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遇到的第五位貴人，說出來人們可能不相信，他是三藩市的左派僑領池洪湖。
池洪湖，福建人，早年偷渡香港而後移民美國，在三藩市唐人街經營生意，屬當地華人中的殷商。生意成功的池洪湖，進而成為三藩市親共的華商總會會長和唐人街四大堂口中親共堂口的大佬，聽命於中國領事館，領導親共僑團與親國民黨僑團對抗。池洪湖每年都受邀請，去北京參加十一國慶觀禮，獲國家領導人接見和宴請，為三藩市華人公認的頭號親共僑領。
1989年六四屠殺發生，激發起池洪湖的正義感。三藩市有五萬華人聚居唐人街花園角廣場，舉行抗議集會，然後遊行到中國領事館，譴責中共血腥屠城的暴行，池洪湖是集會和遊行的組織者之一。那時許多親共僑領都和池洪湖一樣，反水了，匯入譴責中國暴行的隊伍。池洪湖還組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幫助逃難來的中國民運人士。1994年六四屠殺五周年，三藩市唐人街花園角廣場矗立起一尊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池洪湖是民主女神像籌建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出錢出力，並多次出席市政府召開的聽證會，揭露中國領事館阻撓民主女神像籌建的陰謀。89年起及往後的幾年，池洪湖不再接受中共的邀請，拒絕去北京參加十一國慶觀禮。
我是受池洪湖幫助的六四流亡者之一。早幾年，我在洛杉磯工作。辭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一職，沒有了收入，他專程從三藩市來洛杉磯看望我，希望改變我生活拮据的狀況。他問我：「程凱，除了辦報，你還喜歡做什麼？」我說：「還喜歡看書。」他於是表示資助我開一間書店，他說：「你有一間自己的書店，看書看個夠，還可以掙錢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估算，開一間書店大約要四萬元錢，兩萬租店鋪、裝修，兩萬用於購進圖書。他當場掏出支票，開給我兩萬元錢，說等租好店鋪，再把購書的兩萬元錢給我寄來。並說書店掙了錢，這四萬元不用還。
開店鋪做生意，我一竅不通，像個白痴。拿到池洪湖贈與的兩萬元錢，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找來一位朋友，把兩萬元錢交給他，請他代為張羅租店、裝修事宜。過了半個月，這位朋友把錢全花光，拿來我看不明白的一疊發票，店鋪卻不見蹤影。此後這位朋友再也不肯見我，還到處散佈我的壞話。
我非常尷尬，我把兩萬元錢被人花光店鋪不見蹤影，再也見不到那人，只聽到他撒布我的壞話的遭遇，告訴池洪湖。池洪湖說我太輕信別人，我遇到了壞人。池洪湖要我轉告那位朋友，如果騙了人還說人壞話，請問他是想斷手還是斷腳。此後那位朋友就閉嘴了，從中我看到了一位堂口大佬的形象。
接受過池洪湖幫助的一些政治流亡者，後來都與池洪湖斷絕交往，我卻一直保持着與池洪湖的友誼。
大約1994年前後，池洪湖重回親共立場，再度成為親共僑領，接受中共邀請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一切一如六四之前。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幾年來，中共不斷向池洪湖招手，喚醒了他內心深處的親共情結，僑領的榮譽與利益也令他難以拒絕；二是即使不回頭，親國民黨僑團和傳統僑團也不會接納他，他在三藩市唐人街就什麼都不是，他無法適應僑領與「什麼都不是」的巨大落差，與其「什麼都不是」，不如再度擁有僑領的地盤、榮譽和利益。於是池洪湖就重回親共立場了。回了頭的池洪湖比過去更極端，他甚至對六四屠殺後中共的暴政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組建「中國統一促進會」，與存在多年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有所區別，去掉了「和平」二字，主張只要實現中國統一，支持大陸對台灣採取任何手段，包括「武統」。
我沒有變，而是池洪湖變了，我與池洪湖的政治立場和觀點有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我理解和尊重池洪湖的變化，池洪湖也理解和尊重我的堅持。我仍然與池洪湖保持着友誼，不再基於政治立場和觀點的一致，而是相信對方是好人。我數十年對海外華人的觀察，深知親共陣營中也有人格人品高尚者，反共陣營中也有卑鄙下流之輩。
儘管池洪湖重返親共立場，卻從沒停止對我這個反共好人的幫助。我從洛杉磯搬來三藩市之初，一度窮困得付不起房租，他知道後，二話不說打開他店鋪的收銀機，取出三千元錢交給我。然後他把他弟弟擁有的一間小樓以極便宜的價錢租給我居住，小樓的地下室隔成房間，讓我租給別人，收入用於補貼我的房租。我在一家小報當編輯，收入微薄，他請我到他開的雜貨店打工，使我有正常收入。池洪湖的雜貨店還收留了六四後潤來美國的國家一級演員、原廣州越劇團團長黃志明。黃志明是已故粵劇表演大師馬師曾的傳人，唱得一副蒼涼剛勁的「馬腔」，不時來上一段，使得大家在池洪湖雜貨店打工的日子充滿歡樂。
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池洪湖對我的恩情，何止滴水。我無湧泉報答他，他也從不要求我報答，每年過年送他一瓶酒，算是表達我不會忘記他的恩情。
近些年，我與池洪湖來往少了，酒也不送了，原因是他退休了，賣掉了唐人街的生意和三藩市的住房，搬到較遠的城市；我老了，精力不夠了，呆在家裏輕易不出門。即使不見面，我也不會忘記我海外流亡中遇到的貴人池洪湖，當然還有星雲、陸鏗、劉賓雁。
最後要記述的這位，不是我的貴人，卻是不能不說的人物，他就是前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港澳工委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許家屯幾乎與我同一時間流亡美國，居於洛杉磯西來寺。
2016年6月29日，許家屯以百歲高齡辭世。按照中國民間的說法，應是「喜喪」，但許家屯之死卻毫無「喜」字可言，他是在身體與精神備受煎熬的痛苦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程。
許家屯去世前一年，身體健康急轉直下。之前，雖然老年人的症狀日益明顯，但他仍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鑠。他不願意呆坐家中，喜歡讓家人和經常來家探望他的年輕人帶他到外邊走走：往近處走到北加州的三藩市；往遠處去台灣，那是靠近他的故土中國大陸的地方，也算是了卻他對這個沒有被中國大陸征服的寶島一看究竟的心願。但他的身體在去世前的最後一年日漸衰弱，生活從大半不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吃飯、走路、洗澡都要人照顧。許家屯這時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自尊被摧毀了，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多餘的，他萌生求死的願望。
許家屯的痛苦不僅在於生命活力的喪失，更在於直到人生的日子所剩無幾，仍不願意承認，自1990年4月他踏過羅湖橋、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他在美國二十六年，回國的幻想成為他年復一年的精神寄託，並為這一幻想年復一年作無謂的努力。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他托人給最高當政者捎話。江澤民執政時，曾慶紅對他有過善意表示；胡錦濤執政時，對他的請求有過答覆，那就是「許家屯不能回國」；習近平執政，他不但向中共最高領導的捎話得不到回應，就連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都進不去了。過去他能進到中領館大樓，會有一位領事之類的官員與他交談，而去世前大約三個月，他最後一次去中領館，坐着輪椅在領事館門外苦等兩個小時，領事館的大門也沒有為他打開。「落葉歸根」是人之常情，但許家屯不知道，在共產黨那裏，只有殘酷無情，沒有人之常情可言。共產黨把許家屯與所有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人士等同對待，許多政治異議人士客死海外，許多政治異議人士父母去世都不得回國盡孝，中共從來沒有對他們動過惻隱之心。許家屯不曾想過，或者不願意想，回國又怎麼樣呢？回國後他將要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他可能要畢恭畢敬的聽一名派出所所長對他的訓斥，他會被剝奪作為人的基本尊嚴。我與許家屯的女兒許榕相知，我請許榕向她的父親講一講李宗仁回國的遭遇：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經周恩來的安排，從美國紐約回到中國。熱鬧了一陣子，中共在李宗仁身上最大化的取得宣傳效果後，便把他撂在一邊了。他受盡冷落與羞辱，最後和太太鬱鬱而終。許家屯回國，毫無疑問連李宗仁的遭遇都不如。
許家屯在人生的最後一刻，還企望自己能獲得中共中央的接納。他去世前短暫清醒時對陪伴身邊的女兒許榕講了一段話：「許家屯是中國共產黨的兒子，不是叛徒。中國共產黨的忠實的兒子，不是叛徒。是中國人民、江蘇省如皋李堡鎮的人民的兒子。」人生的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讓人觀看，人們看到許家屯的悲劇，是直到他在生命彌留之際，還認為自己是中國共產黨的兒子，但中國共產黨二十六年前就把他作為叛徒，從來沒承認過他這位「忠實的兒子」。
許家屯本來有一個精彩的人生。
他早年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他的治理下，江蘇經濟長足發展，成為中國的經濟大省。1970年代末，他親手樹立有「華夏第一村」美譽的華西村典型，被稱作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面旗幟。華西村的意義在於：當中國農村歷經了「農業學大寨」的劫難，擺脫了人民公社的桎梏，部分回歸中國幾千年農業生產的老路後，又走出了促使農村和農業生產實現企業化新的道路。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始終找不到適應現代化生產和分配的結構形式與生產方式，許家屯在華西村進行了一次探索。華西村的價值過去並沒有被人們真正認識，如今更被執政當局冷落，未來如果中國政治走向正常，華西村作為一種可供借鑑的中國農村發展的一種模式，或許會重新回到改革者的視野。
許家屯從省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休後，本該去全國人大或政協任一個閒職，但鄧小平重新啟用了他，調任香港，這個位置比省委書記更重要。許家屯之前的香港，共產黨是可怕的；許家屯任職香港七年，開創了共產黨人與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合作的先河，給世界一個新的共產黨人形象，使得港人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認為共產黨是可親、可敬、可以接受的。許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間，寫出了《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文章，其思想理論之深刻，成為至今尚未有哪一位中共理論家能逾越的經典。許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間，恪守為官清廉的信條，他出走美國，身無分文，接受了洛杉磯佛光山西來寺大和尚星雲的收留和接濟。以後的二十多年，他除了撰寫《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得到一筆大約三十萬美元的稿費，主要靠故舊的接濟度日，這是當今香港的中共官員包括大陸官員所做不到的。據我所知，李嘉誠、董建華等都對許家屯有過一次性的贈予，倒不是他們同情和支持許家屯，也不是對許家屯在位時有恩於他們的報答，而是與許家屯做人情上的了斷，從此兩不相欠，不再來往。
1980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那時有趙紫陽和他的同僚們規劃和實施的政治與經濟同步進行的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六四屠殺後瘋狂的中共權貴集團鎮壓異己和侵吞國家資產與人民血汗的禍國殃民的改革開放。許家屯是那個年代的一位先行者：他全力支持中國經濟特區的建設，發動港澳資本到特區和內地投資；他曾經與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策劃，將香港的政治體制移植到深圳特區，為整個中國的全面改革做實驗；他建議海南獨立建省，創辦一個省的範圍的大特區，實行比深圳更加特殊的政策，享有像香港和台灣一樣的高度經濟自由。如果不是六四屠殺，許家屯的改革暢想，都有可能在趙紫陽的支持下和他與梁湘等改革派同道的奮戰下，成為現實。
89六四期間的許家屯，是他精彩人生的高潮：他去看望在香港新華社門前靜坐聲援北京學運的香港學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與和平請願的學生對話，順勢推動政治改革的建議；六四槍響，他為在北京屠殺中蒙難的學生和市民流淚。這一期間，許家屯表現出在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瀕臨危機與轉折的關頭，一名真正共產黨人的憂思、失落與痛苦。無論許家屯的一生有多少是非，僅89六四期間的精彩，就足以使他在黑暗的中共歷史上留下閃光的形象。
六四後，所有許家屯不願意看到的事情都發生了，梁湘被整肅的命運等待着他。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人有趨利避禍的本能，許家屯出走是必然的。但他的出走，成功卻繫於千鈞一髮間。決定出走那一天，許家屯正在深圳的香港新華社辦事處，他使用自己的外交護照，邁過羅湖橋。不到一個小時，深圳市委便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將許家屯押送北京。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持中央命令趕到香港新華社辦事處時，許家屯已離開危牆，正準備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如果許家屯猶豫一個小時，六四後許家屯的故事就是另一個寫法了。
許家屯出走美國後，聲明是「旅遊休息」，宣佈「三不」（不尋求政治疪護、不泄漏國家機密、不參與海外民運）。為堅守「三不」他採取與美國的情報部門不合作的態度，這是他的選擇，無可指責。問題在於，他出走美國二十六年，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身體在美國、頭腦仍然留在中國、仍然在共產黨內生活的氛圍：他堅持中共的思維，說中共的語言，只接受中共的信息。晚年他視力減弱，每天聽中共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成了他幾乎唯一的信息來源。他批評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他擁護中共歷屆領導人的治國口號；他站在香港建制派一邊，反對民主派的各項主張；二十六年來他始終認為平反六四時機不到。我曾勸他在海外即使不與政治異議人士為伍，也應做一個溫和的反對派，發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聲音，保持改革者的形象，就一定能贏得與鮑彤、蔣彥永、李銳等同樣的崇高聲譽。可惜他沒做到，其實他根本不想這樣做。他的思想境界比出國前大步後退，他沒有把自己的精彩人生繼續下去，他毀了自己。
許家屯的喪禮是由家人和親友們操辦的，與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中國共產黨毫無關係，這是他的光榮，雖然他不一定這樣認為。喪禮按照美國的一位普通老人逝世後的追思程序進行。有一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在追思會結束後，前來為他送行的兒女們站成一排，每人打開自己面前的一個鴿子籠，上百隻鴿子飛上天空。兒女們以此告訴世人，他們的父親許家屯的靈魂自由了，就像鴿子一樣自由的飛翔。
然而，自由的靈魂也不快樂，許家屯死後，他的人生悲劇沒有落幕。
根據許家屯落葉歸根的遺願，他生前不能回國終老，死後骨灰一定要回故國安葬。那麼中共當局能夠允許他的骨灰回國嗎？就像他生前一樣，如果要得到中共的允許，那就必然是了無盡期的等待。子女們決定不再與中共當局做交涉。
2016年9月30日，在美國陪伴父親二十多年的許家屯的小女兒許榕，勇敢的帶着父親的骨灰，從洛杉磯出發，回到中國。這是許家屯出走海外二十六年後第一次返回自己的祖國，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魂。
但許家屯的骨灰回國後一直沒有找到安葬之處。子女們打算將父親與2004年去世的母親合葬在一起。許家屯的夫人顧逸萍，生前是江蘇省的一位廳局級幹部，死後在家鄉如皋僅佔有一塊兩平方米的墓地。夫妻合葬，需要將墓地略作整修，子女們並沒有要求擴大墓地，只是整修，使父母能夠合葬在一起。但中共當局阻止了子女們這一合理的願望。如皋當局說：要等上級批准，上級是誰？是中共江蘇省委？還是中共中央？
當局阻止許家屯的骨灰在家鄉下葬，怕什麼呢？怕的就是墓碑上的「許家屯」這三個字。人們看到這個名字，那就會想起他曾經是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想起上個世紀80年代他曾是中國的一位改革者，會想起他在六四後為遭受屠殺的學生和市民流淚，也會問一問他為什麼出走海外？為什麼生前不能回來？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只與他的夫人葬在一塊九平方米的墓地？
許家屯葉落未能歸根。許家屯的人生悲劇，死後繼續上演。許家屯的悲劇，固然是中共的一位老共產黨員的悲劇，更是89六四後，中共黨內改革者的悲劇，是中共黨內良知人士的悲劇。
（三）
剛到美國，就聽到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常說的一句話：得到了天空，失掉了土地。這句話，充滿了傷感與無奈。
三十年多年來，作為政治流亡者的我，只為失去了中國這片土地而痛惜，卻為得到了一片天空而欣喜。我得到的這片天空，湛藍湛藍，這湛藍的天空，是多麼美麗。
其實，我三十多年前一踏出國門，迎接我的就是一片藍天。這片藍天下，有營救我逃離迫害的友人和香港警察政治部，有幫助我的香港幫會大佬六哥和泰哥，有我一到美國便向我這艘苦難航船提供停靠港灣的星雲大師和西來寺，有在美國邂逅的陸鏗、在美國重逢的劉賓雁，還有在我生活最艱難時刻給我以慷慨資助的三藩市華人僑領池洪湖。
三十多年來，在這湛藍的天空下，我歷經了六任美國總統：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拜登和特朗普。看過他們競選，聽過他們演講。最讓我獲得思想升華的是，小布殊訪問捷克在公眾集會上講的一段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浩瀚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他們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站在籠子裏和你們講話。」他還說：「這個籠子四周插着五根柵欄，那就是：選票，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看到小布殊的這段話，於是我有了我人生最重要的發現：在這片湛藍的天空下，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的政治家，才不會產生毛澤東、習近平那樣的政治妖孽。
儘管裝進籠子裏的統治者時常作妖，他們褻瀆美國開國先賢們奠定的建國精神，有時候會攪得湛藍的天空烏雲蔽日，會把上帝的國家變成撒旦的國家，但終會有人挺身而出，澄清玉宇、撥亂反正，讓美國再次偉大。
三十多年來，我經歷過美國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九一一恐怖攻擊，眼看着電視直播，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進了紐約世貿大廈。我經歷過美國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洪水衝垮了海堤，新奧爾良頃刻沒頂。我經歷過美國政府中的左派政客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和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讓中國迅速強大，導致整個世界發生歷史性轉折，使得中共有能力鄙視和反噬美國，並向西方民主社會發起以大外宣為主導的滲透和進攻；就如上個世紀40年代，馬歇爾、費正清之流幫助中共打敗了國民黨，奪得中國政權，幫助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我還經歷了美國左派與中共強力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造成美國產業外移，企業倒閉，百年輝煌的製造業基地，迅速成了鐵鏽地帶，大批大批昨天還在通勤上班的人，今天就成了失業者。正是一場場災難，使我了解了這片湛藍天空下生長的有着獨特性格的美國人：堅強、樂觀、捨己為人、不屈不撓、能承受重大苦難。當世貿大廈即將倒塌，裏面的人往外逃生，消防員們卻往裏面進發；當災民們出逃，新奧爾良成為一座空城，卻有許多專職和義務人員往新奧爾良進發，去援救被洪水圍困的人和人類的朋友貓和狗；當一些人在金融海嘯中成為失業者，這些人仍然去當義工，幫助那些比自己更需要幫助的人。湛藍天空下的美國人從不誇讚自己，卻使自稱優秀的中國人相形見絀。
三十多年來，我結識了許多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尤其那些八九年六四後遭中國政府追捕而被迫流亡的學生領袖，他們是一群最可愛的海外華人：執着，高尚，純潔，在苦難中成熟起來，走到哪裏都帶着一身陽光。當然我也見識了另一群海外中國人，他們人數眾多，因為六四屠殺，學生和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長安大街上流了血，他們才得到了綠卡，他們的綠卡鮮血染紅，因此被稱為六四血卡，他們也被稱作是吃人血饅頭的人。我知道海外華人中竟有人這等寡廉鮮恥，就是從認識他們開始的。他們現在一個個都愛國者熱情高漲：一邊享受六四血卡、自由民主的美國給予他們的好處，一邊為中國的獨裁者唱讚歌；一邊營造美國舒適安全的生活，一邊回國去吃貪官們的殘羹剩飯。六四造就的，不僅僅是一群人的勇敢和高尚，還有另一群人的卑劣和下賤。
在中國，我有一段令我羞於提起的履歷：我曾是共產黨員，曾是中共最高級別黨報的記者，曾擔任過省級中共黨報的總編輯。自流亡美國，擁有了藍天，我決意從新開始，洗脫自己的過去。我在唐人街雜貨店裏打過工；我編過民運的報紙和社區小報；最後，如願以償，從事向中國傳播自由資訊的工作，攀上了我六十多年人生、五十多年新聞工作生涯的頂峰。有人說，我跟以前比，是從天上掉到了地下，我說不，是從地下升上了天空。人來到這個世界只有一次，各有各的活法：在中國，扭曲人格，泯滅良知，即便高官厚祿，活着也不是人；而藍天下，在唐人街賣雜貨，也活出了自己，活得踏實。
三十年間，藍天之下，我也有承受不了的苦澀和悲痛：我被中國政府列入禁止回國的黑名單，直到母親去世，我都見不到母親一面。我的流亡，從四十出頭開始，如今已年近八十。我嘗盡人倫親情的折磨。但這不是藍天的錯，而是土地的錯，因為那片土地，養育着一個以摧殘人性和殘殺生命為能事的中國共產黨。
如果有人問我：在藍天下生活了二十年，還愛不愛那片土地？我的回答是：不愛了，已經不愛了。
那是一片被中共的黨文化污染了六十年的土地。什麼是中共的黨文化？就是馬列主義的毒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的相混合的文化。自1949年，黨文化經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創造、繼承和發展，已經使中共蛻變成一個侵吞國家和人民財富的赤裸裸的黑社會團伙。馬列主義毒液，是階級鬥爭和暴力；傳統文化的糟粕，是閹割自己侍奉皇帝的太監，是把女人的腳裹成三寸金蓮把玩的文人，是精神勝利的阿Q，麻木滯呆的閏土，吃人血饅頭的華老栓。而兩者混合而成的黨文化，則是貪官污吏、太子黨，五毛黨，黑窯奴工，暴力拆遷，追堵訪民，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包二奶，酷刑高智晟，強姦鄧玉嬌，處死楊佳，為美國遭恐怖襲擊歡呼的憤青，等等，等等。那片被黨文化污染的土地，空氣中迴蕩着藏人自焚時的青煙。想一想那片土地，我只有嘆息沒有了鄉愁，只要共產黨還在，我就找不到愛那片土地的理由。
我慶幸我失去了土地得到了藍天，至少我仍然可以做個好人。我的身體也曾沾染黨文化的污穢。在中國的官場，我曾退回過一筆三十萬元的賄款，但我不敢保證我收到三百萬、三千萬，我還能經得住誘惑。我也努力做個清官，但我知道，當一個清官的周圍有九個貪官，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貪官把清官送進監獄，而貪官成為廉潔的模範。所以我不能不為失去那片土地感到慶幸。
三十多年失去土地得到了藍天，同時得到了人的尊嚴、民主權力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自己的生活憑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創造，與是否有權有勢無關。我每天都呼吸清新的空氣，喝潔淨的水。我可以自由的批評我擁有的藍天和我失去的土地，不會有人因此抓我坐牢。總之，我在湛藍天空的流亡生活，三十多年來，有聲有色，有滋有味。
三十多年過去又將是下一個三十年，下一個三十年已經不屬於我，今生我已經不能回去我已失去的那片土地，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回去，清除為害那片土地的共產黨，蕩滌那片土地上污濁；我將終老在我擁有的藍天下，我沒有遺憾。告別人生時，我最後一句話還是：流亡者的藍天，湛藍湛藍，是多麼的美麗！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