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以哲學為「面向思的事情」。若細察中國哲學，亦有關於「思」的多重面向，其中儒學視域中的「思」值得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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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智慧之「思」
西文「哲學」(philosophy)原指「愛智慧」，而儒學中的「思」同樣蘊含對智慧的追求。《說文解字》以「容」釋「思」，意為心之所慮，包容萬物，體現為對世界的關切：《爾雅》和《說文解字》中都釋「哲」為「知(智)」。儒家主張仁智並重，將仁愛與智慧共同視為修養的核心。
然而，中國哲學對求知始終抱有理性的自覺與節制。儒家與道家均強調「知止」,即認知應有其邊界，方為真智慧。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莊子警示「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大學》則系統闡述「知止而後有定......慮而後能得」。在信息紛繁、可能性無限的世界中，「知止」是一種高明的實踐智慧，使人能夠持守根本，安定思慮。
「知止」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防止追求智慧時陷入過度知識化與理性化的陷阱，以致遺忘智慧的本源——愛。當代社會面臨「愛欲之死」的危機，人們的感受力日益遲鈍，孔子「仁者愛人」的回應因此格外具有當代性：在愛智之途中，不可失落愛本身。
現代性趨向同質化，標準化，導致「他者」消失，人成為「單向度」的存在，陷入孤獨與抑鬱。儒家的仁智觀提示我們：真正的智慧需為他者留出空間，在仁愛和對話中，既成就自我，也安頓世界。這使得儒學在當代仍具有重要的反思與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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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求本心之「思」
孟子提出了「求放心」的理念，即尋回放失的本心。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仁義本為人所固有之本心，但悲哀的是，人在雞犬走失時知道尋回，但本心喪失時，卻不知尋回。本心的放失，意味着「思」的缺位，人性的墮落。
如何尋回本心?孟子認為「思則得之」,並指出「誠」為天道，「思誠」為人道。人通過向內思慮，使所思與所行統一，方能擺脫矛盾與分裂。因此，「思」本質上是反求諸己的反思。孔子亦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強調視聽言動皆需貫以思考，其核心仍是「思誠」。孟子進一步區分「耳目之官」與「心之官」，認為二者雖同為一體，卻必須以心之思為主導，所以仍然是以「思」貫通全體，以實現身心的和諧統一。
由此可見，「思」就是「自知」，是自我認識，盡心養心的根本途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唯有通過這種反求諸己之思，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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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之思
《尚書·洪範》有「思曰容，容作聖」，另有版本作「思曰睿，睿作聖」，可見寬容與睿智本相通，真睿智必含寬容。《說文》釋「容」為「言心之所慮，無不包也」，清代學者也強調其包容之義。正如《周易》所言：「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孟子》和《中庸》評價舜「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正體現了聖人胸懷之「容」。
宋明理學家對聖人的理解，亦體現了此精神。張載言「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朱熹謂「心具眾理」，王陽明倡「心外無物」，湛若水雲「心包乎萬物」，皆合於《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的涵容境界。
中國哲學倡導「泛愛萬物」與「博愛」。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道，根基於對人皆有「無知」一面的認知。軸心時代，孔子與蘇格拉底皆以「無知」自省：蘇格拉底說「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孔子則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無知」恰是哲學的根本起點。唯有自覺無知，方能有平等，忠恕與寬容。
寬容亦須及於自身。《中庸》有言，「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後世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之說。仁者愛人亦須自愛，哲學之「思」必以「我思」為前提，保身修身亦為「思」的基本內涵。涵容萬物，亦涵容自我，方為完整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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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天人之「思」
胡塞爾認為，哲學的「思」是徹底的思考。在儒學中，這體現為孟子的「盡心知性而知天」及朱熹的「格物窮理以至乎其極」的思想命題。《中庸》論修身時指出，「思修身」必關聯「思事親」，進而「知人」「知天」。這表明儒家視域中的「思」並非孤立的內在活動：身為「父母之遺體」，人由天地所生，與萬物本為一體。由此來看，真正的反求諸己之「思」，必是宏大的思考；反思愈切己，便愈通達於天。因為人本就是天地所生，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因此，這種反求諸己之思也是「一體之思」，是一種整全性的思考。
在此意義上，「誠」就不僅是個體身心的一體，更是人與天地萬物的一體。《禮記》言：「人者，天地之心也」，宋明理學家進一步發揮，認為天地本無心，以人之心為心。每個人的本心之思本就具有公共性，「天地」正標示着這一至大至公的思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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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近之「思」
有一種說法，哲學之思是對「遠方」的嚮往，是一種遠見之思，形上之思。但朱熹編纂的《近思錄》，書名正取自《論語》「切問而近思」之句。在儒家對本末，道器關係的理解中，本雖先於末，但道不離器，故《中庸》強調「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孔子明確批評人將自身置於遠方而忘記了本源、來源的態度。《論語》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原詩的意思是，我並非不思念家室，只是因為現在離得太遠了。孔子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如果真心思念，距離又怎麼會成為障礙？以距離遠為藉口，實質上就是「不思」。對仁德，理想或真理的追求亦如是，若誠心嚮往，自能克服現實的阻隔。同時，這也提醒我們，思並不只是朝向遠方，朝向玄妙，而是架構遠和近，形上與形下的橋樑。「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任何思想的成就都需要從近處着眼。當我們在追求各種思想潮流時，更應謹記，思想的致思方向，鬚根植於深沉的家國情懷和具體的人事日用之中。
熊十力和張岱年兩位先生都曾指出，注重知行合一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因此，與西方哲學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不同，儒學視域中的「思」指向求知與實踐的相即合一。在反求諸己的「思」之中，唯有把握求知與知止，知天與無知的辯證關係，才能在天人之際的視域下，將"思」切實付諸實踐，服務於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共在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