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通過中文媒體,輸出北京話語,造成華社在中美關係、台灣和中國人權等看法上,與美國主流出現分歧。圖為紐約唐人街資料照。(Shutterstock)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本周三即將到訪美國之際,「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發佈最新調查報告,揭示中共通過中文媒體,輸出北京話語,造成華社在中美關係、台灣和中國人權等看法上,與美國主流出現分歧。
9月21日,RSF發佈的調查報告揭示,北京利用海外華人的文化和身份認同,通過媒體、社交平台以及社區網絡,傳播中共希望海外華人看到的信息。
報告分析了2026年5月加州阿卡迪亞市(Arcadia)前市長王愛玲(Eileen Wang)的案例;報告稱,此案是北京更廣泛的影響力策略的典型案例,該策略旨在利用受信任的社區媒體、社交媒體和地方政治網絡,來塑造美國華人社區的輿論傾向。
通過代理人輸出影響力
美國加州亞凱迪亞市前市長王愛琳今年5月承認,在美國境內未申報她充當中共政府的代理人,並按照中共官員的要求,通過面向南加州華人社區的網站發佈親北京內容。
根據美國司法部公佈的法庭文件,王愛琳在2020年至2022年期間,與同夥孫耀寧(Yaoning 「Mike」 Sun)運營一家名為「US News Center」的網站。該網站自稱服務加州華語社區,內容包括地方政治、商業、健康和社區新聞。

司法部表示,王愛琳和孫耀寧曾按照中共政府官員的指示,在網站發佈親中共政府的內容。
例如,2021年6月,一名中共官員通過微信向王愛琳及其它中文網站運營者發送預先撰寫的文章,其中包括一篇為中共政府辯護、否認新疆存在「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的文章。
司法部稱,王愛琳在收到文章後幾分鐘內,便將其發佈到自己的網站,並把網頁連結發回給中共官員。隨後,該官員回復表示感謝。
在另一個案例中,王愛琳按照中共官員的要求修改文章,並向對方提供文章瀏覽量截圖。法庭文件顯示,該文章當時已經獲得超過1.5萬次瀏覽。
2021年11月,王愛琳還曾聯繫一名被美國司法部認定為中共情報系統高級成員的人士,該人表示希望王轉發一篇文章,並稱這是「中共外交部想要發表」的內容。
美國司法部表示,王愛琳承認自己沒有按照法律美國向司法部申報其作為外國政府代理人的身份,也沒有在網站上披露文章是在中共政府官員要求下發佈的。
微信成為重要傳播渠道
RSF特別關注微信在海外華人社區中的作用。
王愛琳案中,中共官員正是通過微信向她和其它中文媒體運營者傳遞文章和發佈指令。
微信對於海外華語使用者而言,不僅是聊天工具,也承擔新聞傳播、社交、支付和社區交流等功能。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此前曾將微信形容為海外華人的「陷阱」,並警告用戶可能低估平台涉及的審查、監控以及信息傳播控制。
RSF援引研究指出,與台灣、香港、東突厥斯坦、法輪功以及批評中共領導人等有關話題,在微信上,都被發現存在算法審查現象。
RSF:不只是一個網站的問題
RSF認為,亞凱迪亞市案件並非孤立事件。
RSF中國部高級研究員、人權與民主問題專家王亞秋(Yaqiu Wang)稱,一些美國華人媒體的社論立場驚人地相似,這表明背後可能存在廣泛的影響脈絡。
王亞秋表示,近年來北京的關注點逐漸延伸至美國地方政治,包括試圖影響海外華人社區的投票行為,例如鼓勵選民支持某些候選人,或者遠離支持香港、台灣議題的候選人。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2年發佈的報告《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指出,美國是中共媒體宣傳的重災區,例如中共設立了數千個針對美國選民的虛假社媒賬戶;並在《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報紙,以「中國觀察」增刊的形式,買斷版面,刊登中共官媒的內容。
學者們越來越多地將這些活動描述為中共統戰體系的延伸,即通過表面上獨立的中間機構,在中國境外擴大影響力的策略。
「你不需要成為黨員才能加入他們。」旅美華裔記者、大聲傳媒(Dasheng Media)創辦人吳薇(Vivian Wu)向RSF描述了中共如何利用餐館老闆、中國企業和文化機構組成的網絡,通過文化和社區關係來擴大其影響力。
北京在利用情感因素吸引海外華人的同時,也通過經濟手段向他們閱讀的媒體施加影響力。包括《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的作者何清漣和吳薇在內的研究人員和記者,都記錄了海外華人媒體(例如美國版《星島日報》和《中國新聞報》)以及《世界日報》(程度稍輕)的這些動態。
在這些媒體中,內容共享協議、來自中國大陸的廣告收入以及進入中國市場的管道,都使得其編輯方針傾向中共敘事。
這些媒體沒有回應RSF的置評請求。
王亞秋認為,中共針對美國華裔社群的影響力宣傳活動基於兩種互補的敘事:一方面強化中國認同;另一方面削弱華裔僑民對所在國的信任。
「他們總是試圖讓你明白,你的血統是中國人,而你居住的國家實際上並不喜歡你。」她解釋道。
雖然一些關於中共的正面敘事無疑是人為製造的,但王亞秋指出,自新冠(COVID)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也利用了華裔群體中存在的種種不滿,包括政治極端化和針對亞裔移民的種族歧視。
通過媒體影響華社輿論
在《中國製造》期刊2025年的分析文章中,吳薇指出,許多中文媒體現在面臨艱難的選擇:既要保持編輯獨立性,也要確保商業生存。
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1990年代末,美國共有40家華人報紙和期刊;到了2026年(根據2026年亞裔美國人廣告媒體名錄),全美僅存15家中文報紙和廣播公司,其中包括《中國報》、《星島日報》、《達拉斯中文日報》和《夏威夷中文新聞》等報刊,以及NTD新唐人電視台、新視和ETTV America等廣播公司。
吳薇將中共對海外地方與社區媒體的大規模資金輸入,形容為「第二波影響力浪潮」。
她表示,這種滲透不限於中文媒體,亦擴及《星島日報》美國版等面臨生存危機的美國在地媒體。她指出,「中國(中共)花費了300億元人民幣建立起這個網絡,來收買地方媒體。」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媒體已成為中共官方敘事的傳聲筒;而另一些媒體,為了避免經濟報復、廣告收入損失或來自親北京社區組織的壓力,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進行自我審查。
吳薇將獨立的海外華人媒體,比喻為在「以有限的資源對抗一個龐然大物」。
在海外華人仍高度依賴中文媒體和微信接收資訊的情形下,如何區分正常的中國文化認同、個人政治立揚,以及外國政府有組織的輿論影響之間的界線,成為了一個關鍵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