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足跡」這個書名很有意味。人們都知道，雪地里的足跡是無法長久保存的，不是被新落下的雪花掩蓋，就是因地面的積雪融化而模糊、消失。人生的足跡都是如此，要想回頭去尋找，極不容易。本書作者努力這樣做了，儘量恢復了那些早已模糊或消失的足跡，為讀者拼湊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一個人的人生足跡鏈，令人鼓舞，也令人感動。
一個普通的青年工人，投身文化大革命，被時代大潮推上前台，成了一個普通的基層造反派頭頭……這樣的人物，在全中國可以說是成千上萬數不勝數。然而，《雪地足跡》的作者徐正全，不同於一般人的是，他在二十二歲時因其造反派下屬成員的一樁打人致死案而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以後雖然免死，仍在牢獄中度過了二十一年。更不同的是，他沒有像許多有着類似命運的人那樣對往事採取「不堪回首」、「休提起」的迴避態度，而是一直在進行回顧與思考，並努力將這些回顧與思考以坦率直白、毫無矯飾的文字如實記錄下來。
徐正全的「足跡」，雖然不涉及文革高層的鬥爭內幕，也很少涉及地方上文革重大事件的上層背景和來龍去脈（作為武漢的造反派，對武漢文革中最重大的「七二〇」事件，書中就基本上沒有記敘，因他事前被「百萬雄師」打傷後已經回到重慶老家養傷），但它對研究文革仍然具有相當的價值，因為它從一個平民青年的視角，生動記敘了「毛澤東時代」的底層民眾如何「在風雪漫天的艱難中跋涉」（因此他將書名定為「雪地足跡」），記敘了普通工人、底層民眾在造反大潮中的活動與生存狀態，以及文革政治犯（他雖然以「殺人」的刑事罪獲刑，實際上是犯了「造反罪」的政治犯）在無產階級專政牢獄中的境況，還有出獄後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奮鬥與頓挫……從親歷者的角度娓娓道來，十分可讀。
從書中可以看到，作者雖然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技校沒有畢業），但卻是個喜歡思考的人。正因為喜歡思考而又坦誠不作矯飾，所以書中充分表現出了其內心的困惑、糾結。與許多原造反派人士（特別是其中「家庭出身好」的人士）一樣，徐正全也有一個仍然信仰、崇拜毛澤東的心結。不過，因他對自己親歷的底層社會生活體會較深，在如實寫出的歷史記憶中，又自然地流露出了思想上深深的矛盾。
一方面，他「本能地體會到共產黨的大小官僚確實往往把人不當人」（32—33頁），另一方面，他又並未（或是不願）想到毛澤東正是最「把人不當人」的一個，而毛氏階級鬥爭學說正是這種「把人不當人」的理論根源（按照這一學說，徐正全把「毛澤東時代」底層民眾的生活比作「在漫天風雪中跋涉」，僅此一點就足以被打成「右派」或「現行反革命」）；一方面，他細緻生動地寫出了底層民眾（包括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遇的災難，另一方面，卻又認為「文革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見該書「自序」）——這也是不少原造反派人士的通病：只承認自己在「無法無天」狀態下造反、整人（不管是整「走資派」還是整對立派）是文革，不承認別人在同樣的「無法無天」狀態下整自己也是文革；一方面，他肯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學說和實踐」，另一方面，又為「在階級鬥爭旗號下開展的所有運動，幾乎都會被當權派變着法地把矛頭指向群眾，傷及一批又一批的人」「自序」而深感憤懣；一方面，他認識到文革的發生是因為十七年來「制度設計的弊端」所致，並認為「文革的努力分毫沒有觸動這個制度的弊端」（「自序」），另一方面，卻又看不到這個有問題的制度正是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親自主持設計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毛澤東還要通過文革將其更加強化和推向極致；同時，作者還與許多從造反運動被毛澤東結束之後即開始受到排斥、打擊、清算的造反派人士一樣，並不認為結束造反運動，對造反派「卸磨殺驢」也是毛澤東「戰略部署」中的必然一步，仍然認為那只是「走資派」的打擊報復。
至於「走資派」這個由毛澤東炮製出來的含糊其辭似是而非的概念，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對其作過明確的解釋和界定，從未提出過劃分「走資派」的標準，他自己對「走資派」的態度也是不斷在變，先提出要「鬥垮」（「十六條」），並把這作為文革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主要任務之一，後來卻又說「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最後又斥責「走資派還在走」……而在文革中被蠱惑被忽悠的許多造反派人士（包括本書作者）卻對其深信不疑，如今還在繼續使用這一概念，甚至把今天的腐敗官員也視之為「走資派」。他們不想一想，如果腐敗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麼古代的那些腐敗帝王和貪官豈不是早已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所謂「資本主義道路」的要旨是什麼？實際上，某些人近年來鼓吹的「不搞西方那一套」，說的就只是「不搞資本主義道路那一套」（因為同屬「西方那一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決不會包括在「不搞」之列，而是毛澤東所尊奉的「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從某些人宣稱的「幾個不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謂「資本主義道路」的本質和核心內容——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應該是法大於權，三權分離，司法獨立，民選政府，兩黨或多黨競爭上崗執政，軍隊國家化，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公民享有憲法保障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等等。中國的哪個「走資派」是這樣做或這樣說的？文革中被狠打痛批的劉、鄧等領導人，不過是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前提下想作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微調」而已。而被造反派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些現象，如幹部與群眾生活待遇上的等級差別貧富懸殊（作者在書中有關「到中南局告狀」一節里有淋漓盡致的描寫），其實並不是「資本主義道路」的本質特徵，而是皇權專制時代的遺毒，並且正是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確立下來不容挑戰的「制度」（王實味因批評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慘遭殺身之禍）。
儘管本書中涉及文革歷史的某些認識、評價會有爭議，但因作者表達的思想情感是坦誠的，所記敘的人生足跡是樸實而無虛飾的，所以，無論是作為文革及文革前後底層民眾的生活實錄還是思想情感記錄，本書都可以作為有價值的研究對象。
作者自認為其人生中有一個關鍵點，我認為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即對文革中導致作者被判死刑的打人致死案件的反思、懺悔。
在文革中因打人或殺人、傷人致死而被判刑入獄的人，全國各地都有而且不在少數（這不知是否應算作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之一？）。但是，這些人在出獄後，在自己尚未得到公正對待的時候，能夠自願為那一致死人的歷史事件而從內心裏表示懺悔的，卻極少極少，能夠公開把自己的懺悔寫出來公之於眾的則更是鳳毛麟角。武漢曾經有一個當年的中學生李干，在他的回憶錄《迷失與求索——個中學生的文革紀實》（美國·柯捷出版社，2010年）中對自己在文革中出於「打擊流氓」、「維護革命新秩序」的「正義衝動」而殺人的罪過，作出了沉痛、真誠的懺悔，當年重慶大學的學生鄭志勝，因在處理武鬥屍體中激發起來的派性仇恨而參與了虐殺對立派俘虜，後來也在回憶錄中作出了沉痛、真誠的懺悔（見《記憶》總第42期《武鬥「屍長」懺悔錄》，2010年2月）。現在，又有了《雪地足跡》的作者徐正全。其實，徐正全與李乾和鄭志勝相比，還有所不同，他既沒有親手殺人，也沒有參與致人死亡的行動，只是作為造反派頭頭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為此被判死刑，確是有些冤枉的（有哪個領導幹部因死了人的「領導責任」而被判死刑的嗎？）。但他並不因為自己蒙受了冤屈而拒絕懺悔（而這正是許多拒絕懺悔者的理由）。因此，讀到書中的有關文字時，不能不讓人對作者肅然起敬。
曹承義為此書寫的序中說：最使我感動而且欣慰的，是徐正全對七二〇後工安公司「新一冶」幾個人打死王榮炎師傅一事的認識。他在書中不隱瞞當時自己的漠視人命：王榮炎被打死後，竟「無任何內疚之感，好像這事和自己沒什麼關係一樣，什麼都沒想。人命關天在這裏失效了」，覺得「就那大個事」。若干年後，才從自己生存權被踐踏，悟到了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被敬畏，不管你是重權在握、腰纏萬貫，還是一貧如洗，掙扎在社會底層。
徐正全自己在本書的自序中真誠地寫道：
我的人生中有一個關鍵點，就是1967年七二〇事件後我們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幾個人毆打王榮炎師傅致死。這一血案是我永遠迴避不了的，因為它決定了我二十一歲至今的人生足跡，更是因為這個同事寶貴的生命就此毀滅，使其親朋心底的苦痛永遠揮之不去。對此，我這個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號頭頭罪責難逃。
我曾經找出很多理由為我和我那些動手的兄弟們辯解：百萬雄師以圍攻造反派據點、抓人打人殺人為全部行動內容，在其兩個多月生存期內血債纍纍，我本人就被他們抓過打過；王榮炎參加過百萬雄師武鬥隊的行動，叫喊過對新一冶九八縱隊的人見一個殺一個；七二後武漢三鎮造反派報復百萬雄師成員成為風氣，我的那些兄弟不過是想教訓王榮炎一下，並不想打死他…….
這些理由成立嗎？有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足以推倒這些理由：大多數身受百萬雄師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後並沒有實施報復。
另外，武漢公安機關軍管會的判決不顧事實、別有用心、顯失公正。我沒有指使此事，也沒動手，雖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過，最終被判死緩；張治能雖在現場但沒動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軍管當局和一冶當權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個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張治能整下去。我確實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頭頭就有責任；二是我就在現場，制止得再堅決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這個判決按當時的法律也是極不公正的。
判決不公，是一個法律問題；走資派橫行無忌，是一個政治問題。他們的問題能抹掉我自己的問題嗎？我在此案中的罪責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問題是根本問題嗎？
王師傅被打死，為什麼？誰之罪？一些人會不假思索地歸罪於文革，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間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網絡上廣泛流傳的組圖「全球街頭上演的爭議私刑」吧，看一看美國吧，馬克·吐溫曾經斥責美國為「美利堅私刑合眾國」，現今擊斃誤入私人領地者仍然不負法律責任。在新中國，無論是文革前，還是現今「太平盛世」，民間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樣發生。說文革時期特殊，哪一個時期不特殊？不特殊怎麼會單獨劃為一個時期？把文革期間的民間私刑主要歸罪於社會環境，什麼領導責任，什麼社會氛圍，什麼主流輿論，還可以找出一千一萬條理由為施私刑者開脫，但忽視了最重要的一條：施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們在自己的生命並沒有受到暴力威脅的情況下剝奪王師傅的生命，這就逾越了人類萬世不變的道德底線，演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公法問題。在那一刻，我們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品質善良，有同情心，愛自己的生命也愛別人的生命。中國人罵人有一句很重的話「禽獸不如」，就很有道理。我們知道很多禽獸愛護他者生命的事實，也知道禽獸的殘暴，但禽獸的殘暴並沒有超出生存所需的範圍。而人的殘暴程度、範圍卻能夠無限擴大，這一點上人真不如禽獸。
王師傅在新一冶人的手裏失去生命，給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傷害。一想起這事，我就覺得抬不起頭來，完全能夠體會、理解王師傅的親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職工對我們的仇恨，我們應該向他們懺悔。希望我們畢生的真誠的悔恨能夠一點一點地減輕他們的痛苦和仇恨。
從這段顯然經過多年的內心煎熬、反覆思考而形成的文字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懺悔態度的真誠。
在這裏，徐正全有一個說法值得商榷，他說軍管當局與當權派整他是為了「否定文革」。在那個時候，哪個當權派敢想到「否定文革」？哪個當權派不是竭誠擁護文革、唯恐被文革所拋棄所打倒？而軍隊的「支左」，軍管，以及在軍人主政期間開展的「清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不都是毛澤東文革部署的重要內容嗎？只能說，他們的有些作法是在否定造反派，但否定造反派不能說就是否定文革。眾所周知，毛澤東就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他曾經欣賞和利用過的造反派，他通過1968年7月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訓話和派出工宣隊進駐首都高校，就已經否定了大學的紅衛兵造反派，通過將中學生全部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已經否定了中學的紅衛兵造反派，通過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長時間清查所謂「五一六」，就已經否定了廣大的特別是偏於激進一翼的造反派……而毛澤東所領導、部署的這一切，卻並不能說是在否定文革。
這本書的內容總體上是客觀、求實的。不過，作為對往事的回憶，難免會因時間的久遠而出現一些差錯，特別是那些與自身親歷關係不大的史實。比如書中寫到1967年初回重慶探親時見到重慶因奪權而導致造反派分裂，把重慶奪權後引起兩派意見分歧的「革聯會」錯記為「革籌會」（54頁）；又比如，記敘到作者在重慶老家門前親眼見到的重慶工業校被八一五派動用槍支攻克這一重大事件，把時間錯記為1967年7月9日（70—72頁），實際上這一導致重慶兩派武斗升級為槍戰的標誌性事件發生在1967年7月25日，因此史稱「七二五」事件。
不過這些都是可以在再版時訂正的小瑕疵。我接觸到一些願意回憶文革歷史的親歷者，擔心記不准一些具體時間，因而在回憶時有些畏難。其實，時間記不准不要緊，那是可以查核的，重要的是儘量回憶出自己親歷的那些史實，特別是有關的細節，那是不了解情況的別人和後人無法想像出來的，想編也編不出來的。
作為在文革中曇花一現般風光過一時卻在更長時間裏遭到打擊、飽受歧視的造反派，能夠毫無顧忌地將自己的歷史足跡和相關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不論其觀點傾向如何，都是應予鼓勵的。我曾對接觸到的一些原造反派人士反覆講過我的一個看法：對文革親歷者來說，真正有價值的不是你對文革的認識和評價，而是你親歷的那些史實。認識和評價，別人或後人都可以做（別人或後人的認識和評價也只能由他們自己去做），只有你親歷的那些史實，那些細節，才是獨一無二的，你自己才知道的，若不趕緊回憶出來、寫出來，就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湮滅，別人或後人就再也不可能知道了。現在這樣湮滅的史實已經太多太多了，太需要抓緊搶救！武漢的文革親歷者和幫助他們整理、出版回憶錄的朋友們，在這方面做出了許多切實的努力和默默無聞的貢獻，令人欽佩。但願有更多的這類成果不斷出現。
《昨天》2012年7月30日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