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以來，威權政權時常被指控利用各種灰色產業——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經濟活動，如跨國詐騙、地下金融、人口販運、毒品交易、偽鈔製造及走私等——來達成自身戰略和經濟目的。
在21世紀，這類現象在中國與柬埔寨之間的關係表現得尤為顯著。近年來柬埔寨成為眾多跨國詐騙和網絡犯罪集團的溫床，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與中國犯罪網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灰色產業成為對自由世界的混合戰。
中共—柬埔寨灰色產業協作的現況
中國（共）與柬埔寨之間在灰色產業上的默契合作由來已久，但在近二十年尤其突出。2010年代中期，隨着大量中國資金與人員湧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等經濟特區，大批跨國詐騙園區（scam compounds）應運而生。
這些園區表面上可能是由中國投資的特別經濟區或博弈度假村，但實際上卻混雜合法商業與非法勾當，被稱為「灰色經濟特區」。中國私人投資者有時自行創建此類特區以掩護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非法業務，利用東南亞國家提供的稅收減免、土地優惠和執法鬆弛等條件，大肆牟利。
以西哈努克港為例，短短數年間便聚集數百家實體賭場與網絡賭博公司，吸引大批中國犯罪集團進駐。儘管柬政府在2019年底在中國要求下形式上禁止網絡賭博，但許多犯罪集團轉而將空蕩的賭場大樓改造成電信詐騙中心。
疫情期間旅遊業蕭條，這些園區更全面轉型為詐騙工廠，甚至通過人口販運從周邊國家誘騙勞工赴柬從事詐騙。國際刑警組織在2023年罕見發出全球警告稱，在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地出現「產業化規模」的強迫網絡詐騙勞工現象，柬埔寨已成為跨國詐騙犯罪的集散地。
這一局面離不開中國（共）和柬埔寨當局的默契配合，中國犯罪網絡在東南亞運營的詐騙產業規模驚人，每年詐取全球數百億美元，堪稱可與全球毒品貿易匹敵的犯罪經濟。其中相當部分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公民，美國受害者在2024年因這類與中國相關的投資詐騙損失估計超過50億美元，較2023年激增42%。
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的研究指出，這些中國詐騙集團往往採取親中愛國姿態，主動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在海外傳播親北京的宣傳，以換取某種程度上中共官方的默許或庇護，至少可以說獲得中國某些權力部門「默示的支持」。
例如：西哈努克港的大型企業集團太子集團（Prince Group）表面上從事地產、金融等合法生意，實則被多國指控為全球最大詐騙集團之一。其掌舵人陳志是一位在柬經商的神秘華裔富豪，據聞曾是廣東某市書記的管家，長期逍遙法外，在東南亞與台灣結交政商階層。直到美國和中國聯合施壓下，柬埔寨當局才突然逮捕陳志並迅速將其引渡中國受審。
然而，中柬在灰色領域的合作與縱容已帶來雙方實質利益，柬埔寨攬獲中國資金與經濟利益以支撐政權與精英階層;中國則通過這些非法網絡擴大對柬的影響力和治安觸角，並將國內不穩定因素外移，同時容許詐騙集團轉向針對西方目標牟利，為自身的政權輸血。
中國詐騙集團首腦陳志被柬埔寨逮捕並迅速將其引渡中國受審。（資料照片）
中柬灰色產業目標是自由世界
中國（共）默許這些詐騙勢力在海外繼續壯大，只要不損及中國（共）自身利益，從而變相將危害轉嫁給西方社會。在此意義上，中柬圍繞灰色產業的合作與縱容具有某種對抗自由世界的效果，大量自由世界的民眾因東南亞詐騙集團而受害，金融秩序和社會信任亦遭侵蝕，而幕後推手卻逍遙於主權責任之外。
除了電信詐騙，中柬在黑市金融、毒品和走私領域也存在密切互動。柬埔寨蓬勃發展的賭博業和地產業近年被國際認定為洗錢高風險行業。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UNODC）的調查發現，柬埔寨、老撾、緬甸的數百家賭場已成為全球網絡詐欺所得洗錢的樞紐，建構出一套平行於銀行體系的影子銀行網絡。
這些賭場和地下錢莊能將大筆資金不受監管地在各司法管轄區之間轉移，降低犯罪資金跨境流動的難度。例如：新加坡警方在2023年查獲龐大的跨國洗錢案，凍結價值超過20億美元的資產，其中一個涉及柬埔寨的犯罪集團，透過黃金和珠寶走私將詐騙資金從東南亞轉移回中國。
再看毒品領域，柬埔寨地處金三角毒品走廊延伸地帶，亦逐漸捲入區域毒品生產與中轉。中國和東南亞毒梟在柬合作開設製毒工廠的案例時有發生，而執法腐敗讓柬埔寨成為毒品外運的便捷路徑，透過虛擬貨幣作，犯罪網絡跨越日韓與台灣。
野生動物製品、珍稀木材、假珠寶與貴金屬的走私也在中柬之間形成黑色供應鏈。中國市場對象牙、穿山甲鱗片、紅木的巨大需求，推動柬埔寨境內相關走私猖獗。許多中國走私商人通過賄賂柬埔寨官員大舉採購和運輸野生動物和瀕危木材，此類灰色經濟不但破壞生態，亦為兩國腐敗集團帶來暴利。
在地緣政治層面，這種合作產生削弱西方秩序的間接效果。不論是詐騙、毒品走私，還是虛擬貨幣的地下交易，造成其他國家的金融穩定、社會健康構成挑戰，混合戰早已在我們身邊開打。
冷戰時期的蘇聯模式
中共與柬埔寨今日的灰色產業合作並非孤例。冷戰高峰期，蘇聯及其衛星國、朝鮮、古巴等威權政權均曾涉足或被指涉足各類非法或灰色活動，以達到對抗西方、維持政權的目的。這些活動涵蓋偽鈔、毒品、軍火、人口販運乃至恐怖主義資助等。
在蘇聯方面，莫斯科雖然表面上是維護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但也被指利用非法經濟手段削弱西方陣營或為自身謀利。早在二戰後初期，蘇聯情報部門就考慮過製造偽造貨幣來擾亂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被視為冷戰「次要武器」之一。
蘇聯克格勃曾伺機印製假美鈔，透過間諜網絡向西方偷運，以圖破壞美元信用或套取資金。更廣為人知的是「積極措施」（active measures）計劃，蘇聯透過造假文件、散佈陰謀論等方式削弱西方的政治穩定，其中就包括策劃經濟恐慌或鼓勵毒品泛濫等手段。
東歐共產陣營中，類似的案例更為明確，東德執政黨建立一個名為商業協調會（KoKo）的秘密機構，由沙爾克（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盤，專門從事灰色國際貿易來換取西方資金。東德KoKo通過第三國秘密出售武器、走私黃金和奢侈品，甚至不惜違反社會主義陣營原則，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和西方企業暗中交易。
同時，東歐一些國家也被捲入國際毒品走廊，保加利亞情報部門在1970-80年代涉嫌協助販運中東產的鴉片類毒品至西歐。由於東方集團內部經濟困境，不少政權默許國營公司或情報機構參與黑市買賣，如波蘭在1980年代亦爆出高官參與走私的醜聞。
朝鮮與古巴持續至今
朝鮮則是更典型的案例，作為極權體制並長期受制裁，朝鮮政權自冷戰後尤其依賴非法活動來維持經濟和發展軍備，被稱為「犯罪型國家」（criminal state）的代表。美軍戰爭學院更是將朝鮮的偽鈔、毒品、生化藥品、走私煙酒等統稱為「不法行為綜合體」，認為其目的在於繞過制裁取得外匯，同時對西方構成非常規安全威脅。
其中最著名的是偽造美鈔計劃，自1990年代起，美國指控平壤大量製造極高質量，俗稱「超級美鈔」的百美元假鈔在全球流通。對美國而言，這等同於直接攻擊美元金融體系的行為，因此多次被列為制裁和平壤核談判的議題。美國財政部甚至將朝鮮偽鈔視為「對受保護的美國國家資產的直接攻擊」，足見其嚴重性。
除偽鈔外，朝鮮還大規模生產走私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冰毒，輸往東亞及西方市場。早在1970年代，朝鮮外交人員就多次因在國外販毒被抓;2000年代初澳洲和日本查獲的巨量毒品案件也指向朝鮮營背景。
在軍火方面，平壤長年透過秘密渠道向中東、非洲的衝突方出售武器，包括彈道導彈技術，既牟取資金又破壞地區穩定。朝鮮這種國家主導下的犯罪輸出實際上已成為其對外戰略的一環，因此被稱之為異乎尋常的國家犯罪企業。朝鮮將灰色產業發揮到極致，直接由統治菁英控，以極不對稱的方式挑戰國際秩序。
古巴在冷戰後期也捲入國際毒品走私風波。1980年代，美國情報機構揭露古巴高層可能涉入協助拉美毒梟將可卡因運往美國。最轟動的是1989年卡斯特羅下令逮捕並處決一批軍方高官，指控其私下從事毒品交易。根據隨後公佈的審訊資料，自1986年起，首腦奧喬亞（Arnaldo Ochoa Sánchez）多次與哥倫比亞大毒梟合作，使古巴成為運輸美國毒品的新管道。
卡斯特羅政權堅稱這是將軍貪腐自作主張，並未獲高層授意;但外界普遍懷疑古巴政府至少是默許甚至主導這一地下生意。畢竟在蘇聯援助減少後，哈瓦那亟需美元，而毒品買賣提供隱秘財源。美國方面當時指控古巴參與所謂「毒品恐怖主義」（narco-terrorism），意即利用毒品削弱美國社會的陰謀。
無論是柬埔寨的詐騙集團、蘇聯的偽鈔與情報戰、朝鮮的國家犯罪體系，還是古巴與東歐國家的灰色交易，都呈現出利用非法產業遂行國家戰略的共同邏輯。中國與柬埔寨當前在詐騙等灰色領域的合作，如同此模式的當代延續和變體。
中共與柬埔寨之間在灰色產業上的默契合作由來已久，但在近二十年尤其突出。（美聯社）
威權國家的灰色空間治理性
威權國家在灰色產業的運作體現治理性的地緣政治。這類政權將非法活動納入其統治經濟體系，但採取模稜兩可的合法性策略。這些國家刻意模糊主權責任，將犯罪活動安排在境外或灰色地帶進行，藉此逃避本國法律和國際譴責。
它們表面宣稱嚴打犯罪、履行國際義務，實際上卻至利用這些非法收益來維系統治，或達成地緣戰略目標。例如：中國的跨國詐騙集團大多盤踞於境外如柬埔寨、緬甸的自治區，這些地方治安失控且鞭長莫及，中國政府便可以撇清責任，同時透過外交和情報渠道暗中影響當地局勢。
當國際輿論譴責詐騙猖獗時，北京可以高調參與聯合行動、簽署協議示意配合，以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但在實際執行上，中方重點關注的只是危害中國利益的部分，對針對外國人的犯罪網絡則相對低調處理。
這種選擇性執法充分體現治理的算計，國家將何種非法行為是不可容忍的、何種則可以默認進行策略性劃分，從而既維系統治秩序，又將灰色利益最大化。
威權國家對灰色產業的運用還體現一種反治理的治理，即對外聲稱嚴厲治理非法活動，對內實際運用非法活動來維持政權本身。這種悖論可用意大利學者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隱喻來解讀：國家為了自我保存，有時會像自體免疫疾病一樣利用破壞性手段，犧牲部分法治原則或他國福祉來增強自身免疫力。
例如，中國（共）容忍詐騙集團禍害境外人士，相當於將犯罪毒素引向外部環境，以換取國內相對乾淨的網絡空間和金融秩序，從而保護自身體制的穩定。這些灰色產業往往盤踞在主權邊界地帶，如緬甸果敢、柬埔寨西港等處於國家邊陲或管轄曖昧的區域，被有意塑造為法律監管的漏洞地帶。
在這些空間，傳統主權規則被懸置，所謂的「例外狀態」，法律在此失效，人們淪為不受法律保護的「裸命」，聽任強權擺佈。這些無主權秩序的灰色飛地表面上不屬任何國家管轄，實則由跨國犯罪組織統治，而犯罪組織背後又暗藏着威權國家的影子。
面對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科技的不斷進步，威權國家持續創新其組織犯罪手法，並把這些行動納入戰略工具，重要性可比擬情報單位或代理人。他們甚至運用新媒體及社交媒體來隱藏身份、執行任務。因此，台灣必須警覺權力運作中的灰色治理策略所帶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