚佛教，並仿梵文製造藏文字母，對於中原文化，亦多吸收。迄元世祖征服西藏，收為版圖，設官駐守，並封帕思巴為大寶法王，使領藏地，掌有政教大權，此為西藏政治宗教合一之始，亦為中國在藏主權樹立之始。
明代，仍行元之??糜政策。時宗喀巴大師出，以教律大壞，倡導改革，於是黃教代紅教以興。宗圓寂，以其二大弟子達賴、班禪世世以呼畢勒罕轉世繼承衣??。之後，達主前藏，班主後藏，同為西藏政教領袖。(達賴權較大)。清興，達賴五世首表服從，及雍正五年，准格爾亂事平定，封頗羅鼐為貝子總藏政，並留正副大臣二人為監督，是為正式設置駐藏大臣之始。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爾喀之亂，訂立藏中善後章程，以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平行。重要文武官吏任免都須報由駐藏大臣轉呈朝廷辦理。中樞駐藏部隊及地方軍隊亦歸其節制，中國在藏主權遂完全確立。
及民國時期，二十九年（1940）第十四輩達賴坐床，事關宗教政治領袖之承繼，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先生前往主持，並由政府發表徵定命令，可為中央在藏行使主權之例證。同時，西藏設有駐京辦事處，並於兩次國大都有合法的代表出席，立監兩院亦都有西藏的委員，而中央在藏，也有辦事處及學校，可見兩方面的關係，已在親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二、內政上的西藏問題
西藏的地理環境及中國在藏主權建立的歷史,已略述如上。現再進而研究內政上的西藏問題。在內政的觀點上看，西藏問題約可分為三個：
1、民族文化問題 西藏民族雖為中華民族之一支，就是除掉周秦漢時代戎羌等族活動不算外，也遠在一千三百年以前（唐代）便與中原發生了關係，文成公王的出嫁，更使這種關係密切起來。不過，因為西藏受了地理環境的限制，彼此隔絕，生活和感情缺乏交流，遂使西藏同胞之與內地，總末形成水乳交融般的狀態。而在文化方面，西藏系佛教聖地，為佛教文化所籠罩，無論人民思想與社會生活，無不植根於佛教教義之中，且其文字與語言，都有其獨特的體系，故別成其與內地不同的文化類型。
我們如一回憶過去歷史，西藏這種民族和文化，在國內和世界上，都曾發生過很深厚的影響,並有極輝煌的表現。也正因為如此，再加上地理上的因素，便構成了西藏人士的一種孤高自賞的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們一方面忽視了境外的變化和進步，甚至於不了解世界的局勢；一方面抗拒了外來的思想和文化，成了一種頑固式的保守，這又無可諱言的是個很大的缺點。
西藏問題的產生，有些便是導源於此。
2、行政制度問題 由上所述，可知西藏社會是一佛教文化最深入的社會，其地方政治自亦蒙受此種影響而與佛教完全合流，形成所謂政治宗教合一的行政制度；其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同時亦為政治領袖，各級政府的官吏，也僧俗並用，而這些俗官，都是出身於世家貴族。所以，西藏的政治又可名為世家與僧侶的政治。
在達賴喇嘛之下設有兩機構：(一）伊倉，管理宗教；(二)噶廈，管理政治□噶廈內設噶倫四人，一僧三俗，辦事取合議制。噶廈設農務糧秣等及馬基（軍事總司令》，分管各務。此外，還有所謂民眾大會，由伊倉、噶廈、儈俗官員、三大寺堪布、重要呼圖克圖（活佛）、大世家等等的代表組成，政府遇有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即交大會討論。倘大會亦不能解決，便以卜卦降神等方式請示於天國之佛，這又是政教合一的另一形式。其地方行政單位為宗，宗設宗本，亦僧俗並用。所謂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情形，大概如此。西藏同胞對於這種制度，十分珍愛，惟恐有所改變，許多疑慮都產生於此，所以這一問題也是西藏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3、康藏界務問題 在打箭爐（康定）以西的地方，原分為康、藏、衛三個部份，衛究竟在什麼地方，說者不一，或謂衛為現在的前藏，或謂衛為今日印度孟加拉一帶，我們暫不研究。藏便是現在的前藏、後藏和阿里，康便是現在的西康。惟西康和西藏的界線，應該劃到什麼地方，卻為康、藏間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由歷史上去看，丹達山最高的雪嶺為兩方最早的界線；蓋在吐蕃建牙初期，並未越此雪嶺而東，至松藏干布始越嶺而征服了附近各地，因名其本部為藏（聖潔之意），名嶺東一帶為康（推廣之意)。而在兩面的居民，嶺西者自稱藏巴（藏人），嶺東者自稱康巴，迄今
未改，可資佐證。
惟在清末趙爾豐經營川邊的時候，於宣統二年進兵江達（太昭），劃江達為康藏界線。民初川都督尹昌衡率兵而西，以恢復此一界線為目的，民二（1913）劃定川邊行政區三十二縣，遂仍乙太昭為康藏的界線。但此一界線，藏人絕不願意，亦從未實行。迄民國二十一年，由於康藏戰爭結果，成立岡拖臨時協定，劃金沙江為兩方扼守的界線，以至今日。
在西藏方面，則常以歸還金沙江東岸德格瞻對等地為請；在西康方面，又總不能忘情金沙江西岸十三縣的收復。於是此一問題，便成為雙方製造糾紛的源泉。
以上所述內政上的三個問題，雖然不可否認的仍是問題，但卻不是如何嚴重。不過，一羼入了國際侵略者的挑撥和煽惑，便立刻使問題根本變質。如前兩個問題，每為英國鼓動西藏獨立自由的論據，後一個問題，又為英國利用西藏使之內蝕的工具。我們看民國三年（1914）中英藏西姆拉條約的內容，便可明了。
三、外交上的西藏問題 所謂外交上的西藏問題，便是在國際侵略陰謀操縱下的西藏問題。這一個西藏問題，我們只須一看我國邊境以外是些什麼鄰國，便甚瞭然。我國西北的鄰國是俄國，西南的鄰國是英國的印度。前者欲從新疆到西藏，以打通飲馬印度洋濱的道路，後者欲由西藏而新疆，以北與強俄抗衡。所以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初期，在我國的新疆和西藏都不斷有英俄的衝突。可是，英國失敗於新疆，俄國卻失敗於西藏。
俄國於十九世紀末葉，當英國向西藏步步進逼的時候，亦思染指西藏，此時西藏為英所逼，也想北聯俄國，於是十三世達賴乃上俄皇以「護法皇帝」的尊號。一九零三年榮赫鵬攻藏，俄國更向英國提出抗議，兩方因此曾作強烈的外交辯論。適是時日俄戰爭發生，結果，俄國失敗，其南下侵略西藏的行動，遂受阻挫。
一九零七年，英俄成立??定，解決彼此間對於波斯、阿富汗及西藏各問題。關於西藏者，相約彼此「不干涉西藏內政"，俄國對藏侵略乃暫時告一段落，英國便放手去做了。英國所以注意西藏，一方面是如上所述欲北抗強俄，並以西藏為英俄之間的緩衝地帶；同時，以西藏居我國之西部，有高屋建瓴之勢，如果掌握了西藏，便可東入天府之國的四川，扼住我國的心臟，且可順流而下，與英國由海上侵入的勢力相會合。所以他在乾隆四十年(1755）左右，便着手向西藏試探，但沒有獲得什麼結果。
此時清室正盛，對英、印取閉關政策，她也無可如何。但英國詭計多端，對西藏的直接侵略既一時不易成功，於是遂集中注意力,先蠶食喜馬拉雅山南麓藏印間的三個小王國──哲孟雄、不丹、尼泊爾，以撤除西藏的藩籬。至光緒十六年(1890年）所訂的藏印條約（亦稱哲孟雄條約）八款，可算是英國對藏直接侵略的開端。
自從英國直接向藏侵略起，以迄現在印度繼承其衣??止，其對藏侵略的方法，不外兩個：一是動搖並否認我在西藏的主權，二是推行西藏對中央的分離運動。前者則表現於歷次所訂條約及外交談判之中，後者則見之於其所培植的藏中親英份子們的行動。茲再根據這兩個要點,分述如下：
1、歷次與英所訂關於西藏的條約及所作重要的外交談判（如西姆拉會議），羅列於後：
a、1890年（光緒十六年）的藏印條約八款，劃定西藏與哲孟雄的邊界，承認哲孟雄由英保護監督，內政外交由英逕辦。
ｂ、1893年（光緒十九年）的藏印續約九款，開亞東為商埠，准英人自由貿易，並由印度政府派商務委員進駐。兩國交涉文件，由邊務官互相投遞。藏人在哲境遊牧，須照英人所訂章程辦理。
ｃ、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英派榮赫鵬率兵攻藏，1904年，藏敗，作城下之盟，訂英藏拉薩條約九款，增開江孜,噶大克為商埠，將江孜至印邊的軍事設備完全拆除，並規定西藏一切事宜，任何外國不得干涉，幾使西藏成為英國的獨佔品（此約中國代表拒未簽字。）
ｄ、1906年（光緒32年）的中英藏印條約六款，劃西藏為英國勢力範圍，准英國設立通印度電報，並以上列一九O四年之約九款為附約。
ｅ、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的中英續訂藏印通商條約十五款，劃定江孜商埠界限，指定印人入藏路線。治安由西藏員警負責，英人所建旅舍由藏備價贖回。此約尚較合乎主權，惟藏方全權汪曲結布簽字於上，又不免開一惡例。
ｆ、1914年（民國三年）的西姆拉會議。所提出的條約草案，亦承認中國在藏的宗主權，並劃分內藏外藏，把西藏的界線擴大到康定，同時規定西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國的議會及類似機構。此一草案，為英國侵略西藏的企圖全盤流露，我國代表既未簽字，政府更未承認。但英人卻每以草約為干涉藏事的張本。現在印度的取媚中共，亦無非想使中共承認此項草約的效率。
2、英國在藏推行其分化中央與西藏關係的政策，其實例如下：
a、民國初年，以第十三輩達賴為中心，宣佈西藏獨立。嗣後掌握政權的龍廈擦絨等，均為親英的重要角色。
ｂ、第九輩班禪為傾向中國的人物，於民國十三年即為達賴壓迫離職。
ｃ、民國二十二年，十三輩達賴圓寂，熱振呼圖克圖被推為攝政，但因熱振傾向中央之故，遂日在親英份子誹謗和攻擊之中。熱振於三十年辭職後，由達札繼任攝政，竟在三十六年四月以叛逆罪被捕下獄，受害身死。
ｄ、西藏現政府，是以達札為傀儡，以索康噶須巴拉魯等為核心的親英 （或親印）政權，自三十一、二年（1942-1943）起，即屢有違反中央意旨的表現，迄三十八年七月中央駐藏人員全體被迫離藏，遂達到最高的程度。由以上所說看來，可知西藏問題之所以不易解決的根本原因，便是國際侵略主義者的從旁作祟。
四、共匪進兵西藏的問題
共軍此次進兵西藏，它是以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執行中國在藏主權，為其擴大叛亂的藉口；而其骨子裏卻是忠實地執行蘇俄的政策，不過要以俄國的侵略力量來代替英印的侵略力量罷了。
因為如就中共本身的利害分析，進兵西藏，既有交通上的困雖和氣候上的威脅，復礙於印度的外交，殊無急急謀藏的必要。也正如印度政府照會共匪所提出的勸告，應不妨礙加入聯合國的運用，應遲延解決，和平解決。然而，中共卻不顧這些，悍然入藏，當有其不得不乾的原因。
上面曾經說過，俄國曾與英國角逐西藏而失敗。現在蘇俄的對外政策，仍是帝俄時代對外政策的延續和擴大，欲進侵印度囊括東亞，自須命令中共入佔西藏。根據本年6月4日（1950）合眾社電訊：蘇俄已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劃屬中共的侵略範圍。接着不久，又有印度共黨改組，受命向中共看齊的消息。這都證明了一整套的侵略計劃。
報紙上先後披露，中共軍隊一方面由新疆于闐進入西藏的西北，目的將在羅品木達賴湖濱建立空軍基地；另一方面已由西康佔領了昌都，並由昌都南下到達印度阿薩姆省的邊緣地帶。英國前駐錫金行政官古德在前些日子曾說過：中共軍隊可能即在該一地帶（包括察隅等地）建立強固基地。如
果中共軍隊已在西藏的東西兩面建立了基地，在這氣候嚴寒的時候即暫緩兵不動，或與印度和西藏先來一個欺騙性的妥協，並利用政治滲透以瓦解西藏的內部，一待機緣到來，當然很容易把西藏攫入魔掌中了。
至於我國政府對於中共入藏問題所持的態度，在本年十一月一日政府發言人向合眾社記者所發表的聲明，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中共軍隊入藏乃是其叛亂行為的擴大，所謂西姆拉條約絕對無效，表示極為正確。所以，此一問題，在聯合國中應與我國「控俄侵華案」合併討論，而不可由其他國家之單獨提出，原因也就在此。
五、結 論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知道西藏問題的構成，實包含着內政和外交兩方面的因素，而內政上的問題所以不能獲得解決，卻是由於國際侵略者的作祟。國民政府的對邊疆政策，是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為基礎，並以團結各民族扶植各民族為施政方針，期完成各該區域的地方自治，達到建立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之理想，絕沒有以武力征服各民族的企圖。其精神是王道的，其辦法是開明的，其理想是崇高的。至對於西藏，除適用上列各項外，既允予以高度自治，復在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所謂保障，便是不變更其現狀，而在國家主權完整下實行自治。用此種原則去處理民族文化和行政制度的兩個問題，當然極易獲得解決。互於康藏界務問題，更不難根據歷史和地理及各項實際情形，求得一公平合理的解決途徑。
若中共此次進兵西藏，乃是披着解決內政問題的外衣而執行蘇俄的侵略政策，同時又使用過去各時代以武力征服邊人的舊方法，其給予主權的破壞和西藏人民的苦痛，殊難想像。西藏當局，過去在外力挾持下不能深察中央的政策，良為憾事。自經過此番軍事蹂躪後，當可幡然悔悟了。我們但望反共抗俄的勝利，早日到來，光復大陸，重建邊疆，俾與邊疆各族同胞同在中華民國整個的利益下，並肩奮鬥，鞏固國防！
〔 轉自大陸雜誌一卷十二期（1950），黃花崗雜誌打字、編輯、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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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反共抗暴運動面面觀
周昆田
《中國西藏問題研究》專題
中華民國兩蔣時代西藏問題研究文章之二
編者按：為保留該系列文章原貌，文中某些用語諸如「共匪」等，均未修改。記得在民國三十九年聯合團中國同志會舉行第十二次座談會的時候，本人曾奉邀以「西藏問題面面觀」為題，把西藏在內政上的問題、在外交上的問題及共匪入藏的問題，作過一次簡略的報告。今天的講題，仍用「面面觀」三字，就是「西藏抗暴運動面面觀」，這一方面表示今天所講的內容與上次所講的不無開聯，一方面也因為西藏抗暴運動涉及的範圍甚廣，必須從各方面來，才能說明其意義的重大。
今天這個題目，我想分六個部份來講：（一）概述，包括藏族的分佈及抗暴一般的情況；（二）西藏抗暴與共匪的少數民族政策；（三）西藏抗暴與整個邊疆；（四）西藏抗暴與大陸的反共革命；（五）西藏抗暴與自由世界；（六）結論。現即按此次序，逐段報告。
一、概述
所謂西藏，有地理上的西藏、民族上的西藏。地理上的西藏便是地圖上所繪的西藏，包括前藏、後藏、阿里三部份，面積約一百二十餘萬方公里；至於民族上的西藏，就是藏胞所散佈的區域，計分為三：（一）西藏本部的藏族，稱藏巴，即前後藏、阿里，人口共約百餘萬；（二）西康的藏族，即康巴，在康定以西的西康地方，雲南西北一帶的古宗族也包括在內，人口共約百餘萬（藏巴與康巴以丹達山為界）；（三）安多區藏族，包括甘肅、青海及川北等地藏族（亦有以安多區僅指甘肅南、青海東南及川北的藏族而言，至於青海的果洛族，應另分開，但為簡便計仍將之合稱為安多區藏族）人口共約七十離至一百萬。藏族人口，向無確切統計，英人著述曾估計為三萬，現普通說其總數在三四百萬左右，當屬近似。
此次藏族同胞的抗暴運動，即於上述三區中先後發生。安多區藏族受四十五年（1956） 甘肅回教同胞的抗暴影響，於四十七年（1958）三月大舉抗暴，殺死匪幹二千餘人， 後並在青海積石山區消滅匪軍一團，甘南（夏河卓尼一帶）的抗暴軍且攻佔黑錯， 青海西南的襄謙土司又攻入玉樹，予匪以很大威脅，八月間匪經出動大批陸軍與飛機， 企圖鎮壓。西康區藏族（康巴）方面，自匪軍侵入後即開始反抗，四十五年抗暴力 量已由理塘、甘玫、道孚、稻城一帶發展至金沙江以西，並發生大規模的抗暴行動：四十七年更向藏南發展，曾攻佔江孜、澤當等地。
至於西藏本部，在四十一年（1952）即有人民會議之醞釀。四十二年便在藏東掀起 抗暴運動，與康巴的抗暴力量相結合。迄本三月十日，因匪邀達賴喇嘛觀劇而禁帶 隨從，企圖挾赴北平，藏胞乃圍攻匪軍，擊斃藏籍親匪的軍政高級人員，便爆發了 拉薩的反共革命。三月十六日西藏宣佈與匪所訂的協議十七條無效，十七日達賴喇嘛 離拉薩南走，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戰爭最為激烈，具有歷史意義及為西藏佛教中心的 哲蚌寺、色拉寺均為共匪炮火所擊毀，僧俗兵員死傷者萬餘人，抗暴部隊逐終在共匪血洗政策下退出拉薩，戰事暫時停止。
就最近藏胞抗暴的大勢看來，仍然分為三區：一為安多區，自甘肅南部至青海的玉樹，延及藏北的黑河一帶；二為西康區，由稻城、理塘、道孚、甘孜、昌都，而至太昭、拉薩；三為藏南區，由江孜、日喀則、康馬、岡馬而亞東。在這廣大的地區上，約有抗暴軍四十萬人，馳騁活躍。
至於領導方面，在過去是各自為戰的，現已漸漸建立統一的體制。從四十七年五月起，已正式成立彌曼（民眾）黨。由素負聲望的阿羅群宰為領導，總部原設在拉薩，分支部遍及康藏各地。政治宗教系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當三十九年（1950）匪軍準備入藏前，達賴喇嘛即將其布達拉宮財產約值三千萬至五千萬美金，運存印度，為反共抗暴費用。現達賴喇嘛已經安抵印度自由區，更可繼續執行其領導工作，近據報載，已成立西藏臨時政府，或屬事實。又四月十日報載：西藏已成立聯合反共軍，四月十二日報載：西藏抗暴軍以功德林扎薩為總司令，在雅魯藏布江南岸佈防，是在軍事的統馭上。亦已有了組織。
若論到藏胞抗暴運動發生的原因，雖然有些是以細故為導火線，但其根源則都由於共匪忽視其民族傳統及其他暴政，如四月五日報載西藏抗暴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共匪剝奪藏胞的政治權利，自上級以至區縣完全被共匪所統治。（二）共匪劫奪藏胞的糧食金銀，使其瀕於飢餓死亡的邊緣。（三）共匪施行匪化毒化教育，破壞藏胞社會及家庭制度。（四）共匪圖推翻佛教教義，消滅佛教，以死亡威脅，迫使喇嘛放棄信仰。（五）實行軍事控制，強迫人民修建公路機場，以應其軍事需要。在這些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藏胞自只有紛舉義旗，以革命的怒潮衝出一條生路了。
二、西藏抗暴與共匪少數民族政策
共匪於民國二十四年由江西流竄陝北時，途經川北、甘南、河西等地，曾受到藏、回同胞猛烈的襲擊，因深感邊疆民族地位的重要。三十八十一月（1949）匪召開偽政治協商會議，訂定偽政協綱領，遂仿效俄帝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的處理辦法，而有所謂少數民族政策的出現。四十三年（1954）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制定偽憲，對於少數民族方面，更有具體規定，其重要的，如偽憲序言第五段說：「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問的友愛、互助、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其第三條：「……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從表面上看，這是何等官冕堂皇的說法。至於「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辦法，偽憲第五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分如下：（一）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二）省、自治區分為自治州、縣、自治縣、市。（三）縣、自治縣，分為鄉、民族鄉、鎮。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分為區。自治州分為縣、自治縣市。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偽憲第六十七條又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的形式，可以依照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數人民的意願規定。」好像真的給予各少數民族以自治的權利了。
共匪是以欺騙起家的，這一少數民族政策不過是欺騙各民族的幌子，等於外裹糖衣的毒藥，早為國人所指出。不過，在事實未獲證明之前，或不為一般人所了解，現經西藏抗暴運動以後，其中真相便完全揭穿，共匪的少數民族政策便完全破產了。共匪平時在各民族的自治區中的行為，我們只要看了前面所引的西藏抗暴宣言中所
指出的五點，不但共匪沒有給予少數民族絲毫的自治權利，沒有一點是依照少數民族自己的意願去章施的，而且以毒化教育來改變他們的傳統，以死亡的威脅來消滅他們的宗教，以軍事的控制來強迫他們服從奴役。這種用少數民族血淚寫成的事實，與共匪紙上所宣傳的少數民族政策，相距何啻萬里！至於四十年五月（195）共匪用強迫的方式與西藏代表所簽訂的協議十七條，對於西藏所提供的各項諾言，不過是騙得匪軍入藏的手段，以便逐步達成其陰謀，在共匪內心裏根本就沒有實踐的意念而早視同廢紙了。
我們再看三月十日拉薩抗暴運動發生以後，共匪一方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扶植班禪以代替達賴，這都與西藏民族發展的特點大相剌謬。同時，共匪更宣佈：「解放軍奉令行動，於三月二十二日完全粉碎了該城的叛匪。」這種以瘋狂的屠殺政策來鎮壓反抗，不惜把西藏的文物建築付之一炬，不惜把西藏的男女老幼消滅淨盡，能論是對少數民族的「友愛」、「互助」、及「團結將繼續加強」麼？是「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所應有的表現麼？從此，共匪少數民族政策的假面具遂全被揭除，原形畢露，再也不能用作欺騙各少數民族的工具了。
三、西藏抗暴與整個邊疆
提到邊疆。大家都會聯想到，在天、地、人三方面邊疆都和內地不同。天氣方面，邊疆都是夏短冬長，風多雨少；地理方面，不是高山叢嶺，便是大漠荒磧；人的方面，卻散佈着滿、蒙、回、藏、苗、夷等各族同胞。現對天地兩方面姑不具論，單就人的方面提出一談。
我們已知：邊疆地區是散佈着滿、蒙、回、藏、苗、夷等各族同胞，而這些同胞各有其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及生活方式。我政府過去在大陸上對邊疆政策，是一本諸三民主義的王道精神，以「為各土著民族謀利益」為施政準則，對其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悉予尊重，故邊疆各地極為安定。乃共匪自竊據大陸以後，對於此一邊疆民族問題，便在其少數民族政策「實行區域自治」的欺騙口號之下，把邊疆各地方割裂為許多單位，以便徹底控制。如在內蒙古區域，則撤銷綏遠、寧夏、熱河、察哈雨等省而成立偽內蒙古自治區；在維吾爾、哈薩克等區域，則撤銷新疆省而成立維吾爾自治區：在西康藏族區域，則撤銷西康省而成立偽昌都藏族自治區，在廣西僮族區域，則又成立廣西僮族自治區。這都是與省同級的幾個大的偽民族自治區。
至於在各省境內或偽民族自治區境內，復紛紛建立了各偽民族自治州、縣、鄉、鎮等單位，據統計共有二百六十至三百個之多。單就藏族而言，共匪便在西藏地方與偽昌都藏族自治區之上，設一偽西藏自治籌備委員會，企圖以此代替達賴政治權力。另在金沙江東設有慣甘孜藏族自治州，川北有偽阿垻藏族自治州，甘肅有偽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有偽海北、海南、黃南、玉樹等藏族自治州，極其臠分細割之能事。
共匪封於這些大小偽民族自治單位的統治，便是大量訓練各民族的匪幹，或培養其親匪的人員，派到各區域去分別擔任上中下各級的實際工作，掌握其政治及各項權力。從表面上看這些工作者都是各民族自己的人士，但其實卻都是共匪的化身。同時，共匪又積極進行思想改造，大量印發馬列主義的書刊，企圖消滅各民族的傳統文化，改變其生活方式，使其全盤共匪化、俄羅斯化。由是各民族固有的靈魂便全被毀滅，所剩下來的只是渣滓般的軀殼。一切便都在共匪的利益之下活動着，再也找不出各個民族的影子。
共匪為實現其一系列的陰謀，其感覺最重要而阻礙力最大的，則莫如邊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
我邊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雲南、西康、西藏而至甘、青、川北等地的藏族區域，青海、新疆、寧夏，而至綏遠、熱河、察哈爾、遼北、吉林、興安等省的蒙族區域，都是信仰着同一的佛教（以其信徒稱喇嘛故亦稱喇嘛教），以達賴喇嘛為最高的領袖（前藏達賴，後藏班禪，內蒙章嘉，外蒙哲布尊丹巴，號佛中四聖，而達賴居首。現章嘉圓寂，哲布尊丹巴已不轉世，班禪在匪掌握之中，達賴更為唯一領袖。）新疆的回族、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塔蘭氣，塔塔爾，塔吉克、柯爾克孜及甘、寧、青各省的大部份同胞，都信仰着回敦。東北的滿族多信仰薩滿教，西南的苗、夷、僮等族都信仰泛靈或佛教。共匪是以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為宣傳的指導原則，在對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邊疆各族，自感格格不入，而其進行思想改造工作，當以消滅宗教入手的辦法。西藏抗暴宣言中告訴我們：
共匪企圖以馬克斯的理論來根本推翻佛教教義，其對佛教如此，對於回教及其他各教當然也是如此。此次拉薩抗暴的行列中已有不少的回教信徒參加，可見一斑。共匪的少數民族政策既經破產，而其消滅各民族、消滅各宗教的陰謀，又完全暴露於世。佔有全國領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整個邊疆地區，在爭取民族生存、維護信仰自
由、保持文化傳統的目標下，各偽民族自治單位間的各個民旋必互相聯繫起來，產生出極廣大的反共抗暴力量，這是毫無疑義的。
四、西藏抗暴輿大陸反共革命
西藏地方，為中國大陸的一部份；西藏民族，為大中華民族的一支系；其爭生存、爭自由，與全國各同胞的意願完全一致，此次抗暴運動的風聲所播，除很迅速地能得到整個邊疆的響應外，大陸上其他省區的反共革命力量，亦將與之共鳴，同向打倒共匪的大道邁進。
我們知道：大陸上自被共匪竊據後，經過所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但改造」、「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公私合營」，以至實行「人民公社」的各個過程，人民已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日日呻吟於被追害、被奴役的生活之下，毫無「人」的意味可言，除奮起革命外，實別無他途。據匪方報紙透露的統計數字，每年大大小小的反共案件幾達數十萬件之多，可見反共革命運動的普遏。再在反共組織方面，有的是軍事性的、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宗教性的、有的是工人農人、有的是青年學生；自東南到西北，自東北到西南，所在都有。
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原野之上沒有可燒的東西，則那星星之火轉瞬便會消逝；反之，如果原野上滿布着荒草乾柴，或有密接的林木及其他可燃的資料，則星星之火一起，便會烈焰漫天，弄得不可收拾。因此，西藏抗暴之於全國的反共革命，正如黃花崗之役之於武昌起義，有黃花崗之役而後有武昌起義的成功，有拉薩之戰必將導致全國反共革命的興起。
總統三月二十六日告西藏同胞書第一句便說：「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
五、西藏抗暴與自由世界
西藏南與印度為鄰。北接新疆，為俄匪入侵印度的通道，亦為印度北境安全的屏障，其在自由世界的戰略地位上實十分重要。此次西藏為爭取生存、為維護自治、為保衛其政教體制而奮起抗暴，乃受到共匪採用與俄帝鎮壓匈牙利革命同樣的野蠻方法予以摧殘，使自由世界益加瞭然共產集團的本質及俄匪侵略世界的野心。
我們看各個國家的反應：
三月三十日各報所載美國國務院發表的聲明，指責共匪：（一）破壞西藏歷史性的自冶，顯着地違反了北平政權於一九五一年提出的鄭重保證。（二）在違反人民的意願下，實施野蠻的干預。（三）對西藏實施直接的軍事統治，以破壞西藏各種制度，而達到共黨的目的。該聲明謂：「美國對於西藏人民受到中共帝國主義的野蠻幹預，以剝奪光榮而英勇的民族所珍重的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地位，並破壞他們的各種制度以達到共黨目的的遭遇，深表同清。」
英國的意見雖比較紛歧，但對共匪的態度亦有漸趨改變的可能，如本日（十三日）報載中央社駐倫敦特派員曾恩波的報導謂：「共匪血洗西藏，打破英人迷夢。」如果我們一察英國注意西藏的歷史及其現在對於印度安全的關切，則其希望達賴這一方面的勝利，是沒有問題的。
澳洲外長加賽表示得最為徹底（見四月四日香港工商日報），他對中立主義者提出警告，促其勿再中立，否則將遭受類似西藏的同一命運，他說：「西藏之事件，是一個好教訓，讓大家認清楚國際共產主義是個什麼東西。」他又說：「中立與怯弱是一個東西」，真是給中立主義者一個當頭棒喝!
東南亞各國及日本，亦不斷有譴責共匪的言論。本日報載：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寮國等國的佛教會，都一致聲援西藏，反對共匪；而日本國內五十多個佛教團體，亦號召日本及亞洲的佛教信徒，速予西藏以支援。
在自由世界中，目前與西藏抗暴運動關係最密切的，當莫如印度。印度素以中立主義自我陶醉，但如共匪完成了控制西藏計劃以後，其下一侵略目標必為印度，當亦為印度政治家們所熟知，故自西藏抗暴運動開始時起，即傳出一些正義的呼聲，及達賴喇嘛到達多旺，尼赫魯更不顧共匪的要求，公開宣佈給達賴以政治庇護。四月七日報載：除印共以外，印度其他所有政黨領袖們，在一項公共集會上譴責中共在西藏壓制抗暴運動的行動，並說：「共黨已經原形畢露」。尼赫魯更曾罵印共為沒有印度血統的人，這都表示對於共黨的本質已有了真切的認識。四月十二日報載尼赫魯當前的三個原則：（一）保障印度邊境安全；（二）與中共保持友好關係，但不含有印度將同意做任何錯事的意思；(三)維持西藏的自治。在這三個原則中，我們已可充分看出：印度是採取抗拒共匪支持達賴的立場。其第一原則姑且不談，第二原則中所謂「不含有印度將同意做任何錯事的意思」，便是表明不在共匪威脅之下而做出任何有損達賴的事體。第三個原則「維持西藏自治」，更與共匪的政策針鋒相對，因共匪是要徹底毀滅西藏自治的，現印度要予維持，衝突自所不免。不過尼赫魯又追述甘地的話說：「保持你的原則，但友好地解決問題。」是距印度直接參加反共陣營，中間還有一段路程。我們希望這一段路程，不會過遠。
總之：整個自由世界已因西藏的抗暴運動發生，而對共匪及其集團的詭詐毒辣的作風，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覺察到非徹底消滅共匪及其集團不足以保障人類生存及信仰的自由。中立主義者惑於「和平共存」的幻想，亦將由因此而告消失，漸漸走入反共抗俄的陣營。
六、結論
基於以上各方面的，可見西藏抗暴運動意義的宏偉。西藏抗暴運動，現既在有領導、有組織的活動之下，而又憑其地理上的優勢，必將日趨壯大。三月二十六日總統發表的告西藏同胞書及我國野上下海內外同胞的熱情支援，尤予西藏抗暴以莫大鼓舞。同時我們了解，西藏的抗暴不是一族一地的局部事情，而將擴為全邊疆、全大陸的共同行動，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亦不啻暮鼓晨鐘，將有其重大的影響，故西藏抗暴運動絕對不是孤立，是與整個反共抗俄的力量彼此呼應。也必須彼此呼應，從這許許多多方面獲得幫助，西藏抗暴才能獲得徹底的勝利。否則，在戰爭武器進步的今日，而又無人員物資的源源接濟，單獨成功，自多困難。
八九年來由於共匪自掘墳墓的做法，西藏以外的邊疆各地如西北、西南與東北，已不斷發生英勇的反共戰鬥，沿海沿江的內地各省亦已佈滿了革命的種子，我們相信，這些力量在西藏抗暴運動的影響之下，一定會很迅速地結合起來，同為大中華民族的生存與自由而努力。自由世界中的中立主義者，一再看到共產集團們瘋狂式的血腥鎮壓，痛感自身處境的危迫而走向反共陣營，自亦是意料中事。所以我們從大的、遠的方面來加以考察，我們反共抗俄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
共黨祖師之一列寧曾說：發展共產主義，經北平到加爾各答，是打通歐亞最近的一條路。我們現在站在自由世界的立場上，應該套他這一句話說：由加爾各答經北平到莫斯科，是打倒共產集團最近的一條路。同時我們站在自由中國支援西藏抗暴的立場，除就力之所能直接、間接予以支援外，也可以說：從台灣經北平到拉薩，是支援西藏最近的一條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們要安定亞洲，必須粉碎共匪；要安定世界，必須瓦解俄帝！
〔 黃花崗雜誌打字、編輯、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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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因果
沈 琦
《中國西藏問題研究》專題
中華民國兩蔣時代西藏問題研究文章之三
編者按：為保留該系列文章原貌，文中某些用語諸如「共匪」等，均未修改。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起因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間（1959）爆發的西藏反共抗暴革命，事實上並不是一個突發事件，而乃是醞隨已久的一項大規模反共運動的表面化。
自從共匪在三十九年三月（1950）進兵康藏，同年十月十九日攻陷西康重鎮昌都以後，即已播下了西藏同胞反共抗暴的種子。
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951），共匪與達賴的代表，在北平簽訂了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注一），保證達賴的固有地位與職權，並表示暫不變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可是共匪並未履行諾言。
四十三年（1954），共匪開始收繳康巴人武器，引發了第一次藏胞對於共匪的抗暴武裝行動。（注二）
四十四年十二月（1955）起，共匪在藏區開始實施土改，共匪對所謂「封建地主」發動革命（注三）。
同時匪又規定藏胞不論僧俗，皆需納稅，對寺廟內的佛像佛經乃至牲畜，亦都要抽稅，至四十五年（1956），康巴人乃在十六名隊長領導之下，成立護教團，準備長期游擊戰。
到了這個階段，就差達賴本人及拉薩首府，尚未捲入戰渦，其他藏胞居地，都已燃起了反共抗暴的怒火了。四十七年夏（1958），數千康巴人到了拉薩，求見達賴，但不久匪即要他們離去，他們不肯，於是發生衝突，康巴人不敵，退出拉薩，大部份返康，另有萬餘人退到南藏的洛卡區，佔領了十四個據點，並且在首城澤當，俘獲匪方軍火甚多。同年秋天，康巴人又攻入中藏，並以所俘匪軍，訓練族人使用重武器，康巴人自稱有兵五萬，聲勢浩大。
到了這個時候，匪乃懷疑達賴在表面上與匪合作，在暗中則在協助康巴人。於是即向達賴要求派他的衛隊助匪作戰，以測驗達賴的真正意向。達賴推說自己無權作這樣的決定，尚需徵求民眾大會的景見，但後來達賴亦從未召開民眾大會，只把匪方的要求，與若干西藏政府要員商量，大家認為匪既未遵守四十年所簽的協議，康巴人是被迫走險，所以對匪方要求，決定置之不理。
四十八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日（1959），正值西藏新年，僧俗群集拉薩，與匪方發生多次衝突。
三月十日，匪召達賴去匪軍部，規定不許帶衛隊，翌日消息傳出去以後，藏民驚恐萬狀，乃集合群眾，手持黑旗遊行。三月十二日西藏政府宣佈獨立，並廢止與匪所訂協議，十三日武裝衝突開始，藏民襲擊匪在拉薩的軍火庫。震驚世界的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就這樣在西藏首府爆發了。
共匪在革命爆發後的措施
共匪在抗暴革命爆發以後所取的行動，是典型的欺詐與殘忍，在它的力量尚不能應 革命初期的形勢時，它使用了懷柔的辦法，但到它調兵遣將，佈置完成後，那就不客氣地用大力來鎮壓了。
共匪在怯柔方面的第一步是把班禪抬出來，三月二十八日共匪首次正式證實西藏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同時即宣佈達賴已受挾持，故以班禪代理藏政。四月九日，班禪離藏赴平，出席偽人民代表大會，他在抵平之日（四月十四日），周匪恩來陳匪毅親往迎接，其後班禪發表談話，完全作了匪的應聲蟲，共匪又要西藏著名學者喜饒嘉錯，在三月三十日發表談話，向全國廣播，以平佛教徒之怒。五月八日，拉薩共匪軍事當局，宣佈准許農人本年可以留糧，無需付稅，並以拉薩政府所有土地，分與二十一家貧農。
在另一方面，四月初起，匪軍在拉薩、日喀則、江孜、亞東各處，大舉捕人，送往集中營，同時空運匪軍入藏。五月開始，共匪在西藏實施軍事管制，發動鬥爭、公審，嚴格控制糧食，有戶籍者，每三日配糧一次，無戶籍者不但無配給，且皆遭拘禁。同時非經匪軍事管制委員會之許可，藏民不得走出所居地三里之外。
最厲害的是移民滅藏，五月底，聞匪已擬在華南徵調八十萬十歲二十歲之間的青年，入藏墾殖。至八月十二日，據逃至印度大吉嶺的西藏難民言，拉薩城內四分之三的居民，已是漢人。據說毛匪澤東曾於四十一年（1952）對一西藏代表團說，西藏人口太少，應即增為五六百萬，最後應可增為一千萬，西藏人自己繁殖不能那末快，當然只有以漢人移殖來達到這個目的，這次抗暴革命的發生，便替毛匪製造了一個機會。
俄帝的介入
蘇俄報紙首次登載有關西藏抗暴革命的消息，是在三月二十九日，當天發表了周匪恩來的聲明，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電台譴責英美兩國，發動西藏的「反動叛變」，四月二日，又廣播稱抗暴事件純為中國內政問題，同時警告正在集會中的東南亞防衛公約各國，如果妄圖使西藏脫離中國，必然失敗。第二天的廣播，復稱西藏革命及一九五五年印度那迦族的叛變（注四）均系美國與台灣所煽動，尤其指台灣為西藏革命的真實領導人，目的在光復大陸，此後蘇俄還有許多類似的言論，都是與共匪沆瀣一氣的（注五）。
在行動方面，四月十三日的美國新聞周刊，首先引述駐莫斯科共黨國家的外交人士說，蘇俄已派陸軍退伍軍官若干名，赴藏助匪鎮壓，其中若干人曾於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有過鎮壓革命的經驗。四月二十二日，英國每日郵報引西藏難民之言，說在埃佛勒斯峰北坡的龍波克地方，見有白人在助匪建築集中營，猜即俄軍。
至五月十日，美國合眾社自加爾各答報導，有一印度人，於兩周前在江孜見到衣衫入時的俄軍，與共匪的騎兵在一起，其後又向南部的帕里及亞東開去，據推測可能為原駐匪區的俄軍；十天以徑，路透社又自干托克報稱，有一百至兩百名俄軍自新疆入藏，抵達江孜，駐於江孜與西藏西界之間；五月二十一日，蘇俄駐新德里的大使館，才出來否認俄軍入藏之事，但至六月一日，法新社又自干托克報導，有蘇俄地質專家及科學家百餘人於五月抵藏，均住拉薩及江孜，助匪開採鈾礦及建立火箭基地；十月九日，英國每日電訊報更說有俄軍二千人，在江孜地區活動，曾參加拉薩區鎮壓抗暴運動。總之，俄帝勢力之隨共匪壓制西藏抗暴的機會，而在西藏迅速擴張，已是很顯然的事實了（注六）。
達賴投奔自由
三月中達賴出亡，四月初，達賴甫入印度，印政府即派多旺區的副政治專員前往迎接，同時尼赫魯又派了前任印駐拉薩總領事梅農（P. N. Menon）趕往龐迪拉，送遞尼氏親筆函件一封，該函內容雖未發表，但必與達賴日後的言行有關，則可斷言。
四月十三日，印政府發表達賴已同意前往墨蘇里，作較長時期之居留，他在離開龐迪拉之前，更召集重要僚屬開會，告誡他們不得有使印度政府為難之言行。四月十八日達賴一行抵達德茲坡（注七），達賴第一次發表正式聲明，詳述抗暴經過。責匪失信違約發動侵略，歷數共匪暴行，並說此次入印，全出乎自動，並未受人
挾持，語氣甚為溫和。
但到六月，達賴忍不住了，乃於二十日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要求匪讓國際調查委員會，入藏調查暴行。在正式聲明之外，尚有下列幾點，是達賴在答覆記者詢問時說的：
（一）自認為流亡政府首長。
（二）仍望和平解決，但鑑於匪之不守信約，故反對直接談判，希望第三國斡旋， 尤望尼赫魯與周匪恩來商談。
（三）如共匪反對和平解決，當再考慮提聯合國討論。
（四）不擬永居印度，但在西藏恢復其在三十九年以前的地位以前，不擬返藏。達賴自認為流亡政府的宣佈，引起了印政府的恐慌，六月底印外交部發言人聲明不承認達賴為流亡政府。
兩日後，尼赫魯在國會內稱，達賴在印，可以從事宗教工作，但不得從事政治活動，達賴這樣受了印方秘密的與公開的各種約束，說話不得不很謹慎，可是到七月四日，達賴對記者談話，又重申是流亡政府之說。
八月底達賴首次離開墨蘇里，往新德里去訪問了兩個星期。除拜會尼赫魯及印政府其他人員外，並約見駐印各自由國家使節，及向印度國際協會發表演說，決定主動向聯合國提出呼籲，要求援助，並於九月九日正式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表達此意，到十月初聯合國處理此案時，達賴又透過他的兄弟嘉樂頓珠，作同樣的請求。不過他所求的不是對共匪的譴責，而只是聯合國的調停。
共匪的反應
共匪在發現達賴逃亡後，曾以五萬人的陸空軍追捕不得。其後又散播謠言，說達賴受傷，意在抓到達賴後，加以殺害，然後嫁禍於抗暴軍。
可是在表面上一直到現在為止，儘管達賴一再聲明出亡是出於自願，而匪卻一口咬定他受挾持，並且對他本人，沒有出過惡聲。對於他任偽西藏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亦未撤除，班禪只是代理。上次偽人代會開會時，還把達賴安置為該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之一。
匪的這種做法，當然是因為深知達賴是藏胞崇拜的偶像，不但為他們政治上的長宮，且為精神上的領袖，這種虛偽的妥協姿態，可以混淆藏胞視聽，如果對達賴加以謾罵，則反將增強藏胞的抵抗。其次，共匪亦為實際政治上留一個退步，如果共匪現在支持的傀儡班禪，不能獲得藏民擁戴的話，則仍可讓達賴回來。
達賴抵印後，尼赫魯曾想勸達賴返藏，以緩和共匪對藏政策，並以匪保證安全為條件。尼氏此舉，可能是匪所授意的，因外傳匪曾將達賴即將赴印的消息，在達賴抵印前告知印政府，幸而西藏的難民反對，達賴才未重滔覆轍。
三月底，共匪發表達賴與譚匪冠三間的三封信，以證明達賴之受挾持，其實那是達賴的緩兵之計。
在達賴的德茲坡聲明發表後，因為用的是第三人稱，共匪即說這是由印度政府代筆的，偽人民日報更說這是帝國主義及擴張分子所杜撰的，但達賴亦不甘示弱，四月二十二日又用第一人稱再發聲明，說前一篇文章確是他自己說的話。在目前，匪既不與達賴來往，亦不罵他，只是置之不理，而埋頭鞏固其在西藏的地位。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意義
近來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為了想把共匪拉進聯合國，喊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其中最能騙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一個理由，就是匪在大陸上的統治，已經根深蒂固，所謂已能「有效控制」，所以聯合國應該承認這一個事實。
雖然我們都知道，自從三十八年匪竊據大陸以來，全大陸各省，無日下有或大或小的反共抗暴行動發生，共匪亦從來沒有真正有效地控制全部大陸，但因一則匪區鐵幕深垂，抗暴消息不易外泄，二則共產國際助匪宣傳，竟把匪偽政權說成如何安定與穩固，所以匪偽政權面對的種種困難，並不為外人所熟知。
可是這次西藏抗暴革命的大規模暴發，把共匪的這一個神話拆穿了。共匪經營西藏，不可謂不力。自四十年（1951）張匪國華率軍進藏以後，首先是發展交通，在四十三年底，先後完成了長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與長2100公里的青藏公路，此外又修起
了西藏境內的若干公路，及新疆葉城至噶大克線。揍着北平與拉薩的空中交通亦開航了。匪軍政人員部隊源源入藏，企圖嚴格控制西藏，而十年統治的結果，卻爆發了西藏的全面反共抗暴革命。
尤以達賴此次出亡，浩浩蕩蕩八十人之眾，騎馬步行三百哩之遙，共匪出動了陸空軍及傘兵數萬人之多。而尚不能將他們截獲，即可使其有效控制之說，不攻自破。而自韓戰以來，共匪在亞洲國家間所製造的「強國幻象」亦因達賴的逃亡成功而粉碎了。
暴露共匪對於邊疆綏靖政策的失敗
共匪雖然以軍隊打進西藏，但亦知道康巴民性強悍，藏區地勢特珠，所以在初期使用武力之後，就採取了若干懷柔性的措施，希望以最少的代價，來達成它控制西藏的目的。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即是這種企圖之下的產物。
四十三年八月（1954），達賴及班禪為匪分別邀至北平，在參加偽人代會後，又與匪偽開會，決定擱置原擬成立的偽西藏軍政委員會，而改設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由達賴擔任主任委員：班禪及張匪國華分任弟一及第二副主任委員，委員五十二人中，四十八人為藏人（注八）。
四十五年（1956）康巴人初次大規模「叛變」，是為了反對徵稅及沒收寺產，匪曾暫時撤軍及取消租稅。
翌年，匪又宣佈西藏的「民主改革」，延緩六年。同時又陸續撤回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匪幹：並說以後實施改革的時間，可由西藏「民族領袖，上層人士與人民」協商決定，擺出一面孔同情少數民族的姿態。
但西藏同胞看得很清楚，這只是共匪在手段方面的運用。共匪的目標並未改變，那就是要使全體藏胞成為共匪及其主子蘇俄的奴隸。所以共匪這些塗了糖衣的毒藥，始終未能使藏胞吞下去，待至抗暴戰爭發生，共匪撕下了假面具，露出猙獰的真面目，其騙局乃全部失敗。
就匪的國際關係而言
共匪在西藏的暴行，引起了整個自由世界的憤怒與譴責，而尤以一向迷信共匪和平意向的印度人民為然，現已篇幅所限，在此僅述印度與聯合國的反應。
匪印之間不睦的事情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各項：
匪印關係
一、共匪在印度散發的地圖。據印方的看法，有三萬方哩的「印度領土」，劃入了共匪的版圖。當印度議員在國會中詢問的時候，尼赫魯報告與共匪交涉的結果，共匪推說是以前留下的舊地圖，但尼氏對於匪已竊據大陸多年，而仍不加以改正，表示不滿。
二、四年以前，印度派駐西藏江孜的貿易辦事處，為洪水所毀，印度申請重建，始終未為共匪准許。
三、上次達賴訪印後，原已不想回藏，後因尼赫魯之力勸而勉強回去，當時尼氏還答允過些時候入藏回拜，可是到去年尼氏想去西藏時，共匪多方刁難，不准其與達賴見面。
這次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徑，以上各項因素，都更擴大而表面化廣。
就疆界而論，印政府認為共匪已從「地圖上的侵略」而轉為「領土的掠奪」。五月中，烏達布拉且希省議員二人，謂匪軍巳侵入阿爾莫拉及迦華兩區，其後印議員伐其拜引張匪國華在七月間拉薩群眾大會中的演說，要解放尼泊瀝、不丹、錫金及拉達克，八月間印人民社會黨在馬地耶布拉且希省的分部主席哈瑪，說他最近旅行喜馬拉雅山區，知道共匪確有成立喜馬拉雅聯盟之野心，除上述各地外，還包括印度的東北邊區在內。至八月底，連尼赫魯亦不再能袒護共匪了，他在國會中報告，匪軍已在拉達克及阿薩密兩處入侵，迄至十月底為止，共匪對於印方要求撤退的照會，仍置之不理。
就印藏關係而論，共匪已在趁此機會，將印度勢力，全部趕出西藏，無形中已撕毀了四十三年四月所締的「印藏通商旅行協定」。尼赫魯於八月初在國會中報告，印藏貿易額已大減，匪對印駐藏商務代表及印商，多方留難，亦不供給旅行工具，其後又禁止印藏鈔票流通，離間藏胞與印人之間的關係，使藏胞不敢與印僑往來，印總領事館與印商幾與外界隔絕，共匪又通知印度，說留藏印人皆應視為「中國人」，因並未持有印度國籍之證件（注九），恐怕在不久的將來，印度官員，都不能在西藏立足了。
再就印匪一般關係而論，自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即不斷的惡化，終至進入了冷戰狀態，印度政府雖仍極度隱忍，但在野黨及民間輿論，則毫不客氣的對匪予以抨擊。在共匪方面，起先僅說噶倫堡為指揮西藏抗暴的中心，繼即泛指印度若干政客，意圖破壞印匪關係，到四月間偽人代會開幕，就有班禪劉匪寧一等人，奉命指責印度為繼任英帝衣缽的擴張主義者，四月下旬，偽人民日報一連三天，滿載攻擊印度的文字，五月三日又在北平舉行三萬人大會，向英印示威，到八月中，印度駐北平及拉薩的外交人員，連一般的禮遇都得不到了。
自五月以棱，匪在宣傅上對印度的責罵雖已稍戢，在赫魯雪夫十月間訪美之後，印度駐匪區外交官的行動，亦稍見自由，但講過的話不能收回，匪印關係經過此次公開交惡，再要恢復到以前的情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印度輿論
在這次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後，印度的輿論與民間行動，無疑地是遠走在印度政府的前面了。儘管共匪對印度加以諸般侮辱與謾罵，而尼赫魯最重的一句答語，不過是論共匪使用了「冷戰」的言語，殊為不幸，執政黨的國民大會黨工作委員會在五月間集會，雖對藏人表示關切與同情，而對於共匪攻擊印度的言詞，隻字未提，反而決議支持尼赫魯仍願維持匪印友好關係的立場（注十）。
但在民間則不同了，雖然亦認為印度無力以武力援救藏人，輿論方面一致覺得是非曲直應該弄清楚，對於共匪的暴虐行為，至少應有口誅筆伐的勇氣，報刊方面這一類的社論短評，可說舉不勝舉。
除了言論以外，印度人民還有行動上的表示，首先是右派的大印度黨黨員，於三月二十日分別在新德里及孟買的匪使領館前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共產帝國主義」的口號；四月三日左派的人民社會黨亦在匪使領館前開會遊行抗議；四月五日在新德里有一萬五千人的群眾大會，除印共以外，各黨皆有人參加，決議要求尼赫魯召集哥倫布會議各國開會，譴責共匪；四月二十日，在孟買再度遊行示威的印人，以番茄擲向毛匪畫像，社會黨領袖那拉陽（注十一）演說時，要求支持西藏獨立；五月底，那拉陽又在加爾各答召開所謂全印西藏會議兩天，決議認為匪軍入藏業已形成對印度安全的威脅，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匪印關係，該會並授權那氏，籌組亞非委員會，調查西藏現勢，這次會議出席者一千七百人，惟印共與執政的國大黨未派人參加。八月以後因匪軍加緊侵印行為，又引起了各處的反匪示威遊行。
印度民間輿論，不但反共，同時對於印政府的軟弱，也很表示不滿，尤其對尼赫魯本人，認為他在英法進兵埃及時，好像是充滿了正義感，出來責難同為不列顛國協的一員，而今對於匪軍入藏，則噤若寒蟬。又評尼赫魯所謂藏事是共匪內政問題時論：「尼赫魯難道不知道對共匪與西藏都表示好感，等於是把侵略者輿被侵略者同等看待嗎？什麼是干涉內政？如果印度可以向南非抗議種族隔離，並且每年把他提到聯合國，那麼為什麼對於一個自治鄰邦人民的被屠殺，不作抗議呢？」（注十二）
中立主義可能轉向
中立主義的產生，是一部分弱小國家，覺得自己的力量既不足與兩大集團抗衡，而加入了一個集團，又怕得罪了另一個集團，乃標榜中立，以圖自保，當然同時也存着若干投機取巧漁翁得利的心理，此中現以印度為翹首，而尤以尼赫魯個人主張最力。
四年以前，尼氏與周匪恩來為西藏問題談話的結果，產生了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注十三）。其後周匪一直拿了這「五原則」在國際上宣傳，亦給他騙倒了許多不知就裏的人。但在四年以後的今天，又因為西藏問題，而把這「五原則」扯得粉碎了，此後印度不但不能對於匪的諾言，再予輕信，而更要擔憂共匪的軍事與政治侵略。同時，在印度的非共黨派，亦開始認識印共與國際共黨是完全一體的（注十四）。孟買的印度快報曾有一篇長文，認為「僅僅在兩大集團之間的中立，不能再成為東南亞國家的保護盾牌」，並提倡與美國合作，印度前任各邦事務部長梅倫，亦於五月間在馬德拉斯發表談話，主張印度放棄中立政策，而輿美國攜手，因為美國並無擴 張野心。
正如美國華爾街日報一篇社論所說，多年的大量美援與友誼，都不能改變尼赫魯對同情態度，但西藏抗暴革命，則已對印度及其他中立國家，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一度甚至傳說為了共同應付共匪的軍事威脅，印度與巴基斯坦可能締盟。但這項消息現在已為印度政府否認了，尼赫魯甚至說即使匪不遵守五原則，印度亦仍擬繼續片面遵守。事實上亦可能暫無與美國締盟這類急轉直下的行動，但至少在若干國際行為上，我們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轉變。
聯合國與國際團體的反應
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後，就有人想到提出聯合國討論的問題，達賴本人，尤其如此希望。但在技術上，西藏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更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它自己是沒有資格直接向聯合國提案的。所以三十九年匪軍初次入藏時，達賴曾兩次致電聯合國呼籲，聯合國都沒有理他。
不過在三十九年，匪軍侵藏的議案，曾由中美的薩爾瓦多國代表提出，但因印度代表自稱可以和平調解，而美國因韓戰方酣，不願得罪印度等中立國家，所以亦沒有予以支持，結果就在安全埋事會及政治委員會中擱置起來了。
對於這次抗暴革命，印度民間多主提付聯合國討論，尤以人民社會黨為最，該黨認為由於印度在三十九年阻止薩爾瓦多提案，現在更有道義上的責任把原案提出來，但尼赫魯則怕多事，還是不願提。
身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雖然贊成此案在聯合國中討論，但始終認為應由亞洲國家主動。所以遷延時日，直到九月底，才由馬來聯邦及愛爾蘭聯合提出，於十月初由聯合國大會以四十三票（包括我國與美國在內）對十一票，決議列入議程，提付討論，並於十月二十一日，以四十五票對九票，獲得通過。可是為了確保此案獲得多數國家支持，議案內容措詞異常溫和，不但沒有譴責共匪的詞句，連共匪的名稱都未提到，而只提到維護西藏的人權與自由。
聯合國對於西藏抗暴的表示，雖然不過如此，但有一個著名的國際團體，則已公開對匪強烈譴責，最妙的是這個運動的主持人，也是印度人。
印度最高法院資深辯護人區堪達斯，於六月五日在日內瓦代表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注十五），發表西藏抗暴報告，歷數共匪罪行，稱為集體屠殺，說共匪已以漢人五百萬，移入藏東藏北，另有再移四百萬的計劃，並說匪的行為，與當年西方帝國主義假進步之各，行侵據之實的行動完全一樣。這個報告送到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購，並呼籲全世界的律師及法學家，援助藏人。
七月二十四日，該委員會又要求聯合國調查西藏實情，同時指定代表印度、菲律賓、挪威、英國、迦那、馬來亞、緬甸、錫蘭及泰國的會員九人，組織法律調查委員會，即以屈堪達斯為主席，搜集事實，以證明共匪在藏已犯有滅種罪行，預備在不久的將來，提出正式報告。
當然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是不能阻止共匪暴行的，但至少在道義上，國際間有了明辨是非的表示，把侵略屠殺的禍首，清楚的指了出來。
西藏反共抗暴的前瞻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必將延續
有很多人喜歡把西藏抗暴革命，比之於前年的匈牙利反共革命，其實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多差別的。
第一：簡牙利革命的領袖納奇，在革命受壓制時託庇南斯拉夫使館，後來為蘇俄騙出處決，如果他躲到英美使館中去，也許不致如此下場，但因他原是共產黨出身，還是相信共產國家，以致自食其果，同時亦使匈牙利革命領導無人。達賴則與共產主義毫無淵源，且已逃往自由國家，必可繼續反共工作。
第二、匈牙利地處中歐，交通方便，國土狹小，革命發生以後，蘇俄可以迅調大軍，入境壓制。西藏則地廣人稀，處於世界屋脊，山高河闊，路送情嶇，宜於游擊戰，而不宜近代武器之使用。
第三、匈牙利革命的本質，完全是政治性的，而西藏抗暴行動，則宗教性尤重於政治性，換句話說，共匪壓製革命，即等於與喇嘛教為敵，亦即等於向每一喇嘛教徒宣戰。（注十六）
因此之故，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在表面上雖一時為匪鎮壓下去，但必將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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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我中國的一部份
洪平
《中國西藏問題研究》專題
中華民國兩蔣時代西藏問題研究文章之四
目前，關於西藏問題，不僅在國際間已公然出現有一股妨害我國領土與主權的言論，即在國內，竟也有極少數的國人亦在閉上眼隨着人家瞎嚷，這種情形，如果再繼續發展下去，非但對我國現在所傾力進行的反共大業有損，並亦為我國後世子孫們遺留下無窮的憂憤。
不錯，凡是中國人，對中共現在正奴役我數百萬藏胞的事實，莫不感到悲憤不已；但，中共奴役我藏胞是一件事，西藏是我國的領土又是一件事，兩者之間，絕不能、亦不可能有絲毫的夾纏，否則，那我國現在所進行的反共大業，豈不成為變相的出賣國土？我們這群反共的中國人，不亦均成了賣國賊？
歷史終究是真實的；西藏是否我國領土，這已有我國近七百多年的歷史為它作下結論。西藏即是我國領土的一部份，而全球各國對這一事實亦皆加以承認；如在一九零三年，英國的印度事務大臣漢密爾敦即曾聲稱：「西藏必須繼續被認為是中國的一個省」。又如在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英國的外交大臣在致英駐俄大使的訊令中，亦曾承認「西藏為中華民國的一省」。
誠如尼赫魯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印度人民院演說中所稱：「在已往數百年當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時候，有任何一個外面的國家曾經否認過中國在西藏的主權」。故世人如因中共現在正乘兵西藏，而竟硬說西藏不是我國的頡土，這將遭受到我國全民最強烈的反對；為自由世界的大團結計，希望國際上的有識之士，今後不要再對我國懷有這種「混水摸魚」的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