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喜歡看打仗的電影，有了新電影出來，小夥伴們問的第一句話就是「打不打？」電影中那些打打殺殺的鏡頭，總讓人熱血沸騰。經常想像着自己在戰場上像那些戰鬥英雄一樣抱着機關槍，嗒嗒嗒地消滅敵人，連做夢都在想。不單單是我，男孩子大都如此，女孩子卻極少有這種尚武情結，箇中原因大概只有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能解釋。
文革中第一次見識武鬥是在教育部，當時我在北京二龍路學校讀高一。二龍路學校和教育部只隔着一道牆，那天晚上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造反派到教育部奪權，兩校學生發生了武鬥，北京大學落敗。北師大的高大威猛的學生把北大的學生兩個人架着一個人從窗戶扔出去，所幸是一樓，沒有出人命。兩派都自稱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奪教育部的權，究竟孰是孰非我也不懂。本校一位高二的男同學是北大的堅定支持者，明明北大打不過北師大，灰溜溜地撤走了，他卻說北大是高姿態退出。
大學裏發生武鬥的事時有所聞，那天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上大三的我姨家的大兒子許增伍到我家來了，他在學校里被另一派的人用壘球棒子打在嘴上，把門牙打掉了，我心裏一悸，多麼疼啊。
聽說清華大學發生了武鬥，我跑去看熱鬧。一年多前我在清華大學親眼目睹了批鬥王光美的場面，堂堂的國家主席夫人被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鍊，還戴着西洋式的遮陽帽，受盡了侮辱，另外還有彭真、陸定一、羅瑞卿、蔣南翔等黑幫陪鬥。
清華大學分為兩派，一派是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另一派是「四一四」派。昔日的會場如今變成了戰場，原來的教學樓窗戶都被磚封死了，只留下很小的觀察孔。團派的一些人在攻打四一四佔領的一座樓，所有的人都戴着建築工地的安全帽，手執長矛。大樓頂上有個巨型彈弓，豎起的兩根建築上用的二三米高的杉篙被當做彈弓的兩臂，長長的橡皮筋帶着一個皮兜樣的東西，皮兜里是一些碎石塊和碎鐵塊，幾個人拉着包着鐵石塊的皮兜，把橡皮筋拉得長長的，猛地鬆手，石塊鐵塊像霰彈一樣打出去。我們離得很遠，也有鐵塊打過來，我從地上撿起一個形狀像子彈一樣的鐵的東西，不知是何物，拿回家去給我大哥看，他說這是做金屬材料拉伸試驗的試件。
一陣「炮火」之後，從四一四大樓里衝出一伙人，手持長矛棍棒，戴着頭盔，大喊大叫的，向團派衝過去，團派的人節節後退。別人指點說，那個沖在前面的就是四一四的頭頭陳楚三，早就聽說陳楚三是早期革命家陳潭秋的兒子，這次才得見尊容。誰勝誰負已經不重要了，我覺得看着這樣的陣勢很過癮。
要說過癮當屬我們到成都去看武鬥。聽說成都武鬥很厲害，我們籌劃着要去成都見識見識。當時大串聯已經到了尾聲，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外地的學生一律回校鬧革命，凡是在外地的學生都可以憑學生證或紅衛兵證領到回到學校所在地的車票。
一個姓戴的女生的母親在勞動部負責接待來京的紅衛兵，她可以弄到去外地的火車票。那天她說搞到了幾張去成都的火車票，本來計劃我和男生許成，還有戴同學及另一個女生曹北紅我們4個人結伴去，戴同學臨時說不去了，於是我們3個人坐上了開往成都的火車。
那幾天正趕上學校組織我們去下鄉幫助收麥子，我們以此為藉口向家裏要了錢和糧票。從北京到成都差不多要36個小時，火車一路向西，我們很節儉，不敢買稍微貴一點的食物。車到咸陽時，臨開車了，一個小販在站台上以很便宜的價錢賣給我一盒飯，我打開聞到一股餿臭味，車已經開了，從窗戶探出頭去看到站台上那傢伙得意的笑臉。
在北京時有人告訴我們，到了成都可以住到成都十六中，那裏是八二六派的據點，只要說我們是北京四三派的就可以住進去。我們到了十六中，跟他們說我們是北京四三派的，來支援他們幹革命的，學校就答應我們住進去了。十六中在一條叫做天竺巷的胡同里，我們就住在教室里，隨便鋪張涼蓆就可以睡覺，學校里有個給學生賣飯的窗口，吃得不錯也很便宜。
我們在市里閒逛，到處都有帶着火藥味的標語和領袖語錄，「打倒」「火燒」「砸爛」「血洗」，是最熱門的詞。最多的語錄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有一段林彪的語錄是以前沒見過的，「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勇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
成都主要分為三派，一派叫「八二六」，頭頭是四川大學的女學生江海雲，因為個子特別小，只有一米四幾，人送外號根號2，本派的人則尊稱她江政委；一派是「紅成」，全稱是紅衛兵成都部隊；還有一派是「產業軍」，全稱是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產業軍已經被中央宣佈為保守組織，我感覺有點像北京的聯動，被中央文革小組否定了，但勢力仍然不小。不同的是聯動是中學生，產業軍的主體是產業工人。
各派互不相讓，常常發生武鬥。產業軍的根據地在132廠，132廠是生產軍用飛機的超大型的工廠，我叔叔就在那裏工作。剛剛不久，那裏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慘案，產業軍用機關槍向人群掃射，打死了40多人，其中有一個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駐成都代表李全華。
和我們同住的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個格瓦拉的崇拜者。背着個軍用挎包，不知從哪裏弄來一輛破自行車，一個人獨來獨往，到處跑。回來常常給我們帶來一些外面的消息，比如一個叫土橋的地方又發生了嚴重的武鬥。有一天他回來了，鼻青臉腫的，他說被紅成那一派的人打了，自行車也被搶走了。
社會上瀰漫着暴戾之氣，十六中也在做着打仗的準備。他們請來了空軍部隊的一個參謀，幫助佈置工事。教學樓的樓梯處斜着放了一個長長的木頭的講台，留下一個進出人的口子，上面有一個機關，只要需要就可以使幾百斤重的講台滑落下去，將樓梯封死，或許還能把來人擠死。
那一天，十六中接到了紅成發來的戰書，戰書說今晚六點鐘要對十六中發起進攻。
學校里早已嚴陣以待，學校里有個校辦工廠，生產籃球架，校門口堆滿了籃球架的成品和半成品，組成了臨時防禦工事。
晚上六點，「敵人」如約而至，一輛大轎車改裝的廣播車通過大喇叭向學校里喊話，說你們已經被包圍了，馬上投降吧。聽學生們說學校確實被包圍了，紅成的人成分比較複雜，有學生還有工人和市民，有人說外面有上千人，也有說有兩千人。然後，廣播車掉轉頭，開始用車屁股撞大鐵門，一下比一下撞得重，廣播車的屁股撞爛了也沒有撞開。
裏面和外面開始互相扔石頭，外面的石頭像雨點一樣扔進來，我們在學校裏面向外面扔石頭，男同學負責扔，女同學到處搜羅石頭給我們提供「彈藥」。不斷有人受傷，我旁邊的一個學生頭上挨了一石頭，立刻倒在地上，我看到他滿臉的鮮血，被人抬走了。
天已經黑了，學校並沒有失守。沒想到的是交戰雙方還有對話的渠道，對方說，出於革命的人道主義，受傷的人被允許送往醫院。這時形勢發生了突變，學校後面隔一道牆是口腔醫院，當時是軍管單位，一般人是進不去的，學校對那裏毫無防備，沒想到紅成的人竟然從口腔醫院將牆推倒，佔領了學校後面的一排房。那一排房是學校的倉庫，廣播器材等物資都在那裏。
學校紅衛兵頭頭緊急開會，組織了敢死隊，由紅衛兵的後勤部長帶頭，赤裸着上身，拿着大砍刀殺將過去，把那一排房又搶了回來，搶回了房，房裏的物資卻沒搶回來，而且後勤部長被人砍了好幾刀，住進了醫院。
後半夜解放軍部隊來了，強行把兩派分開，一場武鬥算是結束了。
第二天，看到學校里一片狼藉，想到昨晚那頭上挨了一石頭的學生，揉着自己又酸又痛的肩膀，忽然覺得這裏的武鬥並不好玩。
一些女生去醫院看望受傷的後勤部長，曹北紅也去了。那是個崇拜英雄的年代，想像着那個後勤部長小伙子，躺在病床上，被一群女生和鮮花簇擁着，一定很愜意吧？但願他不要留下殘疾。
十六中歸於平靜，社會上依然戰事頻仍。
我應該去看看我的叔叔。他的女兒實際是我的親妹妹，我叔叔沒有孩子，我家孩子多，我最小的妹妹燕霞3歲的時候就過繼給了我叔叔。
叔叔在132廠里基建處工作，嬸嬸原來是俄語翻譯，中蘇交惡之後便無事可做，被安排在產品檢驗部門工作。
132廠在成都郊區一個叫做黃田垻的地方，離市區有20多里。原來的公共汽車早就停駛了，我只好步行。走到離黃田垻不遠的地方，被人攔住了。路上橫着一輛卡車，幾個拿着梭鏢的人，看他們的打扮和電影《洪湖赤衛隊》和《怒潮》裏的赤衛隊員一模一樣，頭上包着布，穿着草鞋。我說要去我叔叔家，那人說，廠里正在武鬥，為了你的安全，不能過去，無奈我只好返回。
第二天冒着濛濛細雨我又去了，已經沒有人阻攔。我到了廠里的家屬區，家屬樓好幾百棟，我叔叔住在300多棟，我一時找不到，街上空無一人，想找個問路的人也沒有。前面有個派出所，心想這下好辦了。進了派出所，沒有人，門窗都是敞開的，桌子抽屜都被打開了，一片狼藉，這樣的是非之地，我趕快退出了。
終於到了叔叔家，已經是中午了。他們一家三口剛剛吃完飯，剩菜剩飯也夠我吃了。看來他傢伙食不錯，還有小半隻燒雞，燕霞給我剝了三個松花蛋，我是一掃而光。剛見面的時候叔叔說「你怎麼這麼老了？」那時我才17歲，我沒照過鏡子，一定是蓬頭垢面怪嚇人的吧。叔叔要我住幾天，我沒住。走的時候叔叔給了我15塊錢，還告訴我，以後凡是家信，看完就燒掉。我想這一定是經驗之談，我也聽說過不少因為私信或是日記給自己惹來無妄之災的。
我們決定回北京。成都有個可以領到火車票的地方，我們拿着學生證排隊。兩個重慶大學的學生和我們搭訕，想和我們做個交易，他們想去北京，讓我們給他們領到北京的車票，他們給我們領到重慶的車票。他們說要看武鬥就應該去重慶，那裏各種常規武器都用上了，火炮，高射機槍，甚至軍艦都上場了。我姨家的二兒子就在重慶上大學，我心稍微動了一下，又一想去了也未必能見到他，而且許成和曹北紅都想回家了，就沒有同意這樁交易。
我們結束了成都之旅，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車。車到鄭州的時候，我和許成想下車到鄭州看看。曹北紅回家心切，我和許成下了車，曹北紅直接回北京了。
下了車已經是半夜了，我們看到候車室里橫七豎八躺着不少睡覺的人，我們兩個也找個地方鋪張報紙就睡在了地板上。醒來已經是天亮了，發現被偷了。我原來枕着的書包，裏面有幾件換洗的衣服，書包不見了，枕着的是我隨身帶的一個軍用水壺，身上的錢被洗劫一空，加上叔叔給我的15塊錢共有20多塊，一支父親留給我的英雄牌金筆也沒了。許成還好，沒有被偷，他身上也只有兩塊多。
我們到派出所去報案，一個值班警察，聽我們講完，只說了一句「那有什麼辦法」。看他那愛搭不理的樣子，我們也不想多費口舌了。
到鄭州大學轉了一圈，教學樓的窗戶也是被磚封死了，景象和成都差不多，不知是已經進行了武鬥還是在為武鬥做準備。
終於回到了北京，家裏還真以為我們是去收麥子了，我說了實情，母親沒有埋怨我，說平安回來就好。
後來聽到了噩耗，我在重慶的二表哥被機關槍的流彈打死了。
我姨家的大表哥和二表哥都常到我家來，二表哥和我二哥同歲，他們兩個過從甚密，二表哥在北京41中，我二哥在北京礦院附中。1965年他們一同高考，二哥上了北京林學院，二表哥上了位於重慶的總後工程學院，學的高分子專業。他上的是軍校，入學就是入伍了，穿上軍裝，英姿勃發，何等帥氣。但是如今他死了。
我欲哭無淚，我懷念二表哥，我痛恨武鬥。
讓我在這裏記下他的名字，許增仕，小名二頭，1946年生於北京，屬狗的。
2019年2月寫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