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春天，中英鴉片戰爭正步入尾聲之際，一個「夷人」使團來到了北京。這個使團自然不是英國人，中英條約是幾個月後才在南京簽的，他們甚至和這場戰爭拉不上任何關係。不過，這次出使差點引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外交戰爭。
令這個越南（安南）使團忍無可忍的是，他們竟然受到了和英國人一樣的外交待遇——「夷人」。該使團一到北京的下榻賓館，就發現一面寫着「越夷會館」的大牌匾，頓時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書《國史遺編》的話來說就是「聲色俱厲」，堅決不肯入館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樣子，最後讓人打碎了這個「夷」字後，才氣鼓鼓的住了進去。
我們可憐的大清朝此時可能因為還在和「英夷」血戰到底中，所以在被名義上的藩屬國「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頓「以下犯上」之後，忍着沒有擺出天朝氣派，也就息事寧人了。
問題是，越南人怎麼就讓一個「夷」字搞得如此血脈賁張，愛國熱情直追霍元甲、陳真腳踢「東亞病夫」時的場景。
那個越南使團也算是師出有名，倒是給出了標準答案。使團某位重臣專門寫了一篇《辨夷論》的雄文回擊大清朝，大意就是，我們越南人本來就是神農的後代，「華也，非夷也」，學問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漢唐宋」，從來就沒有像孔子說的那樣淪為夷人的「被髮左衽」。
這也倒罷了，這篇雄文的最後幾句簡直就是杜鵑啼血了，認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樣未生於中原，天下人從來不敢「以夷視之」，你們大清怎麼就「敢以夷視我乎！」（詳情請見朱雲影先生著作《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
好一個「華也，非夷也」。在這個「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時代里，「中國」（華)與其說是一個地域或人種概念，不如說是一種文化認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樣都是「中國人」，尊崇的是同一個普世價值，這個「中國」的概念大約就是世界（至少是亞洲吧）的文明中心。當你用「夷」來稱呼越南人時，這麼說吧，就好比你現在污衊某個歐洲國家不接受普世價值，是不文明的專制國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臉。
當然，如上所說，此時越南人的中國夢是因為文化認同而自視為「中國」，這並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統治，他們對做一個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國人」並無興趣，事實上，越南從漢至唐曾有淵源流長的中國郡縣史，最後苦心孤詣的才搞成了獨立大業（容我以後再詳細道來）。不過，用現代觀念來看，這種「精神分裂」也不難理解，好比日本人說「脫亞入歐」，只是服膺於西方文明，並不是說要併入某個歐洲列強，要被西方統治。
在贊完越南人寧死也要做「中國人」的骨氣之後，也得好好批判幾句。越南版中國夢的最大問題是，他們對於正牌的中國——「天朝」太不當回事了，古代朝鮮也自視「中國」，不過用官方表述卻是「小中華」，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禮，甘願「以小事大」，如果是一開始那個場景，朝鮮人被「夷」字羞辱之後，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後寫文章抒發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樣直接翻臉。
在越南人看來，恐怕他們這個「中國」才是玄門正宗。在越南人的開國傳說中，嘗百草的神農有個三世孫「帝明」，先在北方生了個兒子，日後成為了中國君主，之後又在巡遊南方時和南方的仙女生了個兒子，這就是越南的開國之主。在這個傳說中，神農的「中國」等於是被兩個兒子共同繼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無巧合的是，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裏一直將中原王朝稱為「北朝」，自稱「南朝」，用現代的政治語言就是，「兩個中國，各自表述」。
元朝時代，越南就更牛了，堅決遵循了「崖山之後無中國」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為「中國」，元朝為「夷」的一個中國表述，這樣看來，一開始越南使團去大清的表現算是不錯了，至少還是「兩個中國」。
這還沒完，明朝立國之後，曾試圖收復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歷史表述中則成了「賊在中國（越南）」，「賊奪我國家」，大明這個再正宗不過的漢人王朝也悲催的被剝奪了「中國」的稱號。
到了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大約是清朝中後期，越南的「中國認同」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據朱雲影先生的摘錄，當時的越南士大夫已經連漢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將阮朝直接升華到了中國文化最為景仰的三代，「與商周比隆者，蓋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對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對待周邊小國時更是盛氣凌人，自居「中國」，視他們為「夷」。某位越南國王在親徵佔城時下詔說「自古夷狄為患中國」，還有一次的詔書更是說「我國家混一區宇，統御華夷」。在中南半島這塊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練山寨着中原王朝「懷柔遠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歸流」，又是「以夏變夷」，又是強迫小國國王改用漢姓，在實踐中證明了自己的「華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國夢」與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驁不馴型。早在中國的隋唐時代，特別是大化革新之後，日本基本上已「全盤唐化」，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的「華夷觀」。當然日本是不甘於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別說被視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國書中的著名歷史段子「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後來還有「東天皇問西皇帝」的好笑說法。
在自稱「中國」的同時，日本竟然還不滿足，還想廢掉唐朝的「中國」資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麗、新羅、百濟一樣的「諸藩」（也就是「夷」），還說什麼大唐主動到「中國」（日本）進貢，「或懷歸化之心」，將遣唐使的歷史完全顛倒重組。
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中國認同」已然邁上了一個新高峰，事實上，當時日本實際統治者幕府將軍的全稱就是「征夷大將軍」，誰有資格「征夷」，那當然只有「中國」了。當時的日本思想家藤田東湖認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絕萬國」，日本和中原王朝是「東土」和「西土」的關係，他警告日本人不要過於沉溺於「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華變於夷」，也就是說，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國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中也說，日本中世紀源於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江戶時代已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因為明清易代的緣故，日本此時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意識形態。
江戶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沒邊，他在《中朝實錄》一書中翻來覆去的說明了一個觀點：天下萬國，只有日本與外朝（中國）可稱「中國」，更為關鍵的是，日本這個「中國」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個「中國」，「海外之諸蕃，皆為中國（日本）之屬」。對於「中國」之爭，山鹿桑的最大心理優勢來自於天皇的「萬世一系」，而你外朝則是不停的換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遠優於異朝」「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
「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日本的這套中國觀可不是說說而已，在19世紀被逼打開國門的過程中，日本也經歷了和清朝一樣「華夷之辨」的痛苦心路歷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愛國志士」襲擊英領館的事件中，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號的人事後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觀，為夷狄所辱，故基於尊攘大義，下此決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詔書中說「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而這個「華」，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樁中越外交爭端起頭，不妨也以一樁中日外交爭端收尾。據雪珥兄在《絕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條規》談判時，日本代表團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清朝代表團則反駁稱，「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這次「中國」之爭的結果是，李鴻章親自出面妥協，「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還在心心念念的為「中國」而爭，到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乃至後來的抗戰，日本對「誰是中國」這個命題已完全喪失了興趣，此時的「中國」，也徹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鮮、越南，這些當年自稱「中國」的爭奪者們，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終，是我們贏了這場「中國」之爭，場上，已沒有其他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