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單位不管，你讓誰來管？」
各位好，昨天的《從過火的「韋神」熱潮，看國人的「聖人崇拜」》一文，我說我反對趙普等人呼籲北大介入韋東奕的健康管理事宜的號召。引發了不少讀者的反對。
有讀者直接質問我：韋東奕父親早亡、母親病重，本人又有「阿斯伯格綜合徵」，他的健康「單位不管，你讓誰來管？」
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挺多的，比如昨天我那篇文章，可能還誤傷到了我的一位自媒體朋友（因為他也做了相似的呼籲）。我在對他的回覆當中說，說你們「蹭流量」這個指責我道歉，其實仔細想想，跟隨熱點進行報道，本來就是媒體的天職，所以「蹭流量」這頂帽子其實是要不得的。
但，你們的這種呼籲，我還是不能接受——即便北大迫於輿論的洶洶的壓力，已經做出了最新回應，表示將在「尊重他本人意願和生活習慣的基礎上」為他安排保障。
為什麼我不同意這種呼籲？其實那位讀者無意中點出了關鍵——「單位不管，你讓誰來管？」中國人對「單位」應該、並且必須「管」着個人的這種思想太根深蒂固了，我覺得應該改改了。
餘生也晚，沒趕上畢業包分配的時代，但我小的時候，父母、祖父母那一代管找工作還一般不叫找工作，而叫「找個好單位」。
「單位」這個詞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它指代的是你工作的那個機關、事業、企業，但其意義又不僅止於此。
我記得我小時候公交車上有人吵架，吵到快要動手的時候，一方往往就會語帶威脅的質問對方一句「哪個單位的？」
對方如果不服輸，也會梗着脖子反問一句「你哪個單位的？」
互報單位，感覺就跟古代江湖人士開練前互相亮山頭一樣，是當年許多北方城市民間衝突前必備的保留節目。
人們在產生矛盾的時候喜歡互相質問「單位」，這是因為「單位」在那個年代的社會中其實扮演者一個高於家庭、父母的「大家長」式的角色。不僅發工資給與職工衣食、還負責承擔和照顧職工生活起居、人際交往、介紹對象、結婚給開介紹信、離婚負責調解，原配如果懷疑配偶出軌，父母得不到兒女贍養，都會「去單位鬧」，那會兒的青年如果因為犯了什麼事情進了派出所，民警一般都先給單位打電話，讓對方來派人交涉、將其領回。
只有那些還沒「參加工作」，或者實在無業的青年，才會通知各自的家長，一般這樣的人都比較遭鄙視。
所以「單位」在過去的中國，扮演的就是這樣一個類似於家庭、又全面於家庭，類似於父母、卻又高於父母的存在。
人們從行為到心態上都本能的依賴於單位，就像孩童之依賴於慈母，也懼怕、聽令於單位的懲罰和管束，也像孩童懼怕嚴父。
所以，「好好學習，畢業後考個好大學，找個好單位」，而不是今天的「找個好工作」，才是當年大多數父母給孩子的教誨和期盼。
多說一句，很多人喜歡的嘲笑我們山東人喜歡考公考編，殊不知山東人之所以更喜歡考進體制內，就是因為我們那裏還殘留着較為濃厚的「單位」色彩。
的確，在我們山東很多父母的眼中，進入一個「好單位」，約等於認了一個強勢的「義父義母」或者意大利電影裏的教父教母，無論相親認識對象、頭疼腦熱住個院、乃至和路人起了糾紛，你說話都能硬氣三分——因為你背靠一個「好單位」麼！出了事「單位」會管你，這個隱形的福利，不是每月發的那點工資能衡量的，甚至也不是你自己創業掙大錢所能彌補的。
因為在老輩人眼中，沒有「單位」，你寸步難行。
我曾經一度以為，隨着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對「單位」的依戀和崇拜，應該隨着時代的演進逐漸淡化和退場了，但是這次要求北大「介入對韋東奕健康管理」的一呼百應，數萬人轉發、點讚，卻讓我感受到了這種觀念的留存是多麼的強大。
「北大是韋東奕的單位，既然韋東奕有「阿斯伯格綜合徵」（我沒考證過網民們對韋先生的這個診斷結論是怎麼得出的，是有真實的醫學診斷依據，還是又一場宏大的「網絡診病」？），父母又沒有能力去管他，那麼北大就應該承擔起「管」韋東奕的責任。」——那些跟風呼籲北大帶韋先生診病的網友，你們說說，你們的內心深處，思維邏輯是不是就是如此的？
北大是韋東奕的單位，就應該管韋東奕。而且北大作為全國聞名的「好單位」，不僅應該管，而且應該管的很好。在網民們這種順暢的思維邏輯當中，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思維模式，是不是符合現代社會基準的。
韋東奕作為一個成年人，被網民們「公診」為有精神疾病，就喪失了自我決定的權利。而這些「關心」韋東奕健康的網民，好像誰也沒有想過以個人或者民間自組織的形式去慰問、協助或者建議韋東奕去診病。大家都眼巴巴的等着、盼着、呼籲着北大這個「單位」出手去解決一切問題，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記不得在哪篇文章中我提到過了，同為崇尚「集體主義」的民族，其實我們中國人對集體主義的理解和德國、日本這些集體主義民族還是不一樣的，德國的集體主義思維的典型中世紀的同業工會制度，日本的集體主義典型則是鄉村的「稻作協同」，在這兩種「集體主義」中，個體與個體的關係其實都是平等的，人們只是通過強調集體、遵循共同的秩序這種方式來收穫比單打獨鬥更大的利益。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集體主義」思維卻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說的話，中國人的集體主義思維其實就是這種「單位」文化——中國人對集體的那種情緒是下對上、子對父。非常像是國企職工之於「單位」、或者說嬰兒之於父母，就像韋東奕事件所表現出的一樣，人們像指望嬰兒餓了母親馬上就把奶瓶塞到他嘴裏一樣，指望集體或者說單位能滿足嬰兒對母親的一切集體幻想。
所以分房發福利要找單位、職工生病了要找單位、老公出軌了要找單位、兒媳兒子不孝要找單位、子女入托上學、老人看病住院、紅白喜事還是找單位……所有所有事情，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單位」能幫我們「管」一下。
我們好像從來沒想過，這些事情換種方式運行成不成？我們自己好像也和「韋神」的粉絲眼中的他一樣，就是一群在家靠父母、出門「找單位」的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
然而，把自己和別人的所有事情都交給「單位」去「管」，註定是有代價的。
首先「管」這個詞彙就有雙重意義，不僅意味着你所期盼的「兜底」「扶助」，更意味着「管制」。有「單位」的人註定要接受許多法律沒有條文，但單位內部有規定的管制。
其次，既然你把單位認作了父母，那單位領導說的話你就必須得聽吧？領導的指示，不理解也要執行……凡此種種邏輯，跟着也就來了。
最後，「單位」就像它的原意所表現的那樣，會把你牢牢敲死在那一畝三分地的那個崗位上。如果你不是「會來事」，在單位里搞好人際尤其是與領導的關係。那就會像一個在原生家庭里與父母相處不愉快，卻也甩脫不了的子女一樣，一輩子背負着「單位」給你的桎梏，卻無法更不敢離開——作為一個曾經有過「好單位」的人，我是特別清楚這種束縛感有多麼難受，但想要擺脫掉又需要有多麼大的勇氣的。
所以我是真的期望中國人都能不再乞求和仰賴「單位」的「管」，衝出自己的單位，去擁抱真正的成年人當有的生活的。
而遇到韋東奕這樣的事件，請奉行兩個原則，第一，我們尊重他個人的意願和自由。第二，如果你實在擔心他管理不好自己的健康、擔心他的生活，你完全可以個人、或者哪怕組個「粉絲團」比如「關愛韋神身心健康協會」之類的，去慰問或者帶着他看看醫生。
「單位不管，你讓誰來管？」
為什麼不是他自己管？為什麼不是你來管？
然而，成千上萬的人，自己啥也不做，就轉上幾篇鐵口直斷韋得了某某精神疾病的帖子、短視頻，然後一起呼喚給北大這個「單位」出手，求「單位」一定要去「管管他」……
我總覺得，這種群體行為，有一種莫名而宏大到無以復加的滑稽感與巨嬰感。
恰如一群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今天這件事，他們呼喚「單位」父母這麼管了，明天那件事，他們不想被管，父母也一定會管他們。
因為他們的人生、乃至他們的思維，已經被高度「單位」化了。
相比之下，反而人家北大那篇回複寫的更有水平：
「感謝公眾對韋東奕的關心，學校在尊重他本人意願和生活習慣的基礎上，在工作、生活、醫療等方面都給予了充分關心，也有相應的安排保障。」
劃重點，「尊重他本人意願和生活習慣」，這是前提。
沒有這個前提，認定人活到三十好幾還要有個單位管着才好，而不是自主或者互助。那你還談什麼平等與自由？
全文完
我知道，今天這篇稿子寫的又不討喜，因為它又冒犯了許多讀者的既有認知。談到被管束時，大多數人都容易認同「人生而自由」的信條。但談到另一種「管」，比如管你看病、管你子女上學、管你吃、管你住時，不願意貪這個小便宜，依然能堅持那個信條的人，就少太多了。
但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懂，我自己是一個走出「好單位」的人，因為我相信，離開了單位，我一定能夠憑着自己的自由拼搏活得更精彩、富足。
您說對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