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日前出台離岸信託個人所得稅新規，對中國稅務居民設立、持有、分配及終止離岸信託的稅務處理作出系統規定。消息傳到香港、新加坡，據報道不少中國富豪急找律師、籌措現金，甚至考慮出售股票繳稅。一時間，又出現「中國政府缺錢，開始向富豪海外資產下手」的解釋。
但如果只看徵稅本身，這個批評未必站得住。
美國對本國公民和稅務居民的海外資產管理，比中國嚴格得多。美國人把資產放進開曼、英屬維爾京群島或者新加坡信託，並不意味着資產從美國稅務體系中消失。外國信託有複雜的申報制度，某些情況下把升值資產轉入外國信託就可能觸發稅務後果，不申報還可能面對相當嚴厲的處罰。
所以，一個國家規定自己的稅務居民不能通過離岸信託逃避原本應該承擔的稅務義務，本身並不荒唐。中國如果建立一套類似美國的制度，即使稅率需要另行討論，也不能僅僅因為政府開始向海外資產徵稅，就認定這是「搶富人的錢」。
真正值得擔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中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制度問題，並不是所有法律都荒唐，而是法律與執法之間有時存在巨大距離。
很多中國法律單獨拿出來看，並不比美國、歐洲離譜。稅務要申報，外匯流動要符合規定，企業要遵守勞動、消防、數據、環保、證券監管，這些現代國家都有。問題在於，一些規則覆蓋過寬或者要求過嚴，現實中很難做到百分之百合規；與此同時，監管機關又可能長期不嚴格執行。
久而久之，社會便形成兩套規則。
一套寫在紙上，一套實際運行。
企業知道某些規定存在，卻看到整個行業都採用另一種做法；監管部門知道，也多年沒有認真追究。於是企業、銀行、律師和會計師逐漸按照這種實際環境安排生意。昨天如此，前年如此，十年前也如此。
危險恰恰由此產生。
因為法律從來沒有消失。
政府哪一天決定嚴格執行，完全可能從抽屜里重新拿出那把尺子。更麻煩的是，如果很多企業多少都有不完全合規之處，那麼「查出違法」本身，也不足以證明執法具有一致性。100家公司都有類似問題，只徹查其中一家，最後當然可能查出問題，但這與100家公司按照同一尺度接受監管，不是一回事。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稅法雖然複雜、海外資產監管雖然嚴格，卻沒有因此阻止美國成為全球財富中心。
資本並不天然害怕嚴格。
富豪可以請律師，可以請會計師。稅率40%，只要知道未來就是40%，可以計算；申報要求複雜，只要規則明確，也可以花錢遵守。甚至違規處罰很重，只要邊界清楚，企業就可以建立合規體系避免踩線。
資本真正難以處理的是不可預測。
今天請最好的律師，按照行業慣例和監管實踐設計了一套結構，政府十年沒有異議；五年以後，監管尺度突然改變，並且影響過去已經完成的安排。此時真正改變的就不只是稅單，而是所有未來規劃的風險參數。
因此，這次離岸信託新規究竟合理不合理，20%的稅率反而不是最值得觀察的地方。
應該觀察的是：過去法律究竟規定得多清楚；過去監管部門怎樣執行；這次如何處理歷史安排；相同情況是否按照相同標準處理；發生爭議以後有沒有穩定、有效的申訴和司法救濟；以及一個今天完全按照專業意見合規的人，能否合理相信五年、十年以後今天的規則仍然算數。
如果這些問題都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那麼中國向離岸信託徵稅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美國早已證明，嚴格徵稅與成熟的財富管理市場完全可以共存。
反過來，即使稅率只有20%，也不能僅憑「比美國低」就證明制度更有吸引力。
稅率高，可以計算；法律嚴，可以遵守。最昂貴的風險，是不知道一把長期不用的尺子，什麼時候會突然拿出來，又會量誰。
對於真正需要規劃幾十年的財富而言，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