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明萬曆年間旅居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意大利人。他取漢文名,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他在中國度過其後半生，不僅取漢名,習漢語,而且穿儒服，行儒家禮儀，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字，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宗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利瑪竇中國札記》是耶穌會士介紹中國國情的重要私家著作，對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穌會士在華傳教史和明朝後期歷史，都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作為正式介紹西方宗教和學術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為發展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無可替代的歷史性貢獻。
一、生平簡歷
1552年10月 6日，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安科納邊境地區的馬切拉塔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喬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一位藥劑師，母親名喬瓦娜·安焦萊莉(Gionanna Angilelli)，其祖上是卡斯特爾維基奧的侯爵。1571年8月15日，利瑪竇進入羅馬奎里納爾的聖安德烈備修院，學習神學與自然哲學。在這期間他向著名的克拉維斯學習了幾何學、算術與天文曆法。
在羅馬時期，利瑪竇涉獵歷史、研究數學。在葡萄牙，他遇上了亞里士多德哲學。如果將利瑪竇到達澳門後才開始學習的漢語不計在內，那麼他在進入中國前，學識已經遍及神學、哲學、數學、歷史、天文學，以及鐘錶、機械、印刷等實用手工藝領域。如此廣播的知識，使他在進入中國之前就具有了其他傳教士無可企及的優勢。
1578年3月29日，利瑪竇離開葡萄牙，從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達果阿。1582年8月，利瑪竇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與他前後到達中國的傳教士還有聖·方濟各·沙勿略、馬萊多（又名巴萊篤）、培萊思、黎伯臘、黎耶臘、加奈羅爵、范禮安、羅明堅、巴范濟等。
到達澳門後，利瑪竇開始隨羅明堅學習中文。在1583年給他以前的修辭學老師弗納里（Martino de Fornari）的信中，利瑪竇表現出對中文的強烈興趣，他介紹了中文的基本情況，並且說中文對他而言不算困難。同年，利瑪竇到肇慶定居。1584年中期，他開始做一些佈道工作，也隨時聽聽懺悔。同年10月，他能夠不用翻譯自己講漢語了，並且感到能相當好地讀寫中文了。1585年11月，他已進步到可以流利地講漢語了，而且聲稱在中國助手的幫助下，幾乎能讀任何東西。
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應肇慶府太守邀請到肇慶，太守感謝其進獻多種禮物，因而指定太守府東河濱一塊空地允許他們建造教堂居住。利瑪竇初到中國，效仿佛家僧侶削髮剃鬚，穿僧服。他還將教堂題名為「仙花寺」，中堂題「西來淨土」四字。但漸漸地利瑪竇發現僧侶在中國的社會地位並不高，中國社會中最受人尊敬的是儒士，儒士不但有學問，而且可以通過科舉成為朝廷命官，成為社會上層。在這期間，利瑪竇前往韶州，知遇儒士瞿太素。瞿太素出身名門，好遊學，在儒士中頗有影響。在他的勸導下，利瑪竇換去僧服，改着儒服，積極與中國儒士相交往。儒士大多勤學好問，利瑪竇就將其在羅馬初修院所學天文曆法、數學、物理、化學，以及語言、邏輯等等知識向儒士講解，還將所帶來的各種天文儀器、機械物品向儒士們展示。這些他們聞所未聞的「奇談」和見所未見的「奇物」使儒士們大開眼界，因此對利瑪竇極為欽佩，稱他為「學問大家」，一時間利瑪竇美名遠揚。
1582年－1600年間，利瑪竇在肇慶、韶州、廣州、南京、杭州等地活動。他積極和士大夫們交往，談天論道，藉此傳教。這種傳教方法，後人稱之「學術傳教」。利瑪竇在學術傳教中結識的鴻儒很多，也確實以其新奇的西學吸引着這些人。在這期間，他寫成《交友論》、《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著作。
1595年，利瑪竇到南昌，知遇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稜鏡、西國記數法和鍾，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同年，利瑪竇在南昌與建安王、樂安王交好，並贈建安王一座臥鍾、天球儀、一部《交友論》和另一部書，其中記有幾幅地圖、九幅天體軌道圖、四種元素之組合，數學演示及對所有圖畫的說明。1598年，利瑪竇到南京，晉接應天巡撫趙可懷，南京提學使陳子貞，與他們討論數學問題，陳子貞請利瑪竇製造歷算儀器。在南京時，利瑪竇所結交名人還有：魏國公徐弘基（徐達之後）、豐城侯李環、守備太監馮保、南京國子監司業焦竑，學者李贄、刑部侍郎王樵、禮部侍郎葉向高、國子監郭明龍、翰林荊岩、學者李心齋、文學家祝世祿等。南京吏部尚書關左海曾印行利瑪竇修訂的地圖，貴州巡撫郭青螺（子章）依照利瑪竇所畫地圖，集成《古今郡國名類》一書。
利瑪竇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後來成為文淵閣大學士的徐光啟。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吳淞（今上海）人，官至宰輔。1600年徐光啟在南京做官，當時還未考取進士。徐光啟結識利瑪竇以後，對其所講「格物窮理之學」極為讚嘆。徐光啟作為有識見的士大夫，已深刻認識到「清談心性」之理學的空洞，明王朝的強盛，必需「經世治用」之實用。他與利瑪竇學習、討論天文曆法、數學、測量等學問。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影響之下，徐光啟於1603年入教，1604年入京會考，點為翰林庶吉士。徐光啟到京之後，更與利瑪竇研究西學，翻譯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數學著作《幾何原本》前6卷，該書於1607年譯完並印刷，這部書對後來中國數學和科學的發展影響巨大。
利瑪竇與徐光啟
1600年5月，利瑪竇北上進京，行至山東臨清，為督稅太監馬堂攔截，被看守在一廟宇內。幾經交涉，才得以放行。由馬堂派人帶領利瑪竇於1601年1月24日到京。隨即覲見萬曆皇帝，並進獻了聖像、自鳴鐘、聖經、十字架等禮物。萬曆皇帝命禮部待以上賓，並賜以宣武門外東首一宅地居住。此後，利瑪竇在京內與士大夫晉結、傳教。
利瑪竇在京交往的朝臣中，除徐光啟外，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李之藻（1564—1630），字振之，號我存，浙江仁和人， 1598年中進士，時任南京工部員外郎，1610年入教。1601年在京與利瑪竇相遇，曾作《天下總圖》，後因見到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而深深佩服利瑪竇。他重印此書，學會用克拉維斯的方法制各種日晷、星盤，寫成《渾蓋通憲圖說》（1607）、《經天說》（1601）。他與利瑪竇研究西學，翻譯著作，最著名的是《同文算指》（1614）、《圜容較義》（1614）兩部重要數學著作。這兩部著作對後來中國數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在北京期間，利瑪竇還寫成天文著作《乾坤體義》與語言學著作《西字奇蹟》（1605）等。利瑪竇在京交友還有：沈子木、僉事曹於汴、閣老沈一貫、刑部尚書蕭大亨、吏部侍郎馮名琦、吏部尚書李戴、馮應京等。
利瑪竇於1601年在北京創建河北傳教區。自1697年起，受教廷委派，任中國傳教區會長，直至1610年去世。1609年，他在北京瑪利亞修會，創建中國基督教曆法，傳教成績卓著，到他去世時，全國已有2500多名教友，朝臣巨儒、宮中太監也有多人入教。
1610年5月初，利瑪竇忽患重病，5月11日上午七時去世，終年58歲，但在中國已有28年。
二、利瑪竇的漢化政策
漢化政策是利瑪竇一生在華傳教的思想和實踐的集中體現。在華二十八年，他始終沒有忘記此行的目的。相對於這一目的而言，科學、交遊都是手段而已。這種來華動機和個人信仰不僅決定了他在人文文化方面傳布的主要是神學思想，而且在介紹自然科學方面也囿於傳教目的的需要。
利瑪竇初到亞洲時也曾被一日歸化成百上千人的景象所鼓舞，並也夢想着自己能置身這種情景。但是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後，他憑藉一種逐漸增強的敏感性而日益嚴肅地對待中國文化，徹底拋棄了曾一度熱衷的贏得成千歸化者的夢想，甘心於在有知識的、持懷疑態度的、並經常表示敵視的學者群中開展緩慢、耐心的工作。
在浸染過中國文化氛圍和制度環境後，利瑪竇越發清楚地認識到首要任務不是去大量施洗，而是使基督教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贏得一個被接受的位置，如果不能實現這一點，教會始終會面臨被敵對的官員驅逐出中國的危險。因此，他將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給未來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融合中國文化與基督教而建設一種「中國—基督教」式的綜合體。利瑪竇之所以選擇了儒學而非佛教或道教作為這些因素的中方載體，不僅僅是基於當時傳教士在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形勢，也是出於對中國這幾種教義各自的內在動力的考慮。利瑪竇明白，在基督教與佛教間存在某種相似性，佛教通過自然法發展出一套類似基督教的道德；但也正因為此，他認識到佛教是基督教的一大競爭者，這也成為他對佛教持尖銳批評的重要原因。
確定以儒學與基督教進行嫁接融合之後，利瑪竇開始通過四個方面的適應來完成他所設想的「漢化」或「本土化」：生活方式（帶有基本思想和概念的）術語、倫理道德、具有意識形態性的禮儀和習俗。
第一步：在生活方式上，為了便於和中國士大夫交往，利瑪竇根據自己意大利文名字的發音，取了個漢文名字，叫利瑪竇。後來，河漕總督劉東星給他起了個號叫「西泰」，表示他來自遙遠的西方。像許多中國士大夫一樣，利瑪竇還有好幾個號，如清泰、西江，他還曾自號「大西域山人」，西方傳教士按漢人習慣為自己取字號始自利瑪竇，這是他接受的第一個中國習俗。之後，利瑪竇在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等各個方面全面進行漢化，像一個中國人一樣生活。他們不僅穿士人的絲質長袍，還模仿士人蓄起鬍鬚、僱傭僕人，並學會向有影響的人物贈送價值不菲的禮物。由於中國官員視徒步旅行為恥辱，神父們出門也乘轎子。
第二步：當利瑪竇發現中國上流社會一般都很少關心宗教事務時，便試圖利用這些科學新成果把他們吸引到聖教方面來。在1595年11月4日發自南昌的書簡中，利瑪竇把他取得聲望的原因歸納為六大類：雖然他是來自遠方的西洋人，但卻能熟練地讀寫漢語，通讀了孔夫子的四書；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學識淵博；攜來一些能吸引人的科學成果；中國人認為他具有煉丹術的本領；他布講的宗教引起人們的注意。他還補充說，那些真正為宗教而與他交往的人數最少。向中國士大夫贈送禮物，以此籠絡感情、取得幫助，是他漢化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利瑪竇的禮物包括三稜鏡、日晷、四分儀等測時及天文學觀測儀器、自鳴鐘、西洋書籍、油畫等，其中以自鳴鐘最為有名，影響也最大。
第三步：在利瑪竇的漢化政策中，最重要的是他努力消釋天儒衝突，成功地實現了「補儒」和「合儒」。利瑪竇通過與中國士大夫十多年的親密來往，對儒家在中國思想界獨尊的統治地位以及儒生享有的特殊社會地位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他認識到在中國儒生集團是統治集團，天主教教義倘若不結合儒家思想，就難以得到廣泛的傳播。在韶州，他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並加注釋，把它作為來華新教士學習中文的讀本。1595年，他首途北上毅然拋棄了僧服，改穿儒服，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虔誠的孔子信徒。這一策略的改變是利瑪竇在華傳教取得成功的起點。他吸取儒學中於己有利的成分，把它們融合到天主教中，這種建立在充分尊重儒家學說基礎上的合儒補儒之說成了他漢化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得到了中國士人的廣泛讚賞和支持。
在術語問題上，利瑪竇採用中國古籍中頻繁出現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倫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來解釋基督教倫理，並且在他創造的中國式教義問答教學法中，構成天主教徒精神約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條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聖禮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在禮儀問題上，他起初因有叩頭舉動而禁止基督徒從事祭祖祀孔禮儀，但當地發現叩頭禮也用於對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時，便把這些禮儀理解為社會性和政治性舉動而允許執行了。
利瑪竇清楚地懂得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懸殊是中國人歸正的最大障礙。他在臨死前一年指出，對於一位入華耶穌會士來說，熟練地運用漢語和掌握中國經典著作要比歸化萬名教徒還重要。他所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歸正，而是要求對天主教具有真正深刻的了解。
因為利瑪竇過多地注重學習中學，傳播西學，中國信徒人數少而遭致西方教士對其漢化政策的責難。人們指責他過分關注與士大夫的交往而忽視了傳教事業，並且指責他對儒學的過分宣揚有損基督教教義的純潔性。他去世後，漢化政策成為教會內部攻訐的對象，最終引起禮儀之爭。隨着康熙禁教，漢化政策也歸於失敗。
三、利瑪竇的主要著作
從內容上看，利瑪竇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兩大類：一類是宗教與修身，另一類是科學。前者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後者約佔三分之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中文寫成或譯述自西洋著作的作品，也有一些將中文經典著作譯為拉丁文或用拉丁文撰寫的作品。
1.翻譯《四書》
1593年，利瑪竇將中國傳統經典著作《四書》翻譯為拉丁文，並略加注釋。這是第一本《四書》的西文譯本。此書的拉丁文標題為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1594年利瑪竇把這部《四書》拉丁文譯本寄回了意大利。利瑪竇翻譯《四書》原本是為了給日後的傳教士用，因為在他看來，傳教士來華若不精通儒家經典，決不會有什麼收穫。出於同樣的目的，利瑪竇也是西方最先編輯中國字書並附以歐洲語言注釋的人，用以方便後來的傳教士學習中國語言。
2.《交友論》
1595年，利瑪竇發表了他的第一部漢文著作《交友論》，它收集了西方名賢（如哲學家、神甫）格言凡百則，專題論述交友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交友的原則。利瑪竇宣揚友誼的珍貴，是對更深倫理觀念的有益補充，因此很受中國士大夫歡迎。初版的《交友論》用薄且耐磨的日本紙印刷，按歐洲裝幀風格裝訂，人們對它的內容和裝幀都感到新奇，因而廣為推薦，贛州府的一個縣令將此書重版後發行到全國各省，許多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都引用此書語言，在很短時間內，此書廣為流傳，被譽為一部傑作，為利瑪竇在名流中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聲望。
3.《坤輿萬國全圖》
善本書/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編繪
利瑪竇在北京做的一項重要的工作是修訂、重印世界地圖。早在他居住肇慶期間，先任知府、後升嶺西道的王泮就曾經刻印過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1584年版）。之後在南京，受南京吏部主事吳左海之請，利瑪竇對第一版地圖認真修訂後再版。第二版（1599年版）的世界地圖印量很大，散發很廣，還流傳到日本、澳門等地。利瑪竇定居北京以後，工部官員李之藻向他學習地理知識。他再次修訂舊圖，擴充內容，繪成六條合幅的《坤輿萬國全圖》，學術界稱為1602年版。此版全幅寬361厘米，高171厘米，分為六幅，卷在精製木軸上。圖中收錄了850年地名，附95條注釋，代表了16世紀歐洲比較先進的地理知識水平。
利瑪竇在北京的這幾年晝夜忙碌，日理萬機，除了《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輿萬國全圖》外，他還與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譯了《測量法義》、《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等科學著作，親筆用中文撰寫了《乾坤體義》、《西字奇蹟》、《二十五箴言》、《畸人十篇》等書，並再版了一些早先寫的書。
4.《天主實義》
利瑪竇闡述他的神學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著作有《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辯學遺牘》、《交友論》和《二十五箴言》等，其中以《天主實義》最為著名。
《天主實義》分上下兩卷，全書八篇及序共五萬餘字。此書仿照托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1225－1274年）《神學總論》的體例，以中士、西士問答的形式概述教理，是利瑪竇神學思想系統的、全面的闡述。顧名思義，所謂「天主實義」，意即關於神的真實教義。利瑪竇大量援引儒家古代經典為依據，系統地論證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義，並從天主教立場出發，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宋明理學和佛道兩教的宗教世界觀。
5.《幾何原本》
利瑪竇自從定居北京後，就再也沒離開，直到走完他的餘生。從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至1610（萬曆三十八年），為中西文化交流成就了若干大事，其中影響最大、最有意義的是與徐光啟共同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出版。這部書是由利瑪竇根據他的老師克拉維斯(Christopher Clavius)神甫整編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前6卷口授，由徐光啟筆錄而成。1605年在北京印行(一說繫於1607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學初函》和《海山仙館叢書》。《幾何原本》的刊印出版改變了中國數學以實用計算的《九章算術》的經典地位，這是對中國傳統數學的革命，因而成為中國近代科學史的起點。
6.《畸人十篇》
《畸人十篇》於1608年撰寫完畢，同年2月底在北京刻印，後在南昌與南京重版。此書內容全部是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的對話及評論，共十篇。書中大量引用格言、實例、哲學家、神甫及聖經中有關生命的短促性、財富的無益性及虛榮性的一些思想警句,深入淺出地探討各種天主教信仰問題，通俗易懂，影響很大。
7.《利瑪竇中國札記》
利瑪竇一生將眾多的西方科學、文化、宗教書籍翻譯成漢語，第一次系統地將西方科學引入中國，同時，他也將中國文化較為充分地介紹到西方，最為完整的著作就是《利瑪竇中國札記》。
《利瑪竇中國札記》是利瑪竇去世後，給後人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稿用利瑪竇的母語意大利文寫成，詳細記述了他在中國的傳教經歷。書稿封面上除了「耶穌」、「瑪利亞」幾個字外，沒有其他任何說明。據金尼閣說，利瑪竇撰寫這份文獻的目的是要把它呈送給耶穌會會長審閱，並讓同會的會友們傳閱，希望人們了解中國和他在中國的傳教事跡。
這部著作是西方漢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在書中，歐洲人第一次較全面地了解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科學技術，第一次認識了孔子和儒家經典，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東方文化的無窮魅力以及帶來的震撼，並由此引發了西方世界漢學研究熱潮。拉丁文本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一經刊行，在歐洲便不脛而走。在不長的時間裏，各種文字譯本陸續出現，其中拉丁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種，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種，此外還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譯本各一種。由於金尼閣拉丁文本的極度流行，利瑪竇著者的身分漸被湮沒，人們只知金氏譯著，不知有利瑪竇原著，所以1621年還出現了一個意大利文譯本。
利瑪竇逝世三百周年之際（1910年），耶穌會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神甫在耶穌會羅馬檔案里發現了利瑪竇原意大利文手稿。至此，利瑪竇原著者的身分無可置疑地得以澄清，人們也因此同聲譴責金尼閣喧賓奪主，亂譯者為著者。其實，金尼閣雖然在書名上自題為作者，但在書中已明確說明此書的作者是利瑪竇，他自己只是修訂補遺而已。後來，汾屠立神甫把他發現的這部手稿連同利瑪竇的其他書稿一起刊行於世，是為兩卷本的《利瑪竇全集》（原書名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意思是利瑪竇神甫的歷史著作集）。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該書原稿，題名為《中國報導》（I commentarj della Cina），於1911年出版；下卷為利瑪竇的書信，於1913年出版。1942年，意大利漢學家、羅馬國會大學教授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神甫再把它收進他編輯的《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i）中。這部《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別刊行於1942年和1949年，第三卷則是全書的注釋和索引，這是迄今為止研究利瑪竇生平事跡的最重要文獻。1942年，加萊格爾（Louis J. Gallagher）重譯此書，題為《十六世紀的中國——利瑪竇札記，1583－1610》，是為第一個完整的英文譯本。1978年，貝西爾（Georage Bessere）新譯的一個法文本問世。
利瑪竇的這部著作共有五卷，第一卷力圖全面概述中國當時各方面的基本情況，第二卷到第五卷記述來華傳教士，主要是利瑪竇本人的中國傳教經歷。在利瑪竇研究中，人們無一例外地以此書為首選參考文獻，但經常忽略了第一卷的重要意義。該書第一卷共分十一部分，對明末中國進行了百科全書式的描述，內容涉及國名、地理位置、版圖、物產、機械工藝、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科舉取士制、政府機構、習俗、宗教等。第一卷與本書其他部分一樣，來自利瑪竇本人的親身經歷，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國，並且毫不隱諱他自己的褒貶評價。
《利瑪竇中國札記》再次為歐洲人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扇大門是300年前由馬可·波羅首先敲開的。同時，此書也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從而使我們了解十六世紀以後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影響。他從側面展示了明代晚期中國國內以及東西方交往的各種狀況。《利瑪竇中國札記》的價值在於它不是傳聞與幻想，而是以耶穌會傳教士的親身經歷與見聞為根據匯總而成的一部寶貴的歷史文獻，它建立在真實可信的歷史事件和生活細節的基礎之上，對中國社會作了深入的觀察，記錄了一段近代中國開始走向衰落的歷史。
四、溝通中西第一人
雖然在利瑪竇之前來華的傳教士已開始向中國介紹西方文化，但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無法和利瑪竇相比。他不僅大量地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還將大量的科技知識傳入中國，包括地學、天文學和數學。他不僅親自翻譯西方的科技著作，還帶出不少中國學生。他傳入中國的科技知識，不僅影響教內人士，而且在中國學術界、文化界乃至朝廷和民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利瑪竇傳播西方科技與文化有案可查的方式是書籍與實物，但是不容否定，佈道交談和辯論是傳播的另外三種重要方式。雖然那些口頭表達的內容大都沒有記錄下來，但從《利瑪竇中國札記》中還是可見一斑的。
1.利瑪竇傳入中國的西方科技與文化
明末時的中國仍是世界強國，而利瑪竇等傳教士僅是嚮慕中華來「進方物」的西洋人，所以他的態度一直是謙虛謹慎、恭敬卑順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傳教活動既不能藉助兵火，就只有倚重傳播西方科學技術來達到傳教目的。
西方傳入的社會文化制度——婚姻法、教皇制度、出版法。
西方傳入的科技——星盤、西洋建築、西書、望遠鏡、日咎、三稜鏡、天球儀、地球儀、鐘錶、砂漏、地圖。
對漢語的貢獻——利瑪竇在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在許多領域有着開拓性的意義，甚至在漢語詞彙的發展上，其貢獻也是十分顯著的。
考察利氏著譯，《交友論》（1595）、《西國記法》（1595）、《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1601）、《坤輿萬國全圖》（1602）、《天主實義》（1603） 、《二十五箴言》（1604）、《西字奇蹟》（1605）、《幾何原本》（1607）（此書是與徐光啟合譯的）、《渾蓋通憲圖說》（1607）、《畸人十篇》（1608）、《理法器撮要》（1610）、《乾坤體義》（1610）。在這12種著譯中，可查找出很可能是利瑪竇著譯中首見的而現在仍在使用的83個詞 如：半圓、北半球、北極、比例、 測量、赤道、大廈、地平線、地球、鈍角、多邊形、古典、角、幾何、金剛石、金星、面、 面積、木星、南半球、南極、平面、平行、平行線、曲線、銳角、三角形、三稜鏡、上帝、 聖經、聖母、審判、十字架、水星、四邊形、天國、天球、天主、天主教、體積、土星、推論、緯度、西曆、虛線、陽曆、耶穌、銀幣、陰曆、儀器、月球、造物主、枕骨、直角、直線、子午線、主（基督教徒對上帝的稱呼）等。利瑪竇所創造的這些詞，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豐富了漢語詞彙，而且對漢語詞彙學的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對中國天文學的影響——利瑪竇在中國內地開展天文測量和研究，是首先在廣東肇慶開始的。他在那裏觀測過兩次月食，一次是在1583年11月27日，一次是在1584年的5月24日。並在刻印世界地圖後製作了一批天文儀器，包括地球儀、天球儀、渾儀、日晷，作為饋贈當地官員和名流的禮品。後收又瞿太素為學生，向他傳授西方天文學知識，製作出星盤、羅盤和象限儀等天文儀器。他把各種天文儀器和其他科技機械陳列在居所中供人參觀，他又向中國士大夫講解推算日曆的方法和這些儀器、機械的應用方法和原理。利瑪竇對西方天文學知識的傳播和實踐活動，為其贏得了「托勒密第二」的盛名。
利瑪竇在南昌時根據當地經度，製作了「地平日晷」，可以準確反映出南昌當地的地方時間。他還製作「臥式時鐘」，受到人們的極大讚賞，後來甚至成為中國蘇州制鐘手工業者供奉的「祖師爺」。
1592年9月22日，發生一次月偏食，人們發現朝廷欽天監所發佈的與實際觀察不符，利瑪竇藉此機會向人們介紹了月偏食在不同地區出現大小不同的現象的原因，這是中國學者從未解釋過的。
後來，利瑪竇在南京收了三名學生向他們教授歷算知識，並一同製作了各種天文儀器，又考察了當時位於雞鳴山上的南欽天監觀象台。此間，他正式向在羅馬的耶穌會總部要求派諳熟天文歷算的教士來中國服務。
在利瑪竇抵達北京後，於1601年6月15日，12月9日和1602年7月4日三次觀測月食，並推算出1603年5月11日的日食時間，他的推算比欽天監的時間更為準確，這又為他贏得更大的聲譽。為了讓中國信友過瞻禮，利瑪竇還在小範圍內介紹和推广部分《儒略曆》。
利瑪竇對中國天文學更大的影響是通過與他交遊過的中國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參加崇禎朝修訂曆法而產生的，《崇禎曆書》可以反映出利瑪竇傳播西方近代天文學在中國傳播和實踐的成果。書中採用了當時先進的第谷天體體系和幾何計算方法，清晰地引入了地球概念和地理經緯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學、視差、大氣折射等重要的現代天文學概念和有關的計算方法，使中國天文最早與國際「接軌」。
傳入非歐氏幾何——明朝末年，利瑪竇來中國通過翻譯《幾何原本》傳入了歐氏幾何，同時，他也通過各種活動傳入了當時流行於歐洲的非歐氏幾何。這些幾何知識主要有圓錐曲線、平行正投影、球極投影、畫法幾何和透視法等。這些非歐氏幾何更加直接地應用到了平時科學技術活動中，特別是天文、地理和繪畫藝術中，更有利的促進了當時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2.利瑪竇傳入西方的中國科技和地理知識
利瑪竇通過書信、書籍與實物的形式向西方傳播中國的科技文化與地理知識。
介紹中國科技——自然觀、天文學、茶、漆、硝石與焰火、印刷術、絲綢技術、屏風、轎子、船、寶石、長城、紡織。
介紹中國地理知識——緯度位置、距離測量、歷史地理、軍事地理、南京城、北京、澳門、廣州、肇慶、韶州、吉安、紹興、南昌、臨清、蘇州、上海、洋子江、黃河、運河、鄱陽湖、梅嶺、廬山、南華寺、氣候、煤。
3.利瑪竇對中國人的認識和對社會的批判
利瑪竇對中國社會和文化有廣泛的研究和理解，在書中向西方人介紹了他的分析和態度
中國人的特徵——崇尚知識、尊師、宗教自由、人民勤勞、喜歡文字傳播、南北差異、升官心理、易受驚嚇、虛偽性、天生猜疑、男女之防。
對中國的批判——利瑪竇看中國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兩面。以「紙」來說，他注意到中國是最普遍地使用紙的國度，但又覺得中國紙容易撕壞，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紙那樣兩面書寫。再如中國的科舉制，在利瑪竇看來是文明的產物，有其可取之處。這種不問門第、通過公平競爭選拔官員的考試制度由利瑪竇等人介紹到西方，先是在耶穌會的學校里試用，後來漸漸發展為歐洲的文官考試製。當然，利瑪竇對科舉制的弊端也未放過，批評它太重倫理說教和詩文詞藻，而忽略了哲學、邏輯學、自然科學。
除批判科舉制度和紙質差外，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宇宙觀、社會心理、外交政策、皇權、社會問題、術數、道教、哲學、科技、語言、藝術等方面進行了中肯的批判，其中包括：天圓地方、「天下之中」思想、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外交政策、朝貢政策、運河、皇帝礦稅、貴族制度、文官制度、宦官、虐待軍人、禮節繁縟、厚葬、裹腳、作偽、虐待兒童、溺女嬰、自殺、盜竊、道教、擇吉、風水術、算命、煉銀術與長生不老、缺乏邏輯推理、欽天監落後、天文儀器不精、數學缺陷、輕視科技、工藝原始、語言文字複雜、不懂透視原理等。
五、學術評價
利瑪竇是最早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他雖為傳教士，但入華後認真學習華文，研習中國典籍，習漢禮，從華俗，用中西文寫下了大量著述。他把當時西方的一些輿圖、鐘錶、琴畫和天文、歷史、自然、宗教知識傳入中國，同時又將《四書》以及其他中國經典譯成拉丁文或其他西文，通過其著作和大量書簡系統地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風土人情、政治、經濟、科學、工藝、園林、醫藥、文學和藝術等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文明。他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是西方漢學（中國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綜觀利瑪竇一生，他是帶着傳布福音的使命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但是他在華最大的成功卻不在基督的事業，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巨大貢獻，雖然利瑪竇來華沒有達到傳教的目的，但是他在華傳播科學，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之功卻是顯著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卓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佔有顯著的地位。這方面的成功一部分是由於利瑪竇個人性格品學所致，更重要的是由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他在源於希臘羅馬的西方文明和古老的中華文明之間搭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可以肯定地說，有着具體內容和較系統體系的西學東漸是從利瑪竇開始的。這一輪文化交流涉及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若干重大領域，他輸入了第一張世界地圖，翻譯了《幾何原本》等西方數學書籍，傳入一系列天文學知識，對中國曆法改革起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作用，編制了第一部歐洲文字和漢文對照詞彙表，輸入天主教教義，用獨特的眼光對儒學進行分析和反思，掀起了天主教與佛教的第一次論爭，西學東漸為中國知識分子打開了見識近代科學的門戶。另一方面，有着實際意義和巨大影響的東學西漸也由他開創，利瑪竇這位泰西儒士真誠地為中華文明所折服，他盡其傳教餘暇竭力向西方介紹燦爛的中華文化，後來東學西漸的知名代表萊布尼茲、伏爾泰都深受其影響。
近年來，國外學者研究和評價利瑪竇的著作很多。1983年是利瑪竇入華傳教的400周年，世界上許多地方都在此前後舉行了紀念性的學術討論會。1982年在意大利的馬切拉塔和羅馬、美國的芝加哥羅耀拉大學、比利時的魯汶大學和法國都舉行了這類專題討論會和紀念活動。1986年，比利時魯汶大學又舉行了有關耶穌會士柏應理（Couplet）的學術討論會。法國於1974－1992年以三年一次的期限共舉行了7次專門討論入華耶穌會士問題的討論會。德國於1992年召開了有關湯若望的討論會，美國也於同年舉行了有關禮儀之爭的討論會。這些會議上都有專門或附帶研究評價利瑪竇的論文。近年來，國外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利瑪竇的專著和論文。
利瑪竇年表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10月6日：利瑪竇生於意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的一個藥店老闆家庭。
同年12月2日夜：方濟各·沙勿略病故於廣東上川島。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去世。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5月：利瑪竇進耶穌會辦的小學念書。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4月24日：徐光啟誕生於上海徐家匯。
1568年(明隆慶二年)10月或11月：利瑪竇離開故鄉，前往羅馬，進耶穌會辦的日耳曼公學念書。
1569年(明隆慶三年)年底：參加聖母報喜團。
1571年(明隆慶五年)8月15日：進入聖安德烈備修院。
1572年(明隆慶六年)9月15日：初宣三誓；9月17日：遷入羅馬公學，有一年多時間指導老師是克洛德·阿夸韋瓦(以後任耶穌會總會長)。
1577年(明萬曆五年)5月18日：離開羅馬，經佛羅倫薩和熱那亞，前往葡萄牙。
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向葡萄牙國王辭行；3月29日：偕孟三德神父、羅明堅神父從里斯本出發，從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達果阿，居住至1582年，繼續攻讀神學，同時教文學，中間曾前往科欽，返回果阿後在攻讀神學的同時學習鐘錶、機械、印刷手藝。
1578年(明萬曆六年)7月：范禮安神父抵達澳門。
1579年(明萬曆七年)7月7日：范禮安離開澳門，前往日本。
1581年(明萬曆九年)：利瑪竇受神父職。
1582年(明萬曆十年)4月15日：利瑪竇神父奉遠東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神父之命，前往馬六甲，轉往中國；7月3日：抵達馬六甲；8月7日：於病中抵達澳門，同羅明堅神父、巴范濟神父在一起；在澳門學習漢語、漢字，參與撰寫范禮安著《聖方濟各·沙勿略傳》的三章《論中國的奇蹟》(全書寫成於1583年6月13日)。
將近12月初：肇慶制台函示澳門神父：可去建造聖堂和寓所。
12月31日：巴范濟、羅明堅由澳門前往肇慶，利瑪竇留澳門等候佳音。
1582年(明萬曆十年)：教皇格列高里公佈「新曆」，以代替原來通用的朱里安歷。是為今日之公曆。
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2月13日：澳門收到巴范濟、羅明堅信件，報告已在肇慶安頓下來；2月以後：二人改穿中國佛僧服裝；3月：二人被逐回澳門；8月，肇慶新任制台又准其建聖堂和寓所。
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9月1日：羅明堅神父、利瑪竇神父離開澳門；10日：抵達肇慶；知府王泮促使制台郭應聘批准租與東關仙花塔附近地皮建造仙花寺(聖堂)；冬：與秀才們打官司，幾乎被驅逐出境。
1584年(明萬曆十二年)4月：肇慶居留地房屋竣工；6月或7月：開始同一秀才合作，審訂羅明堅編寫的《教理問答》，從口語改寫為文言文。
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8月：孟三德神父奉范禮安神父命，來肇慶主持工作。
10月：羅明堅神父攜艾美達修士前往紹興開闢傳教工作(1586年6月：被逐回肇慶)。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利瑪竇在肇慶廣泛結交達官貴人、名流士人，通過交談介紹西方文明並宣傳天主教教義。
春：西江泛濫，肇慶許多居民寄寓教堂。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日本豐臣秀吉禁天主教；范禮安避居果阿。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孟三德返回澳門。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1月：羅明堅返回澳門，從此，中國傳教團工作由利瑪竇一人承擔。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7月31日：范禮安從果阿來澳門，居留二年，派艾美達修士去肇慶。
是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全軍為英吉利海軍覆沒。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8月、9月：利瑪竇被肇慶耆宿控告與澳門葡人勾結謀叛，幸得順利解決，從此有了自己名字的准許居留憑證(原為羅明堅神父的名義)。
12月：新任制台劉節齋諭示徹查肇慶神父奸細案，擬將利瑪竇解回澳門或押往韶州。
1589年(明萬曆十六年)：利瑪竇回澳門請示，范禮安同意將居留地遷往別處；利瑪竇回肇慶後得識瞿太素；8月初：劉節齋給予六十兩銀子，令利瑪竇返回故里，利氏拒絕，被押解上船，舟行至廣州，忽被召回肇慶，制台命其在廣州、肇慶以外另選廣東一地居留；8月15日：乘船離開肇慶；24日：抵達韶州南華寺；28日：被送至韶州城裏，在西關擇得地址為居留地。
10月：范禮安從印度召來蘇如漢、羅如望二神父，要他們在澳門準備去內地。
10月4日或5日：韶州居留地房屋動工興建。
10月(?)：瞿太素前來拜會，從此學習西方文化和天主教教義，在韶州居住一年。
1588年(明萬曆十七年)3月：萬曆帝詔免升授官面聖，自是神宗視朝日稀，以後索性深居大內不出，「西夷」利瑪竇日後晉京更是見不着他。
1589年(明萬曆十八年)年底：利瑪竇在韶州與官員們交往，開始研究中國儒、釋、道三教。
1590年(明萬曆十九年)1月1日：前往英德拜會縣令，受盛待，次日回韶州。
7月初：孟三德被任命為澳門公學神長、駐華傳教團教長，來韶州視察三日。
1591年(明萬曆二十年)10月：艾美達修士病故於韶州居留地；12月：孟三德從澳門派遣裴德立修士前來協助利瑪竇神父傳教。
1592年(明萬曆二十一年)2月18日(陰曆新年)：利瑪竇應瞿太素邀請前往南雄，與官員、商人、士子交往。
1592年(明萬曆二十一年)4月：日本侵略朝鮮，7月：明軍援朝。
1592年(明萬曆二十一年)6月底：發生襲擊韶州居留地事件，利瑪竇跳窗傷足，其他多人受傷；11月：往澳門見范禮安，不想竟成訣別。
1593年(明萬曆二十二年)1月：利瑪竇從澳門回韶州；秋：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返故裏海南島，途經韶州，接見利瑪竇，交談一天一夜，從此成為天主教會的保護人；10月5日：裴德立修士病故於韶州。
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明軍大捷於平壤、開城，朝鮮王表謝復國，明遣使與日軍議和。
1594年(明萬曆二十二年)7月7日：郭居靜神父奉派抵達韶州。利瑪竇勤奮研習中文典籍，用拉丁文意譯「四書」並予注釋，並用文言文做作文。
1594年(明萬曆二十二年)10月：日本議和使小西飛抵北京。
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謄清拉丁文意譯「四書」手稿，以後利氏對新來傳教士講解「五經」；停止散發在肇慶刊印的《教理問答初階》，擬另編寫；這時的利瑪竇神父儼若中國「讀書人」，「穿着打扮悉隨鄉俗」；利氏引見郭居靜，謝姓知府按秀才禮儀對待；利氏書信中提及倭犯朝鮮事，未涉及萬曆立嗣之爭。
4月：北京兵部侍郎石大人(以後為兵部尚書)由原籍返回北京，為治其子病，同意帶利瑪竇北上；4月18日：利瑪竇隨石大人乘船至南雄，改走旱路，至贛州又乘船，覆舟遇險得救；石大人勸其留居南昌；韶州首途後第二十二日過安慶；5月31日：抵應天府(南京)，6月16日：請求定居南京，被拒絕；次日：乘船回南昌；6月28日：抵南昌，在南昌被稱為「舉人」，對士大夫顯露其過目成誦本領，拜會顯宦、皇親、名流，結識大儒章鬥津，得見總督，獲面允留居南昌(7月底或8月初)；8月29日以前：晉見建安王，以後多次拜謁，互有饋贈，以後樂安王也予接見，弋陽王未得見。
10月：刊印《交友論》。
12月24日：蘇如漢神父抵南昌，協助利瑪竇傳教(羅如望則去韶州同郭居靜在一起)。
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2月(按陰曆為正月)：遣使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王。
1596年(明萬曆二十四年)6月28日：利瑪竇等在南昌遷入所購新居；10月13日寫道，在南昌這個人文薈萃之地有了新的居留地，「在帝國的兩個地點有了四位神父和兩位修士」(按：在南昌為利瑪竇和蘇如漢神父，在韶州為羅如望和郭居靜神父)。利瑪竇決心暫時不談自己奉行的宗教，僅僅作為「西學」的代表出現；更廣泛介紹西方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章鬥津主持的豫章學院，多次辯論，利用儒家學說，證明基督教教義符合中國古代一切優秀傳統。10月13日以後：建安王印製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10月寫道：在此開始階段不宜開設教堂和小堂，只像書院那樣設立講堂。
1596年(明萬曆二十四年)7月：萬曆以東西用兵及營造宮室，經費支絀，遣官開礦，以太監督稅，遂開礦稅之弊；以後各種稅監分赴各地，才有利瑪竇晉京受阻於馬堂事。
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5月：有一萬人來南昌應鄉試，12月有四千人來應會試，拜會利瑪竇神父者據云不可勝數；7月20日：范禮安由日本抵澳門視察(逗留至次年初)，在此期間，任命利瑪竇接替年老體弱的孟三德為來華傳教團教長(孟三德後來病故於1599年10月26日)，任命李瑪諾為澳門公學神長；10月12日：利瑪竇寫道，謀求機會直詣萬曆帝的條件已經具備；10月15日寫道：「花了十四五年的工夫，(受洗的中國)人數超過一百並不算多」，認為在中國傳教有六大困難。
12月28日：奉范禮安派遣，龍華民神父由澳門抵達韶州，擔任韶州居留地教長；次年，據他描述，仿佛柏拉圖理想國在中國已經實現。
是年，徐光啟赴廣西途中遇見郭居靜神父。
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日本又寇朝鮮，明援朝軍大破倭軍。
1598年(明萬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瑪竇離開南昌，攜郭居靜，隨王忠銘首次晉京，抵達南京後結交總督趙可懷；8月底沿運河北上；9月7日抵通州起岸，未得進入京城；11月5日只得賃舟南返；往返途中利瑪竇確定所經各大城市緯度，辨明馬可·波羅所說Cathay究竟是不是中國，編制漢語拉丁拼音表。
1598年(明萬曆二十六年)：抗倭援朝戰爭相持，豐臣秀吉死後日本罷戰；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開始爭奪海外殖民地。
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陰曆年：利瑪竇過鎮江，在知府王應麟府邸過年，有許多高人雅士作陪；乘王知府官舟去南京；2月6日：從挨近大運河的一道城門步行入南京城，寄寓承恩寺；2月10日：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府邸歡度元宵節；南京國公、五軍提督、太監頭等競相邀請；與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後為首揆)結成友誼，相與還有戶部尚書張孟男等；經多人挽留，決定定居南京；買房子安頓後結識名士李贄；8月15日以後：編寫《二十五箴言》；祭孔日前夕：被王忠銘帶往(南京)天壇目睹次日祭孔典禮預習；進一步研究儒家學說，傳授西方數學；觀賞郭守敬製造的天文儀器；以官費刊印《輿地圖》，廣為散佈，並被翻印；結識大儒厲汝進；與和尚三槐辯論；王肯堂刊印利瑪竇所講科學與倫理學。
8月15日：寫道 「我們目前在中國還不到收穫的時候。……中國是一個文明帝國……我們眼下有困難，就是，他們極少、也不願同外國人交往。……今年成績不小：在全中國最大、最高尚的城市，幾乎就在全國中心，建立了這個居留地。……我們非至直詣皇帝之時不會有新的擴展。」
10月底：郭居靜、龐迪我二神父由澳門至廣州。
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陰曆四月：征倭「告捷」，御午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傳首九邊；太監馬堂徵稅臨清，民怨，逐馬堂。
1600年(明萬曆二十八年)年初：郭居靜、龐迪我乘船抵南京；徐光啟路過南京，會晤利瑪竇；5月18日或20日：利瑪竇、龐迪我偕兩名修士、四名僕人，乘太監官舟二次北上晉京；過濟寧，再次會晤李贄並受到倉運督辦款待；7月3日：抵臨清，受阻於稅監馬堂；7月18日：始得再啟程前往天津；7月23日或24日抵達天津；三個月後，10月底前後：聖旨下，詔命「另本上奏，前本語焉不詳」，馬堂趁機勒索，又由於閹黨與清流之爭，至冬未見聖上(禮部)答覆；馬堂遷利氏等至城內；馬堂欲逼交寶物，搜查神父們所帶行李物品，發現耶穌死難十字架，斥為妖術十字架，認為利瑪竇等行蠱，要加害皇帝。
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1月9日：「天津貢稅監馬堂奏遠夷利瑪竇所攜方物及隨身行李，鐸審已明，封記題知，上令方物進，利瑪竇伴送入京，仍下部鐸審」；1月24日：利瑪竇和龐迪我等經官道馳抵京城，下榻南城外；1月25日或28日：利瑪竇打點好貢物，開列禮單並附表章上奏；1月25日(或28日)：馬堂攜貢物詣皇宮，呈獻皇上；1月底至2月：二位神父多次應召入宮調自鳴鐘，皇上數次派太監詢問歐洲事並命造一鐘樓裝大自鳴鐘(可能在交泰殿)，龐迪我教四太監習西琴，以後利瑪竇編寫《西琴八曲》；2月底：神父表示定居北京的願望，結交祁光宗和其他士大夫，再與李贄來往；3月2日：禮部主客司蔡郎中下令逮捕利瑪竇、龐迪我等，審問明白後於中旬送進四夷館居住；下旬：奉召在午門外「參拜龍座」，然後，利瑪竇、龐迪我拜謁代署尚書事的禮部侍郎；禮部表奏認為不宜留居京都，請遣其去廣州，押解登舟回國，留中不發；5月28日：遷出四夷館，租賃民房居住，從此皇家給予實物供應；5月28日以後：去獄中探望與豎黨鬥爭的馮應京(慕崗)，遂成莫逆之交，馮為利氏著作寫序稱他為「利進士」，獄中書信往返(1604年出獄後，病故前受洗)；6月至9月：各衙各署官長前來拜會，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予以接見，互有饋贈，交往的還有禮部尚書馮琦、尚書李戴、蕭尚書、王侍郎等顯宦；與南京工部主事、居住於北京的李之藻交往頻繁。
是年：徐光啟在韶州再晤郭居靜神父。
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陰曆冬十月十五日：萬曆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至此，從1586年開始的立嗣之爭(爭國本)才告結束。
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年初：李瑪諾神父由澳門來韶州，代利瑪竇管理華中、華南三居留地；是年，利瑪竇在北京繼續廣泛交往；8月10日：李瑪諾從韶州抵京，同利瑪竇用了兩個多月時間討論傳教組織問題。
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陰曆年前：徐光啟在南京由羅如望神父施洗，教名保祿；2月：范禮安來澳門，命利瑪竇留任駐華傳教團教長，批准李瑪諾代管其他三居留地；翰林院編修黃輝、吏部尚書李戴、禮部蔡郎中批駁利瑪竇天主教學說；神父們閉門不出。
是年，徐光啟在南京會晤羅如望神父。
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陰曆十一月：發生反對立皇長子為嗣的密揭(即「妖書」)事件，株連者眾。
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4月：徐光啟中進士，在京期間同利瑪竇交往密切，從此不斷利用閒暇時間協助神父撰寫文學著作：年底：徐返回上海；利瑪竇的《二十五箴言》，由徐光啟和馮慕崗作序；是年，利瑪竇刊印《天主實義》，《交友論》再版；馮慕崗刊印利氏著作，李之藻再次印刷《輿地圖》(有三種版本在京流傳)；8月：李瑪諾(10月回南昌)、費奇觀、黎貝羅三神父抵京。
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夏：北京大雨兩月，官府賑災民，神父們出力救濟；9月：武昌「楚宗之亂」，巡撫趙可懷死於民變；顧憲成於無錫成立東林書院，利瑪竇等神父友人中有不少東林黨人，其中許多是猛烈抨擊基督教的。
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初：利瑪竇寫道：「在中國，通過我們的科學，就能收穫累累碩果。……我建議，所有在這裏的神父努力學習中國文化，把這作為一種很大程度上決定傳教團存亡的事情看待。」5月12日的信要求耶穌會總會「派數學家並隨身帶科學書來北京」。7月致函總會長：「皇帝想要我們做官，我們上表力辭。……不過，官員待遇還是保留了。……皇上的意思是要我們留在京城。」5月寫信給家人：「老實說，我再也不能指望有好多年可活，我現在已經鬚髮盡白；中國人見我歲數不算大，就已經這樣蒼老，很是驚訝。」
初春，駱入祿、林安多、高一志(即王豐肅)三神父抵南京，同羅如望一起工作；3月：瞿太素在南京受洗；6月：猶太裔中國人艾田進士拜會利瑪竇，從此利氏探索中國猶太人來源和基督教(及猶太教)更早時代傳入中國情況。
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年底：萬曆得一皇孫；罷礦稅，但太監並未撤回，虐民如故；荷蘭人威脅要攻打澳門。
1606年(明萬曆三十四年)：利瑪竇發表《畸人十篇》，手稿為士大夫傳抄(以後於1607年刊印)；1月20日，范禮安正擬來內地，突然病故於澳門，未得與利瑪竇面商中國傳教事宜；3月起，因1603—04年葡人侵佔澳門附近的青洲小島，廣州盛傳澳門葡人將進犯內地，外國教士幾盡被驅逐(1607年始告平息)；8月27日：利瑪竇遷入所購北京宣武門前房屋一處大小房間四十多間(即今南堂)；9月：徐光啟每天來此三四小時，與利瑪竇合作，幹了一年多，於1607年5月24日以後譯完克拉維斯神父選編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
1606年(明萬曆三十四年)陰曆十一月：鳳陽人劉天緒謀在南京擄百官舉事，被捕殺。
1607年(明萬曆三十五年)：費奇觀神父離京前往南昌創辦備修院，熊三拔神父來京協助利瑪竇工作；8月，蘇如漢神父在澳門病故；鄂本篤修士(4月11日)死於肅州後，10月利瑪竇接收了他的筆記，整理為《札記》中的三章，對認識中亞細亞非常重要；10月：南昌知府勒令將居留地新購房屋歸還原主，禁止天主教宣傳。
是年，郭青螺將《坤輿萬國全圖》翻印成書；李之藻把所譯克拉維斯關於測象儀的著作付梓。
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3月：利瑪竇開始考慮撤銷韶州居留地(利氏逝世後二年實現)；8月22日信上說，有一天忽被皇上傳召入宮，由太監降旨命獻六軸十二幅綢印《坤輿全圖》；另外寫道，隨時可進宮調鍾或干其他工作；某日，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下在城牆上行走；8月寫信再次強調數學和天文學的特殊重要性；在《札記》中盛讚中國印書既方便又自由，「每年出版的新書比任何國家都多得多」，因此，介紹「我們的宗教和科學」的書出了很多，8月23日信中又說，這些書「詞句都是滿懷敬意的」；9月：郭居靜神父由南京暫赴上海，住在徐光啟城內的家裏，是促成上海天主教會發展的最早核心。
是年，李瑪諾調回澳門，由龍華民接替管理南方三個居留地；羅如望把南京居留地領導責任移交高一志，他自己前往南昌。
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陰曆十一月：遼東稅監高淮激起錦州民變。
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2月15日：利瑪竇匯報來華傳教團情況，指出滿懷希望的八個原因，主要提到：學問極受敬重，「很容易講道理來證明我們信仰的真理」，儒教雖不關心超自然的事情，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但同一封信又說，要爭取皇上恩准永久居留中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誰也見不着萬曆帝，「洋人上本皇帝，那就更不許可」；9月：開始編寫逐年大事記(即《札記》)，其中匯編各居留地匯報和他自己的筆記，於逝世前夕寫完最後一行(以後於1616年由法國萬達琪神父編輯出版)；12月：說北京已收四百多基督教徒(全國有兩千多)。
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發生李三才事件，利瑪竇在書信中有所反映；李之藻等根據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所傳西法奏請修歷。
5月3日：利瑪竇病起；10日：譫妄；11日上午七時去世(終年五十八歲)；15日至18日舉喪；11月1日：靈柩下穴於御賜二里溝(柵欄)墳塋地。
（資料來源：利瑪竇評傳 [專著] / (法)裴化行(Bernard,R.P.Henri)著 ; 管震湖譯. -- 北京 : 商務印書館, 1993.8. -- 2冊(655頁)
主要學術成果
《四書》（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1594），這是利瑪竇將中文《四書》大約於1593年在韶州以拉丁文譯出的，在1594年出版的。
《天主實義》(T'ien Chu shih i,Catechism)，共兩卷。上下卷首頁旁附有拉丁拼音，為耶穌會圖書館藏。該書收入《四庫全書》。1595年在南昌出版，1601年在北京再版，1604年在北京出版第三版，1605年在杭州出版刻本，李之藻將此書收入《天學初函》。1604年在日本用日文出版有《天主實義》，安南也出版有重刻本。
《交友論》(Chiao yu lun,De Amiciti?，1595年出版)，此書於1595年在南昌用中文出版，1599年在南京再版，1603年在北京出版第三版。此書亦編入《天學初函》。
《西國記法》(Hsi Kuo chi fa,用中文寫成，此書亦稱為《記法》)，1595年在南昌印行，一卷。
《坤輿萬國全圖》(Wan Kuo yü ｔ'ｕ)，1584年制於肇慶，1598年修改，在南京印行，此圖共印行了12版。1602年以利瑪竇的地圖原稿為基礎，由工部員外郎李之藻刊行的《坤輿萬國全圖》在北京出版。
《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1601年）。
《經天說》，利瑪竇口授，由李之藻筆述，1601年刊於北京。
《二十五箴言》，1604年刻於北京。
《幾何原本》(Chi ho yüan pên)， 1605年在北京印行(一說繫於1607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學初函》和《海山仙館叢書》。
《西字奇蹟》，以西法之音，通中國之音，使向來被人看作繁難的反切，變成簡易的東西，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1605年刻於北京。
《乾坤體義》，共2卷，1605年在北京印行。
《測量法義》，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述，1607年， 收入《天學初函》。
《渾蓋通憲圖說》，共2卷，利瑪竇口授，李之藻筆述，1607年刊於北京，收入《天學初函》以及《守山閣叢書》。
《畸人十篇》，此書共兩卷，即《天主十誡》(按，羅明堅神甫曾在利瑪竇的協助下，將「天主十誡」譯為中文的《祖傳天主十誡》和「天使祝詞」與「主禱文」的中文譯本，在1584年或更早一些時候於肇慶府印刷出版了。這裏利瑪竇的《天主十誡》中譯本也是以該書為藍本的)。1608年在北京印行，1609年在南京和南昌重刻，此書也收入了《天學初函》。這部書在後來流傳下來，直到20世紀初仍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土山灣印書館再次印製出版。
《西琴八曲》，附在《畸人十篇》後面。
《辯學遺牘》，1609年在北京刊印。
《理法器撮要》（1610）。
《同文算指》，這是利瑪竇與李之藻合作翻譯的另一部重要的數學著作，共11卷，1614年刻於北京，收入《天學初函》。
《圜容較義》，利瑪竇口授，李之藻筆述，1614年在北京印行，收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把它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
《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子部天算法類。1617年刊於北京。
《勾股義》，收入《天學初函》，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述，1617年刊於北京。
《天主教傳入中國史》（意大利文標題為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中文書名也譯作《利瑪竇中國札記》、《關於耶穌會進入中國》，也譯為《天主遠播中國記》)，其中拉丁文本（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種，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種，此外還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譯本各一種，1621年還出現了一個意大利文譯本。後來，汾屠立神甫把他發現的這部手稿連同利瑪竇的其他書稿一起刊行於世，是為兩卷本的《利瑪竇全集》（原書名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意思是利瑪竇神甫的歷史著作集）。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該書原稿，題名為《中國報導》（I commentarj della Cina），於1911年出版；下卷為利瑪竇的書信，於1913年出版。1942年，意大利漢學家、羅馬國會大學教授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神甫再把它收進他編輯的《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i）中。這部《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別刊行於1942年和1949年，第三卷則是全書的注釋和索引，這是迄今為止研究利瑪竇生平事跡的最重要文獻。1942年，加萊格爾（Louis J. Gallagher）重譯此書，題為《十六世紀的中國——利瑪竇札記，1583－1610》，是為第一個完整的英文譯本。1978年，貝西爾（Georage Bessere）新譯的一個法文本問世。
（資料來源：歐洲中國學 [專著] / 黃長著，孫越生，王祖望主編. -- 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 1211頁 ; 26cm + 光盤1片. -- 7-80190-676-4 精裝/有刪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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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1785&BigClassID=16&SmallClassID=93&SpecialID=77 2003-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