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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泳:由葉利欽想到吳國楨和蔣介石的一次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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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多年前的一篇舊文,以此悼念葉利欽逝世,謝泳4、28)

葉利欽的辭職,可能是二十世紀最讓人對民主產生信心的事件,一個在權利峰顛的人,在跨進新世紀的門前,能夠順應時代潮流,做出那樣的選擇,這是了不起的事。

這是個人選擇,但同時也可以看成是人類理性喚發出的最令人感動的舉動,僅此選擇,就讓我們對俄羅斯這個民族產生敬意,讓我們對她的前途充滿信心。就像歷史永遠記住了華盛頓一樣,歷史也將記住葉利欽,他們的選擇是人類文明最輝煌的結晶。

聽到葉利欽辭職的消息時,我正在看一本名為《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的書。

這是吳國楨的口述實錄。我們這裏對吳國楨過去的評價不高,因為他是上了當年戰犯名單的人物。他在大陸的時候,做過武漢市長,國民黨退出大陸前,他是上海市長。這個人有非常強的行政才幹,也是一個具有極強民主理念的人。他後來到了台灣,深得蔣介石的信任,做到了台灣省主席。為台灣的土地改革和經濟建設出過很大的力。後來他和蔣介石失和,最終離開台灣到了美國。他到美國後,對蔣介石和台灣的一些批評曾受到過胡適的指責,胡適不同意他對蔣和台灣的評價,這個情況不細說了。

吳國楨早年出身清華,後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政治學,最後拿到的是哲學博士學位。我近年在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時,較為看重他們早年的教育背景,因為一個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對於學術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這樣,對於從政的自由主義官員也是這樣,雖然他們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如果放寬歷史的視野,就會發現,這些人最終價值理念的歸宿,都要回到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上。這是前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個主要特點,現在的知識分子是不是這樣,我不好說,但前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體是這樣的。

吳國楨和周恩來是南開同學,和聞一多是清華同學,雖然他們最後走的路不同,但在對民主的認識和理解上,吳國楨達到很高程度。他的從政也是要為中國走上民主和憲政道路所做的一種努力。

我們過去對這一類知識分子的評價不是很公平,以為一入宦海,就沒有什么正派人了,至少從中國現代歷史的許多事實中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比如,像段錫朋友那樣的國民政府官員,其品質的高潔,在共產黨官員中就很難找到。

聞一多在武漢大學做文學院長的時候,吳國楨是武漢市長,他想到武漢大學兼個教授,聞一多還不同意。因為聞一多對吳國楨在清華時的一些表現有看法。這樣的事發生在兩個清華同學之間,其實是很正常的,可以見出各自的個性。在聞一多來說,他看不起做官的人,而在吳國楨來說,官至武漢市長,還想着做教授,也還不失他的一點書生本色。他在那樣的時代里,在那樣的官場上,能盡其努力而有所做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的人,在他們有機會為民主盡力的時候,總還會有一些書生本色流露出來。

1950年,是蔣介石對吳國楨最信任的時候,有一次他和蔣介石一起過生日,在外出遊山時,吳國楨想到蔣介石對自己的信任,感受到應當對蔣介石做點什麼來表示他對他的盡忠。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里講到:他對蔣說:「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同你講,但猶豫不定,因為不知道你是否喜歡我的想法,但我必須對你忠誠,所以不得不講。我想現在是國民黨鼓勵組織反對黨的時候了,這對我們只有百利,它可以使你成為比現在更為偉大的人物。」

對吳國楨的話,蔣介石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不悅,他問吳國楨:「我們怎樣組織一個反對黨呢?最好的人才都在我們這邊,上哪兒去找能人、好人來組織一個反對黨?」

吳國楨說:「如果我們找不到,那麼你為什麼不讓國民黨自己分成兩個黨?就像土耳其的凱末爾做的那樣呢?國民黨一直分成許多派,直到現在,有分歧時還只在黨內談,而未延伸到黨外。如你能將一黨分成兩黨,兩黨都承認你的領導,但只有一個黨執政,另一個做為反對黨,這樣就可以公開批評,我們就能逐漸發展成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管哪邊掌權,你仍然是最高領袖。」(該書137頁)

蔣說:「我要想想這個問題。」

吳國楨說,後來蔣介石並沒有按他的忠告行事。吳國楨對蔣介石一生有一個評價,說他太嗜權。

吳國楨為官多年,不能說他對官場沒有自己的判斷,但他畢竟是一個早年受過民主教育和訓練的人,能看出世界大勢。他後來和蔣介石分道揚鏢,雖然不是因為這一件事,但從他晚年的回憶中,可以感覺到吳國楨和蔣介石之間,最後分手關鍵是他們對於民主和憲政的期待不同,這是兩種文化難以溝通的地方。吳國楨官至台灣省主席,但在他的內心裏還存有民主的夢想,這就是早年清華和後來留美教育結出的果子。

為官多年的人常喜歡嘲笑知識分子的不切實際,以為民主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容易,在我們的生活里,為官的人總是講民主的難處或者壞處,總是強調民主的不易實行;而知識分子中,也總有人以中國國情特殊為理由,對民主的實行說些怪話。其實一個真正對民主抱有誠意的人,並不會因他個人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對民主再別有它解。

我們現在缺少的不是對民主的了解,而是對民主的誠意。要說做官,現在主張民主要緩行的那些人,很少有吳國楨的官大,要說實際操作,吳國楨是從二十九歲就做武漢市長,到戰時做重慶市長和後來的上海市長,這些都是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問題最多的城市,還有比在這樣的位置上更知道民主操作難易的人嗎?但吳國楨在最能說話的時候,他說出的卻還是簡單的「民主」二字,而不是其它。

什麼是對民主有誠意,我以為吳國楨這樣的人就是對民主有誠意的人,台灣最終能走上憲政一途,就因為官場中還有吳國楨這樣的人,還有一些有吳國楨這樣氣質的人,這些人才是民主的種子。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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