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血緣上的親近，並不能自動轉化為統一的國族認同。語言和宗教的共通，也不意味着必須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中。決定國家認同的，不是「出身」，而是「選擇」。
在2025年6月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俄羅斯總統普京再次重申：「俄羅斯和烏克蘭本質上是一個民族。」從歷史文化淵源來看，這種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但其政治意涵卻頗具爭議。在俄語中，描述「民族」的詞彙有多種區分，例如指血緣文化共同體的族群（類似英文的ethnic group），以及強調國家認同的國族（nation）。普京所使用的術語則是介於兩者之間，既可指族群，也可泛指國家和人民。
烏克蘭與俄羅斯同為信仰東正教的東斯拉夫人，歷史上同屬「基輔羅斯」的疆域。「基輔」一詞，是後代史家加於「羅斯」之上的地理標註，當時各地公國皆自稱為「羅斯」。
為行文一致，本文仍沿用「基輔羅斯」一稱。13世紀後，基輔羅斯分裂，大部分地區被納入蒙古人的金帳汗國統治。其中位於東北邊陲的蘇茲達爾公國，即日後的莫斯科公國，獲得蒙古大汗授予「全羅斯大公」稱號。自此，莫斯科認為自己繼承了基輔羅斯的法統，同時也繼承了對基輔羅斯各公國的統治權及其疆域。
15世紀末，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自稱「全羅斯的統治者」；伊凡四世登基為沙皇，國號定為「Россия」（Rossiya），即「羅斯」在東正教語境下的稱謂。俄羅斯國家認同的形成，自始就建立在「繼承基輔羅斯」的敘事上。
然而，烏克蘭人並不接受這一說法。烏克蘭雖承認自身為東斯拉夫人，信仰東正教，但堅持自己才是「基輔羅斯」的正統繼承者，是與俄羅斯並列的獨立民族國家。對他們而言，國家認同不是血緣與文化的延伸，而是自主政治選擇的體現。
這恰恰是問題的關鍵：當俄羅斯說「我們是一個民族」時，它強調的是文化與血緣；當烏克蘭說「我們是獨立民族」時，說的是現代國家與公民認同。
在中文語境中，nation與ethnic group都被譯為「民族」，這造成了族群與國族概念的混淆。事實上，自從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確立主權國家體系以來，民族國家成了國際秩序的基本單位，一個血緣、語言、文化相近的族群，完全可以形成兩個不同的國家。
德國與奧地利的關係就是典型例證。德奧兩國完全同文同種：共同語言（德語）、共同宗教（天主教）、共同歷史（神聖羅馬帝國）。19世紀，德意志的統一成為歐洲政壇焦點。當時有兩種方案：「大德意志」的主張納入奧地利；「小德意志」由普魯士主導，不含奧地利。最終，「小德意志」勝出。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奧地利被排除在外。這一排除，除了是普奧之間的權力博弈，也是當時歐洲列強之間的妥協。
1938年，納粹德國以「我們是一個民族」為由吞併奧地利，成為血緣民族主義干預主權國家的典型先例，某種程度上也是普京言論的歷史回聲。二戰後，奧地利重新獨立，極力建構與德國有別的國家認同：強調中立地位，和帝國遺產的多元性，切割與納粹的歷史聯繫。今日的奧地利人，雖與德國人語言文化幾乎一致，卻普遍認同「奧地利人」的國家身份。
類似情形也存在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兩地多數人口同為華人或馬來人，卻擁有各自獨立的國家認同、政治制度與歷史記憶。
文化和血緣上的親近，並不能自動轉化為統一的國族認同。語言和宗教的共通，也不意味着必須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中。決定國家認同的，不是「出身」，而是「選擇」。問題的關鍵是：烏克蘭人是否有權決定「我們是誰」，並選擇屬於自己的國家？這不僅關乎烏克蘭的未來，也關乎我們如何理解「民族」與「國家」在當今世界的真正關係。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