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海南有豐富的四大資源，富饒的海南卻是極其貧窮落後。初到海南的人，看到如此富饒美麗的海南卻生產力如此低下，大惑而不解。
1988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乘車由三亞返回海口，路經五指山區。忽見前面山上一片火光。我驚呼：起火了！司機說：那是黎族人在春耕。所謂刀耕火種的「火」就是這樣燒的。事後，我專門去了解海南刀耕火種的情形：一把火燒過以後，把山上野草燒成草木灰，便是上等肥料。黎族人手持一把彎刀，在地上刨一個坑，撒幾粒種子，過後，就再也不到山上來了。夏天，禾苗藉助草木灰的肥力與雜草一齊生長。秋季，人們再次來到山上，手持彎刀，撥開雜草，割下稻穗。當地人把刀耕火種長出的稻子叫山嵐稻，山嵐稻產量極低，一畝能收穫幾十斤，就算是高產田了。黎族人把山嵐稻用於釀山嵐米酒，好喝，上頭，秋後黎族山區的公路旁，到處可見喝醉了酒躺在路邊的黎人。
平原地區的漢人，耕作方式也先進不了多少。海南有的是牛，每到開耕時節，農民把一群牛趕進田裏，從這頭趕往那頭，再從那頭趕往這頭，來回趕上幾趟，就算是犁、耙田完畢。接着向田裏直接撒下稻種，省下了育秧、插秧的環節，也不中耕，就等着收割季節到來。
建省前，海南的工業少得可憐。我查閱海南首府海口市的電話簿，見「工廠企業」一欄，僅二、三頁，有一家橡膠廠、農機修理廠、手工藝品加工廠、建築工程隊，再就是加工椰子水的罐頭廠。那時的海口電話只有四位號碼。那麼，海南豐富的自然資源誰來加工呢？原來全部運往大陸，一點也不留給海南。四大資源，插着四大吸血管，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國家把海南的血一滴不剩的吸吮得乾乾淨淨。
海南過去是省轄的行政區，區上有省，省上有中央。海南地處邊防要地，中共建政以來，中央和省極少向海南投資，卻把海南的資源和生產設施，直接控制起來，包括熱帶作物、漁業、林業、礦山、港口、海運、民航、鐵路、金融、商業等等。建省前的海南，所謂企業指的都是中央直屬企業和省屬企業。全島一百多間農場，種植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橡膠和其他熱帶作物，四個林場，管理着全島的主要林區。這些農場、林場，全都是中央農林部或曾經的農墾部、生產建設兵團的直屬企業。石碌鐵礦是冶金部的，八所港和海運船隊是交通部的，一段由當年日本人建造、與大陸不相連的破舊鐵路，是鐵道部的。甚至三亞風景區最好的鹿回頭賓館，也直屬廣東省委交際處，沒有海南的份。
年復一年，海南的資源，被一車車、一船船運出島外。上世紀50年代，海南有原始森林一千五百萬畝，被瘋狂砍伐，至1987年建省前只剩下五百七十萬畝，多數為採伐後天然更新過來的次生林。盛產橡膠的海南，之所以只有幾間小型橡膠加工廠，原因在於：海南只准加工當地農民種植收割的原膠，國營農場生產的大宗原膠，統統運到上海、天津等地加工。中國人有「捧着金飯碗要飯吃」一說，海南則是金飯碗被國家捧着吃大魚大肉，老百姓不得不四處討飯。你說這是吸血也罷，掠奪也罷，反正富饒而美麗的海南因此而貧窮落後了。
到海南工作之前，我曾多次到海南採訪。有一次我住在五指山區黎寨一戶生產隊長家裏。全寨房舍皆茅草搭成，隊長家亦不例外。他家的爐灶由三塊磚頭支起，床上鋪一層茅草算是褥子，蓋的是一條破了幾十個洞的毛毯，一支竹杆搭着全家的衣服。我估算了一下，他全家的財產，折成人民幣，充其量不超過三十元。
生產隊長的兒子每天到外面摘個生木瓜和采些野菜為我燒飯。肉有得吃，就像是茹毛飲血：黎族人滿山遍野抓些青蛙、螞蚱、老鼠、蛇等小動物，裝進背簍，回家倒進一個洗米水缸里，漚上十天半個月就可以吃了。平常捨不得吃，生產隊長待我如上賓，我臨走那天為我餞行，把這野味端了上來。我出於知識分子接受工農改造的階級感情，硬着頭皮吃了一口，實在忍不住，便跑開，把吃下的飯全部嘔吐出來。
我所敘說的，雖然只是幾個極端的例子，並非全島到處都刀耕火種，茹毛飲血，但農業落後，工業凋敝，交通閉塞，人民群眾生活困苦，無論生產還是生活，許多地方處於原始、半原始狀態，卻是建省前的海南，令人嘆息的事實。
（九）
海南建大特區，首先要做的就是擺脫中國現行體制，拔除讓海南貧窮落後的吸血管。一些原屬中央的企業，劃歸省屬。這還不夠，還必須實行有別於在現行體制的特殊政策，起步從開發洋浦開始。
洋浦，是一個夢。海南大特區的開拓者、建設者，為夢幻成真，傾注了感情，付出了代價，甚至作出犧牲。
以梁湘省長為首的海南省政府，建省伊始，便着手描繪洋浦的建設藍圖，建立一個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基地，其中將洋浦港建成足以媲美湛江、黃浦的南海又一大港，一舉解決對海南至關重要的海上交通問題。洋浦建設成功了，海南大特區的建設便成功了一半，全省經濟起飛便指日可待；失敗了，海南就會像沒有跑道的飛機，沒有鐵軌的列車，難以指望快速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海南大特區的建設者們、改革者們，魂兮夢兮縈繞着洋浦工程，而保守派們，處心積慮破壞洋浦工程的原因。圍繞洋浦的鬥爭，實際上是推進海南大特區建設和阻擾乃至葬送海南大特區的鬥爭。
洋浦，地處海南島西北端，儋縣境內。我在海南工作期間，曾二次到洋浦。你不能不驚嘆大自然給那裏造就下的優越條件：整齊的海岸線，突然凹進一個遼闊的海灣，一條狹長的半島，伸延開去，像一支手臂，把海灣抱在懷中。「手臂」是天然防波堤，任由堤外波浪滔天，堤內仍風平浪靜。整個海灣，海水湛藍，水深二十米以上，可建順岸碼頭，可建離岸碼頭，停靠萬噸以上的貨輪。岸上，是大片荒蕪而平坦的土地，多雜草、灌木、一叢叢的仙人掌，少人煙，無需大量搬遷居民，稍加平整，修好道路，通上水、電、電訊、上下水道，便可用於工業、商業、住宅建設。
當年的洋浦開發工程，包括二個部分：一是港口建設，這並非爭論的焦點；二是緊挨着港口，向內陸延伸劃出的面積三十平方公里的開發區。改革派與保守派，始而圍繞着開發區建與不建，繼而圍繞着如何建，一個回合又一個回合地較量。雙方都動了感情，都流露了各自的愛與恨，都展示了各自的力量和手段。
我不能不再度提到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六四屠殺後流落海外的許家屯先生。他是洋浦夢的造夢者之一。1987年上半年，致力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同時熱心國家改革、開放的許家屯，受趙紫陽總書記委託，到海南考察。他向中央報告，不但建議海南獨立建省，實行比深圳、珠海等特區更加特殊的政策，把海南建成一個大特區，而且建議重點開放洋浦，以洋浦帶動整個海南。許先生知道，國家對經濟特區歷來是「只給政策不給錢」，給政策就好，許家屯建議把洋浦開發區包給外商，放手讓外商經營，利用外商廣泛的國際聯繫，引進外資，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興建工廠、商店、住宅，把那片不毛之地，建成一座多功能、現代化的城市。許家屯還向海南省長梁湘推薦了承包、開發洋浦的外商——日本熊谷組香港公司董事長於元平先生。
許家屯的報告遞交給鄧小平，鄧小平批轉給趙紫陽，趙紫陽指示分管對外開放事務的國務委員谷牧，率領中央有關部、委、辦的頭頭們，開赴海南作可行性研究。海南建省方案已定，沒有異議，談到洋浦開發，卻產生分歧。反對者陣營非常強大。反對的理由是：把那一大片土地包給外商，豈不喪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片土地的主權！
又是主權！似乎改革、開放，必然賣國，唯有閉關自守，才叫愛國。這使人想起深圳開發初期的1982年，陳雲拋出《租界的由來》文章，硬把特區比作晚清及民國初年的租界，誣指特區開發者為買辦、賣國賊。在中國，凡改革者，總得在泥濘中跋涉，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泥沼，跌進深淵。「出賣主權」，就是保守派當年為深圳的開拓者，如今又為海南的開拓者設下的泥沼和深淵。然而，確有那麼幾個人，明知前路有沒頂之危，粉身碎骨之險，仍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不在乎一身泥巴，還是滿身血跡。
梁湘是他們的帶頭人。他執拗地與反對者們辯論，從未消退對洋浦開發的堅持。海南建省不久，省政府就向國務院連續兩次呈遞洋浦開發實施方案，都被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壓下，不批。一向沉不住氣的梁湘，上京找李鵬理論，觸犯了天顏，李鵬記恨在心。六四後粱湘慘遭整肅，李鵬毫不手軟，非置於死地而後快。其實，仇恨的種子，早已因洋浦種下。
梁湘不甘心遙遙無期地等待。他常對人說：他們等得起，我年紀大了，等不起。他決心批准也上馬，不批准也上馬。他着手組織洋浦開發的工作班子，自任開發區領導小組組長，副省長鄒爾康任副組長，調原三亞市長程浩任辦公室主任。他說服熊谷組的於元平，拿出三百萬港幣，用作開發前期準備工作的費用。
根據省政府制定並上報中央的方案，洋浦所實行的開發政策，遠比海南大特區更為特殊。三十平方公里開發區範圍內，除政府部門、軍隊與軍事設施、海關、邊防稽查、稅收、警局等機構外，全交由外商經營、管理，所需資金，皆由熊谷組負責籌措，國家無需出一分錢。開發區內的投資者，必須遵守國家法律。開發工程分兩步實施：第一步，平整土地、修築道路、完善供電、通訊、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生活服務等設施，將三十平方公里生荒地，變成適用於各項建設的商品地；第二步，在已經開發的土地上，引進外資，興辦各項事業。開發區內，實行優惠稅收政策，企業所得稅僅15%，高科技、短缺門類的投資，頭三年可獲減免徵收所得稅。外商只有土地的承包、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承包期七十年，七十年後，土地及地面設施，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收回，或另行談判合作條件。洋浦開發區，把中國的經濟特區建設水準，提高到一個新的層級，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堪稱一大創舉。但它純屬對外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而已，與「租界」風馬牛不相及，更不存在任何出賣國土、喪權辱國的問題。
當年，我主持的《海南日報》，熱情支持和宣揚洋浦開發區。《海南日報》報道了洋浦開發方案的內容，引起巨大反響，僅日本、香港，就有數家大財團表示願意投放鉅資，參與其事。沒想到，這也會招來保守派的指摘，說什麼未經國務院批准，《海南日報》搶先向外發佈，迫着中央表態云云，成了梁湘、也成了我的一條罪狀。
李鵬壓下了洋浦開發方案，卻從來沒有閒着。1989年3月，在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李鵬一夥策動五位政協委員大會聯合發言，言辭極為激烈地攻擊洋浦開發方案，說是出賣國土，喪權辱國，在他們口中，洋浦開發者成了與袁世凱、汪精衛等同的竊國大盜。梁湘怎麼也想不到的是，五位發言的領頭者，竟然是他的朋友、中國科學院院士、當年曾受梁湘邀請出任深圳大學首任校長的張維。梁湘主持海南省政府工作後，誠摯邀請並陪同張維考察洋浦開發區，無保留介紹洋浦開發方案。真是人心叵測，梁湘沒料到，所有的真誠，全部被張維用作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向梁湘和洋浦開發方案發難。
《海南日報》駐京記者把張維等五人的發言稿急電與我，我立即上報省委、省政府。當時，梁湘、許士傑正在北京開人代會，留家的省領導們，沒有人作出任何反應。梁湘橫遭張維一記悶棍，頓時被打蒙了。他打算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為洋浦辯誣，被人勸止了。此時，梁湘頗為沮喪，張維的發言是對梁湘和洋浦開發的致命一擊。接着，89民運和六四屠殺發生，改革派全軍覆滅，梁湘下台，洋浦開發、海南大特區建設，在慘烈的攻擊下，還沒有展開，便宣告終結。
不久，國家海關總署專門發下一個通知，不僅針對洋浦，而且全面否定海南省制定實行特殊政策的《三十條》。其中，嚴格禁止海南進口的產品和海南進口零件組裝的產品銷往內地，致使總額達四億多人民幣的產品積壓。時正值春末夏初多雨季節，公司產品損毀、報廢、資金周轉不靈，紛紛倒閉。海南省在艱難起步中，本來已十分脆弱的經濟，面臨崩潰了。更主要的，洋浦開發受挫，加上《三十條》被否定，海南大特區，幾乎沒有任何「特」字可言，與內地省份別無二致了。
也許屢經磨難，愈加不屈不饒，梁湘在下台之前，決心與李鵬再作一次抗爭。他將洋浦開發案，托人輾轉交給鄧小平。他把最後一線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盼望鄧小平大筆一揮，洋浦起死回生。不久，鄧小平的批示傳達下來了，大意是：支持洋浦開發，希望早日動工。鄧小平的批示，給正處於極度困苦中的海南打了一針強心劑。梁湘興奮不已，所有參與開發洋浦的幹部、群眾都奔相走告，仿佛陰霾散盡，海南一片艷陽天。
從深圳到洋浦，我看到一個現象：改革者，總是天真而單純，他們對保守勢力的陰謀總是認知不足。洋浦之爭，絕非僅僅一個洋浦開發區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海南大特區建設是否成功。而海南的成功，其影響遠遠大於深圳，將會成為省一級大面積改革、開放的典範，對推動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進一步改革、開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這是趙紫陽推動海南獨立建省、建設大特區的初衷。保守派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破壞洋浦建設，其實着眼於全局，摧毀趙紫陽整個的改革藍圖。而改革派遲遲看不到這一點，或者看到了卻不願意相信那是真的。
都說李鵬低能，其實不盡然，阻止洋浦開發的招數出人意表。當梁湘持有鄧小平的批示，再次向他匯報洋浦開發實施方案時，他表面上不反對了，卻提出一個不容改變的規則：「以項目帶土地」。這是比不支持，不批准更為陰毒的一着。人們知道，洋浦要想引進外商投資，必須首先把三十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開發出來，而絕不能先引進項目，再劃給外商一塊未經開發的土地。就好比建一幢公寓，應先開通道路、水電、電訊、下水道，有倒垃圾的地方，有生活服務設施，公寓才能住人；如果僅有一幢公寓的框架，房客進來，只能自己安裝水電，無法做飯，不知道何處倒垃圾，不知道出門何處搭公車、買東西，公寓誰肯購買？「以項目帶土地」，等於土地不准開發，項目引不進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外商，肯到一片無路、無水、無電、不通電話、無任何服務設施，滿是磚石、雜草、仙人掌的土地上，投資蓋工廠、開商店。李鵬小施計謀，就把鄧小平的批示變成了一句空話，再一次把洋浦開發扼殺了，把梁湘和海南大特區建設者的洋浦之夢粉碎了。
在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內部，梁湘常常顯得孤立無援，早在海南省籌建之際，中央兩派政治勢力，都往海南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趙紫陽一派有梁湘、許士傑，李鵬一派有副書記劉劍鋒、副省長鮑克明。後兩人是進入海南大特區最高領導層的特區反對派。建省之初，百廢待舉，大家都很忙：梁湘忙于振興經濟，劉、鮑二人忙於拉關係，網絡黨羽，搜集梁湘的黑材料，向上呈報。許士傑辜負了趙紫陽的信任，喪失了原則，他先在兩派之間搞平衡，後來乾脆與劉、鮑沆瀣一氣，在背後向梁湘放起冷箭來了。他們都明里支持，暗中反對洋浦工程。梁湘組建的洋浦開發領導小組，始終沒有編制，沒有經費，沒有辦公地點，辦公室主任程浩手下一個辦事人員也沒有。更有甚者，程浩作為正廳級幹部，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工資該到何處去領，到89年6月，他整整八個月沒領到薪水，靠老伴、孩子的收入維持生活。改革者的命運竟至如此，想起來，怎不叫人心酸、憤慨！
接下來無需贅述了。自然是六四屠殺發生，全國大倒退，梁湘深陷囹圄，李鵬一派把持了海南大局。熊谷組的於元平再也提不起投資洋浦的熱情了。洋浦，還是那一片湛藍的海灣，那一片荒蕪的土地。
海南建省三年後，我在海外聽到取代梁湘擔任海南省長的劉劍鋒宣佈洋浦工程「可能動工」了。劉劍鋒為中共紅二代，來海南之前，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他一到海南便鼓吹，海南不必辦大特區，只作為一般的省份建設便可。他驚人之舉還有，梁湘下台後，他與另一個紅二代、曾任航天工業部副部長的鮑克明，為爭當省長公開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出全武行，是中共建政以來首見。劉劍鋒與鮑克明都是李鵬的髮小，當保守派打敗了改革派後，他們便要改換姿勢，舉起改革、開放的旗幟，扼殺改革開放。
如今的洋浦，還叫洋浦開發區，但與海南的其他地方並無區別了。
至於梁湘，據說他去世前常與人提起洋浦。還有六四後出走美國的許家屯，一提起洋浦，也有無限感慨，不勝唏噓。洋浦，仍然是他們的夢，一個破碎的夢。
（十）
而我，投身海南，除了和梁湘有着同樣的洋浦夢和大特區夢，我還有自己的夢，那就是《海南日報》的新聞改革之夢。
那一年，我四十一歲，是全國最年輕的省報總編輯。我血氣方剛，一心想干一番事業，實現多年的抱負。我從未細想，這個總編輯的位置，對我意味着什麼。於是我便走上了懸崖，去跳新聞改革的「探戈」。
我堅信海南大特區需要有一張與眾不同的報紙，應該實行一條「特殊」的辦報方針。「特」在何處？我首先確認的《海南日報》辦報方針是，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倡導的「人民性高於黨性」。
我上任第三個月，便實施報紙的改版和擴版。《海南日報》由原來的每天出版對開兩版改為四版再改為八版，成為1980年代全國僅有的六家八大版報紙之一。擴大的版面，用於增加新聞的信息量、增設讀者來信、特區理論探討、港台與國際副刊，及增設《椰風》、《海韻》兩個知識性和文藝性副刊。擴版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使報紙能有更多的篇幅反應來自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提供給讀者多元、豐富的資訊。
為了拓寬《海南日報》的國際視野，我向香港派遣了常駐記者，還打算向美國和歐洲派遣常駐記者。國家曾規定，只有中央一級的媒體可以到境外設立記者站或派遣常駐記者，我突破了這個規定。我找到時任香港新華社辦公廳主任劉林，請求他幫助。劉林以《海南日報》為大特區報紙，非一般省報為由，幫助《海南日報》成為第一家向境外派遣常駐記者的省級報紙。
說到劉林，不妨多花幾行筆墨。劉林的父親是廣東省一位廳級幹部，是趙紫陽的至交。劉林從廣州鋼鐵廠團委書記任上調深圳市委工作，工作出色獲賞識，升遷為市委辦公廳主任。梁湘下台後，繼任者李灝清洗前任官員，劉林被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調去，任新華社和中共港澳工委辦公廳主任。六四後，許家屯避禍於美國，梁湘遭整肅，不久我聽說劉林被以間諜罪遭中共國安部逮捕。劉林成為外國間諜，令人匪夷所思。他都做了什麼？無人知曉。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劉林在何處？是生還是死？人們一無所知。我希望有一天劉林間諜案能大白於天下，但這一天遙遙無期。
改版和刷新內容後的《海南日報》，不久就被國務院新聞總署評選為全國十大最佳黨報之一。發行量由原來的三到五萬份上升到十二萬份到十五萬份之間，還曾經突破十八萬份。海南1988年只有六百萬常住人口，按人均發行量，名列全國省報前茅。
《海南日報》的廣告業務借海南建設大特區的勢頭，迅猛發展，那時要在《海南日報》上刊登廣告，大約要排期三個月之久。人們說報社最牛的人，不是總編輯而是廣告科長。
這其實算不得什麼改革，只是為未來的改革所進行的試探性的改進，即使這種小幅度的改進，也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
海口市中心有口大水塘，名叫西湖。市委、市政府領導長期漠視城市環境治理，使西湖垃圾鋪滿水面，臭氣熏天，嚴重影響市容和市民健康。《海南日報》就此提出批評。見報不久，市委書記和市長就請我吃飯，飯桌上，書記軟硬兼施，要求我今後報紙批評海口市的工作，務必先與他們打個招呼，手下留情。
瓊山縣縣委書記，作風蠻橫，對群眾痛癢不聞不問。記者寫了一篇稿，揭露縣領導班子中的問題。稿件尚未見報，這位書記就闖進報社大吵大鬧，讓我處分那位記者，還說要到省委告我的狀。
三亞市長為改善外商投資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環境，在市區開展水、電、道路、通訊、下水道等基礎設施工程，遭到市委書記等一班人的反對。雙方矛盾尖銳，市長被免職。我想派記者了解這位改革派市長的遭遇，卻遭一位省委領導的阻撓。他說：這是省委的決定，報紙不能唱反調。
《海南日報》文藝副刊發表了一幅木刻作品——一位背向讀者的裸體女人，旨在介紹流行世界的現代派藝術。第二天即遭到指責。此事還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提出討論，一位省領導對我陰陽怪氣：黨的機關報怎麼竟成了黃色小報！
1988年底，我想再突破。作為黨報，無論中央的還是地方的，讀者最不愛看的，是毫無新聞價值的外事活動消息，這些消息都必須發表在一版，按照官職的大小，安排在一版的固定位置，標題使用大小粗細不一的固定字體。我決心改一改，把省委、省政府領導一些並無實質內容的外事活動消息刊登到其他版面去。我知道這是冒險的舉動。當那一天的報紙，我終於把一位副省長接見外賓的幾行字放到第二版時，我對編輯們說：大家等着吧，省政府辦公廳准有電話來。果然，上午九點一過，我的電話鈴響了。這位副省長的秘書傳達副省長的話，問我到底想幹什麼？是不是想打擊他？是不是想分裂省的領導班子？
報紙是黨的工具，我也是黨的工具。正如《人民日報》不是人民的，《工人日報》不是工人的，《文化報》不是文化人的，《政協報》不是政協的，統統是黨的一樣，大特區的黨報也是屬於黨的。黨寧願讓花花綠綠的「專治性病」的廣告貼滿大街的電線杆子和牆壁上，而不去管它，卻不允許報紙有一時一刻脫離黨的控制。此時，我不能不考慮，《海南日報》新聞改革的探戈該怎樣跳下去。
我以為，辦報，我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但我沒意識到，在官場上，我是個低能兒。我整天整夜埋頭在稿件和版面中，卻不懂得，也沒有時間去串書記和省長們的家門，更不願意用報紙去奉承權勢者。而在官場，我看到，凡仕途上有所進取者，哪一位不是「朝扣富兒門，夜逐肥馬塵」？
自從我着手報紙的改革後，我就從來沒有睡過安穩覺。每天凌晨四點鐘報紙開印後下班回宿舍，躺下不久，天就亮了，我常常被電話鈴吵醒。書記們，省長們，上班先看報紙，發現哪裏不如他的意，便打電話來批評了，而且都是以黨的名義。我不勝其煩，難道我以人民的名義做了點報紙改革，就這樣難容於黨！？
難容於黨並隨之幻滅的，還有我在海南極力推動的「私人辦報」。
海南建省之初，海南中共當局最高領導人提出：允許私人辦報。私人辦報猶如彗星掠過夜空，劃出了一道耀眼的光，叫人驚嘆。
提出這個大膽政策的，是中共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但最早觸及這個話題的是我與許士傑的一次非正式談話。在建省初期的那一次談話中，我問許士傑：鄧小平曾說，『海南大特區除了國民黨旗不准掛，什麼事情都可以干』，既然如此，那麼海南是否允許私人辦報？許士傑沒有出聲，但他點了點頭。不久許士傑在建省後的一次闡述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的會議上，語驚四座，說：海南將考慮允許私人辦報。相信許士傑並不是因為受我的啟發而提出海南私人辦報的大政策。按許士傑穩健的處世作風，他不會說沒有根據的話。他的話來頭是什麼？是鄧小平那句海南「什麼事情都可以干」的談話嗎？不得而知。不過，既然鄧小平有話在先，海南允許私人辦報，當不在話下。
在以後的幾次公開場合上，許士傑在被問到私人辦報的問題時，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在1988年4月舉行的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許還肯定：海南將允許私人辦報。不過，此時他留了點餘地，加了一句：將請示中央批准。
海南將允許私人辦報的政策，觸動了國內外新聞界人士興奮點，為此到海南探路者絡繹不絕。我身兼海南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探路者首先都來找我。其中有原新華通訊社副社長、離休在家的李普先生。他請我代為發個電報給《新觀察》雜誌總編輯戈揚大姐，請她即赴海南，商量創辦私人報紙或雜誌的大計。
前中華民國中央通訊社記者、旅居美國的老報人趙浩生先生也來了，他十分認真地向我表達對私人辦報的高度興趣。他表示，如果這項政策是真的，確定無疑，他把海外新聞同仁拉進海南辦一份報紙的意願十分強烈。
我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新聞界工作了二十多年，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槍桿子」、「筆桿子」，要從共產黨手中拿走其中一杆子，哪怕拿走一點點，無疑是中國新聞改革逆天的大事。所以，我雖對私人辦報，也倍感興奮，願全力促其實現，但對其前景，不敢樂觀。
不久，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一位姓楊的副署長到海南，我問他：私人辦報果真能獲中央批准？他回答：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又過了不久，許士傑到北京向趙紫陽匯報工作，當請示海南是否可以允許私人辦報時，趙紫陽說：你們不要自找麻煩了。
從此，對私人辦報的事，許士傑便再也沒有在任何場合、向任何人說起了。
後來，海外老報人趙浩生先生又來海南問我私人辦報的下文，我引述趙紫陽的話對他說：你不要自找麻煩了。而戈揚大姐，一直沒有到海南來；李普先生，也不見了蹤影。
海南允許私人辦報的政策，還未正式出台，便無聲無息。然而，在海南，確實出現了那麼幾分黨的色彩極淡，獨立媒體色彩極濃的報紙和刊物。
首先是《海南日報》屬下的《海南特區報》，一張對開的大型周報。所謂「屬下」，僅僅是名義上的「掛靠」而已。該報由來自浙江省的一位新聞工作者自籌資金創辦，他自任總編輯，我掛名社長。我這位掛名社長是做給別人看的，以示「此地無銀三百兩」，表明由黨報總編輯任社長，該報姓「黨」而非姓「私」。其實，從辦報方針到稿件取捨、版面安排，我從不干預，反而鼓勵他們辦出與《海南日報》不同的特色來。我雖然掛名社長，卻要擔負起了該報宣傳「失誤」的責任。為了實現私人辦報，為了保護這家私人報紙，我甘願承擔這個責任。1988年下半年，《海南特區報》刊登「台灣經驗」，遭國家新聞總署通報批評，差點被勒令「停刊整頓」，我這個掛名「社長」向新聞總署和省委交上我的檢討。
另一家是《海南開發報》，也是對開大型周報。該報由海南作家協會一位詩人承包。私人承包一份報紙，在全國尚屬首例。《海南開發報》創辦以來，麻煩多多：用的是議價紙，財務負擔沉重。省委宣傳部三天兩頭找他們的岔子。那位詩人卻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報紙辦得很受歡迎。六四屠殺後，全國新聞界大整頓，該報也不改其大膽風格，中共十四大前，發表了禁書《歷史的潮流》中的文章，在全國引起震動。後來，《海南開發報》被取消刊號，開發中的海南不再有《海南開發報》。
還有一份是由來自湖南省著名作家韓少功創辦的《熱島》雜誌。那是一份政論性與文藝性兼備的月刊，大膽而尖銳，趣味盎然，風行全國。許多稿件涉入了中共的禁區，六四後被迫停刊。韓少功返回湖南。
我作為海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處心積慮想為這幾份帶有私人色彩的報刊在海南爭一席之地，卻總難如願。六四後，我也慘遭整肅，私人辦報的宏願於是化為泡影。
《海南日報》辦報方針的變革和私人辦報的挫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避開新聞改革最敏感的領域，而將改革的重點轉向對報紙實行企業化管理，建立一個報業集團。
在中國大陸，報紙，尤其是黨的機關報，歷來是黨管、黨營，財政上則是「統籌收支」，即盈利全數上繳國庫，虧損由國家補貼。黨不承認報紙也是商品，至少具有商品的屬性。不承認報紙的運作也是一種創造商品價值的生產活動。黨把報社中的每一個環節，都限制在政治的範疇之內。報社的工作人員，吃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吃不飽，餓不着。然而只要國家不給錢，報社的事業就休想發展。
我接手時的《海南日報》，是我所見到的辦報手段最落後、管理最混亂的報紙。編輯部、印刷廠設備陳舊、破爛，職工住房擁擠、生活福利低下。編輯、記者、工人以及行政人員無精打采，報社每年靠財政補貼三百萬人民幣過日子，沒有人想要去改變現狀。
我把報社的情況向粱湘省長匯報，提出對報社實行企業化管理的設想，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梁湘指示我，一年之內扭虧為盈。與此同時，一個建立「報業集團」的構想便在我的腦海里出現了。現在，中國各省，都有若干個報業集團，而在1988年，「報業集團」這個詞，人們聽都沒有聽說過，我是全國第一個提出建立報業集團的報社總編輯。
我的構想是：三年之內，以《海南日報》為主體，讓這個主體生出兩翼：一翼派生出新的報紙、雜誌，形成一個報系；另一翼則是組建若干家公司，形成報紙以外的經濟實力。在我的構想中，未來的報業集團，還將擁有中國一流的海南日報交響樂團，和能夠參加國內甲級聯賽與國際比賽的海南日報足球隊。為此我邀請前來海南籌辦省歌舞團的歌唱家郭頌來參與交響樂團的籌辦；我還着手與省體育部門交涉，請他們支持我組建一隻海南日報足球隊。此外，我還打算《海南日報》與海南大學合作，開辦新聞學院，為海南大特區培養具有學士和碩士學位的新聞人才。
為了使報社同仁接受我建立報業集團的構想，我在報社內大力宣講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同時也是信息傳播工具；報紙具有商品的屬性，報社也是企業，不能再吃國家的大鍋飯，要自負盈虧。我的理念得到報社上下的認同和支持，一個對報業集團的憧憬，也在每一位採編人員和職工腦袋裏出現。
到1988年底，海南日報社的其中一翼長出來了。我們不但創辦起《海南特區報》和《大特區》雜誌，並積極籌辦《海南新聞出版社》。另一翼同時生長：創辦了一家「海南新聞實業公司」和一家「海南國際影業公司」。
扭虧為盈實現了。1988年終結算，報社盈利六百萬元人民幣，《海南日報》有史以來第一次實現不要國家補貼過日子。所贏得的利潤，全部投入到更新舊設備、改善工作環境、興建職工宿舍和提高職工福利待遇中去。到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我被撤職時止，《海南日報》淘汰了手工鉛字排版和鑄板工序，實行了植字、排版、製版電腦化，是當時全國實現電腦製版為數不多的幾家報紙之一。
十七層高的職工宿舍大樓動工興建。報社工作人員的平均收入水準提高了一百九十元，增長一倍多。整個報社面貌一新，大家都覺得，走報業集團的路子，《海南日報》有奔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