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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中國大陸經濟危機已出現明顯徵兆

中國的經濟規模在急劇擴張,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在日益增強,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經濟自身的問題也集腋成裘。這些問題集中體現在生態環境改善乏力,經濟增長成果還沒有惠及大多數國內民眾,權力對資本的影響以及資本對權力的綁架、先富階層與弱勢群體的馬太效應、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以及普通大眾生存負擔沉重、對外開放與自主發展等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關注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需要引起中國上層社會尤其是高層人士的高度警惕!

警惕一:信心爆棚的「趕超論」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一度曾狂熱地掀起趕超英美的浪潮,實踐證明這些不冷靜、不理智、不科學的行為,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空難。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發展的勢不可擋,世界經濟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令每個地球人刮目相看,加之《大國崛起》的熱播、《大明時代》的盛行,又一股超越日本、歐盟和美國的議論開始喧囂塵上。而新「趕超論」與舊「趕超論」有一大不同,就是舊「趕超論」是自說自劃,新「趕超論」還有着一些國際權威的高調唱和。

  「白宮的中國專家」、美國財長保爾森3月8日在訪問上海時表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導者之一。

  投資公司高盛最近發佈了第五年度的樂觀報告——「我們的BRICs概念市場」(BRICs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第一個字母的組合),認為BRICs這四大經濟體的總體規模在2035年將超過G8。高盛銀行的經濟學家還預測,中國將在2040年左右超過美國。

  美國《時代周刊》指出,中國的經濟和外交實力持續上升,海外投資和對全球天然資源的需求左右了世界經濟,外交上也積極進取,而美國的相對力量則在下滑,因此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2006年11月,聯合國系統駐華協調代表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馬和勵強調,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整個世界讚嘆不已。這表明,中國已經再一次成為了世界發展的領導者。

  中國社科院發表的國情報告稱:2020到204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則表示:「到2040年,中國將是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

  趕超美歐日,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這股新思潮已上升至一個很高的層面,這是相當危險的!試想,中國出口規模的不斷劇增,如到2020年達到世界一半,這難道不會引起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反彈嗎?

  英國衛報前財經記者Will Hutton就宣稱,中國經濟是一種獨裁式、高儲蓄、出口導向、低效率和不負責任的增長模式,已經接近爆發點。他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在沒有震盪的過程中實現經濟轉軌。中國的增長必須保持在一個高位,這樣才能支撐脆弱的銀行系統,每年創造出2400萬個就業崗位,以便吸納向城市轉移的農村人口。

  Hutton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適應中國挑戰的最好方式,是「不要關閉市場,為美國製造具有強大挑戰力的敵人。如果中國與西方更為相似,他就不可能成為我們真正的競爭對手。」

  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處於不平衡的狀態,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還沒有實現真正的崛起,我們需要對「趕超論」猛擊一掌,時時保持強烈的危機意識、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思維,永遠置自己於「不進則退」的境地。

  切記,驕兵必敗!

警惕二:資本對權力的綁架

  從視金錢為糞土,到視金錢為上帝,似乎就是在轉眼之間。

  這一轉變的第一反彈,就是商官勾結,權力尋租,造成了社會的腐敗現象的加劇。權力擁有的資源優勢往往會在瞬間形成巨大的資本,這已屬老生常談。

  隨着社會資本的增加,一些新暴富階層手中已經握有相當部分的社會資源,甚至成為一方的經濟諸侯,加之政績觀、形象工程等,權力對資本開始另眼看待,一個典型的現象是:權力綁架資本正在向資本綁架權力轉移。一些所謂的地區經濟諸侯利用手中的資本力量,對貪戀業績與享受的平庸官員實施新的綁架,並逐漸將資本力量向國家機器部門滲透,掌握、操縱或指揮國家機器為其不正當競爭提供便利與保護,甚至充當流氓與打手,或欺凌弱小利益團體,或強勢進行併購,或壟斷社會資源等,以便為自己集聚更多的社會資源,創造更多的財富與榮耀,從而引起了社會弱勢群體和弱勢利益的不滿,導致新形態下的腐敗與腐朽,引爆更為強烈的民眾「仇富」情緒。

  這樣的創富,只能給社會帶來不安與災難!

警惕三:壟斷造成嚴重的分配不公

  中央黨校第40期省部級進修班課題報告《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提出,當前國企一般員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並建議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根治收入過高問題。

  由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何家成任課題組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劉永富等成員完成的這份報告,從中央企業近三年來收入分配的結果入手分析,認為央企員工平均工資遞增速度最快,行業工資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經營者平均年薪與員工平均工資的倍數維持未變。報告引用了一組數據,「十五」期間,全國城鎮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年遞增14.4%,其中國有單位在崗職工的遞增15.1%。而2003—2005年,央企員工的年平均工資遞增16.8%,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資產比較集中的27個主要行業,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差距倍數,從2002年的3.5倍擴大到2004年的6.4倍,最高的是服務業,平均工資7.2萬元,最低的是紡織業,平均工資1.1萬元。

  課題組認為,當前國企收入分配比較突出的矛盾之一是一般員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總體來看,近三年來國企員工平均工資增長是較快的,但「平均數」掩蓋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這兩頭。

  其中,高收入群體核心問題在於壟斷行業。從行業收入統計分佈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壟斷行業,而排名在後的行業都是競爭較充分的行業。報告寫道:「我國壟斷行業的高收入,主要不是來自這個行業人力資本平均水平,也不是來自他們的努力,而是來自於壟斷。」

  而從低收入群體來講,突出問題是「兩低」。一個「低」是指國企非正式職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職工包括勞務工、農民工,但主要是指農民工。另一個「低」是指退休職工、下崗職工的收入低。報告指出,在國企,對農民工不是實行按勞分配、而是按身份分配的情況比較普遍,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十分嚴重。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同樣是一個電梯工,正式職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農民工低的只有600元。

警惕四:新時態下的新壟斷

  除國有資本下的行業壟斷外,正在出現一些新的壟斷形態,如國內零售業市場正在形成國際資本的壟斷;一些地區民營資本相互集聚,在某此原本屬競爭性的行業形成新的壟斷經營,如區域交通、教育等,出現新的服務差、票價高;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壟斷。這些資本力量的急劇上升,壓抑了整個社會的創富熱情,扭曲了社會環境,帶來新的民怨。

  當我們把全部的精力集中於舊式壟斷時,我們似乎完全忽視了對新式壟斷的關注。

警惕五:「社會良心」淪為新利益群的代言者或攫取者

  近年來,國內一些專家學者不斷遭到網民的炮轟,郎咸平一度受到大多人士的熱捧,說明了民眾對一些專家學者缺乏正義與良知的譴責。在「知識就是財富」的時代,學者愈發顯示出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更有人稱呼學者為「社會的良心」。社會上之所以出現對少數專家學者道德的質疑,緣於他們中有不少人擔任了各種公司的獨立董事、諮詢顧問,並且拿到了很高的報酬,還有人確也因為拿了錢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失語」或「亂語」,成為某一利益集團的代表。

  3月6日,曾被評為2006年度兩會十大言者的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再次將把矛頭對準了數位知名經濟學家和證監會發審委,指稱他們「出於個人利益,昧着良心為破爛公司上市,公平、正義何在?」 「以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人大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首屆委員厲以寧為首的厲以寧家族已擁有上億資產,直接和間接投資控股參股的企業達二十多家,《瞭望東方周刊》刊登了《「厲以寧家族暴富」風波》一文……厲以寧先生在其家族「暴富」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厲以寧先生卻始終拒絕做出解釋和澄清。

  還有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先生,身為全國政協委員和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的委員,×××教授的家屬炒股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他的女婿就曾供職於某證券公司北京分公司,×××不管股市風起雲落,其公開的預測總是利好,要全民炒股……請注意,×××教授曾擔任過清華紫光、中集集團(行情 資訊)、大唐電信(行情 資訊)三個上市公司顧問和獨立董事……

  還有一位與厲以寧先生齊名的著名經濟學家也曾任中國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首屆委員……厲以寧先生號稱「厲股份」,此先生號稱「×投資」。其與厲以寧、×××以及另一位法律界泰斗級的曾任中國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首屆委員的「某某」法學權威,相互「抬莊」,互請對方作為自己學生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學術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四位先生為了避嫌分別到對方學生任職的企業和機構擔任高級顧問,如果是上市公司則擔任獨立董事……他們可說是中國最先富起來的精英代表,但其魔術般致富與斂財速度超過了任何壟斷企業,因為他們是靠權力和不對稱信息致富。」

  民眾在網絡里批評他們當中確有人不講「窮人經濟學」,只幫富人代言的;確有不要理論,只講「圈錢發財」的;確有隻講效益,不顧社會公平的。因此,主流經濟學家帶頭「圈錢發財」,既擾亂了證券市場秩序,還敗壞了經濟學者這個群體的名聲,不僅違背了社會公平,還傷及社會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警惕六:合法偽裝下的洗錢行為

  2006年1月31日,美國司法部發表聲明,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一個聯邦大陪審團向許超凡夫婦、許國俊夫婦和許超凡的妻兄鄺寶華(在逃)提起訴訟,指控他們犯有簽證欺詐、洗錢、非法入境等15項罪名。

  許超凡、許國俊和余振東被指鯨吞4.85億美元。此前,余振東在內華達州法院以欺詐及非法獲得入境簽證等罪名,被判12年監禁。2004年4月16日,余振東被美國FBI移交給中國司法部門。

  洗錢是指將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通過各種手段隱瞞或掩飾起來,並使之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為和過程。據了解,我國警方近兩年共協助外國警方調查涉及洗錢犯罪線索70餘起,涉及17個國家和地區,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在2000億元人民幣左右,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而其中由腐敗而生的非法所得向海外的「轉移贓款」行為,不在少數。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項俊波表示,我國反洗錢工作也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目前反洗錢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複雜的。

警惕七:豪華辦學、教育腐敗與學術腐敗

  教育腐敗是遺害子孫後代的大事,而這種腐敗現象已經成為幼兒園孩子們都皆知的現象。這是非常可怕的。與此並行的,還有學術腐敗。

  洪可柱代表在他草擬的《關於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等為代表的名校應大力開展反教育(學術)腐敗促進高校改革與教育公平的建議》中,列舉了四大名校現狀的諸多弊端,並稱「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為教育(學術)腐敗的搖籃。」

  名校弊端一:投資巨大、浪費驚人、虧損嚴重、創新乏力。與只有巨大投入,沒有相應有價值的產出,在科學前沿領域原創性、基礎性的重大創新方面,以及為全人類貢獻普適的價值和思想方面,眾多名校作為如何?貢獻多少?

  名校弊端二:學術腐敗盛行,欺世盜名成風。中國每年成千億元以上的科學研究開發和高等教育經費,有成百億元以上被學術腐敗給吞噬掉了,四所名校所佔比例數額驚人。具體表現就是,上至院士、博導,下至研究生、大學生,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作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學術腐敗已有從學者的個體行為發展成為集體、集團行為的趨勢,並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趨勢。一批名校名學者公開地、明目張胆地欺騙政府、輿論和社會,典型的有某校「十大名師」之一的剽竊事件,漢芯知識產權造假、騙取國家巨額投資事件等。

  名校弊端三:名牌大學已淪為江湖,著名學者公開為強勢集團辨護。比如某著名學者鼓吹,「只有拉大貧富差距,才能推動社會進步。」名校對涉及社會公平基石的教育公平問題一直文過飾非,矢口否認不公平現象,極力為強勢地區和強勢群體辯護,「他們正淪為強勢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名校弊端四:上市圈錢、與民爭利、為外國培養高精尖人才。四所名校還有一大創造,就是利用優勢資源派生出多個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錢,從民漁利。這些公司的主要利潤一般多來自於股票市場和房地產開發,高科技產業不少是虧損、或者成為融資的「幌子」。為高企房價推波助瀾,其大學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斷喪失。這些名校培養的學生很多缺乏社會責任感,「只不過是國外名校的生源輸送基地」。

  洪可柱指出,中國的高等教育已成為群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每一個家庭為培養一個大學生投入了巨資,擠壓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導致國內內需長期低迷,國內GDP的增長只能靠加大投資、進出口貿易強力支撐,而維持長期發展最為重要的擴大內需卻因教育、住房、醫療三大改革難點的困擾,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大難題。

警惕八:傳統產業業基鬆動

  中國是一個傳統產業大國,傳統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佔據重要位置,更是安排就業,增加民眾收入的最佳途徑。只有把傳統產業搞好,社會才會安定,民眾才會富裕。但近年來,中國社會存在一種普遍忽視傳統產業發展的趨向,忽視了對傳統產業的扶持與創新,傳統品牌的保護與強化,以致眾多傳統產業、傳統企業、傳統品牌被國際資本併購。在全球製造業轉移的過程中,沒有品牌優勢,沒有創新優勢的中國傳統產業,存在着中長期發展的危機。

  國富民窮,國強民弱,不是和諧社會的目標所在。縱深發掘傳統產業新價值,大力扶持中國傳統產業強勢品牌,應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國強民富,構建和諧社會。

警惕九:貨幣與貿易方面的關係緊張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曾撰文指出:由於再平衡之故,中國可能會更傾向於人民幣升值,作為推動從過度出口增長轉向進口和消費的手法。升值多少無疑將取決於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及其穩定性。鼓勵消費的措施應同時有助於拉動進口需求——結果是降低中國的淨出口盈餘,從而為其主要亞洲貿易夥伴提供支持。人民幣升值加上外貿順差減少,應能有助於緩和目前國際社會逐漸形成的一股反華貿易情緒。

警惕十:經營者對消費者的傲慢

  在中國市場,國際品牌對中國消費者的傲慢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企業經營者也開始對消費者傲慢起來,這種傲慢幾乎在每個行業都有所見,在每種資本形式裏面都能看到。誠信經營的商業環境沒有有效建立起來,缺少對消費者深深的敬畏與感激!難怪有人講,中國成為強國,不缺資源,不缺市場,不缺資金,也不缺人才,不缺機遇,缺的就是誠信。近幾年來,不斷出現的假藥事件、礦難事件、化工爆炸、毒酒案件以及血汗工廠等,就是缺乏誠信經營的表現。缺乏誠信,重要的一點,就是經營者對人生的漠視,缺乏對自然的敬畏,缺乏對生命的敬畏,缺乏對消費者的敬畏,這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大敵!

  沒有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沒有理性和文化底蘊的民族;沒有敬畏之心的企業,是沒有持續成長保障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小則死人,如假藥;大則辱國,如甲午戰爭中的假炮彈。現實的中國,市場競爭的軟環境正在偏離以人為本、誠信經營、取財有道的基本商業邏輯,影響了國家的國際形象。因此,對國家而言,需要實施長遠的文明戰略——誠信戰略,培養一代誠實守信的國民;對企業而言,需要來一場新企業文化運動,樹立全員對消費者、對自然、對社會的敬畏之心,以重塑商業精神,建立新商業文化,以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和國際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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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危機已出現明顯徵兆


海外經濟界一直對中國片面發展經濟忽視,政治改革的做法存有很大的疑慮。專家數年前也對中國提出嚴重警告,警告中國經濟將會在2008年之後發生經濟崩潰的嚴重後果。

    議報報道,就在不久前,中國官方正式公佈了一些經濟數據,這個數據非常清楚地預示了中國經濟面臨着嚴重的危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表示:「中國最終消費佔 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儲蓄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性矛盾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成為當前金融調控需要應對的最突出挑戰。在中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達78%—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別來形容。

    近年來,中國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長,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但工資佔GDP的比例,則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 12%。現在,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不僅低於GDP和投資增速,甚至低於商品零售額的增速。」而最新公佈的統計數據再次證實了這一現實:今年前 10個月中國CPI同比僅上漲1.3%,而10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卻增長17.1%。前者遠低於年初確定的3%的調控目標,而後者卻遠高於年初確定的15%的調控目標。兩個本應同向運行的指標卻如此背離,歸根到底是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不足造成的。

     在中國,內需持續下跌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中國多年來一直是依靠外貿出口發展經濟,但外貿出口的狀況又如何?同樣是問題嚴重。首先,從1995年開始,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其二。根據目前的資料,今年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口同比增長8.3%,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33.7個百分點,僅僅在二月份比去年四季度就下跌27.3個百分點,進口甚至同比下降了5%。其三,進入年底,本來是新糧上市的時機,但在中國卻出現了全面的基礎食品和水電等行業的全面漲價,根據資料統計,北京,上海等地的基本食品上漲百分之十六,而全國平均上漲百分之十二。通貨膨脹再度掀起,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勢。

 

    鑑於目前的經濟狀況,國家發改委緊急召開會議,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說:「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在好轉,但煤電運增長依然很高。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投資正在形成新一輪產能過剩」。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表示:「中國產能正在由某一方面過剩向全面過剩演變」。而實際的情況如何呢?從2001年至今,每年中國居民的儲蓄增加額都顯着大於消費增加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產品被迫出口,2005 年中國向國外出口電扇54044萬台、 DVD播放機14594萬台,出口各類鞋69.136 億雙。僅類鞋計算,中國人為世界每個人都提供一雙鞋,這樣的外貿出口,不僅是將中國的大量資源廉價出口,同時反過來又導致了大量的貿易摩擦。中國經濟增長並沒有給中國百姓帶來任何實質上的利益改善,相反是越來越貧窮。工資收入的持續下跌及通貨膨脹讓中國百姓根本無法保持原來的生活水平。

 

    在農村,廣大的農民階層生活越來越差。農業部1999年的統計表明,中國鄉村兩級債務共計3259億元,但這個數字很快被其它組織和機構所質疑。為了避免得出的數據遭到質疑,最近農業部和財政部在不動聲色地開展工作。中國鄉村兩級債務債權調查以及清理化解工作,目前正在低調進行中。中國現有4.6萬多個鄉鎮財政,鄉鎮財政債務問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呈現越往西越嚴重的態勢。而且鄉村債務的覆蓋面廣,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保守三千二百億元的基數,使得債務負擔愈加沉重。

 

    財政部農業司稅改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2004年中國僅鄉鎮一級債務就以每年兩百億元的速度遞增。而不良債務比例近60%的數字,更是讓地方政府和領導對化解清理工作不願過問。此外,鄉村兩級大量的集資借款,其借貸利率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高達20%至30%,遠遠高於國家正常利率」。鑑於中國政府面對金融業龐大壞賬的處理模式,地方都有一種期待,如此龐大而且年久的債務根本無法還,最終還是會由政府轉移支付來全盤解決。甚至有些地方官員表示:「我們都歸中央政府管理,銀行出了問題,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幾萬億人民幣解決,我們地方政府的債務為什麼不能?銀行關係到社會穩定,地方鄉村就不關係到社會穩定嗎?」

 

    在地方的這種心態下,財政部和農業部只能欲言又止,只好悶頭先試點,內蒙古自治區一位地方官員公開說:「這麼多的債務除了中央沒有其它組織和人能解決」。農業部財務司一位官員認為,摸底數字出來後,也不會公開,如果一旦傳出通過國家財政解決這一債務的消息,勢必會帶來更多麻煩,「那鄉村報上來的債務數額豈不增長更快」。而根據中國內部人士透露出來的消息說:「中國地方債務至少是目前數據的十倍以上,因為地方官員政績問題和自身保護的關係,沒有多少地方官員會將地方鄉村債務全面公開,因為目前正在十七大召開之前的敏感時刻,揭開鄉村債務的真實面目只能使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無論鄉鎮縣,還是省市政府,能掩蓋就繼續掩蓋,財政部和農業部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許多地方簡單通過賬面將鄉村兩級合計債務減去合計債權得到賬面淨債務,並報入化解成績中,造成實際淨債務和賬面淨債務不符」。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2000年進行的《延長退休年齡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數字顯示,1998年中國有半數省市養老金支不抵收,當年養老保險基金總額開始出現虧損,虧損額高達71.3億元;1999年全國虧損省市增至25個,且大多省市動用了歷年積累。另據調查顯示,2000 年中國養老金「空賬」達到360多億元,到了2005年底,「空賬」已經達到八千億元。另一個更為嚴峻的現實是,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據2005年底全國百分之一人口抽樣顯示,中國65歲以上人口逾1億人,佔總人口數的7.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0.5%,2050年將上升到28%以上。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麼這個國家就已經屬於人口老齡化國家。德意志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估算,若中國不改變退休年齡,則2050年每百名勞動者就要供養79名退休者。

 

    即使是按照目前的社保金狀況,彌補八千億人民幣的社保空賬對中國政府而言也是個非常嚴峻的考驗。更為可怕的是,中國社保金已經成為了各類腐敗貪污的目標,而中國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嚴重滯後根本就無法約束其中的貪污腐敗。

 

    社保金問題嚴重,但金融界的問題也同樣嚴重,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房地產業在中央調控的指令下交易量已經全面下跌。9月末上海房貸違約客戶超過10000 人,本應是「放款高峰」的10月份,上海房貸餘額在今年第二輪負增長中減少3.77億元。曾經風光無限的房貸業務,在上海銀監局和央行上海總部近期的信貸統計報告中變得「很衰」。自2005年7月起,上海個人房貸增幅出現十連跌,累計下跌接近230億元。雖然今年5月樓市短暫回暖,房貸出現止跌回升,但隨着更猛烈的樓市調控措施「國六條」的出台,房貸復甦曇花一現,個人房貸   在今年9月重回負增長的老路,當月減少了0.36億元。根據央行上海總部最新統計,10月上海房貸跌勢更甚,當月下跌3.77億元。同時,上海房貸不良率也在猛增。2004年,滬上中資銀行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只有1‰左右。而根據上海銀監局的最新統計,到今年9月末,上海中資銀行個人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已經上升到了8.6‰,比年初上升2.8‰。截至到今年11月,上海中資銀行個人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又上升到了14.1‰。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首次承認:「中國的就業問題總量之大、矛盾之複雜是任何國家都未曾遇到過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萬人。2005年底,國企失業人數超過200多萬,今後三年還會有360多萬國企人員、400多萬集體企業人員進入失業大軍。2006年年有124萬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1億多農村勞動力閒置,到2008年城鎮失業人口可能突破五千萬人,農村突破二億人」。實際上海外人士對目前的中國失業狀況的估計就已經非常嚴重,按照海外專業人士的統計和估計,目前中國城鎮有15%的失業率、農村有30%的失業率 。

    如此危機的經濟局面,這使得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數次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得不對中共全黨發出嚴重警告:「海外人士提出的2008年中國經濟崩潰不是危言聳聽,我們面臨的局面是非常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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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國資源環境危機
———呼喚以新的生態工業文明取代舊工業文明

潘岳

  ■全人類正共同面臨着一場新的人口資源危機,如果沒有新的全球資源配置體系的革新,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矛盾將會迅速激化,人類有可能越不過這次文明轉型的門檻

  ■舊工業文明的最後一次掙扎,意味着各國可能圍繞即將枯竭的自然資源展開最後一次哄搶,意味着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關係在短期內可能發生一次更大的碰撞

  ■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人口的繼續膨脹,開始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製約。

  人類的文明轉型都伴隨戰爭與流血

  人類歷史上經歷過許多次文明轉型。所謂文明轉型,即由於生產技術和社會組織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而使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及相關的文化價值體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文明轉型,都伴隨着戰爭與流血,都伴隨着思想混亂和社會動盪,都伴隨着國家民族關係的巨大調整。2000多年前,中國經過春秋戰國500多年的混亂,完成了第一次文明轉型,「鐵製農具+小農經濟+君主官僚體制+儒道法意識形態」的中國傳統文明終於成型。自秦統一中國以來,人口由1000萬增加到20世紀初的4億。傳統農耕文明對自然的破壞是漸進的,但破壞的總趨勢從未中止。幾百年前,歐洲農耕文明的發展面臨着人口與資源的激烈矛盾。後來,一場黑死病席捲西方,1/4以上的歐洲人口因此消失。這次黑死病後,西方文明出現新的轉型,開始了文藝復興,發明了蒸汽機,並因此牽動了工業革命,展開了一場人類對自然更大的征服運動。

  工業文明開採挖掘出地底深處的幾百種礦產資源,將其轉化為人類可支配使用的財富,支撐了人口新一輪的膨脹。又經過幾百年的內外戰爭,逐步建立起了以自由企業為中心的自由民主政體。整個20世紀,人類消耗了1420億噸石油、2650億噸煤、380億噸鐵、7.6億噸鋁、4.8億噸銅。佔世界人口15%的工業發達國家,消費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氣、50%以上的重要礦產資源,全球各國各民族間出現嚴重的不平衡。

  為獲取資源與市場,工業文明的先導國家以槍炮打開了地球上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大門,迫使一切後進民族走向工業化之路。近代中國為實現民族的平等和國家的發展,進入了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期,百年動盪,內憂外患,血流成河。直到中國共產黨執政,中華民族才開始了一場艱難的工業化運動。

  中國的現代化伴隨着深重的資源環境矛盾

  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突飛猛進。從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100%,天然氣增長92%,鋼增長143%,銅增長189%,鋁增長380%,鋅增長311%,十種有色金屬增長276%。這樣的消耗速度,迅速耗盡了國內的資源。中國人口佔世界21%,但石油儲量僅佔世界1.8%,天然氣佔0.7%,鐵礦石不足9%,銅礦不足5%,鋁土礦不足2%。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國內資源來支撐今後的發展。從消費總量看,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將達到57%,銅將達到70%,鋁將達80%。

  我國的國內資源再也難以支撐傳統工業文明的持續增長,我國的環境更難以支撐當前這種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產方式的持續擴張。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267.4萬多平方公里,佔國土總面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里;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我國七大江河水系,劣五類水質佔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我國尚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927萬噸,煙塵排放量為1013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941萬噸,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嚴重損害。

  全人類正共同面臨着一場新的人口資源危機,全人類正共同面臨着一場新的文明轉型,如果沒有新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沒有新的全球資源配置體系的革新,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矛盾將會迅速激化,人類有可能越不過這次文明轉型的門檻。對中國而言,如果我們繼續沿着當前這種發展模式走下去,將難以解決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將難以解決區域分化和階層分化的矛盾,將難以解決全球環境惡化的矛盾。我們也許是幸運的一代人,能看到未來新文明的曙光,它將徹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們也許是最不幸運的一代人,因為我們可能將經歷一場人與自然徹底衝撞後的劫難。

  呼喚新文明,避免重蹈歷史災難

  因此,我們呼喚一種取代傳統工業文明的新的生態工業文明。它將在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實現人與人更大的和諧。人類幾千年文明史,都是以破壞自然來換取人類人口的增長和文明的進步,只是節奏快慢與規模大小不同而已。尤其是300多年來的工業文明發展史,對自然的破壞最為徹底也最為無情。迄今為止,人類的科技智慧和社會文明似乎不像是自然系統的一部分,總是與自然相對抗,由此下去,這種「放縱的自由」絕對是難以維持的。難道我們就找不到一條希望之路,

  使人類能正實現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諧目標?雖然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顯示出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覺醒,雖然1992年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技術革命跟上,保護環境,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只能是美好的願望,它阻攔不住人口的持續增長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持續消耗,阻攔不住人類對環境的更大污染和破壞。幸運的是,綠色技術革命已經產生了;遺憾的是,世界上許多政治家們並沒有充分理解其中深遠的意義。

  2002年7月,美國德克薩斯州舉辦了一場太陽能汽車賽,10輛太陽能驅動的汽車無聲開動,平均時速達到56公里。不要小看了這56公里的時速,這是一場正的綠色技術革命。100年前,歷史上第一次汽車大賽也是在美國,當時最高時速也就是8公里,以至於一位觀眾站起來憤怒高喊:換馬來比賽!

  幾年前,德國的弗萊堡已建成世界上第一個太陽城。城中的辦公樓和住房就是太陽能發電站,房屋建築材料使用的是太陽能電池材料。每幢太陽能房屋發出的電力供應,超過房屋自身用電的5倍以上,多餘的電輸送到一個中心配電站,用於一些更耗能的業務。

  美國能源部和史丹福大學最近完成一份報告,認為僅依賴現有的技術條件和幾個州的風力,就可以滿足全美的能源需要。歐洲能源委員會最近也完成了一份報告說,北美大平原、中國西北、東西伯利亞、阿根庭北部地區的風力,加上各大洋沿海主要城市的風力,可以完全滿足全球能源需要。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世界各國政府的通力合作。

  除了能源結構的轉變外,世界循環經濟也日新月異。工業文明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是不可回收的,但其它的鋼、銅、鋁等幾百種材料則是可以回收的,提高原材料的循環利用水平,是資源效率與使用效率雙提高的必然選擇。1981年,丹麥政府制訂法令,規定啤酒和軟飲料只有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包裝」才可上市出售。這意味着塑料和金屬材料容器被禁止使用,也意味着要企業必須建立起一個飲料包裝回收和重複使用的系統。丹麥聯合釀酒公司迅速回應了此項法令,其99%的瓶子得到回收,有些瓶子重複使用達30多次。2002年,寶馬德國公司國內汽車回收處理再利用的部件已達到90%。2000年,世界一些國家的廢鋼回收率,德國為80%,荷蘭為78%,奧地利75%,美國67%,而中國僅達20%。

  世界循環經濟的革命性發展,預示着世界能源已由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轉向可再生的豐裕資源,預示着新文明的出現和人類文明的再次轉型,預示着人類可以從根本上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雙重和諧。但同時,它也意味着舊工業文明的最後一次掙扎,意味着各國可能圍繞即將枯竭的自然資源展開最後一次哄搶,意味着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關係在短期內可能發生一次更大的碰撞。200多年前,當瓦特蒸汽機和珍妮紡紗機剛開始出現在英國時,沒有人會想到一個全面的工業文明時代的來臨,更沒有人會想到以後的兩次世界大戰。

  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人口的繼續膨脹,開始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製約。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總量來支撐高消耗的生產方式,我們沒有足夠的環境容量來承載高污染的生產方式。我們必須強化全民的資源環境危機意識,必須發展循環經濟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必須發展清潔生產以降低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須發展綠色消費以減少消費過程對生態的破壞,必須發展新能源以實現生產方式的徹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國人民才能告別歷史上曾出現過的種種災難,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社會,培育出一個全新的人與自然、人與人雙重和諧的生態文明。▲(作者是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

  《環球時報》 2004年02月06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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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稱中國發展面臨六大嚴重挑戰

2007.04.04

 

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表示,中國的發展面臨着包括人口壓力、自然資源超常使用、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六大嚴重問題的挑戰。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希望就此所作的採訪報道。

 

圖片:成都工人在焚燒垃圾(法新社)

 

中國官方中新網星期二報道,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日前在河北唐山舉辦的「中國青年企業界競爭力培訓計劃」第三期培訓班上表示,未來中國發展將面臨來自六個方面的嚴重挑戰:一、人口的巨大壓力;二、自然資源的超常利用;三、促進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的逆轉;四、現代化進程的急速推進;五、城市化戰略的優先;六、區域不平衡的加劇。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夏明教授表示,他同意中國科學家對於中國發展將面臨上述挑戰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而且這六點歸結為一點就是人與自然的平衡。從全球面臨的挑戰來看,中國面臨的挑戰跟全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的。面對着資源稀缺,氣候變遷和人類生態環境惡化的共同挑戰,但中國的挑戰對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如果對全球的生態迫害進行一點點,在全球那就不是一點點的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中國人口多,而且分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海岸,所以中國在生態環境方面是非常脆弱的。我們從上次的薩斯非典來看,中國面對這樣的生態和傳染病的危機的話,那對它就是災難性的。

中國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科學家牛文元說,只有積極應對六大嚴重挑戰,跨越三大「零增長」台階,中國才能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這三大零增長台階是:人口自然增長速率達到零增長、資源和能源使用速率達到零增長、生態環境退化速率達到零增長。牛文元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人與自然、人與人和睦相處的和諧社會。

中國如果對全球的生態迫害進行一點點,在全球那就不是一點點的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

紐約市立大學夏明教授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夏明教授建議,中國在改善環境保護,提高能源利用律等方面應該與世界上的其它國家合作: 「中國能源難的使用在效率上與西方國家有些不同,再在一個是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的使用效率都有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應該千方百計跟國際合作,尋找新的能源來減少污染,用更清潔,更有效率的能源 ,生態技術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中國和美國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森林砍光,把世界上所有的石油用光。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中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經濟在不斷上升, 形成一種力量來檢討目前的能源使用方式,進入到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這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報道說,有350多名來自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的企業界精英在中國唐山參加了4月2號開始的「中國青年企業界競爭力培訓計劃」第三期培訓班。中國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組長牛文元在培訓班作了「走科學發展之路」的專題講座,並談到中國發展面臨的上述六大挑戰。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希望的採訪報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鄭浩中

來源: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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