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大學選錯了——比如去了哈佛(Harvard)、耶魯(Yale)或普林斯頓(Princeton)——就很難在查理·吉普爾(Charlie Gipple)的財務諮詢公司找到工作。
吉普爾是總部位於艾奧瓦州約翰斯頓的CG Financial Group的行政總裁。他說，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樣看重學歷。原先在大都會人壽保險(MetLife)和荷蘭國際集團(ING Groep)擔任副總裁的時候，他曾與許多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一起共事。他說，這些人總是喜歡套用教科書上的案例研究來解決客戶遇到的挑戰，而不是把它們當作現實世界的問題來對待。
「如果今天我要給自己雇一名得力助手，那絕不可能是常春藤盟校畢業生，」吉普爾說。他自己畢業於北艾奧瓦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管理着一個大約500人的顧問團隊。
名校文憑歷來是讓簡歷從一眾競爭者當中脫穎而出的利器，但現在，它可能引發人們對其價值的質疑，甚至可能對求職者不利。
極端情況下，它甚至會讓你喪失應聘資格。今年5月，13名聯邦法官在一封信上簽名，表示鑑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處理校園抗議活動的方式，他們不會僱用今年秋季入學的該院學生作為書記員。哥倫比亞大學的發言人讓我參考這封信被公佈時該校發表的一份聲明。聲明稱，該法學院的畢業生「一直受到包括司法部門在內的私營和公共部門主要僱主的青睞」。
更常見的情況是，曾就讀於常春藤盟校及斯坦福(Stanford)、杜克(Duke)和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等類似精英學校的人表示，他們已經習慣了人們對其母校覺醒文化或精英主義的嘲諷言論。
去年，這種懷疑情緒進一步加劇，因為最高法院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揭露了精英大學招生過程中的暗箱操作並推翻了平權行動。該案提供的證據顯示，哈佛錄取的白人申請者當中有43%是專門招募的運動員或者是校友、捐贈者和教職員工的子女。
總部位於達拉斯的Rigg Wealth Management的總裁布賴恩·馬克·里格(Bryan Mark Rigg)表示，他的藤校學位曾為他贏得客戶和同事的普遍尊重。
「讀耶魯給我帶來了很多機會，」他說。
他說，現在，當人們得知他的耶魯出身時，反應不盡相同。在他看來，校園裏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舉措已經做得太過火了。里格是猶太人，雖然他表示他在學生時代從未感受到一絲反猶太主義的氣息，但他認為反猶太偏見現在是頂尖高校里的一個大問題，引以為例的就是多所高校爆發了針對以色列在加沙所作所為的校園抗議活動。
「有些人會對我說，『你會把你的孩子送到常春藤盟校嗎？這些學校已經迷失了方向，』」53歲的里格說。「我不得不同意他們的看法。」
美國人對精英大學看法的轉變在此次競選過程中顯而易見。當選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本人也擁有常春藤盟校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學位，他選擇了俄亥俄州參議員JD·萬斯(JD Vance)作為競選搭檔，儘管後者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卻一直抨擊精英大學。
13名聯邦法官在一封信上簽名，表示不會僱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今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作為書記員。
到別處尋找英才
卡倫·伯曼(Karen Berman)在一個工人家庭長大，高中時失去了父親，然後進入哈佛大學，獲得了學士學位，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說，她的常春藤血統代表了堅忍不拔的毅力。
這位非營利機構的顧問越來越擔心，在她熱愛的校園故地，現在的學生是否正在養成批判性思維，因這些學校的言論自由排名一直墊底。哈佛大學10月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大約一半的教授和學生不敢就有爭議的問題表達自己的觀點。
伯曼表示，她覺得公開對話和公民辯論的消失讓她的學歷有些失色。
當我追問她作為這類學校的校友和批評者有何感想時，她問道，「我該怎麼辦——把這個文憑從我的簡歷中刪除嗎？」她用了一個反問句，因為說實話，名校文憑帶來的好處通常大於弊端。
想要證明這一點，只要看看蓬勃發展的大學錄取服務市場就知道了，選擇這項服務每年可能要花費數萬美元。就連常春藤盟校尖銳的批評者（比如對沖基金行業的億萬富翁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也承認校友網絡的價值，而且出色的銀行和諮詢公司仍然很看重招聘人員所說的目標院校的畢業生。
貝恩公司(Bain& Co.)依然從這些名校畢業生中招聘員工，但來自這些學校的新員工比例正在縮小，該公司的顧問招聘主管基思·貝文斯(Keith Bevans)表示。
比例縮小的部分原因是，這二三十所學校無法培養出足夠多的高質量畢業生來滿足貝恩公司的人員需求。而且，他補充說，該公司在進行Zoom面試的時候已經開始採用這種做法：面試官不知道求職者畢業於什麼大學。
「對求職者的評價純粹是基於面試中的表現，而不是根據先入為主的好感度來決定我應該看好某所學校的多少學生，」貝文斯說。
麥肯錫公司(McKinsey& Co.)利用一個解決問題遊戲來淘汰能力與學歷不符的求職者，並找出在過去有可能已經被忽略掉的人才。該公司最新一批商業分析師就包括艾奧瓦州格林內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 in Iowa)這樣的小型大學的畢業生，也有招生錄取率幾乎為50%的聖塔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的畢業生。
鑑於一些精英大學的做法使得成績和SAT分數的重要性降低，該公司擴大招聘範圍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種做法作出的回應，麥肯錫的合伙人、招聘負責人之一貝理雅·賽斯爾(Blair Ciesil)表示。她說，成績虛高使名牌大學耀眼的GPA分數變得不再那麼有意義。（比如說，根據一份大學報告，近年來耶魯畢業生的成績有80%都是A或A減。）由於很多頂尖大學不再要求申請者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麥肯錫有時候找不到以往為招聘決策提供依據的數據。
我告訴賽斯爾，麥肯錫這個名為「解決(Solve)」的遊戲聽起來很像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裏面那塊黑板的現代版本。在這部電影當中，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名清潔工在黑板上解出數學難題，出人意料地展現出比學生更強的天賦。
「我盜用了這個類比，」她說。「如果我們能通過這個測試找到我們的馬特·達蒙（譯者註：Matt Damon，影片中天才清潔工的扮演者），那不是很幸運嗎？」
紐約房地產律師亞當·萊特曼·貝利(Adam Leitman Bailey)根本不去費事搞這種遊戲。他乾脆拒絕僱用最近的常春藤盟校畢業生，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靠關係混進去的，而不是靠天賦和毅力考進去的。
他指出，包括哈佛和耶魯在內的一些頂級法學院不會對學生進行排名或給出字母等級分數。貝利的法律學位獲自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他說，他寧願聘用那些在普通學校努力拔尖的學生做助理，因為他認為經歷過競爭的洗禮才能為法律鬥爭做好準備。
「我們擁有像哈佛和耶魯這樣傑出的大學，培養出了很多總統、領導人和大思想家，這很好，」他說。「但我謀生靠的不是這個，我也不需要這種類型的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