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勞工節之後，美國中期選舉就進入最後兩個月。我們也從今天開始做一個「2026中選系列」，和大家一起看這場選舉。既看各州選情和兩黨的攻防，也聊競選中的重要議題，以及這些議題背後美國政治正在發生的變化。
兩個月不長，值得談的事情不少。今天先從一個問題開始。到了11月，究竟是經濟定義這場選舉，還是文化？
1992年，克林頓競選團隊的詹姆斯·卡維爾在競選總部貼出一句後來成為美國政治經典的話，「It’s the economy, stupid.」中文大意就是，「關鍵是經濟，笨蛋。」
三十四年過去，這句話仍然影響着人們理解美國選舉的方式。經濟繁榮，執政黨受益；物價上漲、生活困難，選民就會懲罰執政黨。
按照這個邏輯，共和黨的2026年中期選舉前景並不樂觀。川普目前的支持率徘徊在40%左右，共和黨在國會選舉的全國民調中也處於劣勢。民主黨抓住的則是今年最容易引起共鳴的問題，也就是生活成本。
拜登時期高通脹留下的價格水平，並沒有隨着政府更替而消失。川普重新執政後，許多人期待物價很快下來，現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再加上伊朗戰爭和能源市場的波動，中低收入家庭承受的壓力並不輕。如果11月最終成為一場關於生活成本的公投，共和黨的處境會相當困難。
但用1992年的政治邏輯解釋2026年的美國，已經不夠了。過去十幾年，美國選民的重新組合越來越沿着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展開。移民、犯罪、學校教育、性別、DEI、宗教、家庭、愛國主義，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的歷史，這些曾經被歸入「文化戰爭」的議題，如今已經進入政治中心。對相當一部分選民而言，它們的重要性並不低於經濟。
民主黨今天面對的困境，也來自這種變化。
過去二十年，民主黨經歷了兩場同時發生的左轉，一場在經濟領域，一場在文化領域。克林頓時代的民主黨雖然屬於中左翼，卻基本接受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財政紀律，對福利擴張也相當謹慎。克林頓推動福利改革，還曾宣佈「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那一代民主黨人的目標，是在市場經濟框架內維持一個能夠同時吸引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的聯盟。
今天的民主黨已經明顯離開了這條路線。全民醫保、學生貸款減免、提高最低工資、增加對高收入者和企業的稅負，以及更積極的政府干預，許多二三十年前主要屬於黨內左翼的主張，如今已經進入主流。「民主社會主義」也不再只是一個邊緣標籤，而成為黨內具有實際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過去二十年還有一個反覆出現的現象。每當民主黨失去權力、遭遇重大選舉挫敗，或者發現傳統工薪階層正在流失時，黨內都會出現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應，在經濟政策上進一步向左，希望藉此把不斷流失的工薪階層，特別是傳統藍領選民重新拉回來。
邏輯並不複雜。既然工薪階層正在離開民主黨，那就給他們一個經濟上更有吸引力的民主黨。
問題是，這套辦法並沒有解決民主黨的困境。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繼續向共和黨移動，民主黨在西班牙裔工薪階層中的傳統優勢明顯縮小，黑人男性中也出現了類似趨勢。與此同時，大學畢業的專業階層和高收入自由派，越來越成為民主黨的重要政治基礎。
於是出現了一個悖論。民主黨一次次試圖用經濟左轉挽回工薪階層，結果卻是經濟政策越來越左，黨的選民結構越來越大學化、專業階層化。
法里德·扎卡利亞最近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他引用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指出，在民主黨及傾向民主黨的選民中，對「民主社會主義者」持正面看法的，大學畢業生為41%，沒有大學學歷者只有26%；高收入者中有40%持正面看法，而低收入者只有24%。
按照傳統左翼政治的邏輯，這幾乎是一個倒置的結果。社會主義、財富再分配和擴大福利，原本應該首先吸引經濟處境較弱的群體。今天對這些主張最熱情的一部分人，卻是大學畢業、收入較高的自由派。而在經濟上原本最可能被這些政策吸引的工薪階層，對「民主社會主義」反而更加警惕。
美國政治中的「階級」也在發生變化。收入仍然重要，但教育、職業和文化也在重新劃分政治陣營。大學教育不只意味着一張文憑，它往往也意味着一個人從事什麼職業、生活在哪裏，以及如何理解種族、性別、宗教、家庭和國家。
一個紐約的律師和一個俄亥俄的電工，政治上的距離未必取決於誰賺得更多。他們更可能生活在兩個越來越不同的文化世界裏。
這也解釋了民主黨過去十多年的另一個問題。它試圖通過經濟左轉爭取工薪階層，卻把經濟左翼的政策與文化左翼的價值觀打包在一起。經濟上的再分配，與DEI、身份政治、移民、性別以及教育和文化機構中的進步主義議程，逐漸變成了一整套政治選擇。
但很多工薪階層選民並不這樣選擇。一個普通勞動者可以希望政府降低醫療成本、改善自己的經濟處境，同時要求控制邊境、懲罰犯罪，認為大學招生應該看成績和能力，學校不應該成為意識形態實驗場，女子體育也應該保留男女之間的生理界線。
這些立場並不矛盾。一個人完全可以在經濟上偏左，在文化上偏右。民主黨的麻煩，是把兩者捆在了一起，而越來越多的工薪階層選民並不願意接受整個套餐。
法里德引用的Pew數據之所以重要，也正在這裏。民主黨經濟左轉所產生的政治熱情，越來越集中在受過大學教育、收入較高的自由派，而不是它原本希望重新爭取的工薪階層。
民主黨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AOC最近談到所謂的「覺醒文化2.0」時，引用了一句很刺耳的話，「Woke one was crazy」，也就是「第一輪覺醒文化太瘋狂了」。嚴格來說，這並不是她本人對上一輪覺醒文化作出的完整判決，但民主黨左翼開始與第一輪覺醒文化的一些做法拉開距離，已經透露出這種調整。那些在大學、媒體和進步主義組織內部頗有市場的議題，到了全國選舉中未必同樣受歡迎。
因此，民主黨今年的策略很清楚，少談文化，多談生活成本。「Affordability」，可負擔性，已經成為2026年民主黨最重要的政治語言之一。如果這個議題能夠一直主導到11月，共和黨會非常被動。
共和黨的辦法則恰恰相反，把選舉重新拉回文化。
2026年與2024年最大的不同，是川普本人不在選票上。共和黨的考驗，是能否讓2016年和2024年支持川普的非大學學歷選民、傳統藍領和男性選民，在沒有川普名字的情況下仍然出來投票。
這也是川普始終沒有放下文化牌的原因。美國建國250周年、國旗、軍隊、賽車、摔跤、宗教、傳統家庭、美國歷史和愛國主義，看起來互不相干，卻共享着一種文化語言。它們討論的是美國是什麼，美國人是誰，這個國家應該珍惜什麼。
賽車就是一個例子。汽車、機械、速度、競爭和冒險，與藍領工人、技工和大量非大學學歷男性之間有很強的文化聯繫。川普進入這些場合，不只是為了媒體曝光，也是在強化一種政治歸屬。
史密森尼博物館的爭議尤其典型。過去這些年，美國不少文化和教育機構越來越習慣從殖民、奴隸制、種族、性別和壓迫的角度解釋美國歷史。問題不在於這些歷史能不能講，而在於當它們逐漸成為理解美國的主線，歷史教育就可能從反思一個國家的過去，走向對這個國家本身的否定。共和黨多年來反對的，正是這種歷史敘事。
川普要做的正好相反。特別是在美國建國250周年之際，他希望把建國理想、英雄人物、科技創新、經濟奇蹟和美國創造的繁榮重新放回歷史敘事的中心。美國的歷史當然有過不公和創傷，但這並不是美國歷史的全部，更不應該成為定義美國的唯一方式。
所以史密森尼之爭，表面上爭的是博物館怎麼佈展，背後爭的是下一代美國人怎樣認識自己的國家，是首先看到美國的原罪和羞恥，還是理解這個國家為什麼值得珍惜和自豪。
WNBA的爭議則把文化衝突帶到了體育領域。圍繞跨性別運動員、女性定義和女子體育公平性的爭論，看起來只是體育問題，背後卻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男女之間的生理界線，在公共制度中還要不要保留？
一個關係到美國人怎樣看待自己的國家，一個關係到社會還要不要堅持一些最基本的傳統邊界。議題不同，卻都說明了為什麼文化問題到了2026年仍然具有如此強的政治力量。
共和黨需要的並不是讓其中某一個議題決定選舉，而是讓選民開始從價值觀和國家方向來理解這場選舉。一旦做到這一點，生活成本就不再是唯一的判斷標準。
這就是2026年兩黨的基本戰略。民主黨希望把中期選舉變成一場關於生活成本的公投，共和黨則希望把它變成一場關於美國方向的選擇。
9月7日勞工節之後，中期選舉進入最後兩個月。共和黨在目前的民調中處於不利位置，但兩個月足以改變一場選舉的議題。
川普過去十年一個很突出的政治能力，就是改變一場選舉的議題。2016年如此，2024年也是如此。2026年共和黨要做的，仍然是把選舉從「生活貴不貴」，轉向邊境、教育、性別、歷史以及美國未來的方向。
卡維爾1992年的名言並沒有過時。經濟仍然可能決定2026年的中期選舉。但三十四年後的美國，經濟已經不足以單獨解釋選民的政治選擇。教育、文化和價值觀，同樣在決定一個人站在哪一邊。
2026年的懸念，就在於哪一方能夠定義這場選舉。
民主黨希望2026年仍然驗證卡維爾的那句老話。共和黨希望改寫它。
It’s not the economy, stupid. It’s the culture, stupid.
不是經濟。是文化，笨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