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被公認為全球科技行業精英的職場天花板，但對於生活在這裏的家庭而言，光環的背後卻有着更多褶皺：升高的生活成本、育兒難題、治安環境，以及移民家庭與親人遠隔重洋的距離。
2021年，《紐約時報》就曾報道，越來越多的科技人才正在離開矽谷，德州、西雅圖、紐約等城市成為他們的新去處。矽谷聯合風險投資組織（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的調查顯示，由於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高昂，5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可能會在未來幾年離開該地區。
到了2024年，矽谷民意調查顯示，超過80%的居民認為房價問題非常嚴峻，47%的居民表示難以支付每月開支，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可能會搬家。
從房價到食品、汽油等生活必需品，再到高昂的育兒和教育成本，即使是年收入十分可觀的雙職工中產家庭，也不再輕鬆。
而伴隨着AI進步而來的裁員浪潮，讓高收入背後有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育兒，在矽谷是個問題。
對於矽谷的雙職工家庭來說，50萬美元的年家庭收入可以支持他們輕鬆的生活，而一旦開始考慮生育，教育、經濟等問題將會接踵而至。
Cora一家2015年搬來矽谷，並且有了第一個孩子，三年後，生活與工作漸趨穩定的他們選擇了生育二胎。然而，2020年疫情出現後，原本平穩運行的生活突然遭遇了地震。由於中美航線中斷，Cora和丈夫的父母都無法再來加州幫忙照顧小孩，矽谷的許多華人育兒嫂也滯留在國內。
在矽谷當地找到合適的育兒保姆是個難題。美國的保姆行業不像國內能夠提供非常專業的服務，招聘渠道主要是在平台發廣告或朋友推薦。花費高昂成本卻請不到靠譜的人是家常便飯。
Cora換了三個都不滿意：「最後一個保姆第一天試工的時候覺得工作時間太長，在我們午睡時自己跑了。」
一個全職育兒保姆每月薪資大約5000美元，兼職保姆的時薪也在40美元/小時左右。這份多出來的支出ra不是小數目。在矽谷，兩個孩子的家庭幾乎是標配。Cora和丈夫收入穩定，房子也買得比較早，沒有還貸壓力，當時矽谷的各方面價格還沒有誇張的上漲，生育二胎之前，他們並未考慮太多，現在一筆筆仔細算起來，育兒壓力同樣存在。
兩個孩子的教育是Cora和丈夫最先考慮的，如果讀公立學校，他們需要換到更好的學區房，在素來重視教育的矽谷，這不是一筆隨便就能拿出的錢；如果送去私立學校，每年的學費、託管班費用、課後補習班費用加起來就超過了10萬美元，如果再請一位保姆，每年在育兒上的開支就會達到14-15萬美元。Cora一家的收入儘管能覆蓋這些支出，但顯然並不輕鬆。
疫情以來的物價上漲同樣不可小覷。NBC灣區的調查顯示，近年來，矽谷生活成本的增長速度超過各收入階層的工資增長速度，過去十年間，中位收入增長了近75%，而兩居室公寓的價格同期卻上漲了約90%。食品、汽油和水電煤氣等日常必需品價格也在上漲，僅電費就翻了三倍以上，2022年，一個四口之家的平均年交通費用超過一萬美元。二十年間，矽谷的托兒費用漲幅是當地通貨膨脹率的兩倍。
中產家庭在矽谷的住所基本都是大房子，家務繁重，上班、開車通勤、家務、育兒疊加，成年人的精力完全處於透支狀態。2021年，Cora選擇了自己帶小孩加上小時工幫忙的模式，對於擁有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場女性來說，這意味沒有太多喘息的空間。
每天下班後，Cora必須馬上開車趕回家給孩子們做飯，「哪怕晚了一步都會哭」，飯後她陪孩子玩、學習，丈夫會利用這段時間和中國的同事開會，兩個孩子睡着後，Cora會打開電腦繼續工作兩小時。
「你能想像每天都是這樣嗎？每一天，沒有任何自己的時間。家務每天都做不完。全年無休，就好像看不到盡頭的死循環。」
他們開始認真地考慮移居。
當光鮮生活出現裂痕。
阿不思很難想像自己有一天想要離開矽谷。八年前，丈夫博士畢業，入職矽谷某手機公司，一年後，阿不思從同一所學校畢業，進入一家半導體公司。
在他們心中，矽谷意味着最頂尖的科技公司、全球最高薪的工作機會與最有前景的職業發展。事實的確如此，兩人不僅得到了升職機會，加上公司股票，2024年一家的稅前收入超過了90萬美元，2025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130萬美元。
2024年底，經過深思熟慮，在35歲的前一年，阿不思與丈夫迎來了第一個孩子。
請全職育兒嫂或者接父母過來照顧孩子，是對工作影響最小的兩種選擇。然而許多朋友的經驗證明，後者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一位朋友曾勸告她，最現實的一點就是，生活環境突然變化，父母很容易因此生病。Cora同樣有這樣的心得：即使父母身體能夠適應，在這邊幾乎沒有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只能在房子裏帶孩子，也是一種折磨。
但考慮到媽媽是婦產科醫生，經驗豐富，阿不思最終還是請他們來了美國。
由於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和氣候驟變，阿不思的爸爸來美國沒多久後就眼中風，急症搶救後，右眼最終永久失明。
一個月以來，輾轉於家庭育兒和照顧父母中的阿不思承受着巨大的身體和心理壓力，自責和焦慮讓她喘不過氣。父親身體稍好些後，他們就把父母送回國了。
阿不思只能選擇請全職育兒保姆，每月支出薪資大約5000-6000美元，這對於年收入130萬美元的家庭看起來不算什麼，但阿不思心中仍然充滿擔憂：「在矽谷，薪資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股票，這是非常不穩定的。同時，你每一年都有被裁員的風險，無法穩定地預期每年都收入這麼多。」
而對Cora一家來說，疫情後矽谷頻繁發生的治安問題讓他們感到無比疲憊，她連晚上出門買菜都不敢帶孩子一起出門。
「2021年末，離我家很近的地方要建流浪漢收容所，當時3000多家華人寫了聯名信反對，但政府完全無視、全票通過。」那一刻，Cora突然覺得每天提心弔膽地生活在矽谷，真是一個想不開的決定。
放棄這個「全球最好的職場」
無論是Cora還是阿不思，兩位職場女性在生育後都能明顯感覺到，當她們將一部分精力投入育兒中後，在矽谷的發展前景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響。
阿不思的業務和馬來西亞有對接，自從有了小孩後，亞洲區的同事必須早起，在美西時間的下午五點前完成溝通。有次她正在負責一個重要項目時，孩子突然發高燒了，她只能把所有工作交給同事，自己先去照顧孩子。
2025年上半年，阿不思基本每天晚上都需要陪着孩子睡覺，深度睡眠時間很短，她明顯感到自己的短期記憶力下降了、工作中出錯的時候變多了：「我有次幫公司買一個造價兩萬元的原件，東西買錯了，耽誤了一個多月的生產時間，大家都挺不滿的。」
Cora在遇到薪資更高、發展前景更好的工作機會時，為了保證陪伴孩子的時間，只能放棄。「那個工作需要每天晚上跟香港的創始團隊開會，我老公已經是這個工作模式了，我如果接了，你可以想像這個家庭就完蛋了。」
決定離開矽谷後，新加坡成為了Cora的第一選擇，她曾在新加坡工作過一段時間，生活、職場環境都熟悉。從地理距離和簽證友好程度上來說，無論是回國看望父母還是父母過來短居，都非常方便。
在和老闆溝通後，Cora和丈夫的工作都成功從矽谷「平移」到了新加坡。搬家後，Cora給家裏請了一位菲傭，花費僅為在美國請全職保姆的五分之一。由菲傭承包大部分家務後，Cora能夠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多了，再加上在新加坡工作基本不存在文化隔閡，她很快獲得了升職機會，現在已經成為組裏亞太區的領導。
「我是做市場營銷的，矽谷並不意味着更好的職業上升通道，反而會因為白人文化的隔閡而失去一些機會，所以來新加坡，我的職業發展反倒更好了。我先生來之前是有些猶豫的，但是在一年後，我問他還要不要回美國，他說至少孩子上大學前肯定不要回去了。」
對於夫妻雙方都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阿不思來說，離開的決定則要慎重許多。在阿不思的規劃中，西歐城市、馬來西亞檳城和國內的上海都在考慮範圍內。與矽谷相比，西歐整體社會對於育兒的友好程度和福利制度都要好許多，教育氛圍也沒有矽谷這樣卷；馬來西亞有濃厚的華人文化和大量國際學校，她基本可以直接轉崗；上海離家最近，但加班嚴重、對35+女性求職者不友好的職場環境是阿不思猶豫之處。
她已經投遞了一些法國、西班牙的公司，如果有合適的機會，她會考慮2027年先帶着孩子搬去新國家生活，丈夫暫時留在矽谷工作。
Cora依然覺得，對於許多行業來說，矽谷始終意味着全球最好的工作機會，但對於每一個具體的家庭而言，他們都需要算一筆屬於自己的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