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國慶節，說是意義特別重大，各路遊行隊伍鋪天蓋地。我們學校的隊伍在東單一帶等候，全體席地而坐。女同學按要求都穿上漂亮的花裙子，一片花團錦簇。忽然，有同學悄悄推我說：
「你看，你看！」
我抬頭一看，有個女人，不知怎麼走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就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一個勁兒地看着我笑。
她的頭髮被風吹得有些凌亂，一身藍褲褂，中等偏高的身材，四十歲左右。她不看別人，單單盯着我看，嘴裏還喃喃地低語着，邊看邊笑，邊笑邊看，可能站在這兒有一會兒了，還不斷點着頭。我有些納悶，這人怎麼了，為什麼總盯着我看？
我也不由自主地看着她，忽然，一個念頭在心的深處閃動狂跳：「是媽媽？是媽媽！那笑容，那眼神，是媽媽在看我！」
那是媽媽的笑容，含着鼓勵與讚許。
那是剛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帶我去看牙。被牙鑽「嗞嗞」地鑽着的滋味真不好受，周圍很多孩子又哭又鬧，攪得醫生、護士和家長都手足無措。我儘管眼淚汪汪，到底忍住一聲沒哭。用了幾乎一天的時間，最後醫生囑咐完注意事項，媽媽突然問：
「現在能給她吃冰棍嗎？」
醫生頓一了下，扭頭看看我，笑了，說：
「冰棍？冰棍可以吃。注意不要吃硬的東西。」
走出醫院大門，媽媽給我買了一根冰。她一向認為吃零食影響正常吃飯，任我們百般央求，從來不為所動。尤其這次牙上的小洞，她說就是吃甜東西吃壞的。可今天她居然打破她自己的禁令獎勵了我，含着微笑看我吃冰棍。這微笑中所含的肯定與讚揚，像陽光一樣，永遠溫暖着我的心。
還有那眼神，那是媽媽的眼神，心疼而滿含歉意。
那是一個星期天，媽媽帶我們去公園玩。到了公園，弟妹們都跑開了，媽媽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把我叫到身邊說着話。她穿一條淡紫色有花邊的連衣裙，非常好看。我坐在椅上東張西望，嘴裏「嗯、啊」地應着，心裏急着想去玩。說了一會兒話，媽媽突然問我：
「你的腳還疼不疼了？」
我一楞，沒聽懂：什麼腳疼不疼？
一轉頭，與媽媽目光中一種歉疚的神情撞了個滿懷，我再一次楞住了。她俯下身摸着我的左腳踝骨說：
「讓我看看，是打在這裏了，還疼不疼？」
我才想起好幾天以前，為了什麼事，媽媽說我。我犟嘴，把她惹惱了，她正拿着一把刷子刷衣服，就把刷子朝地上猛地一甩，彈了起來，打在我的腳踝上。我蹲下抱着腳哭起來。媽媽一聲不響地走了出去，沒有理我。
我哭過後就把這事忘得乾乾淨淨，此時提起，連打到哪個腳都記不清了，猶猶豫豫地說：
「是右腳吧？」
「是左腳，我看見的，那天我在你左邊。」媽媽一邊肯定地說着，一邊仍摸着我的左腳踝問：
「還疼嗎？」
我想了想，對，是左腳，揚起頭看着她說：
「不疼啦，早都不疼啦！」
看着我那神不守舍的樣子，媽媽微笑着說：
「好，你去玩吧……，不要跑得太快！」
我一邊答應一邊站起來，飛跑着撲向花影掩映的深處找弟妹們玩去了。媽媽的那道愛憐混雜歉疚的目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背。
我正在這麼痴痴地想着，周圍忽然動盪起來，有口令聲讓我們站起來向前移動。我們熙熙攘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又停下來等候，我坐在隊伍中，心神不寧。
不久，我又看見了她！一身藍褲褂，隔着兩排隊伍站在那裏，陽光照在她臉上，她微笑着，仍然只看着我，嘴裏還喃喃地說着什麼。她引起了同學的詫異，旁邊的同學問我：
「她幹嘛老看着你呀？」
我不知該怎樣回答，也顧不上回答，只是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個女人，盯着她那笑意飄忽的臉和喃喃低語的嘴唇。
她說什麼？她在說什麼？是在講述那次帶學生下鄉勞動的事？
媽媽是中學教師，1965年夏她帶學生下鄉勞動，我送媽媽去學校，下了公交車剛走幾步就碰見了一群學生，馬上有人走上來接過我提的小箱子和媽媽手上的網兜，熱情地說：「老師，我先幫您把東西送去。」
勞動回來，她拿回來幾張學校里的油印小報，有一張上面表揚她在帶學生下鄉勞動中連夜給學生補劃破的衣服，標題是：「熱愛學生的好老師」，旁邊還配了一幅老師在燈下縫補衣服的插圖。
媽媽把報放在桌上，沒說什麼。我看見了這條消息，拿着報去問她。她笑着講，一個學生的衣服在勞動時掛破了，都是男生，誰也不會補（媽媽任教的學校是男生校），又只帶了一件，所以她就趕着給補上了，還說沒想到這麼一件小事學生就記住了。但能看出，她說的時候很欣慰，並且因為受到表揚還有些不好意思。
也許，她是在說着那個永遠無法實現的許諾？
我上高中那年，媽媽送我一個紅色硬紙殼的日記本，她題詞勉勵我努力學習，不斷爭取進步。日記本的插頁是當時剛剛上演不久的大型歌舞《東方紅》的劇照。媽媽一頁頁地翻着，指點着告訴我，這些服裝多麼好看，這位演員的歌唱得多麼好聽……，最後滿懷嚮往地說：
「聽說這個舞劇特別好看，以後我一定帶你們去看！」
媽媽永遠也沒能帶我們去看，她的這句話永遠帶着喜悅與嚮往停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就在9月8號，「文革」開始不久，媽媽就被她的學生打死了。（但願不是她給補衣服的學生吧！）這一年她42歲，通知我們說她是「畏罪自殺」。父親已經被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家裏大人只有祖母，我們姐妹兄弟四人，誰都沒有哭。沒有人命令不許哭，但那個時候，家裏親人被打死是不許哭的，這連剛上小學的妹妹都懂得。
媽媽離去已經快一個月了。她的話語、聲音，她的動作、笑容，忽然間就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今天，這個頭髮有些凌亂的、高高個子的女人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一身藍褲褂，和媽媽差不多年紀。她一直把她的目光，笑容，還有她喃喃的低語全都投注到我一個人的身上，她是誰？她到底是誰？是媽媽，她就是媽媽！
遊行終於開始，我走在隊伍中，只覺得木然昏沉。我知道，為了顯示盛大的場面，今年的遊行要求全體師生都參加，否則，會有一多半同學因為「出身不好」被排除在外，我當然也在被排除之列。
那天夜晚照常放禮花，我帶着弟弟妹妹到胡同口去看。那年的禮花紅色的特別多，在遠遠的天空熱鬧地綻放。每次禮花升起，周圍的人群就騰起一片歡呼，往年我和弟妹們也是這樣，可今年我們四個人擠在一起，他們小小的身影靠着我，我們靜靜地看着，一聲不響，禮花無比淒涼。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死去十二年的媽媽終於得到平反。
媽媽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八年了，今年是媽媽的八十歲冥壽。我無論如何想不出八十歲的媽媽是什麼樣的。這麼多年來，只要想起媽媽，我就會想起1966年遊行隊伍中那個女人，凌亂的頭髮，一身藍褲褂。——哦，還有那件小外套。那是媽媽死後一年多，學校發回她的遺物，少得可憐的一堆東西里，有一張取衣單，按地址找去，是個裁縫鋪，也兼改舊翻新。父親的一件細毛料西服小了，媽媽將它拿去翻改成一件女式小外套，正是在那場可怕的風暴來臨前夕。我去取衣服，衣服還在，鋪子裏的人什麼都沒問，什麼都沒說，把衣服拿來包好遞給了我。小外套改得很好，像新的一樣，樣式是媽媽自己選定的，尺寸大小都是按照媽媽的身材仔細量的。媽媽穿上這件衣服，一定得體而漂亮。她總是那麼盯着我，她的微笑，她的眼神，還有那喃喃的低語，她在說什麼？她到底是在說着什麼？
也許，這三十八年來，她一直在詢問：我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人，做為母親，愛自己的孩子；做為老師，愛自己的學生。我只是想努力地工作，好好地生活。是什麼東西剝奪了我這種最起碼的權利？在和平年代，是什麼東西，需要這些平凡人的生命當做它的祭品？是什麼，又是為了什麼，要奪走我的生命？
媽媽的女兒，我，如今已過知命之年，仍然覺得自己很年輕，覺得前面還有一段長長的多彩的生命。媽媽的生命卻終止在四十二歲，當時在媽媽心裏，與她的生命一起被扼殺的，又還有着多少五彩的追求與渴望啊。
至今，也沒有人能夠給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