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93歲的茅以升病情時重時輕，一直不能完全恢復。咳嗽、氣喘、痰涌一直伴隨着他，咳嗽需要用吸痰器幫助吸出。因為吞咽困難，又重新插上了鼻飼管。幾個子女一個都不來看他，只有小女兒茅玉麟始終陪護在他身邊。這天，他突然對小女兒說：「我要走了。」茅玉麟以為父親想要出院，一邊熱牛奶一邊問：「你又要到哪兒去？」茅以升有點生氣，責備地說：「唉，你還不懂，我的病好不了啦。」
說這話兩個月後，躺在病床上的茅以升突然心律失常，血壓過低。醫生護士匆匆趕來，拿着各種搶救儀器輪番使用，站在旁邊的茅玉麟心都碎了，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眼睜睜地看着心臟監視儀上的浪線，從亂跳的小蝌蚪，變成了一條筆直的綠線。
茅以升就這樣走了，他走得心不甘、情不願，到臨終也沒等來子女的諒解。
這一切，都源於茅以升背叛了他們的母親戴傳蕙。
戴傳蕙與茅以升是結髮夫妻，戴、茅兩家是親戚關係，戴傳蕙的三嬸是茅以升的姨媽，就是這位姨媽撮合了這樁婚事。戴家在當地屬於詩書人家，彼此聯姻，也是門當戶對。雖然仍脫不了那個時代包辦婚姻的性質，但新婚之夜，揭去蓋頭，並未發生像魯迅、郭沫若那樣的嫌棄。茅以升固然是溫文爾雅，一表人才，而戴傳蕙知書識禮，生得秀麗端莊，溫柔賢惠，也堪稱嫵媚動人。所以婚後生活，倒也琴瑟和諧，十分恩愛。
這一年，戴傳蕙19歲，茅以升18歲。
茅以升自小就是那種學霸級的人物。他6歲入私塾，7歲讀新式學堂。新婚不久即離家北上，回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繼續完成學業。1916年，20歲的茅以升以全年級總分第一的成績畢業，隨即參加了清華學堂招收留美官費生的考試，名列第一，獲得了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橋樑專業學習的資格。一年後，茅以升就拿到了碩士學位，並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金質研究獎章。校方對此深感驚異，校長在向他頒發文憑時，當場宣佈：「今後凡是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畢業生來康乃爾做研究生的，可以免試入學」。
隨後，茅以升又用兩年時間，拿到了卡耐基理工學院的工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橋樑桁架的次應力》，以其科學創見，被稱為「茅氏定律」。
茅以升留學期間，戴傳蕙獨自帶着大兒子在婆家生活。每逢佳節，家家團圓，戶戶笑語，戴傳蕙卻只能寫信寄託相思。她曾在寄給丈夫的一幅照片背面題詩：「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何時才能依偎窗簾，擦乾彼此相思的淚痕。
1920年茅以升結束了留美生涯回到國內，受聘為母校唐山交通大學教授。數年間天涯兩隔的夫妻這才得以團聚，卻也從此開啟了戴傳蕙動盪不定的一生。
從最初擔任母校教授開始，茅以升以其出色的工作，很快受到各方重視，各種聘約紛至沓來，他的工作機構也頻繁變動，先後出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學校長，交通部唐山大學校長，北洋工學院院長、北洋大學校長。
因為他是橋樑專家，他的工作範圍並不局限於學校。1930年，他擔任過江蘇水利局局長。1934年，又出任浙江省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在自然條件複雜的錢塘江上，主持設計、組織修建了雙層公路、鐵路兩用大橋。這是中國人自己設計建造的第一座現代鋼鐵大橋，在中國橋樑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1937年12月23日，錢塘江大橋在建成通車後不到三個月，為了阻止日軍攻打杭州，茅以升親自參與了炸橋。抗戰勝利後，茅以升又受命組織修復大橋，1948年3月，錢塘江大橋恢復通車。
在頻繁的工作變動中，妻子戴傳蕙率領兒女寸步不離，一家人先後搬家30餘次。因為事務繁忙，茅以升從不過問家事，全由戴傳蕙一力承擔，租房退房，購置家具，孩子退學轉學，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但也是在這樣高度緊張的氛圍中，戴傳蕙的神經開始出現狀況。1934年，茅以升受命建造錢塘江大橋，一家人遷往杭州。開初，戴傳蕙為丈夫能施展抱負感到高興，但隨着施工進程，戴傳蕙獲悉錢塘江水勢的兇險後，她不免替丈夫擔心，整日憂心忡忡。在工程最緊張的時候，時常傳來有關險情的消息，使戴傳蕙憂心如焚，焦慮失眠，竟至患上了憂鬱症。
當時，茅以升忙於錢塘江大橋的建設，工作十分繁忙，妻子生病，讓他萬分牽掛。好在親友眾多，有母親和岳母輪流照顧，壓力才稍感緩解。為給妻子治病，茅以升求醫、拜佛，都未見效。但奇怪的是，一有客人來家，戴傳蕙便立即恢復如常，平時出門在外也一如常人，唯獨見到親友就立刻犯病。直到錢塘江大橋建好，戴傳蕙的病才不治而愈。
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她是把自己同茅以升拴在了一起，吉凶禍福，休戚與共。
自從結婚那天起，戴傳蕙就很自豪自己有個好夫君，和那個時代的多數女性一樣，她放棄了自己作為獨立女性的追求，而選擇了做家庭的賢妻良母。
男主外，女主內。茅以升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橋樑事業上，戴傳蕙則一門心思操持家務，生兒育女。
戴傳蕙一直都把茅以升當作她的天，直到有一天，茅以升又做了另外一個女人的天，戴傳蕙才知道自己的天塌了。
這另一個女人叫權桂雲，1925年生於蘇州，父親曾做過蘇州某警察局局長，因患肺病早逝。權桂雲是家中的老四，姐妹五人靠母親替人幫工一手拉扯長大。權桂雲性格溫順，容貌秀美，身材嬌小，講一口吳儂軟語。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戴傳蕙居住南京，夫妻不在一處。有一天，50歲的茅以升經朋友介紹，與21歲的權桂雲偶然相逢，立刻就被眼前的女子吸引住了。
如果只是單向動情還好，偏偏權桂雲也喜歡上了茅以升。這凡間的男女，一旦互生情愫，有時會勇敢到不顧世俗的種種約束。儘管年齡懸殊，甚至傷害到一方的妻子兒女，兩人也會不管不顧。
從此，茅以升在南京有個家，在上海也有個同居的妻子，兩人還生下了一個女兒茅玉麟。權桂雲溫柔體貼，通情達理，安於現狀，不計較名分，從不提任何過高要求。這也使茅以升在最初的幾年，與南京的妻子戴傳蕙一如既往，相安無事。
1951年全國開展「忠誠老實運動」，茅以升見不能再隱瞞下去，於是主動坦白了他有外室的情況。
這一坦白猶如晴天霹靂。戴傳蕙一直信任丈夫，認為誰家的丈夫出軌自己的丈夫也不會出軌。即便在和權桂雲纏綿的日子，茅以升也從未嫌棄過結髮妻子，始終與戴傳蕙相敬如賓。直到茅以升將自己有外室的真相坦誠相告，戴傳蕙才感覺整個天都塌了。
戴傳蕙畢竟是知書識禮的女性，她沒有哭也沒有鬧，從小接受的教養讓她把痛苦壓抑在了心裏，而沒有採用撒潑的方式發泄。
不過從此後，戴傳蕙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外孫女徐依協印象中，外婆從來眉頭緊鎖，心事重重，好像沒有高興過。雖然，戴傳蕙從未對她的六個子女講述自己的委屈，也絕口不提那個和丈夫相處的女人，但已經成人的子女們還是都知道了。這使得茅以升在晚年始終被子女和親友誤解，並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有段時間，茅以升真是腹背受困。1950年代，茅以升作為黨外人士，因為有人大常委的身份，一直享受着高級幹部的待遇。但政治運動一來，仍然免不了受到衝擊。1957年，茅以升在會上發言，建議黨政部門不要過多干預科技工作的問題。原本，這一建議並未列入右派言論。不料到了58年，他任職的鐵道研究院，卻發起了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運動，來勢兇猛，為時達一個月之久。
事情的起因，是研究院一個名叫王翔的幹部，在一次發言中說，他要走「茅以升路線」，成名成家。於是針對茅以升的大字報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鋪天蓋地地開展起來。這件事本來不關茅以升的事，但茅以升是黨外人士，有人膽敢走「茅以升路線」，豈不是大逆不道！
那個年代的邏輯就有這麼怪，矛頭就指向茅以升來了。並且再結合他過去說過的一些話，那內容可就豐富了，批判他的大字報，前後多達500多張。人們來到茅以升的辦公室，把大字報貼在辦公室的四面牆上。這還不罷休，，大小批判會更是接連不斷。茅以升前後三次在大禮堂向全院幹部做自我檢討，直到6月底才檢討過關，宣佈運動告一段落。他的侄子，在同一單位工作的茅于軾可就沒有這麼幸運，除茅于軾外，茅於恭、茅於榕，都被劃為右派。
反右運動使茅以升心力交瘁，也使生性膽小、敏感的妻子非常恐慌。整日坐立不安，幸虧子女們百般勸慰，總算挺了過來。但平靜了不過幾年，文革又來，戴傳蕙這次終因驚恐，導致心臟病復發而撒手人寰。
茅以升的長女茅於美說，母親是因驚嚇喪命的。1966年，茅以升在單位接受批鬥。每天上班，進了大門頸子上就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或別的罪名的黑牌子，然後在院內遊走一番。造反派可以在任何時候批鬥他。下班前，再把黑牌子放在傳達室，第二天再接着戴。戴傳蕙每天送丈夫上班，總擔心晚上回不來。當時街上正在抄家，戴傳蕙就同茅以升商量，把居住的三間正房騰出來，兩人去住廚房旁邊的一間小屋子。所有家具、書籍連同家用物資，都開列清單準備上交。茅於美有次偷偷回家探望父母，發現父親的頭髮全白了，母親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也脫落不少。
1967年1月13日，茅於美再次回家，母親已於當天清晨遽然去世。她和聞訊趕來的四妹茅於燕，進入小屋，見母親靜臥如安睡模樣，只是渾身已經冰冷了。兩人不禁失聲痛哭，跪在母親床邊，久久不能站立。
茅以升告訴兩個女兒，12日晚上，她們的母親還好好的，上海一個娘家的外甥來家向她辭行，兩人談得還很高興。但就在這天夜裏，宿舍院內突然傳來嘈雜喧囂的人聲，一群紅衛兵敲開宿舍院的大門，呼嘯而過。戴傳蕙大受驚嚇，以為是來抄家的，驚恐萬分，徹夜不能成眠。後來聲音漸趨平靜，保姆過來說是隔壁人家被抄，連被褥都搶走了。戴傳蕙同鄰居關係很好，想到寒冬臘月，鄰居家怎麼禦寒，不免替鄰居着急。茅以升見妻子難過，竭力安慰她，好容易才使她睡着。清晨茅以升起來洗漱，輕手輕腳，想讓老伴多睡一會兒，卻發現戴傳蕙呼吸急促，面色蒼白，嘴唇發紫，情知不對，趕忙打電話叫急救車。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電話，等到救護車來，醫生把脈聽診後說，心臟已經停止跳動，沒有救了。
茅以升說到這兒，已經淚如雨下；父女相擁，泣不成聲……當夜，茅於美陪父親對坐了一夜，這也是父女倆與戴傳蕙同住的最後一夜。戴傳蕙享年72歲。
後來，茅以升把戴傳蕙寫給他的信件編為一集，裝訂成厚厚的一冊，題簽為「蕙君遺墨」珍藏身邊。
此前，戴傳蕙過70大壽時，曾這樣評價茅以升：「你脾氣好，從不吵架；你生活規律，做事有始有終；你好東西捨不得吃，要等爛了以後……」
茅以升搶着說：「你克己待人，總把好東西給人；你每日操勞，力求家庭整潔；你善揣人心，知道我想要什麼……」
這段記載在《蕙君年譜》中的文字，讀來讓人感動，恰是兩人一生相濡以沫的寫照。
戴傳蕙走後，茅家姐妹下了幹校，再下一代則要麼知青插隊要麼去了兵團，一個團圓的大家庭，四處流散，難以再有團聚之樂了。到了70年代初，日本首相訪華，指名要見茅以升，經周恩來過問，茅以升的處境才有了改善，又可以正常工作了。1977年，繼主持設計了武漢長江大橋之後，茅以升又主持設計了重慶石板坡長江大橋。隨着政治的昌明，他的處境也越來越好，各種頭銜越來越多，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協名譽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生步入這種境遇，可謂功成名就，美滿幸福。然而晚年的茅以升，卻因深陷家庭矛盾而不能解脫。
茅以升這輩子，如果不是娶了第二個妻子，基本堪稱完人。他對兩個妻子的做法，相比同時代的郭沫若、梅蘭芳、魯迅，有很大不同。他雖然背着妻子戴傳蕙在外面娶了權桂雲，但與戴傳蕙依舊伉儷情深，相敬如賓，不離不棄。面對文革衝擊，兩人更是彼此牽掛，相依相守。直到戴傳蕙病逝，茅以升給予結髮妻子的，都是一個完整的家庭。
而居於外室的權桂雲，帶着女兒茅玉麟一直住在上海，不消說是有些委屈的。曾經，在「忠誠運動」之後，迫於家庭和社會壓力，茅以升問過權桂雲是否願意離開。當時，權桂雲才26歲，還可以再嫁，但權桂雲選擇了堅守，即便承受孤獨，也寧肯等待。
站在權桂雲的角度，作為女人也不容易。對於來自茅以升家庭的排斥，她始終默默承受，不求名分。這也讓茅以升覺得對她負有責任，不能撒手不管。
在兩難的處境中，茅以升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翼翼地呵護着來自兩面的情感。可以說，兩個女人都深愛着茅以升，茅以升也同樣深愛着兩個女人。
原以為，隨着戴傳蕙的離世，權桂雲終於可以搬來與茅以升同住了。為此，20年來，權桂雲一直悄悄地躲在一邊，帶着她和茅以升唯一的女兒，在遙遠的異地想着丈夫，也絕不上門給他增添任何麻煩。當這一天在漫長的等待後終於到來時，她從蘇州來到了北京。這是她第一次與自己的男人一起生活，第一次擁有了正常的家庭。然而迎接她和女兒的，卻是不被接受。儘管權桂雲盡心盡力料理家務，幫助戴傳蕙的子女帶孩子，仍然不被認可。不但自己遭受白眼，就連茅以升也不被子女諒解。每當一個人靜下來獨處時，權桂雲總會認為這都是她帶來的紛擾，為此常常自責，鬱鬱寡歡，結想成病，僅僅相聚了八年，便在50歲時，匆匆離世。
短短八年，兩個妻子先後病逝，讓79歲的茅以升倍感傷痛。權桂雲的死，對茅以升打擊很大，他深感對不起這位跟了她二十多年受盡委屈的弱女子。
原本，權桂雲的死，應該給這個家庭帶來和解，茅以升也曾多次尋找機會，試圖彌補過去留下的裂痕。然而事與願違，幾個子女始終不能原諒父親有過外室的行為，他們認為是父親造成了母親的痛苦，父親犯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表面看，茅以升晚年享有各種榮譽，在外面非常風光，但他內心的痛苦、孤獨和挫折感卻非常強烈。他本就有胃痙攣的毛病，只要精神緊張就會犯病，因家庭矛盾，茅以升不止一次疼痛不已。
面對子女對他的不諒解，茅以升不知如何才能擺平這一關係。直到他93歲病逝，他也沒能求得子女的諒解。
2021-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