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十年過去了，小蔣回來了。告訴我說錢存進去了。銀行數了半天還詳細盤問錢的來源把她嚇了個半死。作賊心虛她壯着膽子把銀行吼了一頓，銀行也就沒再問了。
存進去的第二天我又派小蔣去把錢取了出來買一個冰箱。從此我擁有了自己的存摺，自己的帳號，自己的冰箱。哇——有錢太好啦！
好景不長。我們的邯鄲之行很快敗露了。據說是文化部下了文件點名要我們交代演出的場次、地點和收入，要寫檢討並且錢要沒收。
北影劇團再三追問我總是避而不見。可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團長書記幾次找我談話。
每次我都吞吞吐吐顧左右而言他，可這一切伎倆都逃不過眼明心亮的劇團領導的眼睛。我被命令寫檢查並且寫清楚演出的地點、場次和收入。
寫檢討倒不要緊，等於寫了一張收錢的發票，把臉揣在兜里在報紙上抄了一段對掙錢演出的批判文章（報紙正大肆展開對後來稱之為「走穴」的掙錢演出的批判）交上去就過了關。只是這場次和收入不能說。說假話怕和劇團去邯鄲調查的情況對不上。
說真話我的冰箱怎麼辦？總不成把冰箱搬來交給國家吧？那怎麼捨得？
飛快給邯鄲劇場的王經理打了電話，問他可不可以開一張介紹信來。他說怎麼開？我說一天二場，一場二十元。他說好。於是他親手寫了介紹信，蓋上公章（這一蓋章使我們成了朋友直到現在）派人把它送到北京。
拿着介紹信我再到團里去哭窮，說我們怎麼被人騙了，說好是每場五十元結果是二十元，真他媽的不像話。王經理忙活了半天還讓我給罵了一通當了替罪羊。
一席話贏得了團領導的同情，領導看我掙的錢太少也就沒有罰我的錢。連蒙帶唬，算是過了這一關。
幾天不在攝製組拍戲，我的突然失蹤使攝製組的導演暴跳如雷。所有的過錯都在副導演一人身上。李翰祥導演每每問起副導演我去了什麼地方，副導演都像《紅岩》裏的革命志士成崗那樣一言不發。再不就寧死不屈地說：「不知道。」弄得導演無可奈何，跺着腳大喊：「你要是不知道燈一滅我就死！」
洗漱完畢，整理停當，精神抖擻的我出現在拍攝現場。「西太后」終於回來了。
那天是拍故宮裏的少女慈禧，就是玉蘭看老石匠刻石雕的那一場。由於心情舒暢加上有歉疚心理，打扮成十六歲蘭兒的我分外乖巧，拍起戲來千嬌百媚，收放自如，每個鏡頭基本上都是一條就過，導演、製片急也急不得，惱也惱不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走穴」這個名稱開始出現，並且隨着報紙連篇累牘持續不斷地對它的批判而擴散開來。嘗到了「走穴」的甜頭，我開始變本加厲，為五萬元而奮鬥。我的「每一分鐘都要用來不是掙名就是掙利」的新座右銘就是在那個時候正式提出來的。不光自己做還一有機會就給周圍的演員們上課，沒有任何一個人覺得我說的不在理上。
我不僅自己要先富起來，還帶動跟我「走穴」的演員們也富起來。在那幾年裏，光是跟我一起演出，參加我的「穴隊」成為萬元戶的演員不計其數。因為我的「穴隊」是當時中國演出地點最廣，場次最多，質量最好，票價最高從而影響也最大的代表。
每個跟我的演員都能賺到一大筆錢。我從來不虧待他們。經常僅僅是為了大家我不顧身體疲勞而加演。有時錢不夠分我就拿出自己的酬勞平攤給大家。
我在長期而頻繁的「走穴」演出中，挖掘出來了過去在軍分區領導「烏蘭牧騎」式樣板宣傳隊的潛力，在台上吹、拉、彈、唱十八般武藝都能使出來，節目日見精湛。
我的人品、上座率、節目質量、演出態度得到了演員們乃至「走穴」界的一致公認，演員們給我取了個外號叫「大貓」。
「大貓」就是撲克牌里的大鬼小鬼的大鬼，也有叫大王八的，就是最大的王牌。北京人也叫「大貓小貓」，因為大鬼大王八都不好聽，於是所有人都叫我「大貓」。演員們都以跟我「走穴」為榮。
我們實際上已是一個職業演出團，對專業水平的要求相當嚴格，我們的「穴隊」不斷地吸收新鮮血液以培養新的萬元戶。但一切都以節目質量為準繩。如果哪位演員的節目水平不夠高或是颱風不正那麼下一次「走穴」就自然不請他了。中途被我開回北京不受我們「穴隊」歡迎的也大有人在。我們每次下去演出最初都是由於名聲大後來則是由於節目好總是一再加場，每次外出「走穴」都是因為我要拍戲而不得不停止才告一段落。
我們有一次一天演了八場，清晨六點開演第一場，晚上半夜二點開演最後一場。演員們在後台一個個睡眼惺松，可是觀眾已神采奕奕地坐滿了禮堂。
我總是告誡我的演員們要認真演好每一場，尤其是早場及晚場的觀眾更要認真對待。如果不是抱着極大的熱情，沒有人會這麼早和這麼晚來看我們的演出，老百姓掏這些錢來買票是不容易的。
想想我們過去的窮日子，將心比心，我們沒有理由對不起觀眾。如果疲勞就少演幾場，既然要加演就要保質保量。
我給大家多次講到過最早參加「走穴」的一個故事。那時我們在河北某小城市演出。
請我們演出的「穴頭」沒有經驗，把我們的演出安排在三個不同的劇場，一天演三場，每個劇場一場。
本來演出三場倒沒有什麼，我們都願意多演，出來一趟不容易，演得多掙錢也多，演員們的工作態度都好得要命。可是在時間安排上出了問題。
三場的時間分別是晚上的七點、七點一刻、七點半，就是說七點在一個劇場演，七點一刻在另一個劇場演，七點半在第三個劇場演。三場演出間隔都只有一刻鐘，這本來是辦不到的，但已經沒有糾正的可能了，因為所有的演出票在我們到來之前已被搶購一空。於是我們開始跑場。實際上等於三個劇場同時開演卻是一套人馬。
我們緊張得不得了。每次在台上演出，後台都沒有接我們的節目。
記得那次是我和張連文聯合演出電影片斷。我們倆在台上表演，後台空無一人。演員們全在別的兩個劇場，我們只能頂住直到下一個演員的到來。
張連文看着後台口，我看着他的眼睛。只要他稍微點一下頭，那就是後面節目的演員已經到達，我們就可以下場了，再趕去新的劇院。
我們在台上站了好久，事先準備好的節目早就演完了，無奈只有在台上編台詞。台詞也編完了，張連文還是沒有沖我點頭，我們只好給觀眾胡謅，講日本電影《生死戀》的故事。
我們心裏十分難受覺得對不起觀眾，同時大汗淋漓地企盼着救援。這件事以後十幾年每當做惡夢時常做到，可見當時情況是多麼緊急。
終於張連文點了一下頭，忍不住回頭一看，幾位演員和樂隊正衝進後台口，頭髮凌亂，領帶歪在一邊，氣喘吁吁。我們趕緊謝幕走下場，剛一進側幕就被人拖着拽着押上汽車，警車開道，紅燈閃閃，沖向下一個演出地點。
這件事告一段落後張連文對我說：「以後再也不能這麼幹了。實在太對不起觀眾。做人得憑良心。」我十分贊同他的說法。
這個故事給了我十分深刻的教訓。直到現在我寫這本書時那些觀眾企盼的眼睛仍然在我的眼前。
每當想起這些眼睛我就更努力地演出，我恨不得重新去那個城市，重新為那些觀眾再演出一次。
自那以後，每次以我自己帶頭演出的「穴」我總是出場兩次，每次出場均不少於二十分鐘。這些節目成了我後來在美國洛杉磯和三藩市開個人演唱會的精華。
就連那次創了中國最高記錄的「走穴」，我們每天至少六場、七場，甚至八場，一共演了四十七天，我也堅持每場出場兩次，等於一個演員每天演十二場、十四場、十六場，連續演了那麼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