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孩子。俗話說「七八九，厭似狗」，我五六歲就淘氣得出奇，令大人們厭惡的不行。母親是姥姥最小的女兒，我又是姥姥最小的外孫。那時，父親在綏遠城上班，母親在豐鎮衛生院當護士。他們都顧不上管我，每天全憑姥姥照料我。姥姥年近七旬才得到我這個外孫，如獲至寶，寵愛得不得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裏怕化了，要星星不敢摘月亮。因此養成了我任性的性格，這種任性的性格坑害了我一輩子。
1953年3月5日，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逝世，全中國猶如天崩地裂。那天晚上，母親回家說起此事，我接話說：「斯大林死了，毛主席還沒死呢！」這句話石破天驚，母親和姥姥幾乎同時上來捂我的嘴，但為時已晚。母親當即出院查看，見四下無人才長出了一口氣。那年我才四歲，此事足以說明，我生來就一身反骨；還可以警示執政者，政治思想教育必須從娃娃抓起。
兒時，我家正房台階下面有個花池，夏季蜜蜂、蝴蝶很多。我無事時常常去抓蜜蜂、逮蝴蝶。我抓蜜蜂時很少被蜇，竅門是等到蜜蜂鑽到花朵裏面時，一下子把花朵合攏，然後小心翼翼地露出一個小孔。當蜜蜂鑽出來時，用手捏住它的腦袋，輕輕地把蜜蜂的尾刺去除，就成了一隻可以隨意玩弄的蜜蜂。可是沒多久，它就死了。
一天，我在竹筐下面扣了一泡屎，謊稱裏面有雀，讓同伴伸進手去捉，自然他抓了滿手的糞便。他哭着去找我的姥姥告狀，姥姥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就連給貓灌燒酒、在院子裏挖「閃閃窖」、把爆竹插在新鮮的屎橛子上點着，炸得屎點子橫飛的事，我也幹過。
我在豐鎮順城街小學讀一年級時，學校廁所是土坯牆。男女廁所的牌子就釘在不太堅實土坯牆上，拔出來、釘進去都很容易。一日，我頓生邪念，把男女廁所的牌子對換了，想看看會發生啥事情。本校師生早已對那兩塊牌子熟視無睹，誰也沒有注意到它們被人掉包，人們還是習慣地認門不認牌子。直至一個來開會的外校教師誤入女廁、遭遇尷尬，才東窗事發。學校排查時，我被同學告發，遭到老師狠狠地訓斥。
還有一次，班主任老師給我們講黃繼光用身體堵槍眼的故事。一個同學站起來問老師：「老師，黃繼光為啥要拿心口去堵槍眼，他把衣服褲兒脫下來捲成一團不就堵上了嗎？」老師無話可說。我又站起來問：「如果撅起屁股，拿屁股去堵槍眼，就不丟命了！」老師氣的臉都青了，我們兩個較真的小屁孩被罰站一堂課。
一天，課間休息實在沒得耍了，我提議同學們搞競賽，看誰能把腦袋鑽到課桌里去。我帶頭示範，因為腦袋小，挺爭氣，一下就鑽進去了。誰知鼻子是個斜坡，好進難出。同學們正急的如熱鍋上的螞蟻時，上課鈴響了，班主任夾着教案走了進來。班長向班主任建議，毀壞桌子救我。班主任說，桌子是公共財產，不能破壞。唯一的辦法就是找把鋸子從我的脖根鋸斷。我嚇得哇哇大哭，後來班主任叫來了木匠，用木頭排（bài）楔子使勁撐開，腦袋才算拔了出來。
1957年春，我隨母工作調動來到呼和浩特，轉學至中山西路小學讀書。一天下午上圖畫課，是實物寫生，老師從衣服兜里掏出一個蘋果，放在講台上，然後轉過身去，在黑板上以蘋果作對象，示範地畫起來。那時，我坐在第一排，突然站起來，躡手躡足地走過去。伸手從講台上抓起那個蘋果，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後輕輕把蘋果放回講桌，把被我咬過的那面對着大家，同學們竊笑不已。
老師在黑板上畫好蘋果，轉過身來，問大家：「同學們，你們對比看看，我這個蘋果畫得像不像？」
大家都在下面異口同聲地說：「不像！」
「哪裏不像？你們說說看！」老師一臉的驚詫。
有個同學站起來對老師說：「黑板上畫的蘋果是圓的，講台上的蘋果已經不圓了。」
老師拿起講台上的蘋果一看，大吃一驚，不知何時何地，蘋果被何人咬掉了一大塊。
看到老師驚詫的表情，教室里頓時一片哄堂大笑，同學們笑得七倒八歪的。
等同學們笑夠了，老師輕輕地嘆口氣，嚴肅而無奈地對我們說：「同學們，我雖然是個右派分子，你們可以批判我，監督我，但是，我畢竟還在給你們上課，在向你們傳授知識，你們可以不尊重我，但不能不尊重知識啊。」
老師的一席話，讓我們這些毛頭小孩面有慚色，剛剛從那惡作劇里獲得的那麼一點點可憐的愉悅隨之消失淨盡。不過他沒有追究是誰啃了那個蘋果。
1958年消滅四害時，學校讓每個同學交五根老鼠尾巴，我湊不夠，後來發現家裏的胡蘿蔔干朽了，根須很長，很像老鼠尾巴，我就混到裏面交給班長了。班主任老師發現後追問我，我吞吞吐吐，不肯認錯。老師很生氣，她說：「你幸虧歲數小，如果稍微再大些，右派分子你是當定了。」但我把死小雞的腳剪下充當麻雀的腳，居然矇混過了關！
那時，我們院裏有個男孩和我同歲，每天遭繼母的打罵。只要那位司機叔叔一出車，繼母就把他關在汽車庫裏狠狠地修理。繼母不在他的臉上下手，只用爐鈎子、火鏟子在身上打，或者用手在身上亂擰。那個孩子身上的傷痕從來沒有斷過，但他不敢告訴父親，怕招致更兇惡的報復。後媽的心似蛇蠍，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位兇殘的女人。
一天，我給妹妹倒屎尿。趁人不備，把一便盆的屎尿揚進了她家炭倉倉的小口裏。那天，那個女人做飯時，端簸箕撮炭，手伸進去抓了一把屎，氣急敗壞地大罵，人們都掩嘴而笑，樂不可支。
後來，母親知道了此事是我乾的，於是和姥姥設計打我。那時，母親肚裏正懷着小妹妹麗珍，怕我掙扎時傷着肚裏的孩子，於是讓姥姥抱住我，由她來打。那時，我已經11歲了，她倆也沒有多大的力氣，所以沒起多大的作用。記得那時母親經常責怪姥姥：「這孩子算毀在你的手裏了，將來長大非讓政府槍崩了不可！」
我列舉以上事實是為了說明，我生性頑劣是與生俱來的。及至成年，我依舊頑劣成性。可見，「三歲看大、七歲至老」不是一句空話。
我在電建公司土建工地木工班時，有個呼和浩特大學畢業的周麻子。呼和浩特大學是大躍進的產物，1958年開辦，1960年就關門了。周麻子是文革的積極分子，仗着自己出身好，多少有點文化，趾高氣揚。寫大字報、參加批鬥、搜集人的資料、構陷人的罪狀，各種壞事都落不下他。師傅們很討厭他，然而又拿他沒辦法。
那時，木工每人每天有一毛二的工具費，用來買鋸條、刨刃、鋼銼、油石。周麻子每次剛銼完鋸齒，只要他不在，我拿起鋸來就在鋼筋上亂鋸一通；他剛磨好刨刃，我也拿起他的刨子在水泥地上亂推。等他用時，鋸齒凸得鋸不成、刨刃鈍得刨不成，他累得的汗爬流水，也搞不清原因，只是嘴裏不乾不淨地在罵。
1974年，中共對我重新評價，認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薦我赴內蒙古農業大學農機系深造。後來得以混入高級工程師行列。然而，我雖然上了大學，仍很粗俗拙劣，一不小心便流露出流氓無產者的本性。那年，我在物資處工作時，從電建二公司調來了一位助工名叫劉亮。一天，處長把一個女職員叫進辦公室談話，好半天沒出來。劉亮突然想起來有個發文要找處長簽字，問我處長在不在，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去推了推處長的門推不開，門從裏面插得很緊。我對劉亮說：「處長辦公室門頭上有扇玻璃，你要不蹬個凳子站上去看看他在不？」劉亮聽從我的建議，照此辦理。他踩上凳子，探頭朝裏面一望，嚇得魂飛魄散，臉色羞紅地跳下地來，直罵我害他。我說：「你看見啥了？」他避而不答，只說：「要不你也上去看看！」我反問：「處長發現你了嗎？」他說：「沒有！」從此，劉亮對我耿耿於懷。前幾天，他遇見我，還提及此事，我掩口而笑。
1986年，烏拉山電廠在建，我和電管局的幾位同事前往檢查工作。那時鐵總尚未發跡（鐵木爾和李鵬的愛子是華北電力大學的同班同學，後升任北方公司副總經理），一天晚上，我們去電廠洗澡，那時，電廠澡堂的地面非常濕滑，走路必須扶牆，否則就會摔個馬趴。鐵總把身上淋濕後，開始打肥皂。我乘其不備，慌忙用力士香皂在他身後的地面上磨擦。誰料想，鐵總突然轉過身來，發現我的舉動，大罵：「老韓，你真是個圪泡！是不是爺今天不摔一跤，你不歇心？」其他幾位同事見狀都笑得前仰後合，都說，也只有老韓才能想得出這種損招！直到去年見面，鐵總仍然不忘此事，大罵我曾經企圖謀害革命領導幹部。
直到退休，我仍然不是個省油的燈盞。前年，集團公司老幹部處組織離退休老幹部唱紅歌。老幹部處處長來電話通知我，我告訴他，我很想去，但是，在去的同時，貴處必須奉送本人如下物品：
1、仕奇西裝一套；
2、耐克鞋一雙；
3、皮爾卡丹男包一個；
4、勞力士手錶一塊。
還有，必須用寶馬或奔馳來接我；唱完在新城賓館吃宵夜，晚上讓電力文工團的當紅歌星來陪我睡覺。如果滿足了以上條件，我一定去！
後來那位處長訕訕回答：「他娘的，我就知道你肯定不願意去的，因為你從來不要求進步！」
有次，還有個哥們和我開玩笑：「這輩子，你與D組織無緣了。其實你各方面表現挺不錯的，假如將來『掛』了，我D可以追認你為D員。」我咬牙切齒地說：「誰敢追認爺為D員，爺做鬼都不饒恕他，讓他天天晚上做噩夢！」
後記：
朋友說，閻錫山小時候頑皮，從狼窩掏得四隻小崽，拴住後倒掛在村口的大樹上，母狼跟蹤找來報復，害的村民不敢出門。
小時候頑皮的人，好像長大後都很有出息。邊塞凡人有詩云：
幼時頑劣大有成，
此生不做省油燈！
砍剁不爛銅豌豆，
嘻笑怒罵亦留名。
據說，有些壞是胎裏帶出來的。一次在公交車上，我聽一個女孩罵一個男孩：「你是大流氓，從小就是流氓，你媽剛生你出來，你都不忘回頭看一眼。」滿車人哄堂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