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一篇篇幅又長內容又繁瑣的新聞，不過看完之後，感覺挺有意義的，可以化繁為簡，稍微說說。
一家企業，中標了公安局一個「視頻監控系統項目」，中標金額4600多萬。
這種事情嘛，說複雜也複雜，說不複雜也容易：企業出貨，公安局出錢。完事。
問題是，現在企業出貨了，公安局沒錢出。咋辦？
於是出現了媒體所說：企業起訴，法院判勝訴。敗訴方拒不執行還錢，被「限高」。
這不，尷尬的點出現了：負責刑事追責拒執罪的，正是公安機關。你想一想下面這個畫風：
法院：你涉嫌拒執。
公安：這個拒執，我不立案。
沒毛病，這就是現實。當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時，我們必須面對「執行」這件事本身，最終仍要回到公安系統的問題。
咱都是講道理的人，凡事出現矛盾，本能反應便是「原因」呢？公安局不付錢，拒執肯定有個理由吧。
公安局在法庭上強調了3點：一，這是財政資金；二，財政撥款延遲；三，不是我們不給，是財政沒給。
而法院採取了一些調查措施，確實未發現可執行財產。
沒錢還，那沒辦法呀！
不過呢，另一邊的財政公開信息又顯示，同一項目、同一採購序列、同一執行期間，他們又向其他中標企業撥付了5580萬元。
所以，到底是沒錢，還是有錢不給你，是你這家企業拿不到，就不好說了。
更有意義的一個點，是法院的「限制消費令」：既然你沒錢，那你就別花錢了。可面對這個「司法系統為數不多、能對行政機關產生象徵性壓力的工具」，公安局採取了兩種應對方式：
先是聯繫企業，要求他們撤回執行申請，並放棄違約金。之後，本金會分3年左右付清。企業拒絕了。
看似企業拿回了主動權，實際上，對方一封公函，直接就把問題「徹底解決」了，法院不得不解除這條限制。
公函內容簡而言之就兩點：一，公安局是特殊性質的工作；二，承擔着重要使命。
你不讓消費，萬一遇到緊急事件怎麼辦？突發的問題，幾分鐘的猶豫和耽擱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怎麼辦？
法院尬住了，這萬一真遇到點什麼事，法官可承擔不起，只能乖乖給他們解除。
報道最後寫了法官對企業那邊說的兩句話，意味深長，也相當於悲涼的註腳：
「我能做的工作也做了，後果也跟你說了。」
「公安局作為被執行人，不只你一個企業，上『限高』的後來全解了。」
這個事情剖開來看，是不是還蠻有思考意義的？只不過思考就行了，不要說出來，更不要寫出來。
示意圖（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到這裏還能說點什麼呢？說說《威尼斯商人》吧，放債的人夏洛克，借給了名望很高、社會地位體面的安東尼奧一筆錢。雙方之間呢，沒有抵押物，因此夏洛克提了個條件：你要借錢可以，如果到期不還，我也不要利息，只要從你安東尼奧身上割下一磅肉。
太殘忍了！
但是安東尼奧同意了，寫進了在當時法律框架內有效的合同里，並且雙方都認可，自願簽了字。
也就是說，現在雙方都站在大家全都認可的規則之上，行為是沒問題的。
結果債務到期後安東尼奧還真還不上錢，夏洛克拒絕協商，拒絕一切通融，他拿着合同，要求法庭按照合同內容執行。
他把規則用到了極致，法院當然要一碗水端平，不然傳出去被別人戳屁股是小，破壞整個威尼斯的商業信用是大。
合同合法、條款清晰、違約屬實，沒什麼可多說了，於是法院決定，按照合同執行。
可畢竟安東尼奧是個體面的人物，且名望很高，真的做出「割肉」如此殘酷的行為，法院就不會在社會道德上受到指責和批評嗎？甚至因為當時的具體情景，連權力結構都有可能因此受到衝擊。
法院騎虎難下，事情發生了轉變。聰明的法官決定對合同進行「解讀」，把難題拋給夏洛克：你不是要按照合同來執行嗎？你不是要割肉嗎？那你去割吧，但注意，合同只約定了你可以割肉，沒約定可以流血呀？只規定了割一磅肉，沒規定可以多一分或者少一分呀？
所以，你去割吧，但凡多割一分、少割一分、但凡讓安東尼奧流一滴血，立刻判你死罪。
是的，規則依舊在，但是執行起來變得很難。
諷刺的是，當夏洛克發現合同根本無法執行，只能退而求其次，不要肉，只要本金和利息時，已經晚了。他已經拒絕過寬恕，現在沒有資格再談錢。不僅如此，夏洛克還有了新的罪名，意圖殺害公民，判一半財產充公，另一半給安東尼奧。
簽約時、追責時、執行時、執行將傷及體面人物時、對強者不利時、對弱者不利時……夏洛克很天真，他以為所有人手裏都拿了同一把尺子，他沒有去思考過，論具體情景不同，很多時候答案並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