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在美國西海岸將男性迷暈並綁架至駛往中國的船隻上服役的「賣豬仔」（Shanghaiing）行為被定為聯邦重罪。然而，每年夏天，我任教的大學都會從這段歷史中汲取「反向靈感」——每當院長飛往中國「搜羅」學生時便是如此。儘管他不太可能去宜昌或邢台的青少年聚集地，往高中畢業生的珍珠奶茶里下鴉片酊，但鑑於英國大學對中國新生的需求如此之大，即便他們採用「抓壯丁」的手段，也既不會出人意料，也完全符合其行事作風。
在英國，每20名學生中就有超過1名是中國學生。他們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數十億英鎊；若沒有他們，好幾所大學早已破產，大多數也會舉步維艱。真正的「搖錢樹」是碩士生，部分一年制課程的學費高達3萬英鎊以上。大學管理者私下裏巴不得所有學生都是中國人，且都在讀碩士。中國學生繳費準時，極少抱怨，而且似乎普遍配合大學管理層所推崇的「我們假裝在教，他們假裝在學」的模式。
中國學生和其他國家的學生沒什麼兩樣。大多數人都活潑開朗，幽默感也出乎意料地好；他們了解自己的社會，有時對東道國的觀察也異常敏銳。但語言和文化的鴻溝依然巨大，許多學生嚴重高估了自己的英語聽說能力，而且他們缺乏學好英語的動力。
在課堂之外，他們其實沒必要說太多英語。我所在的城市裏有中餐館、超市、理髮店和學生公寓，一應俱全，翻譯軟件更是填補了所有溝通空白。這並非學生的錯，但結果就是：我常常得試圖教導那些連80%的授課內容都聽不懂的人。
我教的是電影製作，這大概算是一種幸運。在無聊致死之前，向世界多輸送幾個蹩腳的電影人，大概也不會造成什麼生死攸關的後果。但有時我也會想，要是換成醫學或核工程這類專業該怎麼辦。
在電影製作課上，研討會的開場環節通常是我先摸清哪個學生的英語最好。然後我把核心信息傳達給他，再由他轉述給其他人——至少我是這麼希望的。至於他到底說了什麼，誰也說不準：「只要對着那個蠢蠢的英國人點頭微笑就行，今晚我們去拍空軍基地。」
他們的劇本幾乎全是用中文寫成，再用翻譯軟件翻成英文。但比起學生們被迫進行的、令人痛苦不堪的口頭提案，這些劇本反而能更好地傳達他們的構思。他們的電影很多關於人際關係，但主要是代際關係。英國學生拍電影，總喜歡安排虛構的父母在車禍中喪生，然後藉機剖析自我；而在中國學生的電影裏，父母和祖父母不僅無處不在，還總是充滿控制欲。他們的電影裏永遠少不了吃飯的戲份。性愛場面很少，偶爾涉及也多半是出櫃題材，有時甚至古怪得令人費解。我曾不得不向一個幾乎不會英語的學生解釋，為什麼他不能拍一場「一個扮成羊的男人虐待兒童」的戲。幸好，比劃戴手銬的動作能瞬間跨越文化鴻溝。
啞劇、手語和谷歌翻譯是上課的必需品——如果這些都行不通，就只能靠吳宇森導演的帶英文字幕的粵語/普通話DVD了。教學確實在進行，但只針對少數人，偶爾也能誕生優秀的劇本。當然也有別的「補償」。溝通不暢和拼寫錯誤常常令人捧腹：「警報響起，瑪麗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她大口喘氣。她伸手去摸旁邊的cock。」
考核機制的設計初衷，無非是討好、粉飾和招攬生源。有報告稱中國留學生把英國課程戲稱為「寬進寬出」（easy in, easy out），這並不令人意外。在這裏，想掛科非常困難。分數膨脹泛濫成災，抄襲和使用AI的現象大多被視而不見。諷刺的是，由於AI作弊更高效，抄襲反而沒那麼成問題了。這依然很容易被識破——畢竟單語種學生不可能突然寫出完美的英文。但要指控他們，就得啟動學術不端調查，不僅耗時費力，還未必能成功。萬一惹來律師怎麼辦？——如果你真這麼較真，幹嘛不直接在期末總分里扣掉10%了事呢？
大學當局對這一切心知肚明，卻深陷財務泥潭無法自拔。在戴維·洛奇（David Lodge）的小說《好工作》Nice Work）中，商人維克·威爾科克斯曾警告大學：你不能把資本主義當兒戲。但大學充耳不聞，如今已被市場邏輯徹底綁架。如果他們嚴格執行客觀評分、實行筆試、並開除使用AI的學生，學生就會轉投那些不這麼做的大學。我們真正在兜售的，是國家信譽的殘羹冷炙。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就像個腐敗的大英帝國官僚，靠受賄來分發殖民地的閒職：「本證書印有國王陛下的頭像。您是刷卡還是開支票？」
改變的希望微乎其微。中國學生或許難教，或許正在逐漸認清英國學歷的真實價值，但他們無可替代。我們未來的人口結構令人不寒而慄，大學的倒閉將拖垮整座城鎮。因此，明目張胆的作弊也將繼續被無視。我們的大學對中國學生已經上癮了——就像大多數癮君子一樣，他們連想像沒有這種「快感」的生活都做不到。
歷時近200年，蒼天有眼，鴉片戰爭終於迴旋鏢般打到了我們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