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蔡、沈、馬四人連夜商量到十二點,方才散去。不久之後,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會議,決定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教務長代替學長」這一體制更改本來定於暑假後實行,現在突然提前並且成為一場體面的人事變動。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雖然繼續擔任教授、由校方給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學的關係卻從此破裂。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兩人在路上相遇,後者看到前者「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
十六年後,胡適與湯爾和就此事在信中展開爭論。胡適主張把「公行為」和「私行為」分開:一方面認為公共人物(Public men)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他們的私行為也有可能對公眾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不贊成任何人把私行為當做攻擊某人的武器。在胡適看來,借私行為攻擊陳獨秀的真正用意是變相攻擊北大新思潮的領袖,3月26日的會議導致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湯爾和則認為陳獨秀本為「不羈之才」,不會安於教授生活,即使沒有這件事情,也會離職而去。不難看出,胡適的辯解有些道理卻不夠完滿,湯爾和的假設看似周全卻避重就輕。
在胡適看來,那一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未免有些誇大其詞。但如何評估「教授嫖娼案」,卻成了一道懸置了85年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