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黑龍江省七台河市勃利縣吉興朝鮮族滿族鄉長太村，一名村民被老虎咬傷；11月20日凌晨5時許，四川省北川縣曲山鎮發生一起黑熊入室傷人事件。
野豬看似壯碩，奔跑起來卻迅捷輕盈。堅硬的蹄子踩在柏油路上，會傳來像皮靴一樣清脆的「噠噠」聲。近年來，在南京市紫金山附近，人們偶爾會聽見這樣的聲音，然後瞥見幾簇黑影從馬路中央掠過——是野豬。
最近，幾起「野獸」闖入人類領地的傷人事件，讓我們清醒地發現一種趨勢：城市中，確實愈發常見野生動物的蹤跡了。
在蘇州市區，幾隻原本生活在上方山國家森林公園的野生獼猴闖進居民小區，順着水管一路爬上33層，扒開一戶人家的窗子，鑽了進去。四川甘孜州，一隻金錢豹在街頭悠閒漫步，這位森林中的頂級捕食者誘發了騷亂和轟動，被警車和當地群眾一路護送。
近幾年來，還有一次驚心動魄的動物進城之旅，是2021年夏天雲南亞洲象的群體出走。15隻大象北上遷徙超500公里，歷時40餘天，一度逼近昆明。而在漫長的跋涉旅途中，象群踏過農田和果林，破壞經濟作物842畝，造成沿途直接經濟損失近680萬元。
野生動物棲居地與城市空間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不止是野豬和大象屢屢向城市邊緣逼近，另一些不易被人察覺的小型野生動物早已在城市中安營紮寨、繁衍生息，比如黃鼠狼、刺蝟、貉和果子狸。這些野生鄰居的規模在以驚人的速度持續增長，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王放告訴南風窗，在上海，2015年他們只在40餘個小區發現了貉，但到了2020年，發現貉的小區數量激增至150餘個，「增長超2倍」。
這當然意味着城市生態的改善，但它同時意味着，一直生活在鋼鐵森林中的人們需要重新學習如何與其他生靈分享同一片居住空間了。
於人類而言，這是一個古老但又嶄新的課題。
01 野生動物「城市化」
貉是一種犬科動物，晝伏夜出，體型短而肥壯，介於浣熊與狗之間。以上，是教科書對這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描述。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王放說，如今如果拿着教科書去研究城市中的貉，「會犯很大的錯誤」。
「定居城市之後，它們就像變成了另外一個物種。」他說。
生活在上海城市的貉不再僅僅是晝伏夜出，也偶爾開始在白天活動。它們生活範圍從幾百公頃縮窄至七八公頃，從獨居變成群居。以往，貉以鳥類、昆蟲和小型哺乳動物為食，如今它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則可以變成貓糧和廚餘垃圾。在奉賢區，一些貉甚至摸清了燒烤攤的下班規律，每天第一時間衝過去撿拾燒烤攤留下的烤雞骨頭。
野生動物正在迅速適應城市的複雜環境，一如十九世紀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預言。
一項研究發現，相比生活在野外的同類，生活在城市中的哺乳動物腦部急劇增大，這說明它們為了適應城市環境，進化出了更高級的認知——研究者稱之「由人類引發的快速進化現象」。
生活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的松鼠改變了它們的樹棲習性，更常在地面活動。在與人類密切的交往中，松鼠學會如何打開紗窗、進入倉庫，去竊取食物。
日本科學家發現，自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以來，當地的烏鴉漸漸學會了把核桃扔在道路中央，讓來往車輛碾開核桃堅硬的外殼。美國的土狼學會在過馬路看紅綠燈，以躲避車輛的撞擊。在英國，游隼則懂得了如何利用夜晚的燈光實施捕獵，這是它們在懸崖和山坡上生活的時候不曾擁有的技能。
依據國際經驗，大規模的城市化發展趨緩、城市格局相對固定以後，野生動物的「城市化」是一種普遍且必然的趨勢。
在野生動物的眼中，城市抑或荒野並無本質區別。一個地方是否具有充足的食物、水源和隱蔽空間，才是它們選擇棲身之地的首要標準。而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給它們提供了比野外更優越的生存資源。
垃圾、水池、假山和灌木叢，幾乎每個居民小區都具有的幾個普通元素就構成了一處適宜野生動物定居的家園。更何況，城市中沒有豺狼虎豹一類的高級捕食者，動物們只要學會如何適應和利用人類活動，就有機會繁衍生息，「甚至爆發增長，達到野外幾十倍的密度和數量」。王放說。
而對於更大型的野生動物來說，一方面，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張進一步侵蝕它們的棲息地，使得它們不得不面臨食物匱乏、資源緊張的處境；另一方面，人類聚集地的食物資源如此豐富，農田、生活垃圾甚至被拴養的寵物，像是一份敞開懷抱的晚宴。
在美國，城市周圍愈發常見黑熊、土狼和白尾鹿前來覓食的蹤跡。如喬治梅森大學城市生態學教授特拉維斯·加洛所說：「動物很聰明，而環境的變化把它們推向了城市。」
02 隱匿的衝突
動物進城的大趨勢下，衝突無法避免。
2020年，上海12315熱線收到關於野生動物擾民的投訴達千餘個，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音困擾，有人對蝙蝠的存在感覺不安。2021年，陸續又發生了針對赤腹松鼠毀壞花園的投訴。
更大規模的衝突爆發於公路之上。秋天是美國白尾鹿繁殖的季節，它們比一年中其他時間更頻繁地奔跑於森林與草原之間，尋覓配偶。白尾鹿晝伏夜出，於清晨與黃昏最為活躍，而這恰恰是人類司機最容易鬆懈警惕的時刻。據統計，美國每年與鹿類的碰撞事故超200萬起，平均每年導致約200人死亡、數萬人受傷，經濟損失達數十億美元。
另一種常常與車輛相撞的野生動物是野豬。今年10月27日，一頭野豬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東站間的高鐵聯絡線，與通行列車相撞。機械師下車處置故障過程中，被鄰線限速通過的列車碰撞，搶救無效死亡。
人畜共患病在城市中的傳播風險則是暫時隱於水下的憂慮。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鄭愛華曾經在採訪中告訴南風窗，在我們頭頂盤旋的鳥類，是致使蜱媒傳染病在中國持續擴散的「幫凶」。攜帶萊姆病螺旋體和新型布尼亞病毒的長角血蜱叮咬在候鳥身上，乘着它們飛往全國各地。
落地以後，這些攜帶病原體的蜱蟲再藉助宿主刺蝟的行動，悄悄潛入城市空間，隱匿於人類周圍。
2023年，鄭愛華團隊在北京市門頭溝區採集了5隻刺蝟，其新型布尼亞病毒的血清檢測結果全部是陽性。北京本不是新型布尼亞病毒的疫區，是蜱蟲、候鳥和刺蝟環環緊扣的長途接力，讓這種病死率在10%左右的兇險傳染病從河南信陽出發，逐年向東部沿海地區和人口密集城市蔓延。
好在對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工作一直在普通人看不見的地方悄然進行着。比如貉，作為犬科動物具有攜帶狂犬病毒的可能性，王放團隊對城市野生貉血液、毛髮和糞便樣品的收集與檢驗工作已經持續了三年，並且會擴大範圍、繼續開展下去。
此外，對特定物種規模的控制手段也在開展。因為缺乏食肉動物的活動，城市生態系統是破碎、不完整的，這極易促成某種中小型野生動物密度的快速增長，甚至超過當地環境所能長期支持的水平。
就比如美國白尾鹿的泛濫，亟需人類在一定程度上去扮演頂級捕食者的角色。「如果人不去控制，它會吃莊稼、啃樹林，引發生態系統的快速退化」。王放說。
他曾在美國高校的博士後崗位工作，工作中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蹲守在夜晚的森林中，仔細監測白尾鹿的種群數量，觀察它們的區域分佈和年紀變化。王放與同事將這些數據輸入一個精確的計算模型，最終得出當年的白尾鹿狩獵配額。王放記得，這個數字在美國全境甚至可能達到500萬至700萬之間。
03 共存的智慧
視線轉向城市的更外圍，在人類集聚地與森林和草原的交界處、更廣泛的農村地域，野生動物與人類的衝突自古以來從未停息。
這種類型的衝突，本質是人類與野生動物對空間資源的爭奪。
在中國，亞洲象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棲居在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臨滄市，野生種群僅存300餘頭。這些處於瀕危狀態的亞洲象，卻依然頻頻引發激烈的人象衝突：在西雙版納，2011年至2019年間共發生野生亞洲象肇事事件4600多起，導致人員傷亡50餘人，農作物受損面積12萬多畝，保險補償1億餘元。
促成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野生亞洲象棲息地面積的極速縮小。亞洲象研究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立在採訪頻頻強調的一個數字是，過去20年間，「中國野生亞洲象的棲息地面積縮小了40%以上」。
人類活動的擴張使得原本屬於野生動物的森林變成了橡膠林、咖啡林和茶園，與此同時，餘下的森林生境不斷退化，逼迫越來越多的亞洲象走出自然保護區，去當地村民的莊稼地和屋舍附近尋找食物——衝突就此爆發。
在世界上一些地方，這種衝突極易演化成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漫長戰爭。王放說，一個被人們忽略的事實是，一些野生動物其實具有強烈的報復心理。當它們因人類的驅趕、騷擾而感覺極度不快的時候，就會想辦法報復人類。而這種報復又會激發起人類群體的報復心理。
種群之間的冤冤相報逐漸演化成一場失控的漩渦，如果想要停止復仇，結局往往是當地野生動物種群的局部滅絕。
物種滅絕看似滅得了燃眉之急、制止了糾紛，卻在更長久的角度上對人類沒什麼好處。生態系統越不完整，生態安全就越發脆弱，這或許會致使難以挽回的災難。哪怕是為了自己，為了子孫後代，我們也只能選擇與其它物種共存。
而共存就意味着衝突的可能性——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人類與野生動物，同樣適用於不同文化、國家、性別與階層的人類群體之間。
還好，所謂人類的智慧就凝結在對待衝突的態度與管理方案之中。
在西雙版納，當地在村寨外側圍起了一道兩米多高的鋼管防護欄，並先後種植了8300畝粽葉蘆、芭蕉、竹子等植物提供給亞洲象食用，以一種更溫和又更有效的手段避免大象闖進農田和村落覓食。同時，當地政府利用無人機全方位監測，實時發佈亞洲象預警信息，提醒村民避免與野象正面遭遇。
護欄、緩衝區、生態走廊、會發出閃光和噪音嚇退野生動物的護農裝置，甚至是捕獵，人們如今可以利用的手段各種各樣。但無論如何，它們都必須遵循科學的管理原則：準確的數據、正確的方法、明確的規範和到位的政府監管，幾者缺一不可。
而比方法更重要的，是人們對待野生動物的心態。
一位野生動物公益人士對南風窗說，過去十幾年，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卓有成效，野生動物規模恢復、愈發頻繁出沒於人類生活周圍，「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我們應當首先從觀念上接受它們的存在，無論是看似無害的動物，還是更容易與人類發生衝突的動物。」
只有在此共識基礎之上，對野生動物的科學管理抑或保護工作才能擁有更寬闊的開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