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四運動，沒有不知道曹汝霖的。
1919年的那場「五四運動」，無數學生走上街頭，將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合稱為「三大賣國賊」。憤怒的學生們甚至遊行至曹汝霖家，痛打章宗祥，焚燒曹氏宅，史稱「火燒趙家樓」。
一時間，曹汝霖成為千夫所指。北洋政府迫於民憤，不得不在6月10日下令罷免曹汝霖。
經過這次事件，曹汝霖深受刺激，發誓不再過問政治。
這一年，曹汝霖42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卻意外翻車，於是毅然選擇了激流勇退。
說起來，曹汝霖也是學霸級的人物，他早年東渡日本求學，回國後參加滿清朝廷舉辦的留學生特設考試，名列第二。
他曾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講授時政問題，被徐世昌認為「學識兼優，才堪大用」，先後7次向朝廷保舉他。不久，西太后點名招他入宮講解日本憲制。
他在擔任交通總長期間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完善全國交通網絡；主導交通銀行改組，引入現代金融管理制度，推動紙幣發行的規範化。
這些過去的光榮因為賣國賊的罵名一落千丈，曹汝霖退出官場後選擇移居天津德租界，數年後再寓居山東青島。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方面出於佔領需要，多次拉攏誘惑曹汝霖，想讓他為日本政府服務。但曹汝霖堅守立場，始終拒絕在日偽政權中任職。日軍籌組華北偽政權時，曾把他作為總理大臣人選，但他不為所動。偽政權先後給他掛上過「最高顧問」和「諮詢委員」的頭銜，委任他為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中日懇談會」會長等職務，他都一概置之不理，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過任何漢奸活動。
相反，曹汝霖還做過一些保護民眾的事情。「七七」事變後，日軍在天津新車站用機槍掃射難民，曹汝霖聽兒子曹朴講述後，立即給佔領軍打電話說，「新車站住的都是難民，不是軍人，並無敵對行動，為何要開槍射擊這些無辜的百姓？」日軍停止行動後，曹汝霖叫兒子曹朴出面聯繫商會，在河北公園設立收容所和粥廠，解決這些難民的食宿問題。
像這類善事，曹汝霖一直在做。他曾發起創建北京中央醫院，對貧民實施免費救治，並長期擔任院長。同時每年冬天還會定時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棉衣，向窮人施捨棺木。知情人都稱他為「慈善家」。
曹汝霖做慈善講究方法，注重實效。每年冬季，北風呼嘯的時候，曹家都會拿出100套棉衣，施捨拉車的車夫。施捨時不搞公開發放，而是由當差的抱着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衣衫單薄的車夫，便雇他的車，叫他拉倒背靜的小胡同里，付過車錢後，再給車夫一套棉衣。如此循環操作，以確保棉衣發放到真正需要的車夫手裏。
曹汝霖做得最好的慈善是創建醫院。1920年代，曹汝霖出面聯絡了20多人共同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附近創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後，除去購買所需的醫療器材外，尚餘20萬元，全部存入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窮人看病是不收費的，就用存入銀行的20萬元作為醫院的開支。曹汝霖擔任中央醫院院長期間，所需經費都由他來籌措，就連冬季用煤，也都是他擔任董事長的正豐煤礦提供的。曹汝霖主管中央醫院工作長達二十餘年，從未領取過一分錢的工資。日軍佔領華北後，曾想要控制這家醫院，曹汝霖同日軍交涉說：「醫院是私人合資經營的，而且屬於慈善性質。」日軍這才罷手。當時，協和醫院被日軍強行接管，一些名醫像鍾惠瀾、周華康等都不願替侵略者服務，紛紛投奔中央醫院。
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職務，請鍾惠瀾繼任，他誠懇地對鍾惠瀾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這麼多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佔領北平後，我不能不頂着名字出面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就請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
曹汝霖起初的專業是在法律，他是民國首位執業律師，他的證書編號是第壹號，曾代理過妓女程月貞與太監張靜軒的離婚案。程月貞是張靜軒用300兩白銀從妓院中贖身的小妾，後因不能忍受張的虐待起訴離婚。審案時，法官立場在於勸和，駁回起訴，一審判決不予離婚。曹汝霖於是改變上訴方向，以人口販賣非法切入，指出程張二人的婚姻違背民國法律，要求改判。三天後再次開庭，法官林鼎章當庭宣判：「求破鏡之重圓，恐復有蒺藜據石之占，……所以聚頭萍絮，何如池水分流？」聽得程月貞一頭霧水，問法官：「你這是判決離還是不離？」曹汝霖笑着跟程月貞解釋說，這是准予離婚。
這起案件在當時受到報界關注，加上後來曹汝霖辦理過的多起標誌性案件，使他聲名大振，名噪一時，客觀上推動了當時的司法改革。鑑於民眾不懂法律的情況，曹汝霖向大理院建議普及法律程序，提出在法官宣讀判詞後，應向當事人大聲說明若不服從判決，可在法定期內上訴，超過二十天視同放棄上訴；若當堂聲明不服也算上訴，可事後遞補呈狀。後來大理院根據他的提議，通告各級法院一律照此辦理。
曹汝霖也因此而受到袁世凱關注，民國二年被委任為外交部次長。只因這一番進入官場，在民國四年參與了簽訂「二十一條」的修正案，受到全國聲討。後來又因巴黎和會期間，支持把部分中國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引起公憤，被痛斥為「賣國賊」。
但其中曲折，又並非外界傳說的那樣墮落，據著名外交家顧維鈞說：「我認識曹汝霖，並與其在外交部，特別是當簽訂『二十一條』時共過事。就我們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終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幹的外交家，是擁護國家利益的。」
與此相呼應的說法，是曹汝霖晚年在回憶五四運動時曾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之所以說犧牲得不明不白，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在簽訂「二十一條」這件事上，被大家誤解了。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他們擬定的「二十一條」。曹汝霖在《一生之回憶》中說：「我與陸子興（陸征祥）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把上面這段話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在談判中經我方力爭，減少到不滿十條，其中第五項辱國條件，最終因中方的堅決拒絕，日本方面只好撤回。應該說，在當時的背景下，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結果世人並不了解交涉內容，就以訛傳訛，說曹汝霖等人簽訂了賣國條約。真是有點冤枉。
問題是輿論一旦形成，再要糾正，難乎其難。所以一頂賣國賊的帽子，曹汝霖戴了一輩子。
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整個八年抗戰，曹汝霖固守了民族氣節，從未有過漢奸行為。所以1945年抗戰勝利時，曹汝霖敢坦坦蕩蕩地致電蔣介石表示祝賀；而蔣氏也在復電中給予了親切慰問。曾經，北平軍統站在清查漢奸時，將他列入了偽華北政府漢奸名單，蔣介石審閱時，特意將曹汝霖的名字從名單中一筆劃掉。
三年內戰時期，曹汝霖從北平遷居上海，1949年前往台北。1950年經香港赴日本，後遷居美國，1966年在美國底特律去世，享年90。
千秋功罪，交與後人評說。
2025年0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