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國際機構，職員們有很多到世界各國出差的機會，但是有一個國家大家都爭着去，這就是我們中國。為什麼中國這麼有人緣呢？同事們中做了個隨機調查。答案有很多，有人鍾情古老的神州文化，有人青睞物美價廉的商品，還有人就是想品嘗色香味俱全的中國佳肴。除此之外，幾乎所有人都提到在中國出差和到其他國家不一樣，國內接待單位安排周到妥貼，事事不用操心，舒舒服服當個「外賓」的感覺真好。
算起來本人在國外生活的時間也不短了，也認識不少在國外的華人朋友。不論在哪個國家，我們學生很少被當作「留學生」得到特殊照顧，畢業了在學校當教師也沒有「外教」的待遇，做生意的時候沒有「外商」的優惠，在企業工作的更不算「外國專家」，充其量也就是個准國民待遇，何曾體驗到過「外賓」的感覺！也許您會說在國外長期生活的人入鄉隨俗，人家當然不會拿你當外賓看。但是，即使是我們到國外短期訪問的代表團，對方接待單位也多半是公事公辦，很少會像我們國內那樣招待外國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遊山玩水。當然，我們中國泱泱大國，又是禮儀之邦，講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外國朋友熱情招待還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刻意以洋人為本，把「外國人都說了……」當作評判事物的是非標準，那就不免有失體統了。我有一位中國同事率團去國內出差，副手和團員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在某市考察期間，代表團接受了當地電視台的採訪，應邀對該地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戰略發表看法。錄像之前，電視台方面向代表團提出，出於宣傳效果的考慮，最好由那位洋人副團長接受採訪，因為由一個外國人發表對國內事情的看法對觀眾可能更有說服力。好在我的同事深諳國情，也很有肚量，所以同意了這個安排。但是他又不擔心這位外國人掌握不住分寸，所以一五一十用英文寫了發言提綱。採訪時副團長先生照本宣科，再通過翻譯翻成漢語，電視上看着跟真的似的，效果自然不錯。
我曾有機會與幾位同事出了一趟遠程的「美差」，應邀先後到北歐三國（芬蘭、瑞典和挪威）、美國和中國參加研討會，向這幾個國家的承包商和諮詢公司介紹參與國際工程的商業機會以及競標和採購的要訣。雖然說我們在三地五國的出差任務完全相同，身份也都是國際金融組織專家，但所到之處受到的接待卻大相逕庭，一路走下來，感觸頗多。
先說北歐之行。按日程安排，第一場研討會星期二在赫爾辛基舉行，然後緊接着星期三、四在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分別進行另外兩場。我們看日程緊張，特意訂了周六到芬蘭的航班，以便事先有足夠的休息和準備時間，還可以抽空在赫爾辛基轉轉。不料，對方主辦單位發來傳真，詢問星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動，委婉建議最好乘周一的航班抵達。我們想接待人員很可能是不願意耽誤周末時間出來接機，而周一有別的安排，也沒有時間陪同我們，那就客隨主便吧。星期一下午我們乘斯堪地納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赫爾辛基時，左顧右盼，並沒有人來接機。等我們乘出租車到了飯店辦入住手續時，才看見一份傳真，對我們順利抵達表示慰問和歡迎，並且詳細說明第二天開會的時間地點。從星期二早上8點30分開始，我們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上午是有五十多人參加的全體會，下午是與各個公司代表的分別會晤，一直到4點半鐘。然後匆匆忙忙地趕赴機場，轉往下一個城市。這樣在北歐三國，連續開了三天會，連晚飯都是在飛機上吃的。雖然沒有安排時間觀光，但是北歐人的組織效率和嚴謹的工作態度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國我們的開會地點是在西海岸的洛杉磯。飛抵機場時，我們已經料定沒有人接機，所以直赴事先訂好的希爾頓飯店。可是在辦入住手續的時候，也沒有發現主辦單位留下的任何信息。正為難時，飯店前台小姐提醒我們去看大堂入口處的信息板。我們仔細一找果然在一大串活動中發現了我們的研討會，原來會議地點就在這個飯店的會議廳。到了那個會議廳一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佈置會場，看來人家美國人還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第二天8點30分，參加會的人已經陸續到達了。在會議廳的門口，有一位小姐負責報到登記，並且給每位參加者發一個事先準備的名牌胸卡。我的名字按字母順序排在最後，所以不費事一下就找到了。掛上胸卡剛要走，小姐說讓我交30美元的會議費，其中包括一頓工作餐。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解釋說：「我，還有那邊幾位同事，是你們請來的『resources persons』（即要在會上講話的專家）。是不是要交費，你去問一下。」結果，這會議費還真免了。在洛杉磯的會議安排與北歐差不多，緊張的一天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不知是不是為了早上收會議費的「失禮」作補償，下午全部日程結束時，接待單位的主人大方地邀請我們去臨街的「漢堡王」吃了一頓快餐。
雖然幾位外國同事早就聽我說過中國是「禮儀之邦」，但他們抵達中國以後的所受到的熱情款待還是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那天，主人從機場用專車把我們接到飯店下榻，入住手續早已由接待單位事先辦好，我們拿了鑰匙直接就上樓休息。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專門到我們飯店房間裏為我們辦理確認下一段飛往上海和深圳的機票。當晚，接待單位的領導出面為我們設宴接風，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第二天開始的研討會有國內幾十個公司的代表參加，總共安排了兩天。每天中午是會議安排的豐盛的工作餐，而晚上則是參加會議的公司請客，山珍海味，南北佳肴吃了個遍。由於在北京沒有排出旅遊的時間，細心的主人在會議進行中間專門派車送已經發過言的專家去故宮參觀。為了補償在北京沒有旅遊的缺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單位帶我們去豫園、中華民俗園玩了個痛快，還特意留出購物的時間。當我們結束全部訪問離開深圳的時候，主人客氣地說：「歡迎你們再來！」這時我們同行的一位同事說了心裏話：「我們這一路走了不少國家，聽到『歡迎再來』的次數不少，只有中國我真是想再來一趟呀！」 在中國當外賓的感覺真好。
聽老外七嘴八舌說中國
今天NBA選秀，中國因素再度引起世人關注，我也來說說我的外國同事和朋友眼中的中國。先從最近參加的一個研究如何與記者打交道的培訓班說起。美國專家拿出一張當天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頭版的新聞一條一條地看過去，全是負面新聞。專家說：這就是新聞媒體的偏好，要麼是暴力，要麼是意外，類似「去年世界人口如預期增長百分之一」是決不可能上西方媒體的頭條的。這時一位印度同事不解地問：那為什麼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消息卻時常上財經版的頭條呢？專家說：very good question。這是因為，在西方讀者的預期中，中國經濟不可能也不應該持續增長，所以「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消息實際上是某種「意外」，所以可以上頭條。
聽了這樣的說辭，不免令人感到好笑。其實，不論西方主流媒體說什麼，更重要的是各個國家的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中國。我久居海外，工作的同事來自幾十個國家，平日有意無意地也常常談到中國和中國人。雖只是個人的閒聊雜侃，盲人摸象，不具統計學的意義，但是作為中國人聽來卻饒有興味。
前幾年我和幾個非洲同事去上海出差，出了機場，第一次到中國的喀麥隆人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這不是曼哈頓嗎？他捫心自問：「我們非洲人怎麼沒想着移民中國呢？光想去法國、美國，他們的簽證百般刁難不說，其實他們那地方還沒有這裏好呢！」另外一個同行的科特迪瓦人則一口咬定：「我覺得中國不應該算是第三世界，不算發展中國家。」我再三解釋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既有與發達國家媲美的大城市，也有和非洲相仿的貧窮地區。好說歹說，最後這位科特迪瓦同事得出結論：「好吧，第三世界是一座大樓，你們中國在大樓的最上面一層，我們非洲在大樓的最底層。」
有的非洲人沒有到過中國，但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我去馬拉維出差，和當地接待單位的總經理去當地中國餐館吃飯。餐館老闆是中國人，跑堂的活計自然是馬拉維人。總經理有感而發：「三年前，這位中國人剛來馬拉維的時候，也不過就是打工的夥計。三年過去了，勤儉的中國人成了老闆，快樂的馬拉維人還是夥計。這就是中國人與馬拉維人的區別。」這位馬拉維總經理的話，使我想起了一位埃塞俄比亞同事和我講的另一段與中國人和餐館有關的往事。說是在南非的一家假日酒店，樓下的餐館晚上是自助餐，客人中有來自中國的幾個人，可能是一個出差的團組。他們「把盤子做大的」特殊取食方式、每一次取食的數量、和往返的次數都給這位當時在場的埃塞俄比亞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以至於多年過後提起這件事還心有餘悸：「哇，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能吃的人，真的沒見過！」
其實，無論是馬拉維人眼裏中國人的勤儉，還是埃塞俄尼亞人眼裏中國人的能吃，都是特定條件下構成中國人的有機整體。這種「對立的統一」也表現在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上。毋庸諱言，外國人有的喜歡中國，有的不喜歡中國。我真見過不喜歡中國的人。上次與一位澳大利亞人在菲律賓南部出差，在一個餐館吃飯時聽到旁邊一桌人大聲喧譁，這位澳大利亞人馬上說：「這一定是中國人吧！」更可氣的是，在談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他居然說不限制少數民族生育數量，導致了這些少數民族的貧窮。我在海外這些年早就聽慣了對「一胎化」政策的批評，但是還是第一次聽到有老外批評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相對寬鬆的生育政策。
但是，不論老外們對中國抱有什麼樣的感情色彩，他們都承認中國很奇特。訪問過中國，或者念過幾本關於中國的小冊子的人都會感到某種自命不凡。這是一個沒有例外的規則：即使是那些最堅決的反華人士都把到過中國的經歷引以為傲。如果有誰能夠用輕鬆的語氣說一句：「我剛從中國回來」，那麼登時他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就會高大許多。我的法國朋友半開玩笑地說，「當我發現人們對我不夠尊重的時候，我就會在不經意間用不在乎的語氣說一句：『當我在北京住的時候……』」。就連一貫對中國人報有某種成見的日本人在內心深處也不得不佩服中國人。我的日本同事以日本人特有的彎彎繞方式告訴我： 「我的太太非常欽佩中國人，承認每個中國人都很聰明。」我問：「何以見得呢？」他回答說：「她總是說，我們日本語中的漢字還不到一半就已經讓日本人吃不消了，而中國語全是漢字，而且每個中國人都會寫漢字，真是太不簡單了！」
說到語言，不能不提我的菲律賓同事的擔憂。誰都知道，菲律賓自然資源貧乏，卻因為是英語國家，所以其人力資源在世界市場上頗有競爭力。但是，那位同事最近見到我說，菲律賓坊間盛傳到了2008年中國人人都會講英語，屆時菲律賓唯一的優勢將不復存在，該國經濟將面臨滅頂之災。我聽了以後很不以為然，雖然說中國人現在學英語說英語的人與日俱增，但是大多是聾啞英語，要達到菲律賓人的整體水平，不要說2008年，可能再過100年也不可能。所以我安慰他說：「別擔心，據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不料這位仁兄反問：「怎麼不可能？只要中國人想幹的事情，就一定能幹成。聽說上海要建一座大橋，聘請外國諮詢公司光做可行性研究就要三年，結果中國人自己幹才兩年大橋就竣工了。」
中國和中國人果真是戰無不勝嗎？對這個問題，印度人有自己的看法。事實上，在美國大眾與傳媒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印度就是少數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的國家之一。我的印度同事如是說——標準的英語句式：「誰也對付不了中國——除了中國人自己。」我聽罷頗感詫異：「此話怎講？你能不能舉個例子？」印度人說： 「比如中國產品的價格在印度市場有明顯的優勢，不要說其他國家，就是印度自己的產品也很難競爭。幸虧中國商人自己運進來一些劣質產品……」聽老外說中國，七嘴八舌，說什麼的都有，到底誰是誰非呢？有一次我乾脆問一位研究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你作為專家到底怎麼看中國？」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說：「Fortunately for some, unfortunately for others，most of these talks hav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m.」 也就是說，不管是有人歡喜還是有人愁，這些關於中國的議論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我當然不滿足於這種不着邊際的回答，於是打破沙鍋問到底：「那你呢？你是歡喜的人還是發愁的人呢？」這次他一點都沒有猶豫：
「我忙得這後半輩子的工作日程全排滿了。你說呢？」
算起來本人在國外生活的時間也不短了，也認識不少在國外的華人朋友。不論在哪個國家，我們學生很少被當作「留學生」得到特殊照顧，畢業了在學校當教師也沒有「外教」的待遇，做生意的時候沒有「外商」的優惠，在企業工作的更不算「外國專家」，充其量也就是個准國民待遇，何曾體驗到過「外賓」的感覺！也許您會說在國外長期生活的人入鄉隨俗，人家當然不會拿你當外賓看。但是，即使是我們到國外短期訪問的代表團，對方接待單位也多半是公事公辦，很少會像我們國內那樣招待外國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遊山玩水。當然，我們中國泱泱大國，又是禮儀之邦，講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外國朋友熱情招待還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刻意以洋人為本，把「外國人都說了……」當作評判事物的是非標準，那就不免有失體統了。我有一位中國同事率團去國內出差，副手和團員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在某市考察期間，代表團接受了當地電視台的採訪，應邀對該地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戰略發表看法。錄像之前，電視台方面向代表團提出，出於宣傳效果的考慮，最好由那位洋人副團長接受採訪，因為由一個外國人發表對國內事情的看法對觀眾可能更有說服力。好在我的同事深諳國情，也很有肚量，所以同意了這個安排。但是他又不擔心這位外國人掌握不住分寸，所以一五一十用英文寫了發言提綱。採訪時副團長先生照本宣科，再通過翻譯翻成漢語，電視上看着跟真的似的，效果自然不錯。
我曾有機會與幾位同事出了一趟遠程的「美差」，應邀先後到北歐三國（芬蘭、瑞典和挪威）、美國和中國參加研討會，向這幾個國家的承包商和諮詢公司介紹參與國際工程的商業機會以及競標和採購的要訣。雖然說我們在三地五國的出差任務完全相同，身份也都是國際金融組織專家，但所到之處受到的接待卻大相逕庭，一路走下來，感觸頗多。
先說北歐之行。按日程安排，第一場研討會星期二在赫爾辛基舉行，然後緊接着星期三、四在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分別進行另外兩場。我們看日程緊張，特意訂了周六到芬蘭的航班，以便事先有足夠的休息和準備時間，還可以抽空在赫爾辛基轉轉。不料，對方主辦單位發來傳真，詢問星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動，委婉建議最好乘周一的航班抵達。我們想接待人員很可能是不願意耽誤周末時間出來接機，而周一有別的安排，也沒有時間陪同我們，那就客隨主便吧。星期一下午我們乘斯堪地納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赫爾辛基時，左顧右盼，並沒有人來接機。等我們乘出租車到了飯店辦入住手續時，才看見一份傳真，對我們順利抵達表示慰問和歡迎，並且詳細說明第二天開會的時間地點。從星期二早上8點30分開始，我們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上午是有五十多人參加的全體會，下午是與各個公司代表的分別會晤，一直到4點半鐘。然後匆匆忙忙地趕赴機場，轉往下一個城市。這樣在北歐三國，連續開了三天會，連晚飯都是在飛機上吃的。雖然沒有安排時間觀光，但是北歐人的組織效率和嚴謹的工作態度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國我們的開會地點是在西海岸的洛杉磯。飛抵機場時，我們已經料定沒有人接機，所以直赴事先訂好的希爾頓飯店。可是在辦入住手續的時候，也沒有發現主辦單位留下的任何信息。正為難時，飯店前台小姐提醒我們去看大堂入口處的信息板。我們仔細一找果然在一大串活動中發現了我們的研討會，原來會議地點就在這個飯店的會議廳。到了那個會議廳一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佈置會場，看來人家美國人還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第二天8點30分，參加會的人已經陸續到達了。在會議廳的門口，有一位小姐負責報到登記，並且給每位參加者發一個事先準備的名牌胸卡。我的名字按字母順序排在最後，所以不費事一下就找到了。掛上胸卡剛要走，小姐說讓我交30美元的會議費，其中包括一頓工作餐。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解釋說：「我，還有那邊幾位同事，是你們請來的『resources persons』（即要在會上講話的專家）。是不是要交費，你去問一下。」結果，這會議費還真免了。在洛杉磯的會議安排與北歐差不多，緊張的一天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不知是不是為了早上收會議費的「失禮」作補償，下午全部日程結束時，接待單位的主人大方地邀請我們去臨街的「漢堡王」吃了一頓快餐。
雖然幾位外國同事早就聽我說過中國是「禮儀之邦」，但他們抵達中國以後的所受到的熱情款待還是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那天，主人從機場用專車把我們接到飯店下榻，入住手續早已由接待單位事先辦好，我們拿了鑰匙直接就上樓休息。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專門到我們飯店房間裏為我們辦理確認下一段飛往上海和深圳的機票。當晚，接待單位的領導出面為我們設宴接風，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第二天開始的研討會有國內幾十個公司的代表參加，總共安排了兩天。每天中午是會議安排的豐盛的工作餐，而晚上則是參加會議的公司請客，山珍海味，南北佳肴吃了個遍。由於在北京沒有排出旅遊的時間，細心的主人在會議進行中間專門派車送已經發過言的專家去故宮參觀。為了補償在北京沒有旅遊的缺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單位帶我們去豫園、中華民俗園玩了個痛快，還特意留出購物的時間。當我們結束全部訪問離開深圳的時候，主人客氣地說：「歡迎你們再來！」這時我們同行的一位同事說了心裏話：「我們這一路走了不少國家，聽到『歡迎再來』的次數不少，只有中國我真是想再來一趟呀！」 在中國當外賓的感覺真好。
聽老外七嘴八舌說中國
今天NBA選秀，中國因素再度引起世人關注，我也來說說我的外國同事和朋友眼中的中國。先從最近參加的一個研究如何與記者打交道的培訓班說起。美國專家拿出一張當天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頭版的新聞一條一條地看過去，全是負面新聞。專家說：這就是新聞媒體的偏好，要麼是暴力，要麼是意外，類似「去年世界人口如預期增長百分之一」是決不可能上西方媒體的頭條的。這時一位印度同事不解地問：那為什麼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消息卻時常上財經版的頭條呢？專家說：very good question。這是因為，在西方讀者的預期中，中國經濟不可能也不應該持續增長，所以「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消息實際上是某種「意外」，所以可以上頭條。
聽了這樣的說辭，不免令人感到好笑。其實，不論西方主流媒體說什麼，更重要的是各個國家的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中國。我久居海外，工作的同事來自幾十個國家，平日有意無意地也常常談到中國和中國人。雖只是個人的閒聊雜侃，盲人摸象，不具統計學的意義，但是作為中國人聽來卻饒有興味。
前幾年我和幾個非洲同事去上海出差，出了機場，第一次到中國的喀麥隆人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這不是曼哈頓嗎？他捫心自問：「我們非洲人怎麼沒想着移民中國呢？光想去法國、美國，他們的簽證百般刁難不說，其實他們那地方還沒有這裏好呢！」另外一個同行的科特迪瓦人則一口咬定：「我覺得中國不應該算是第三世界，不算發展中國家。」我再三解釋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既有與發達國家媲美的大城市，也有和非洲相仿的貧窮地區。好說歹說，最後這位科特迪瓦同事得出結論：「好吧，第三世界是一座大樓，你們中國在大樓的最上面一層，我們非洲在大樓的最底層。」
有的非洲人沒有到過中國，但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我去馬拉維出差，和當地接待單位的總經理去當地中國餐館吃飯。餐館老闆是中國人，跑堂的活計自然是馬拉維人。總經理有感而發：「三年前，這位中國人剛來馬拉維的時候，也不過就是打工的夥計。三年過去了，勤儉的中國人成了老闆，快樂的馬拉維人還是夥計。這就是中國人與馬拉維人的區別。」這位馬拉維總經理的話，使我想起了一位埃塞俄比亞同事和我講的另一段與中國人和餐館有關的往事。說是在南非的一家假日酒店，樓下的餐館晚上是自助餐，客人中有來自中國的幾個人，可能是一個出差的團組。他們「把盤子做大的」特殊取食方式、每一次取食的數量、和往返的次數都給這位當時在場的埃塞俄比亞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以至於多年過後提起這件事還心有餘悸：「哇，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能吃的人，真的沒見過！」
其實，無論是馬拉維人眼裏中國人的勤儉，還是埃塞俄尼亞人眼裏中國人的能吃，都是特定條件下構成中國人的有機整體。這種「對立的統一」也表現在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上。毋庸諱言，外國人有的喜歡中國，有的不喜歡中國。我真見過不喜歡中國的人。上次與一位澳大利亞人在菲律賓南部出差，在一個餐館吃飯時聽到旁邊一桌人大聲喧譁，這位澳大利亞人馬上說：「這一定是中國人吧！」更可氣的是，在談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他居然說不限制少數民族生育數量，導致了這些少數民族的貧窮。我在海外這些年早就聽慣了對「一胎化」政策的批評，但是還是第一次聽到有老外批評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相對寬鬆的生育政策。
但是，不論老外們對中國抱有什麼樣的感情色彩，他們都承認中國很奇特。訪問過中國，或者念過幾本關於中國的小冊子的人都會感到某種自命不凡。這是一個沒有例外的規則：即使是那些最堅決的反華人士都把到過中國的經歷引以為傲。如果有誰能夠用輕鬆的語氣說一句：「我剛從中國回來」，那麼登時他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就會高大許多。我的法國朋友半開玩笑地說，「當我發現人們對我不夠尊重的時候，我就會在不經意間用不在乎的語氣說一句：『當我在北京住的時候……』」。就連一貫對中國人報有某種成見的日本人在內心深處也不得不佩服中國人。我的日本同事以日本人特有的彎彎繞方式告訴我： 「我的太太非常欽佩中國人，承認每個中國人都很聰明。」我問：「何以見得呢？」他回答說：「她總是說，我們日本語中的漢字還不到一半就已經讓日本人吃不消了，而中國語全是漢字，而且每個中國人都會寫漢字，真是太不簡單了！」
說到語言，不能不提我的菲律賓同事的擔憂。誰都知道，菲律賓自然資源貧乏，卻因為是英語國家，所以其人力資源在世界市場上頗有競爭力。但是，那位同事最近見到我說，菲律賓坊間盛傳到了2008年中國人人都會講英語，屆時菲律賓唯一的優勢將不復存在，該國經濟將面臨滅頂之災。我聽了以後很不以為然，雖然說中國人現在學英語說英語的人與日俱增，但是大多是聾啞英語，要達到菲律賓人的整體水平，不要說2008年，可能再過100年也不可能。所以我安慰他說：「別擔心，據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不料這位仁兄反問：「怎麼不可能？只要中國人想幹的事情，就一定能幹成。聽說上海要建一座大橋，聘請外國諮詢公司光做可行性研究就要三年，結果中國人自己幹才兩年大橋就竣工了。」
中國和中國人果真是戰無不勝嗎？對這個問題，印度人有自己的看法。事實上，在美國大眾與傳媒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印度就是少數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的國家之一。我的印度同事如是說——標準的英語句式：「誰也對付不了中國——除了中國人自己。」我聽罷頗感詫異：「此話怎講？你能不能舉個例子？」印度人說： 「比如中國產品的價格在印度市場有明顯的優勢，不要說其他國家，就是印度自己的產品也很難競爭。幸虧中國商人自己運進來一些劣質產品……」聽老外說中國，七嘴八舌，說什麼的都有，到底誰是誰非呢？有一次我乾脆問一位研究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你作為專家到底怎麼看中國？」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說：「Fortunately for some, unfortunately for others，most of these talks hav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m.」 也就是說，不管是有人歡喜還是有人愁，這些關於中國的議論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我當然不滿足於這種不着邊際的回答，於是打破沙鍋問到底：「那你呢？你是歡喜的人還是發愁的人呢？」這次他一點都沒有猶豫：
「我忙得這後半輩子的工作日程全排滿了。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