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敏感」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從《政治中國》看中國政治

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曾經的改革目標之一，為什麼逐漸淪為「敏感詞」，並在今天成為中國政治語境中的禁忌？

2025年4月15日，四川青年梅世林在成都的一座人行天橋上掛出三條抗議標語。這三條標語寫道：「沒有體制改革就沒有民族復興」、「人民不需要一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中國不需要誰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標語在天橋上懸掛三小時，但梅世林隨後失聯，據報道已被中共官方刑事拘留。

在當下的中國，貼出這種標語，需要遠超常人的勇氣。但仔細讀來，這三句抗議標語的主張和價值觀——政治體制改革、制約權力、民主——沒有一個違反任何中國的法律，反而都是中國共產黨承認、支持的。所以，中國人有必要替梅世林發聲，並質問官方：一個中國人說出這三句話，憑什麼就要被抓捕？

在梅世林的標語中，「體制改革」——也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恐怕是中國人曾經很耳熟，如今卻很陌生的一個概念。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目標之一，為什麼逐漸淪為「敏感詞」，直到今天成為中國政治語境中的禁忌？

在改革開放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經常與經濟體制改革一併提起，但是多年來，論述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和著作則少之又少。出版於1998年的《政治中國：面向新體制選擇的時代》，正是一部稀有的、曾正式出版並聚焦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書。因為有關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少之又少，《政治中國》得以在近400頁內收納了截至九十年代末，幾乎所有在中國發表過的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論述的文章。

《政治中國》封面。

《政治中國》收錄的四十篇文章，有兩位編者董郁玉和施濱海（筆名「斯人」）的貢獻，也來自有着不同背景和觀點的作者，其中既有共產黨的元老（朱厚澤、李銳），也有體制內的筆桿子（如王滬寧），還有眾多著名的學者和媒體人，如江平、龔祥瑞、劉軍寧、李曙光、蔡定劍、何清漣、俞可平、秦暉、黃鐘。

書中收錄的文章，對政治體制改革所包含的憲政、民主、法治、基本權利等「普世價值」有着較為完整、深入的闡述，也為讀者呈現出了九十年代末中國知識界對普世價值的認知水平和研究水準。

雖然書中的每篇文章都分別曾在中國公開發表，但是《政治中國》把它們聚集到一起後，卻很快成為禁書。就連出版該書的今日中國出版社也因此受到連累，不久後在官方的壓力下停止運營。這是因為，在中國，論述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即使能夠單獨發表在期刊和報紙上，也只是存在於官方語言體系的邊緣。一旦聚集，這些文章就好像五個手指攥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足以衝擊主流的力量。

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雖然曾一度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即使在九十年代，此書編者也深知這個題材的「敏感性」。而與「敏感性」並存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對中國人、中國政治和中國未來的重要性。在《政治中國》的序中，被譽為「中國法學界的良心」的江平教授寫道：

「政治體制改革的確敏感。但是，所謂『敏感』能否構成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由？能否構成緩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由？如果政治體制中的諸多弊端能夠因其本身的『敏感』而消弭的話，那麼，改革無疑就是多餘的了。然而，事情明擺着，政治體制中的實際問題怎麼可能會在無所作為中得到解決呢！」

「敏感」的本義，指人體神經對某些外界刺激的反應很快，甚至過激。但中國政治話語中的「敏感」，脫不開「禁忌」的意味，也帶着一種貶義的色彩。然而，「敏感」並不等同「不好」，即使是在中國，在《政治中國》出版的那個年代，體制內外，會說政治體制改革「敏感」，但幾乎沒人會說政治體制改革「不好」。

正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好東西，共產黨才會把它確立為改革的目標。八十年代主動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背景，是毛時代的種種災難。在中國的語境下，政治體制改革是共產黨主導的積極改良，不是要削弱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絕不是外部力量帶來的「顏色革命」。

正如《政治中國》收錄的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滬寧於1997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所說：「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民要求的具體制度和體制。」這種防止重蹈毛時代覆轍的自我完善，明明是為了讓共產黨更穩定、更長久地執政，怎麼就成了一個「敏感」的話題？

政治體制改革「敏感」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中國民眾與現有體制以及該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有着某種難以化解的根本性利益衝突。《政治中國》中收錄的編者之一董郁玉的文章，對此有所洞見：

「在政治體制上所做的任何變動，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已經從現體製取得相對穩定收益的人的利益。問題的複雜性也正在於此。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因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對未來政治制度的安排，對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的總體把握等，都要由在現體制中取得實際收益的人來作出決定，而這樣的決定往往需要他們自己在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上首先作出一定的犧牲。」

可見，所謂的「敏感」，其實是中國現行體制下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過激反應。既得利益者們不僅害怕政治體制改革造成自身利益的損失，也非常擔心政治體制改革會撼動一黨專制的根基。

而《政治中國》的編者，以及江平教授和書中文章的大多數作者們，都清楚政治體制改革的「敏感」，卻選擇毫不迴避地討論民主、憲政、法治、權利，展現了中國知識界應有的脊樑。

不過，《政治中國》的編者們恐怕沒有想到，他們出書時的最壞設想，竟不幸一語成讖：「作為編者，我們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夠為政治體制改革討論的空間拓展作些有益的鋪墊。如果不是這樣，甚或出現相反的結局，那麼，這絕非僅僅意味着編者個人的不幸……」

本書的兩位編者長期活躍在中國知識界，但都遭遇不幸。施濱海先生於2018年在一場意外中逝世，而董郁玉先生，則由於長期呼籲憲政改革因言獲罪，2022年被中國政府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污衊為間諜，至今身陷囹圄。

為《政治中國》貢獻文字的幾位作者，包括江平、李銳、朱厚澤、蔡定劍，已經去世，沒有能夠看到中國實現民主、法治、憲政的那一天。蔡定劍教授英年早逝，他留下的一句名言「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也不知能否在他同輩們的有生之年成為現實。

中國政局陷入的困境以及中國民眾在此困境下遭遇的不幸，至今早已有目共睹。說到底，這種不幸的緣由，正是執政黨及其具體的既得利益者們拒絕為改革放棄自身利益。不過，或許能理解的是，在權力的夾持之下，他們的自身利益太過龐大。他們的權力至高無上，高於法律，大過黨章，而他們的財富則是天文數字。可以說，這個自稱「為人民服務」的權力精英階層，才是中國真正的「主人」。

如果既得利益者們根本不會選擇犧牲自身的利益，那麼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只是理論性的存在？如果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都沒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生，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同樣的掌權者們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主動變革？

政治體制改革，說到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保守的、由既得利益者掌控生殺大權的改革。這種改革最大的優勢是和平，因為它本質上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不是權力的更替，而是既得利益者對劃分蛋糕規則的調整。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變革，則很極有可能會讓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包括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們——付出更高昂的代價。

這也是曾經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自由派學者們當時普遍的認識。如今，隨着那個曾經還可以討論問題的時期結束，在當政者開起歷史倒車的當下，普通人每時每刻都在為現有制度的不公付出着代價。也許，當非既得利益的群體越發不能承受改革停滯的代價時，既得利益者也會失去這種「自上而下」改良的機會。而《政治中國》的編者和作者們，恐怕在當時還沒有預料到會有失去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選項的那一天。

無論中國的未來是自上而下的改良，還是自下而上的變革，如果要想實現民主、憲政、法治、自由，建立更好的政治制度，眾人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政治中國》的兩位編者在近三十年前寫下的後記里，也有給今天的我們的寄語：

「怎麼可以想像，僅靠幾十個大腦的思考，僅靠幾十支筆的寫作，僅靠幾十張嘴的呼號，就可以成就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退一萬步說，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真的能夠在眾人漠視的緘默中成功的話，那麼，那些身處這一過程卻無所事事的人們，是否會覺得有愧於這一成就、有愧於這個時代呢？」

漠視緘默的後果，我們今天已經十分清楚。所以，我們需要更多個大腦的思考，更多支筆的寫作，以及更多張嘴的呼號，才有可能促成變革，才能讓前輩們對改革的探究與思索沒有白費，才能確保梅世林、彭立發等勇者發出的吶喊，能夠迴響在中國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