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狼和中國人是建國以來有關「權威」們先後認定的三大環境公害。認定三大環境公害所使用的藉口驚人地一致：消滅麻雀是為了節省糧食；消滅狼是為了避免牲畜損失；消滅人口是為了節省資源。反對的人都會被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發動的形式也很相似：消滅麻雀運動發端於1955、19956年 「青年團甘肅省委」、「青年團北京市委」的號召；打狼運動在大批知識青年到內蒙古草原後達到高潮；「一胎化」計劃生育運動正式啟動的標誌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的《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請注意，這一信件僅僅是「號召」，無法律效力。現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也僅僅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
1，麻雀。
《咒麻雀》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1958年4月21日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驕，雖有翅膀飛不高。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曾興起過一個轟轟烈烈消滅麻雀的全民運動，理由是為了節省糧食。儘管從事件一開始就有科學家頂住巨大壓力，坦陳麻雀不是害鳥，不應消滅，但他們的呼聲並沒有能夠阻止一場針對麻雀的「人民戰爭」，麻雀冤案持續近5年（1955－1960）。
麻雀是一種雜食性動物，繁殖期食害蟲，並以害蟲育雛，當穀物成熟時，多結群飛向城市附近的農田啄食穀物。在起草農業「十七條」的過程中，農業部負責人也曾就麻雀的益害問題諮詢過鳥類學家鄭作新，鄭作新的答覆是：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論，在農業區它肯定是一種害鳥，但在果區、林區則有捕蟲的益處。
「然而農民常常是經驗主義者，他們只看到莊稼成熟時，成群的麻雀飛到田裏吃穀子，使農作物的產量受到損失，並沒有看到麻雀也吃害蟲。」
於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報》上出現了這樣的報道：「青年團甘肅省委發出號召，要求在全省組織100萬青少年，在冬春兩季開展大規模的消滅麻雀的活動。」「青年團北京市委號召全市青年們廣泛發動群眾，1956年1月7日開展一個打麻雀突擊運動周，在一周內把城區和郊區的麻雀基本消滅。」
1956年1月8日，竟有科學家在中國影響最大、權威最高的《人民日報》上公開撰文，大談麻雀的害處，並介紹了諸多消滅它的方法，直接影響了決策者。
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剿雀大戰」就此拉開了序幕。
在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打麻雀運動進入了一段緩和期。從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運動開始，麻雀儘管還在打，但其命運有所改觀，可以討論了。上海《文匯報》於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陸續刊出了一些生物學家和農學工作者反對或贊成消滅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在1956年12月3日發表的一篇名為《談談麻雀》的文章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並促成了一場關於麻雀問題的全民大討論。
中國科學院老幹部局薛攀皋回憶稱，在擁護消滅麻雀的隊伍中，最典型的是當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生物學家周建人（魯迅之弟）。他於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報》上撰文稱，「麻雀為害鳥是無須懷疑的」，並批評了那些反對消滅麻雀的人，稱他們是「自然界的順民」與「均衡論」者。
由於存在相當數量有理有據的反對文章，麻雀討論沒有出現一邊倒的局面。很可惜這種有益的大討論被1958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中斷，人們徹底瘋狂了！據各地不完全統計，1958年全國共捕殺麻雀2.1億餘只，可憐的麻雀所剩無幾。
隨着小麻雀漸漸遠離人們的視線，大多數人沒有料到的惡果出現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樹木發生了嚴重的蟲災，有些地方行人路兩側的樹木葉子幾乎全部被害蟲吃光。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所長朱洗、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員馮德培、張香桐等科學家強烈要求為麻雀「平反」。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就麻雀問題寫了一份報告，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兩天後，毛澤東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
打麻雀運動雖然停止了，但其餘波數十年未熄，打鳥活動屢禁不止，直到現在還有人振振有詞，稱打鳥是「除害」。
2，狼。
與麻雀相比，狼被當作公害剿滅的時間更長，平反也較晚。
從1949年到1978年，狼一直名列害獸榜。在南方山區，剿滅狼造成的生態危害相對來說較輕，因為這些地方的生態系統比較複雜穩定，即使狼被消滅了，它的生態功能也可以由其他食肉動物替代，但是草原滅狼運動卻對草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千萬年來草原民族一直認為狼是草原的保護神，狼是草原四大害獸——草原鼠、野兔、旱獺和黃羊的最大天敵（草原罕見其他大型食肉動物）。 「四害」中尤以鼠和兔危害最烈。鼠、兔的繁殖力驚人，一年下幾窩，一窩十幾隻，一窩鼠、兔一年吃掉的草，要比一隻羊吃的還要多。鼠、兔最可惡之處是掏洞刨沙毀壞草場。草原上地廣人稀，人力無法控制鼠災兔災，而鼠、兔恰好是狼的主食。在冬季，鼠和旱獺封洞之後，野兔和黃羊就成為狼群的過冬食糧。 狼又是草原的清潔工，每當草原大災(白災、旱災、病災等)過後，牲畜大批死亡，腐屍遍野，臭氣熏天，如果不及時埋掉死畜，草原上就會爆發瘟疫。據草原老人們說，草原上很少發生瘟疫，是因為狼群食量大，它們會迅速處理掉屍體。此外，草原狼常常攻殺牲畜，客觀上起到了調節草原載畜量的作用。 事實證明，狼是草原生態的天然調節器，內蒙古草原過去幾千年一直保持生態平衡，草原狼功不可沒。
牧民每年殺狼，但是從未趕盡殺絕，保持了生態平衡。建國以後，特別是文革期間，政府鼓勵打狼，評選「打狼英雄」，提議給狼留活路的老牧民被指責為「思想落後」。牧區政府、駐軍甚至親自動手，用汽車、步槍、衝鋒鎗「幫助」牧民消滅大量的狼群，有的地方形成了百里無狼區。
狼逐漸減少甚至滅絕，導致草原四大害獸迅速繁殖，再加上大規模的開墾，草原發生了迅速的、不可逆的沙化。
在1978到1998年期間，狼的生態功能逐漸被人們承認，待遇轉好，不再被趕盡殺絕，但草原已經是千瘡百孔。1998年起，隨着生態保護資金的大量投入，內蒙古草原才開始局部恢復生機，境外的狼群分批遷入。狼的數量成為草原生態狀況的重要指標。
3，中國人。
在1977年之後（「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在1977－1979年期間試點，1980年全面推行），中國人被「權威」們認定為主要的環境公害，「人口多」成為環境與資源危機的重要解釋，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13億人中間確實有環境「害獸」，但不能因此說13億人都是環境公害，從而推行強制、過激、不計後果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
環境危機可以分為環境污染與環境破壞兩大類。
在一系列的大規模環境污染群體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群眾要求保護環境，但是資本和權力的勾結導致某些嚴重的環境污染項目逆民意違法上馬，受害人求告無門。那些違法污染環境的「一小撮」人才是不折不扣的「害獸」。
在環境破壞方面，經常可以看到大批的農民直接參與獵捕、採挖野生動植物，但他們並非真正的「害獸」。歧視、剝奪、陷他們於絕境的政治、經濟權利分配體制才是真正的「害獸」。要改變這些人破壞環境的行為，就必須對一系列涉及利益分配的相關法律（例如選舉法、戶籍制度、社會保障法規）進行變革，這種變革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調整。由於原有利益格局中的既得利益集團掌握着變革進程的主導權，而弱勢集團很少有參與變革的機會，這種變革的前景不容樂觀。
面對環境惡化的壓力，決策者必須選擇是繼續犧牲環境還是「犧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對鄉村地區大量的環境破壞行為有意無意的「寬容」和「放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決策者通過犧牲環境暫時緩解社會內部衝突的「決策」。實際上，數億貧困農民所消耗的資源，可能少於最富的幾千萬中國人消耗的資源。
環境倫理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指出，「解決溫飽問題的一個方法是重新分配」。「即使是在其他國家，從長遠的觀點看，不公正的社會結構也常常使得窮人難以分享那些通過犧牲荒野地而獲得的利益。無論在哪個國家，試圖以犧牲荒野地來使社會的不利階層獲得利益的做法都是徒勞無益的，除非社會結構足夠公正從而使得利益的這種轉移成為可能。如果社會結構不能確保利益的這種轉移，那麼犧牲荒野地以拯救窮人的做法就不過是權勢集團保護既得利益的一種煙幕；那種做法幾乎犧牲了處於不同層面的所有類型的價值，其結果只能是延誤必要的社會變革，使社會的不公正(一種社會性的負價值)延續下去。如果社會制度是公正的，那麼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會得到滿足」。「人類內部的比例失調(不公正)的分配不能靠進一步擴大人工環境與原始自然環境之間的比例失調來解決」。
例如每年春夏，在寧夏、甘肅、內蒙挖甘草、髮菜的流動大軍就有百萬之眾，每年破壞草地幾百萬畝。記者採訪發現，在早春，夜晚氣溫還是零下十幾度的時候，採挖大軍就開始準備行動了，在這批人中間，八、九歲的孩子隨處可見，每個孩子一天的勞作（破壞環境）所得不過是幾元錢。採挖的髮菜，卻絕大部分為城市富裕階層所享用。確保這些孩子坐在溫暖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保護環境的最佳選擇，而以中國當前的財力，只要用心去做，並非難事。
傳統的經濟學一般只涉及物質生產與人口生產，而無法就業的所謂「剩餘人口」歷來被看作是資源消耗者和環境破壞者。
計生部門所說的「剩餘勞動力」真的是環境破壞者嗎？實際上他們是被閒置、浪費的寶貴資源。
從新興的環境社會系統發展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一個環境社會系統有序發展的基礎是三種生產，即物質生產、人口生產和環境生產三者之間的和諧。
當前中國以農村居民為主體的失業和半失業的兩億左右勞動力，由於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低，不能夠被工業化進程吸收（由於「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推行，人口結構畸形發展，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已經出現供不應求的趨勢），被計生部門和很多「社會精英」視為包袱，而換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是寶貴的人力資源。
現在朝有餘財，野有饑民，政府遊資和剩餘勞動力被人為分離。這些剩餘勞動力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將社會給他們的生存壓力轉嫁給周邊的生態環境。
如果能夠有一、兩億農村人口投入中國的環境資源建設，全國環境狀況將會日新月異，而這些人的平均年工資需求不過是兩、三千元而已（大致接近現在的農民平均純收入）。中國現在一年的公款消費超過一萬億，節省一半就夠了。
持續的環境生產將大幅度提升中國的環境質量，積累環境資本，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人們在感受到消滅麻雀和消滅狼的危害之後，才改弦更張，尊重自然規律。麻雀、狼的悲劇源於片面的政治宣傳以及對不同意見的打壓，與現行人口政策的出台背景如出一轍。直到現在，深刻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文章還很難在主流媒體刊出。
人既可以破壞環境，也可以保護環境。13億中國人被當做「害獸」，替體制弊端背環境危機的黑鍋，不利於探究環境危機的真正原因，進而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危機。就像一個人患肺炎導致發熱，糊塗醫生偏要說他是「肥胖導致發熱」，「理論基礎」是「胖子都容易出汗」。病人一命嗚呼，醫生難辭其咎。中國已經錯過了至少十幾年最佳應對時間，現在亡羊補牢，也許可以減輕一些損失。
如果繼續把全體13億中國人當作環境「害獸」，繼續推行南轅北轍的強制「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延誤環境治理及環境建設，中國很有可能面臨老齡化危機與環境危機並發的可怕後果。
參考文獻：
1，歐陽海燕，反思50年前全民圍剿麻雀運動，《新世紀周刊》，2007年2月。
2，[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 著，楊通進 譯，許廣明 校，《環境倫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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