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統治時期（1979-2003），伊拉克經濟因戰爭和制裁衰退，人均GDP跌至約800美元，通脹高企，生活水平崩塌。2003年推翻薩達姆後，制裁解除、石油恢復推動，GDP年均增長約6%，2024年人均GDP超5000美元，通脹穩定在2%-4%，國民收入和生活巨大改善。
一、薩達姆統治伊拉克24年間，伊拉克的人均GDP下降56%。
薩達姆·侯賽因於1979年至2003年統治伊拉克，這一時期經濟經歷了從石油繁榮到戰爭破壞和國際制裁下的劇烈衰退。20世紀70年代石油價格暴漲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年均GDP增速達6%-10%，1979年GDP約378億美元，人均GDP約2871美元，人均收入相當於當時委內瑞拉或韓國水平，比當時伊朗的人均GDP僅低5.5%。
當時伊拉克中產階級迅速擴大，教育和醫療體系在中東領先。然而，1980-1988年兩伊戰爭耗資巨大，債務激增至大約800億美元，經濟開始下滑。1990年入侵科威特引發海灣戰爭和聯合國全面制裁，經濟進一步崩潰。
根據世界銀行和IMF數據，薩達姆統治後期（1990-2003年），GDP年均增速為負，整體經濟收縮嚴重。至薩達姆倒台前一年的2002年，伊拉克的GDP降至329億美元，人均GDP降至1266美元，分別比薩達姆上台時的1979年還低13%和56%。在中東排名墊底，比伊朗低33%（1979年僅低5.5%），遠低於沙特的約9000美元和以色列等國，僅高於也門。
貿易方面，伊拉克高度依賴石油出口，佔GDP90%以上。1970-1980年代，石油出口高峰期日均400萬桶，年出口額數百億美元。但海灣戰爭後，聯合國制裁禁止石油出口，直至1996年「石油換食品」計劃允許有限出口（日均約200萬桶）。2002年出口額僅約130億美元，主要為石油，進口銳減至必需品（如食品、藥品），年進口額不足100億美元，黑市和走私盛行。
人口增長但經濟規模反而下降，國民生活水平自然急劇降低。1980年前，伊拉克人均可支配收入約1850美元，年均增長10%以上，城市化率高，醫療免費、教育普及。但制裁後，收入暴跌，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98美元，在薩達姆執政24年期間下降了62%，年均下降2%。
由於收入驟降，當時的伊拉克人營養不良率高達30%，嬰兒死亡率上升，失業率超50%。通脹嚴重，1994-1995年一度超400%，貨幣暴跌，民眾靠配給制生存。
總體而言，薩達姆執政後將執政重點放在對內建立集權統治，對外軍事入侵上，經濟陷入崩潰，生活水平倒退至發展中國家低位。
二、薩達姆下台後至2024年，伊拉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台後，伊拉克雖然也受但也受宗派衝突、ISIS恐怖主義、伊朗在伊拉克培植的伊拉克民兵組織和官場腐敗影響，但整個國家的權力構架向民主法治方向靠攏，政府的執政重點放在發展市場經濟上。與此同時，經濟擺脫制裁，石油生產恢復和高油價推動快速增長。
2003-2024年，伊拉克的GDP從219億美元增長至2796億美元，21年翻了11.8倍，名義GDP年均增長高達12.89%，可比價年均增速約5.99%（Trading Economics數據）。
2003-2024年，伊拉克人均GDP從818美元增長至6011美元，21年翻了6.3倍，年均增長高達9.96%。在中東排名也從2022年的墊底上升到中游（第8位），僅低於海灣國家和以色列，高於伊朗、黎巴嫩、敘利亞、也門等國家。
伊拉克的貿易結構仍以石油為主，出口佔比95%以上。制裁解除後，其石油產量從2003年日均130萬桶升至2018年高峰470萬桶，2024年約420萬桶。年出口額從2003年約80億美元增至2023年超1000億美元，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為中國、印度和歐洲。
經濟飛速發展，帶來了伊拉克國內消費井噴。進口主要為食品、機械和消費品。2024年進口額約600億美元，貿易順差巨大。
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國民生活水平雖然不太均衡，但整體上顯著改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2年的不足700美元增加至2024年約4200美元，年均增長約8.9%。
與此同時，伊拉克通過城市重建、增加電力和教育投資，極大改變了國家形象和城市面貌，醫療和教育覆蓋率逐年提升，中產階級快速恢復。其貧困率也從2003年近60%降至2024年約15%左右。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擁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大多數年份財政均有結餘，逐步還清了薩達姆欠下的大約800億美元外債。因為無需印錢稀釋內債，加之伊拉克央行改革和石油收入支撐貨幣穩定，因而通脹控制較好，2003-2024年伊拉克年均通脹一直處於2%-4%的水平（FocusEconomics數據），遠低於薩達姆執政時大多數時間的兩位數。
總體上，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經濟雖然繼續依賴石油，但整個國家埋頭發展經濟，不再對外挑起戰爭，整體生活水平較薩達姆時期大幅提升。
三、為什麼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的經濟能夠快速發展？
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經濟快速發展，主要源於國際制裁解除、民選政府推行市場經濟並對外開放，以及外國援助和投資流入。
首先，2003年聯合國解除對伊拉克石油出口制裁，「石油換食品」計劃結束，伊拉克重返國際石油市場。石油產量從2003年低谷快速反彈，2010年後穩定在300-400萬桶/日，出口收入從數十億美元飆升至千億美元級別，推動GDP高速增長。
其次，戰爭和制裁破壞的經濟基礎在重建中釋放潛力。在美國協助下，薩達姆倒台後的伊拉克民選政府政策較為穩定，能夠吸引外國投資，重建基礎設施。西方援助（如美國數百億美元）和國際組織貸款支持電力、交通和醫療恢復，刺激消費和就業。儘管宗派衝突和ISIS（2014-2017）造成破壞，但石油收入緩衝衝擊，能夠維持財政支出並有所結餘。
第三，人口紅利和市場開放發揮作用。伊拉克年輕人口眾多，戰後城市化加速，消費需求爆發。完全的市場化經濟環境吸引了中國、歐洲企業投資油田和技術服務，提升生產效率。同時，相對穩定的政治框架允許石油收入轉化為公共投資。
通過對比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經濟的重生，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伊朗神權能夠被世俗政權取代，委內瑞拉能夠在馬杜羅被美國逮捕後拋棄所謂的國有化轉回市場經濟環境，伊朗和委內瑞拉瀕臨崩潰的經濟也將快速修復、增長，兩國人民也能從貧困潦倒中走上富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