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研究生的一再推薦下，看了最近的賀歲片《集結號》。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賀歲片都是娛樂性的喜劇，而這次的卻是充滿教育寓意的正劇。當然，連在每天的《新聞聯播》中都黨旗飛舞，熱衷於向人民推出各種道德楷模的精神氛圍下，賀歲片由喜劇變成正劇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但是，我的學生對我說：這部電影雖然也是央視竭力推介的主旋律影片，卻和以往的主旋律藝術不同，它拍得很好看，同時，揭示了一些以往的藝術所不敢觸及的新東西。
看了電影之後，果然感觸良多，以致於產生了暫停手上正在從事的研究，來寫這篇影評的衝動。不過，就如魯迅所說的那樣，人們在一部《紅樓夢》中看到的只是他們自己想要見到的東西，我從《集結號》中看到的也正是自己在當下的研究中所關切的屬於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問題，更準確地說，這個問題可以表述為：人們通常稱之為極權社會（或後極權社會）[1]的，由黨國體制治理的社會，究竟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怎樣的精神關係的基礎上的，以及在這樣的社會向自由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需要每個個體在精神上和人格上相應地完成怎樣的成長？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整個社會在最基本的價值觀上卻陷入越來越嚴重的分裂和紊亂之中。執政黨內當下的主流思潮傾向於認為，彌合這種分裂，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路向應該是，不斷地回溯到執政黨早期的艱苦歲月，從而從黨創建之初的政治信念和道德熱情中去汲取精神力量，然後，用這種精神來教化整個社會。這種原教旨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路嚮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在我們的文化空間中，原先早已沉寂的「紅色經典」重新開始熱播，各種「紅色記憶」被再度挖掘，新一代主旋律藝術家們則順勢創造了像《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這樣的「新紅色藝術」，試圖在一種新的審美趣味下，重現執政黨通過武裝鬥爭奪取國家政權時的艱難經歷。《集結號》正是從這股藝術思潮中湧現的，同時，又將這股思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不僅僅是由於相對而言，它在審美品味上更為現代和更加純正，更為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也更有深度，在這一系列藝術作品中，惟有《集結號》才真正觸摸到了極權主義運動的靈魂，揭示了極權社會得以構成的精神邏輯。從這種意義上說，《集結號》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看作，「紅色藝術」在我們這個後極權時代的新經典。
《集結號》繼承了「紅色藝術」的一個最核心的精神傳統，並試圖在某種更具現代性的語境中對其加以重建。對一個社會來說，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如何通過提供某種文化樣式，來幫助個體給自我的生命賦予某種終結意義。一般而言，一種宗教或道德文化，總是通過為個體的自我人格和某個他者人格之間規定某種規範性關係的方式，來倡導一種帶有終極性的精神價值的。比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就是通過確立我與神的關係，即在自我人格對一個超驗的神聖人格的確信、仰慕和順服中，來規定自我生命的終極價值的。[2]
而在一個由黨以一種總體主義的方式支配一切的社會中，「我與神」的關係被「我與黨」的關係替代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兒的「我與黨」的關係，不是指外部的政治關係，而是指內在的精神關係。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所謂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導引個體自覺地去建立「我和黨」之間的某種精神聯繫，並且將這種關係看作是賦予自我的生命以終極意義的神聖性關係。[3]
在一個源遠流長的紅色藝術的傳統中，我和黨之間的精神聯繫，被比喻為一個喪失了家園的孤苦無依、顛沛流離的幼兒，重新回到慈愛母親的溫暖懷抱的關係，這也就是我們在本文的標題中所說的「孤兒-母親」關係。[4]表現這一主題的頌歌，像《唱支山歌給黨聽》、《黨啊，親愛的媽媽》等，構成了主旋律藝術的最強音。
《集結號》的藝術震撼力首先源於對這一傳統主題的繼承。電影是通過一個軍事片中常見的情節展開的，連長穀子地奉團長之命，率領全連僅剩的47個戰士，在舊窯場陣地打阻擊，掩護大部隊的撤退，最後，除穀子地外全部戰死。在這部1小時50分鐘的電影放映到一半的時候，觀眾們都會覺得它表現的是一個一般主旋律戰爭片中司空見慣的主題，通過戰爭的殘酷和戰士的英勇來說明紅色江山的來之不易，和歌頌革命軍人的犧牲精神。但是，隨着情節的進一步展開，人們發現上述主題只是表層的，《集結號》的真正的藝術力量來自於它對這一表層主題之下的另一更深主題的發掘。
和以往的主旋律戰爭片不同的是，《集結號》接下來出乎意料地告訴我們，穀子地和他部下如此英勇的獻身行為，卻沒有得到組織上的承認，團里只是冷漠地將他們當作失蹤者處理了。於是，在電影的下半部中，穀子地走上了歷盡千辛萬苦尋找失散的組織的漫長曆程。仗只打了幾個小時，尋求組織認同的努力卻進行了整整八年。正是在穀子地顛沛流離，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來尋求組織對自己的理解的過程中，一個對黨忠貞不渝的兒子，經過漫長的精神流放，重新回歸母親懷抱的主題被展示出來。
這時，回過頭去看，前面的那些殘酷的戰爭場景和戰士的英勇行為，就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含義。正是由於戰士們是如此的樸質和勇敢無私，組織的冷漠似乎變得更為令人震撼，但是，這一切最終只是為了突顯和證明，穀子地如孤兒渴望母親懷抱般的對組織的需要。只有通過常人無法承受的誤解、屈辱和疏離的試煉，才能顯現出穀子地這個黨的兒子，對組織的無以倫比的赤膽忠誠。《集結號》試圖向我們昭示的是，和勇敢相比，這種忠誠才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品格，而正是由於無數兒女的這種忠誠，黨才獲得了戰無不勝的偉大力量。
然而，和傳統的紅色藝術相比，《集結號》的創新表現在它力圖在一種新的更具現代性的語境中，來重建我和黨之間的這種「孤兒–母親」式的精神聯繫。在影片中沒有任何顯白的對黨的歌頌和直截了當的政治說教，從表層意義上看，穀子地和他部下的英勇作戰和自我犧牲行為，只是源於對團長的一個命令的不折不扣的執行，因而，影片彰顯的似乎只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一具有現代性的軍人道德。但是，在影片一些細節的隱晦的暗示中，它道出了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
團長在對穀子地下達打阻擊的命令時，似乎不經意地問道：「咱們老八區教導團出來的戰友，還剩幾個呀？」穀子地也漫不經心地答道：「你一個，我一個，還有誰啊？」但對這個問題的真正的回答，是電影後半部穀子地在團長的墓前感慨自己和團長一個命時所說的話：「老八區教導團出來的，有一個算一個，全是死心眼。」執政黨新的領袖在執掌權力時，都要到西柏坡朝聖一下，「老八區教導團」在這兒就像「西柏坡」和「延安」一樣，是一種象徵。它告訴我們，這支軍隊的威武強大和它的軍人的英勇無私，都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某種聖潔的精神傳統，而這種精神的鑄成，則源於黨的教導和烽火歲月的考驗。另外，影片中戰士關於小時候給地主放羊挨打的回憶，和電影開頭指導員督戰時訓斥穀子地畏戰的鏡頭，都向我們顯示了，這支軍隊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屬於一個憲政國家的軍隊，而是一支階級的軍隊和黨的軍隊，而黨的思想控制工作是軍隊戰鬥力的根本保障。[5]
同樣，一個連長為自己犧牲的戰友和部下的英勇行為作證，在一支不管什麼性質的軍隊中，無疑都構成了一種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但是，《集結號》所表達的主題，卻在這完全合理的表層意蘊下，傾心注入了大量的非理性的東西。它致力於表現的是穀子地和黨之間的精神上不可分離的共生性關係，它將穀子地對組織的尋找，和精神上獲得黨的理解和認同的渴望，上升到了某種形而上的高度。
在一個人們（包括黨的幹部和領袖）對黨的意識形態已經普遍失去了真正的熱誠和信任的後極權社會中，要重建「我和黨」之間的真誠的精神聯繫，是一項艱難得近乎不可能的工作。因此，《集結號》沒有以高調和顯白的方式，而是相當明智地以一種低調和含蓄的風格來從事這項精神創新的。在表層結構上，穀子地的努力的意義，似乎只在200斤小米和700斤小米之間；但是，在深層結構下，影片卻用了大量的細節，既低調含蓄，又重彩濃墨地表現了穀子地和黨之間的「孤兒-母親」關係。
一個情節是：穀子地和指導員王金存的遺孀孫桂琴在無名烈士陵園，孫桂琴對穀子地說：「別看了，都是無名烈士。」穀子地則喃喃自語道：「爹媽都給起了名了，怎麼全成了沒名的孩子了。」這時低沉、柔和的主題音樂響起來了，似乎既在表達某種哀思和幽怨，又在傾訴衷腸。影片將一個錚錚鐵骨的男子漢的內心深處的柔情和脆弱，這麼一種在審美上十分具有感染力的情感，巧妙地導入了「我與黨」之間的「孤兒-母親」關係。它試圖向我們昭示的是，穀子地尋求組織對他的忠誠的明察，也就是在尋求自己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價值，一旦失去了組織的認同，他的存在就陷入了虛無的「無名」狀態，成為精神上不再有任何寄託和依傍的被棄的孤兒。
另一個重要的情節是：穀子地登上了森林防火瞭望塔，茫然面對着錦繡河山，正以一種「望斷天涯路」的情懷，盼望早日找到組織時，突然，聽到孫桂琴在下面對他大喊：「谷大哥，部隊找着啦！」這時，穀子地如被雷擊般地怔住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一邊激動得渾身哆嗦，一邊沿着瞭望塔緩慢地往下爬。「你們可千萬不能誑我」，「不能誑我，可千萬別誑我。」穀子地終於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雙手捂臉，發出孩子般嗚咽的哭聲。《集結號》在這兒力圖表現一個黨的兒子的理想型人格：對待黨所指定的敵人如雄獅般地勇猛，而對待組織則如嬰兒般地依戀和赤誠。這時，低沉、柔情的主題音樂再次響起，向我們展示這個長期處於精神流放中的赤子，突然聽到母親音訊時內心深處的感動和溫暖。[6]
影片中着意刻畫穀子地對組織的感情和態度的細節還有許多，比如在要求趙二斗為自己找部隊時，對自己是「從哪一股泉眼裏冒出來的」的頂真和在乎；在煤山上拼命刨挖戰友遺骸，忽然聽到他們已被追認為革命烈士時，激動得喘不過氣來的神情等等。礙於本文的篇幅，對此不再一一詳述。這些都充分說明了，這部影片想要表達的真正的主題，是一個對黨無比忠貞的兒子和黨之間的精神聯繫。在這兒我們看到了《集結號》在藝術創作上的雄心，因為，自從改革開放使傳統意識形態解體以來，已經少有優秀的藝術家會去觸碰這樣的主題，但是，另一方面，就如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及過的，目前執政黨內的主流思潮迫切希望通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在30年的開放進程中已經變得鬆弛的我與黨之間的精神聯繫重新扭緊發條。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旨在重建這種聯繫的《集結號》會受到主流思潮的大力推崇了。
不過，我們必須看到，為了消解後極權時代人們普遍存在的對黨化教育的牴觸情緒[7]，《集結號》確實作了一些新的努力，通過反傳統的方式來承繼傳統，通過表層意義上的解構來實現更深意義上的建構，可以說是《集結號》在表現手法上的一個主要創新。影片的一個最核心的情節是，團長在向穀子地下達打阻擊的命令時，讓他聽到集結號後方許撤退，但是，穀子地一直盼望着的集結號卻始終沒有吹響。
於是，《集結號》的整個故事情節和它想要表達的主題之間，表面上構成了一種強烈的悖謬，它講的似乎是一個個人被組織冷漠地加以拋棄的故事，而不是「我和黨」之間無法分離的精神聯繫。影片甚至還故意用一些細節強化人們的這種悖謬感，它讓團長不是以一種莊重肅穆的神情，而是一邊洗腳，一邊漫不經心地下達了事關部下生死的命令，從團長一反常態的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中，暗示團長明知穀子地他們難以生還，導引人們去猜度團長也許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打算吹集結號，同時，還讓堅持到最後的戰士說：河對岸早已沒有動靜了，大部隊早已撤退了。從而故意讓穀子地和他部下的犧牲行為蒙上了一層被欺騙的和無謂的陰影。
這樣做的用意在於，它通過引發人們對穀子地和他部下的命運的深切同情，和對組織上的冷漠的抱怨，解構了人們對影片的黨化教育主題的反感和牴觸情緒。然而，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這個包袱慢慢地被解開了，影片告訴我們這一悖謬其實是虛假的，只是一個佯謬。通過司號員之口，我們被告知團長是在發現大部隊有可能被敵人咬死的情況下，為了拖住敵人才沒讓吹號，同時，通過讓團長也在一個類似情景下犧牲的方式，消解了人們對團長可能抱有的猜疑和抱怨。
影片故意讓一直期盼集結號的穀子地，在團長的墓前充分地宣洩自己的怨憤之情，喊出：「你們怕被咬死，我們呢，九連呢？」的話。但是，所有的觀眾，包括穀子地本身都意識到，這一責問是無力的。在危急的戰爭情形下，軍事長官為了保全大部隊，而下達要求一部分軍人做出犧牲的命令是完全合理的，儘管對被要求犧牲的軍人來說，這是殘酷的。在這兒，我們看到了《集結號》在黨化教育的手法上的創新，以往的紅色藝術作品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沒有個人的七情六慾，完全按照黨的要求行動的機械人。而在《集結號》中，則非但表現了英雄人物的個人化的感情和欲望，並且還讓其和組織的邏輯處在嚴重的，甚至是會導致個人毀滅的殘酷的衝突之中。最後，通過這種衝突教育人們，個人化的衝動和欲望雖然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是，本質上依然是狹隘的，組織的邏輯雖然站在個人的立場上看似乎是冷漠和殘酷的，但是，事實上，代表着更高的和更深刻的真理，個人假如不能在和組織的衝突中得到自我改造和升華，揚棄自己個人化的立場和情感，主動地融入組織的立場和邏輯，那麼，等待他的命運不是殘酷的滅亡，就是因為被邊緣化而陷入悲慘和絕望的境地。
在此，我們看到《集結號》在表現手法上的「新」的同時，也看到了它在思想觀念上的「舊」，極權主義者總是喜歡將軍隊和戰爭的邏輯，推廣到整個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用戰爭中軍事長官為了保全大部隊而必須犧牲部分軍人的做法，來證明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總體目標，要求某些人犧牲的合理性。[8]《集結號》從根本上看，依然遵循着這一邏輯，它通過穀子地和他的部下的犧牲，以及團長自身的犧牲，表現和讚美了一種作為任何極權主義群體存在基礎的，個體為了群體而捨棄自我的勇氣和犧牲精神。[9]
在《集結號》的表現手法「新」和價值觀念「舊」的問題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塑造的王金存這個形象。表面上看，影片似乎表現了對「怕死」、「軟弱」等「人性化」行為的寬容，但事實上，它在價值觀念上卻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前改革開放時期。在這兒，我們看到了一個久違的窩囊、怯懦，又窮講究地將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的知識分子形象。它讓教養和文化的價值在粗魯和勇猛的價值面前顯得如此可笑和一錢不值。穀子地對於王金存而言，成了精神上的導師和拯救者，影片讓王金存怯生生地對穀子地說：「連長，我沒有給你丟臉吧？！」《集結號》使王金存不斷地粗俗化和勇猛化，最後讓他以在大聲叫喊中拉響炸藥，將自己和敵人炸得粉碎的方式，使他獲得了「精神上的升華」。
影片試圖讓人們意識到的是，一個人身上的所謂的「人性化」的東西，總是和「怕死」、「脆弱」這樣的從組織的立場上看負面的情操聯繫在一起的，而它們之所以被寬容，是因為它們身上存在着自我揚棄的可能性。只要通過適當的教導和鍛煉，它們就會自我克服和自我揚棄，最終「升華」到黨性和組織性的「高度」。同時，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某種知識崇拜的顛覆和對戰爭年代的價值觀的回歸，影片向我們展示和推銷了這麼一個真理：對維繫一個極權主義政黨（事實上對任何類型的極權組織都是如此）的存在，和確保它不斷戰勝敵人，從勝利走向勝利來說，帶有一些蒙昧的忠誠，對敵鬥爭的勇猛，為了黨的目標勇於犧牲自我的奉獻精神，這些價值比起建立在自我保全和個性成長基礎上的教養、理性和知識來說，是一些重要得多的價值。而後者對極權組織來說，則往往是一些具有解構作用的負面價值。[10]
當然，《集結號》在表現個體與組織的關係時，確實也為我們展示了一些更具現代性的新東西。傳統的紅色藝術表現我與黨的關係時，組織總是被比喻為溫暖的母親的懷抱，黨則被看作是洞察兒子的所有需要，無微不至地關愛着孩子的慈愛的母親。在影片中，黨和組織被傳統的擬人化藝術手法所賦予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化特徵消退了，它按照一定規則運作的機械性，和由於信息和能力上的有限性而導致的可錯性的特徵被呈現出來。
這樣一來，黨和它最忠誠的兒子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不再是傳統紅色藝術中所表現的那種不含半點雜質的聖潔的關係了。《集結號》既表現了組織對個人的誤解和傷害，也表現了個人對組織的抱怨。[11]傳統的說法是：相信組織，相信黨。《集結號》解構了這種傳統的，建立在幼稚和輕信基礎上的個人對組織的一廂情願的盲目信任，但卻力圖在某種更加真實的基礎上，重建個體對組織的忠誠。
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集結號》雖然沒有迴避組織對個人的誤會和傷害的問題，但它力圖讓人們理解，這種傷害並非出於組織的本意，而是組織按照自己的邏輯運作時，不得不產生的現象，機械、刻板和可錯性，本來就是組織的本質特徵，因而，它的這些特徵沒有什麼可抱怨的，而是，組織中的個體不得不作為命運加以忍受的東西；其次，作為最核心的主題思想，《集結號》着力加以渲染的是，在組織和個人的關係中，組織固然需要個人，需要個人去實現它的各種目標，但是，個人更需要組織。因為，個人對於組織來說，是可輕而易舉地被替代的，只是無名的芸芸眾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個，而組織對個人來說，則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12]
就如我們在上文中提及的那樣，為了突現這一主題，影片重彩濃墨地刻畫了穀子地和組織之間，在精神上不可須臾分離的共生性關係，表現了穀子地靈魂深處對組織的，如孤兒對母親般的依賴和渴望。而且，影片讓我們看到穀子地對組織的這種需要是如此地真實，當他身處在組織中時，他是如此地生龍活虎和英氣逼人，他內在的全部激情和力量都淋漓盡致地迸發出來，以致於他獲得了勇氣常常去超越組織的戒律來展現自己的個性，而一旦脫離組織，他就像在河灘上擱淺的魚一樣，整個人從內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力量都處在迅速的枯萎和衰敗之中。是的，《集結號》表現了穀子地對組織的堅貞不渝的忠誠，但是，在更深的層面上，它以一種近乎冷酷的嚴峻表達了，個人，哪怕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都無法脫離組織而存在的無奈。它告訴我們，在穀子地和組織的關係中，歸根結蒂不是組織需要穀子地，而是穀子地離不開組織，穀子地身上的所有有價值的，閃光的東西歸根結蒂都是組織賦予他的。
作為德國極權主義運動領袖的希特拉，曾經說過一句極具震撼力的話，他說：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真正魅力在於，它使投身於它的人，從卑賤的臭蟲變成了一條巨龍身上閃閃發光的鱗片。正是由於洞察人們的這種心理需要，才使希特拉獲得了召喚群眾飛蛾撲火般地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巫師般的力量。
通過在影片的最後象徵性地點出這一主題，《集結號》達到了自己的高潮。在低沉、悠揚的主題音樂中，銀幕上出現了一列在夜幕中長龍般行走着的望不到頭的革命隊伍，每個戰士手中高舉着的火把，宛若這條巨龍身上閃閃發亮的鱗片。頭帶鋼盔、手持火把、英俊威武的穀子地一個亮相之後，轉身身手矯健地奔走着跨入了這一巨龍的行列。這時銀幕上推出幾行字交待了穀子地的身世：「……三個月大時父母餓死在逃荒路上，一個鞋匠在穀子地里拾到他，見他沒名沒姓，取名：穀子地。」[13]
這樣一來，不僅僅是穀子地的全部身世，連他的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種象徵[14]，為我們演繹了一個關於一個個體生命如何在「臭蟲」和「鱗片」之間轉變的故事。一個卑賤的被棄在莊稼地里的真正的孤兒，由於奮不顧身地將自己像乾柴一樣地投入革命的烈焰，變成了巨龍身上閃耀出奪目光輝的一個鱗片，而一旦這個鱗片從巨龍身上脫落下來，就立刻又重新蛻變為一隻黯然無光的臭蟲。這就是在極權主義的視域中所看到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關係。
假如說，在極權主義運動的全盛時期，許多人投身於它，可能是由於天真地相信黨的手中掌握着某種啟示錄般的終極真理的話，那麼，在後極權時代，黨身上的這種理想主義的光環已經剝落了。《集結號》以一種冷峻的坦率告訴我們，組織並不是天真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慈母的溫暖的懷抱，而是一架笨拙和冷漠地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轉的機器，在組織的眼中，每個人只是一個無個性的可替代的零部件。然而，儘管組織並非我們脆弱的情感的無微不至的良善的撫慰者，但它卻是每個個體實現自身價值，展現生命強度的惟一平台和依傍。個人一旦脫離組織，就像樹葉脫離樹枝一樣，無法逃避枯萎的命運。
所以，組織滿足個體生命的不是其膚淺和脆弱的情感需要，而是最為根本和深沉的存在需要，離開了組織，個體無法存在。理解了這一點，所有對組織的抱怨和憤懣都在一個更深的意義層面上被解構了。組織這條巨龍，不一定是善的，它常常是惡的，這條巨龍所奔向的目標不一定是正確的，常常是錯誤的，誰都看到，它一會兒向東，一會兒向西，處在自相矛盾之中，但是，這一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才能始終作為一個閃亮的鱗片緊緊地吸附在這條巨龍身上，而不至於在它奔騰和轉向時從其身上脫落下來。
組織並不在乎個人的感受，它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要求個人為它獻身，當組織的判斷錯誤，或者價值目標轉向之後，個人的犧牲常常顯得是無謂的。但是，這一切都不會改變個人無法離開組織而存在這一根本事實。因此，不管組織向東還是向西，不管組織如何對待個人，不管個人在情感上自覺受到多大的冤屈和傷害，個人追求自身存在的惟一道路就是依舊保持對組織的忠誠，不斷地去理解變化中的組織的價值目標，而為之盡力和獻身。這也就是在新的語境下，重建起來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新的精神聯繫。假如說，在傳統的語境下，要求個人忠於組織是人的命令，是黨的要求的話，那麼，在新的語境下，這種要求被構建為個人無法違抗的天命，你必須如此，你不得不如此，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這就是我們時代，許多人在內心深處體會到的我與黨的關係，是後極權社會中，統治我們大多數人（尤其是黨的積極分子）生活的最基本的精神上的戒命。在我們當下的社會中，多數人依然處在緊迫的生存壓力之下，生活境況不錯的人則渴望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而最重要的是，不僅僅是三個月大就父母雙亡的穀子地，我們每一個人，用海德格爾的話說，一旦被拋到這個地球上，就註定了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兒，不得不永不停息地為自己焦灼的靈魂尋求寄放之所。另一邊則是巨龍般強大的黨，它一方面通過壟斷大部分的資源，可以決定給人發200斤小米還是700斤小米，決定着每個人的發展空間的大小；另一方面則消滅了所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競爭者和替代者，掌控着全部的暴力工具和話語權。它宣稱自己已掌握了有關人生觀和社會發展的科學真理，要求全體人民在思想上保持和它的高度一致，在精神上和情感上保持對它的絕對忠誠。
在影片中，集結號並沒有吹響，但這同樣又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佯謬。這部主旋律影片，通過對穀子地式的對組織的至死不渝的依戀和忠誠的弘揚，以沒有吹號的方式，為黨向全體人民吹響了集結號，召喚人們在精神上集結在黨的周圍，並忘我地投身到那條雄壯的巨龍之中去。
不過，後極權主義的「後」字，可以具有雙重的解釋，它既意味着極權主義的延續，又意味着它的某種解構和衰微。可以說，不管是由於主創人員有意為之，還是只不過是對時代精神的客觀反映，這雙重意味同時存在於《集結號》之中。本真地去領悟每個個體在內心深處和黨之間的關係，是破譯一個極權社會（或後極權社會）的精神結構的鑰匙之所在。當創作《集結號》的藝術家們，觸摸到這一我們社會精神癥結的關鍵之處，並以一種嚴肅的態度，力圖真實地去展示它的存在方式時，不可能不同時揭示出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引起人們的深入的反思。
影片揭示出來的組織運作的機械笨拙，以及它不斷地要求個人為它犧牲的冷漠殘酷，與穀子地竭誠地尋求它的認同和對組織的苦戀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導致的心理衝擊，會自然而然地引發人們去思考：究竟什麼才是個人和組織之間合乎正道的倫理關係，以及人們究竟應該按照什麼原則和方式來構建國家、政黨和軍隊這些在自身存在時不可或缺的組織，究竟應該將自己尋求生命終極價值的宗教情感寄放在什麼地方？[15]
似乎是故意要引發人們的反思，影片將這場殘酷血戰的背景，不是置放在抗日戰爭，而是放在國共第二次內戰時期。作為主旋律影片，《集結號》自然最終讓穀子地經過顛沛流離和九死一生之後，找到了他要尋找的黨的認同，在一文「通知」中，他的戰友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並稱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表面上，這個孤兒尋求回歸母親懷抱的故事得到了圓滿的結束。
但是，這時任何稍具反思精神的觀眾都會情不自禁地反問自己：通過一紙「通知」體現出來的黨的認同，能否真的托得起那些已經犧牲的戰士的生命的價值，穀子地苦苦追尋的神聖、崇高的生命的終極意義是否真的已經得到？在半個多世紀之後，再回過頭去看，國共二黨之間的價值分歧，是否真的值得他們的戰士，用拉響炸藥將自己炸得粉碎的方式去和敵人同歸於盡？[16]
無疑，穀子地和他的戰友們的英勇奮戰為一個政黨用暴力奪取政權立下了功勳，但是，這一功勳只是一個政黨的政治利益的實現，它既與神聖的宗教性價值無關，也根本談不上對包括穀子地在內的「人民」的「解放」[17].相反，一個政黨用一些神聖的大詞裝飾自己現實的利益訴求的做法，讓我們感到了一種危險的僭妄。
現在回過頭去反思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國共內戰，不難發現，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深刻的悲劇。這場悲劇源於追求不同價值理想的人們，都將自己追求的價值神聖化，而將與之相反的價值妖魔化；源於追求不同價值理想的政黨，都渴望直接掌握軍隊，渴望用暴力來推行自己的理想，來消滅自己的敵人。結果，雙方浴血奮戰、勇猛殺敵的結果，使整個中華民族倒在了分裂和內戰的血泊之中。
這一慘痛的悲劇教育和啟示我們，什麼才是一個個體真正的精神上的教養，他應該以一種怎樣的合道的方式來追求自己的價值理想和對待他人的價值理想，應該怎樣和與自己抱有不同乃至相反的價值目標的人在這同一世界上相處。它讓我們意識到一種將自己抱有的價值觀自我神化的態度，在精神上的野蠻性、有罪性和在政治上的危險性。同時，它也讓我們認識到憲政民主主義在進行政治制度安排時設置的政教分離和黨國分開的基本戒律的深刻含義之所在。只有政教分離，個體追求生命終極價值的最深沉的激情，才不會被誤導到為了政黨利益而進行的生死決戰上；只有黨國分開，將社會中的全部暴力壟斷在一個價值中立的國家手中，才可能從最基本政治制度上，保障擁有不同價值訴求的政黨和個人在同一個社會中和平相處。
政治真理的獲得，對一個民族來說，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艱難的嘗試和實驗，需要一個逐漸發現和領悟的過程。為此，我們對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為了執着地追求自身的理想而血灑沙場的人們，對穀子地和他的戰友，就和對倒在他們槍口下的那些同胞一樣，懷有深深的同情和感念。我們只有認真反思這一悲劇帶給我們的啟示，按照政教分離、黨國分開的原則，堅定穩健地推進政治體制的憲政化改革，惟有一個各種價值都能自由生長，並且能夠和平共存的成熟的政治制度的最終建成，方能真正告慰那些英勇地犧牲於慘烈的內戰之中的雙方將士的忠魂。相反，假如我們還是一味固執在一種單邊主義的自我聖化和將政治對手妖魔化的幼稚的語境中，意識不到自身追求的價值中無法避免的有限性和可錯性，那就說明我們依然沒有能夠從以往的精神上的野蠻和不成熟狀態中擺脫出來，同時，也說明了導致上述悲劇的危險依然沒有在我們社會中得以消除。
據說，《集結號》的主創人員希望通過對穀子地這個人物的塑造，為我們提供一個這個時代十分稀缺的男子漢形象。我們看完影片後的印象則是，穀子地確實是一個英俊的男人和英勇的戰士，然而，卻是一個精神上的幼兒。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認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在內心深處不應該有脆弱的柔情，也不是說一個英雄在為自己的價值理想而奮鬥的過程中，不會顛沛流離，不會陷入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困頓和窘境。
一個英雄可以有精神上的迷惘，可以有性格上的弱點，他在價值方向上的錯誤可以如此巨大，以致於使他陷入血腥的罪惡之中，他在性格上的弱點可以嚴重到足以使他毀滅，這些都無礙於英雄之為英雄。但是，英雄的本質在於，他必須是一個永遠從自己本真的體驗中尋求價值方向的自我主導的人。我們之所以說穀子地是一個精神上的幼兒，是因為他具有的完全是一個從組織從外部尋求價值評價的外部導向的人格，而不是將內在體驗作為價值源泉的自我導向的人格。[18]他就像幼兒一樣，離開了母親的訓導，就徹底迷失了生存的方向，完全缺乏通過自己的理解，去構建自我和世界之間的完整的聯繫，從而自主地探尋自我存在的意義的能力。他苦苦找尋的是一個權威的訓導者，希望由它從外部來一勞永逸地賦予自己的生命以某種終極的意義和價值。
在此，我們也就理解了，在我們社會中之所以缺乏男子漢的原因。真正的男子漢，不僅僅意味着生機性的力量，和智力上的機敏，不僅僅意味着在對抗性衝突中的堅強和勇猛，最關鍵是必須保有一種通過不斷的自我教化使一個自我主導的人格得以持續生長的精神上的成熟。而極權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教育，致力於訓練和塑造的卻恰恰是外部導向而非自我導向的人格，它所要求和期許於每個個體的，不是其精神上的成熟，而是幼兒化。在極權社會中，凡是順應這種要求的個體，在不斷取得外部成功的同時，不得不支付的是精神上由於喪失自我主導而變得日益平庸和粗鄙化的代價；而試圖違抗這種要求堅持自主性的個體，不是在社會的迫害中毀滅，就是在極度的邊緣化中，由於缺少成長必需的空間和資源，同樣難以逃避精神上的枯萎和荒蕪的命運。
所以，我們認為，想要解決我們時代的精神紊亂和價值衝突的問題，絕不應該採取原教旨主義的取向，退回到極權主義的全盛時期，試圖動用國家的強制力來統一思想，純潔道德，通過一種全面的精神上的高壓政策，來強行塑造全體國民對黨的幼兒般的依賴，希望以此來實現一個萬眾一心、步調一致，所有人只有一個單一的價值目標，並像勇於赴死的軍人一樣，聽從黨的支配的「和諧的大同社會」。假如這樣的話，除了會對所有個體的心靈造成巨大的創傷和扭曲，使中華民族的精神空間變成一片荒漠之外，在經過了30年改革開放之後的今天，還必將激發足以引起社會分裂的尖銳的價值衝突和政治矛盾。
真正富有建設性的走出我們時代精神困境的道路是，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上，用德性論的個人主義替代權威主義的集體主義。不是用精神上的高壓政策來強行塑造全體國民的外部導向的極權主義人格，而是在尊重每個個體的良知自由的前提下，通過人文主義的教化手段，來培育每個個體的高貴和富有教養的自我主導的人格。並相應地通過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以保障這樣的作為精神性價值載體的自主性人格擁有足夠的生存和成長的現實空間。
《集結號》塑造的穀子地這個形象，不僅僅是一個個例，同時，也是一個典型，他的人格特徵是我們社會普遍的精神狀況的縮影。在他對一個能夠從外部賦予他的生命以價值的權威的訓導者的苦苦期盼和竭力追尋中，我們可以看到了極權主義的生活理想和政治邏輯在群眾中存在的深厚的心理基礎，而從他無力區分自己不同層階的價值需求，希圖在一個統一的家園般的外部組織中，以某種總體主義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物質性需要、情感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的渴望中，我們看到了他精神性上的不成熟狀態。
在我們社會目前的自由主義思潮中，存在着一個膚淺和激進的分支，在這種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潮看來，極權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存在，只是由於少數統治者的邪惡，它至多只是我們從外部感染的一種病毒。因而，只要通過一場激烈的政治革命，就可以徹底消滅這種邪惡和病毒，將人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
在我們看來，對《集結號》進行這樣詳盡的分析的思想上的價值在於，它幫助我們不僅是從外部，從我們作為一個對象，所受到的極權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迫害、壓抑和束縛中來理解極權主義，而且從內部，從極權主義得以產生的心理基礎，從我們每個人因深感自我存在的孤獨、迷惘和悲慘，因而，渴望將自我消融於一個群體之中，渴望一個萬能的庇護者和保姆的心理需要中，來理解極權主義。
只有當我們不僅僅從外在性上，而且從內在性中認出了什麼是極權主義，我們才可能真正開始獲得擺脫它的精神力量。極權主義制度在我們社會中的存在，絕不只是由於少數人的邪惡和陰謀，它深深地植根於我們人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某些不成熟的心理需要中，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某些源遠流長的精神傳統之中。這些傳統，不僅僅是指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君主制的政治傳統，還包括政教不分的道德傳統，自古以來，我們的「大同理想」就是將一個在產權關係上，你的我的渾然不分的社會，看作是政治應該追求的最高目標，而缺乏神性維度的所謂道德理想主義，則使我們每個人都很容易在精神上踏入自我聖化和將敵人妖魔化的陷阱。
從《集結號》中，我們看到，我們每個人都受到這個制度的不同程度的傷害，但是又無奈地生活在這個制度中，我們一邊對它充滿抱怨，一邊又用自己的努力為它添磚加瓦。這個制度從我們每個人近乎本能的心理需要和行為習慣中，汲取着使自己存在下去的源源不斷的活力。在此，我們可以認識到擺脫極權主義的任務的艱難性、沉重性和長期性。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性的任務，更是一個精神性的任務。極權主義不是一種與我們無關的，來自外部的惡，不僅僅只是我們控訴和仇恨的對象，事實上，它深深地植根於我們每個人未受教化的不成熟的精神狀態中。所以，它無法在一場將仇恨聚焦在某些制度、組織和個人的破壞性革命中被打倒，而只能在每個個體人格和整個社會制度的健康生長中，被逐漸地揚棄。
《集結號》試圖為我們塑造英雄，然而，就如羅曼。羅蘭在他的《英雄傳》中所說的，真正的英雄永遠只是精神上的英雄。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們的社會中，不是那些為了實現自身的低階價值，就在組織中迷失自我的人；而是那些在無可逃避的迫害、壓抑和邊緣化的命運中，依然頑強地堅持自主性，同時又沒有被仇恨所毒化，持續不懈地艱難探尋着自我和社會在精神上健康成長的可能道路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200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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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中，我們試圖在某種中性的和描述性的語氣下，使用「極權社會」一詞，在這樣的社會中，存在着一個政黨，以總體主義的方式支配着人們生活領域的所有方面。統治者不僅僅只是通過法律限制人們的關涉他人權利的行為，而是直接運用國家的強制力驅使人們去追求某些積極的價值；政治統治的範圍也不僅僅只限於人們的外部行為，而是涉及到包括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在內的整個精神領域。這是一種類似家長對未成年的幼兒的管治方式。
[2]又如儒家文化的「三綱」，則是導引個體以某種規範性的方式來對待「君-臣、父-子和夫-妻」關係，並將之看作是個體生存的基本價值之所在。
[3]筆者在拙著《國家與公民》第34節中，描繪了一種精神上的「共生性粘連」狀態，指出極權社會的精神建設的核心，就是通過各種藝術樣式，努力去建立每個個體與黨（及領袖）之間的，類似剛出生的嬰兒和母親之間的精神上的共生性關係。希望對此加以更深入了解的讀者，可參閱此書。
[4]「孤兒-母親」關係的說法，初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是一種悖謬，因為，只有沒有母親的人才可稱之為孤兒。然而，我們可以看一下，在經典的紅色頌歌《唱支山歌給黨聽》中，是如何解決這一悖謬的。「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林……」這是一個極富宗教性的有關精神上的母親、生身母親和重生的主題，一個人也許真的是一個孤兒，也許他的生身母親依然在世，但是，這些都是非本質的，重要的是，我們在這個現實世界中生存時，不管我們的生身母親在還是不在，我們都是精神上的孤兒，因而，我們都必須要重新找到一個精神上的母親之後，才能寄放流浪的心靈，獲得精神上的重生。
[5]苦難和仇恨的渲染，以及精神控制，無疑會增加一支軍隊的戰鬥力。但是，對一支軍隊來說，除了勇氣和犧牲精神，這些屬於職業道德範疇的品格之外，還需要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政治德行。一支軍隊的精神之基是建立在為社會中某個特定階級的仇恨和利益而戰，還是為保障一個共和國中全體成員的權利免受外部敵對力量侵犯而戰之上，意味着在政治德行上的不同境界。一支建基在前者之上的軍隊越是勇猛，對社會中其他階級來說就越是危險。所以，就如筆者在《正名》一文中所說的，目前中國思想界的核心任務，就是以最平和的方式促成執政黨的政治哲學，主動地從宣揚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向旨在平等保障每個公民權利的自由民主主義轉向，如此，相應地軍隊在精神和道德建設上的核心任務，就是如何將勇氣和犧牲精神這些職業品格和為平等保衛每個個體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而戰的政治德行結合起來，塑就一種更具現代性的軍人道德。對於這些問題，本來是這部旨在嚴肅地探討軍人道德和軍隊精神的正劇，尤其是這麼一部以內戰作為背景的片子，所不得不加以反思和無法逃避的，但是，我們看到，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集結號》對此還根本無力企及。這也就是我們認為《集結號》在思想水平上，依然囿於後極權主義精神視域的一個重要原因。
[6]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集結號》中的音樂在表達影片的主題時，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孤兒-母親」關係作為一種抽象的精神關係，除了用音樂之外，很難合乎分寸地加以充分地表現。從主題音樂的效果來看，音樂主創人員對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的內涵，有着相當深入的把握。
[7]在目前的體制下，一部成功的主旋律影片，除了需要考慮政治正確之外，還需要考慮市場和票房。
[8]所以，極權主義喜歡災難和緊急狀態，假如沒有災難和緊急狀況的話，它也會特意將其渲染和製造出來，因為，緊急狀態為一種不受任何限制的極端權力注入活力，為權力核心高調地號召萬眾一心，要求每個個體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提供着某種合理性的證明。
[9]在目前中國文化政教不分的語境中，提及「犧牲精神」時不得不進行一點說明。一方面基督教宣揚的主動背負十字架，佛教宣揚的「捨身飼虎」是一種犧牲；另一方面，恐怖分子敢於將自己的身體作為人肉炸彈；日本舊軍人戰敗時敢於切腹自殺；納粹衝鋒隊員蔑視死亡奮力作戰的勇猛；黑社會成員為了集體的利益和大哥的命令無視自己生命與人拼殺的氣概，也是一種舍己犧牲行為。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只有前一種犧牲才真正具有道德意義上的價值，而後者的英勇舍己行為，非但不具有道德價值，反而意味着某種道德上的病態和不成熟。因為，只有前者為之犧牲的才是某種具有普適性的精神價值，這種價值不分國家、民族、階級等差異，平等地有利於所有個體人格的成長。而後者的勇猛和犧牲則是以某種單邊主義的方式為了某個特定共同體的價值目標而戰，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罪性。出於功利主義的目的或偏狹的激情，這種勇猛和犧牲會得到它所獻身的共同體內部的感激和讚揚，但是，它們和真正的道德價值無涉。
[10]這也就是目前執政黨內的主流思潮，所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正內涵之所在。作者在《國家與公民》第25節「德性論的個人主義和有着共同規則的多元世界」中，區分了「自我主導的人格」和「外部導向的人格」，「作為內在呼聲的良知」和「權威主義的良知」，提出「個體的內在體驗是衡量一切事物價值的終極依據。」所謂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通過權威主義的方式，來塑造國民外部導向的人格。而《集結號》則是一部通過新的藝術手法，向人們傳輸這一價值觀的力作。
[11]事實上，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無數冤假錯案和各種極權運動的傷害，很少有中國人還再相信組織全知、全能、全善的神話了。《集結號》在這方面的着力表現，很容易獲得人們的共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消解了人們對其隱含的黨化教育主題的牴觸情緒。
[12]在完全的極權體制下，組織是絕對惟一和不可替代的，在後極權體制下，經濟組織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政治組織（執政黨）依然是惟一的。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極權組織存在和運作的邏輯，只要成功地消滅了自己的所有可替代者，組織就自然而然地獲得了可以以一種單邊主義的方式，要求個人對它絕對忠誠的「偉大力量」。在本文中，除了少數例外，「組織」一詞都是意指在極權社會中，以總體主義方式支配一切的政黨組織。
[13]作者看到這兒，一邊在抒情的主題音樂的誘導下，感慨穀子地的身世，一邊卻想到了特奧多爾。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寫詩之所以會成為野蠻的，是因為一個個體只有排除他者的目光和感受，不加反思地陶醉在自我的某種閉鎖的境域中時，才可能進入抒情狀態。穀子地跨着矯健的步伐所投入的這條巨龍，曾經吞噬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和創傷並不亞於奧斯維辛，在對此不加深入反思的情形下，陶醉在這條巨龍的雄壯之中，對於這樣的抒情，我們不能不說是野蠻的。所以，我們雖然稱《集結號》為正劇，但它事實上還缺乏一部真正的正劇所應具備的思想深度，同時，我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目前一片「精神文明建設」和樹立「道德楷模」的口號聲中，中華民族真正的良知依然沒有被鍛造出來。
[14]「穀子地」這一象徵，使我們聯想到基督教讓耶穌出生在「馬槽」中這一象徵。「穀子地」和「馬槽」這二個象徵，從其表層意義來看，是相似的，它們都意指着出生者在現實世界中極度窘迫的處境和卑賤的地位；但是，從這二個象徵對個體精神加以引導的方向來看，它們的深層內涵卻正好相反。前一個象徵，教導每個個體的是，既然你在現實世界中的處境和地位是如此窘迫和卑賤，那麼，你惟一的出路就是將自己從精神到肉身完全徹底地交付給強大的組織，勇敢地投身到徹底否定和砸爛這個悲慘世界的暴力革命之中。你將自己交付得越徹底，組織也就越強大，你也就越是可能在革命的勝利中找到自己的現實出路和在組織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宿。同時，影片通過這一象徵告訴我們，穀子地之所以會對黨和革命如此依賴和忠誠，正是源於他的徹底的無產者的出身，而黨的力量則來源於無數這樣的無產者的英勇獻身。
而後一個象徵傳遞的則是這樣的信息，神之所以讓自己的兒子降生在馬槽中，是為了告訴世人，現實世界中的屈辱，絲毫不會影響一個人在精神王國中的榮耀。這一象徵教導每個個體的是：無辜受難是每個個體在這個悲慘的現實世界中無法逃避的命運，但是，這絲毫不會改變你，在精神上，作為神的兒子的無比珍貴的價值。因而，在任何窘迫和屈辱的處境下，你都不應該出賣自己的靈魂，必須始終從自己內在的聖靈中去尋找價值和力量的源泉。坦然地接納你在現實世界中的任何命運，但要始終表現出你在精神上作為神的兒子的高貴性。
只有在感受到後一象徵中存在的巨大的拯救性力量之後，作為擁有一個脆弱的肉身的個體，才可能抵禦得住到一個現世的利維坦中去尋找精神性庇護的誘惑。中華民族精神成長的根本道路，就是要從前一象徵轉向後一象徵。
[15]後極權社會中倡導的我與黨之間的倫理關係，讓我們聯想到絕對君主制下的政治倫理中所倡導的臣與君的關係。君主不一定是良善的，也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是，臣子必須服從君主的意志，保持對他的絕對忠誠，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穀子地對組織的這種苦戀，就像一個絕對君主制下的一個忠臣，對於君主的無條件的單邊的忠誠。同時，我們也看到，穀子地失去組織之後的孤寂和重新聽到組織音訊後的惶恐，也和一個傳統的儒臣在失君時的孤寂和得君時的惶恐十分相似。
絕對君主制之所以賦予君主以這樣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權力，是由於認為這是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所必需的，現代極權國家則將這樣的權力賦予黨和黨的領袖。而一旦獲得這樣的絕對權力的君主和政黨，就會成為吞噬自己人民的猛虎和巨龍。憲政民主主義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將壟斷社會中所有暴力的國家，和為了某種特定的政治利益和價值理想而奮鬥的政黨，從最根本的制度上加以分離。國家通過將包括軍隊和警察在內的所有暴力工具壟斷在一個統一的機構之內的方式來維繫社會的基本秩序，而政黨一旦不再直接掌握暴力工具，並和別的追求不同價值的政黨處在有序競爭的狀態下時，它就不再有要求個體為其無謂犧牲的危險的力量，這時一種建立在雙方自由選擇的契約基礎上的個人和政黨之間權利和義務對等的現代倫理關係才可能建立起來。
相反，只要一個政黨處在一種僭妄和危險的道德自負之中，認為自己當下追求的某種積極的價值目標和政治利益是如此的神聖和急迫，以致於必須立刻使用暴力手段來推動它時，那麼，它無可避免地會變為一條嗜血的巨龍，它必然首先吞噬自己的敵人，接下來吞噬自己的群眾、幹部和領袖，因為，這樣一來，每一次黨和自己政治敵人的衝突，以及黨內的價值衝突，都會演變為正義和邪惡之間你死我活的決戰，最後，以勝利者吞噬失敗者而告終。為了從根本上杜絕任何政黨陷入這樣的自誇神聖的危險，惟一的方法就是，從制度上保證政教分離，從而使得個人追求生命終極意義的這種最深沉的激情，不是被極權主義政黨召喚到為了某種特定的政治利益進行生死決戰之上，而是通過自由選擇的方式，導向與暴力和政治無涉的宗教共同體所提供的精神性信仰之中。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憲政民主主義在進行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時，所設置的政教分離和黨國分開的根本戒律的深意之所在。
[16]特別是當我們發現經過改革開放，當時國民黨堅守的許多價值，又重新被當下的執政黨接納與認同之後。
[17]作者在《國家與公民》一書，以及《正名》一文中，曾反覆強調，所謂的「徹底解放」只是民粹主義的白日夢，一種合乎德性的生活，必須處在經濟規律和道德戒律的統治之下。
[18]關於自我主導型人格和外部導向型人格的基本特徵的系統論述，可參閱《國家與公民》第25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