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人權觀察網站（HUMAN RIGHTS WATCH）2024年10月10日
譯者：Grace Wang
2022年11月30日，抗議者在東京集會，聲援中國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最近發生的火災的受害者。（2022 Hiro Komae/美聯社照片）
2024年10月10日，駐東京的人權觀察組織表示， 中共當局正試圖恐嚇/騷擾居住在日本並參與批評中國政府活動的中國人。
中國政府騷擾來自中國的人，主指包括來自於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的人以及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其目的旨在為了阻止在日僑民抗議中共政府或者參與所謂政治敏感性活動。另外， 中共當局還尋找海外僑民，讓他們提供居住在日的其他人士的有關信息。
人權觀察亞洲區研究專員葛西徹平（Teppei Kasai）說：「 中共當局似乎毫不猶豫地壓制移居在日本的批評北京暴行的中國人。日本政府應當向北京表明，它不會容忍中國在日本進行跨國鎮壓。」
在2024年6月至8月期間，人權觀察採訪了25名來自香港和中國大陸（含來自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的旅日人士。他們均參與過中國共產黨認為對其不利或威脅其一黨專政的和平抗議活動，例如：舉辦公共活動以提高人們對新疆反人類罪行的認識，推廣宣傳西藏文化，或者組織讀書會討論內蒙古異見人士的著作等等。
受訪者大多表示，中國警方已經聯繫了他們或他們在華的親屬，並且明顯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的活動。有些受訪者甚至還提供了來自中國的微信聊天記錄、視頻通話錄音以及監視器錄像，以佐證他們的說法。
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從今年（2024年）接到 中共當局的電話後，他就不再參加任何所謂政治敏感的現場活動和在線活動。另一位受訪者起初表示他願意接受採訪，但之後因擔心 中共當局報復而又決定不予參加。
有數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受訪者表示， 中共當局通過他們在國內的家人（親屬）聯繫了他們。隨後警方很快就通過微信（WeChat）給在國外的他們打電話，要求他們，要麼停止在日從事反中國政府的活動，要麼施壓他們必須提供有關日本維吾爾族社區的相關信息，包括積極倡導組織日本維吾爾協會的成員資料。
另有幾名參與推動內蒙古少數民族語言權利與和平自決的內蒙古受訪者表示， 中共當局通常會透過他們在國內的家人（親屬）聯繫他們。
一位在日本倡導西藏文化的西藏受訪者說，當他們去東京的中國大使館更新護照時，大使館官員竟告訴他們必須返回西藏才能辦理。一位曾參與了香港人在第三國舉辦的民主活動的台灣受訪者說，中國大使館多次向他們發出「取回重要文件」的邀請。此二人都表示，他們因擔心自己可能被拘捕或面臨懲罰都拒絕了中國使館的建議。
中共當局侵犯了回國的中國公民的權利。2023年，香港警方就曾任意逮捕了一名23歲的香港女子，原因是她在日本留學期間，在網上發表了有關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言論。
在受訪中，一些人都表示，他們遇到此事其實並沒有向日本警方尋求幫助，因為他們不認為日本當局能提供什麼補救措施，反而擔心遭到報復，或使自己及國內家人的處境變得更糟。
人權觀察組織分享了其調查結果，並致函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尋求置評，但大使館尚未回應。日本外務省對此也未發表評論，日本警務廳也沒有回應人權觀察給他們的致函，該信要求提供有關日本警務廳對中國在日鎮壓行為（即中方針對旅居日本的中國人進行恐嚇鎮壓行為）的應對措施（或方案）。
事實上，近些年來，日本政府對中國政府的人權侵犯已越來越直言不諱，包括向中國官員提出這個問題，並在國會通過決議來監督這些案件。
「跨國鎮壓」一詞越來越多地被用於指國家行為者跨越國界壓制或扼殺/噤聲異見人士的舉措。而居住在另一個國家的國民或前國民、僑民社區成員以及流亡人士，尤其容易受到這種行為的傷害。
人權觀察組織表示，日本政府應當認識到中國政府鎮壓海外華人所造成的威脅，並建立日本居民舉報此類事件的制度（或投訴機制），來幫助保護他們的基本權利。這一制度應該對個人私隱提供適當的保障，以促進對違反日本法律的案件展開刑事偵辦，並保護已聯繫當局舉報可信案件的人士免遭驅逐出境和引渡。面臨這種壓力的人應當被告知，其有權尋求庇護或其他形式的保護。日本政府應呼籲中國政府停止對日本居民的監視和威脅。儘管在6月26日，日本與來自各地區的54個國家一道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譴責「跨國鎮壓」，並承諾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但日本還應與其他政府和聯合國機構協調，以保護那些在本國處於危險之中的人。
葛西徹平（Teppei Kasai）說，「日本應檢討其政策，建立支持機制，以幫助那些面臨中國政府騷擾的人」，「日本應儘快建立一個全國性系統，調查跨國鎮壓案件，並適當保護個人私隱。」
有關中國政府騷擾旅日中國公民的部分報道，請參見下文。
（為保護他們，受訪者的姓名、日期和個人信息已被隱瞞）
一、向在中國的親屬施壓
A.B.來自中國北方的內蒙古地區。在那裏，少數民族蒙古人主要講蒙古語，佔全區總人口的17%。A.B.於2018年來到日本工作，他說他參加了在日本的和平抗議活動，以反對中國政府在學校用普通話取代蒙古語的政策。他說：
「針對語言問題，我覺得如果我自己什麼都不說，我們[最終]將無能為力，所以我開始表達我對中國政府、反對北京的看法……起初，我沒有透露我的名字和面孔，我戴着口罩。我的親戚很擔心我。我不確定自己的未來，我也沒有能力去思考它……但我最終在日本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那時，我公開了我的面孔和名字。」
自身份公開以來，A.B.表示，內蒙古當地公安局的官員（即中國警方）曾到他親屬家裏調查，但他的親屬並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兩段 CCTV視頻均於2022年同一天拍攝，由A.B.提供，並經人權觀察證實這是在內蒙古拍攝的。視頻顯示一輛鳴着警笛、標有「公安局」字樣的警車駛向他親屬的家。三名男子（其中一名男子顯然穿着當地公安局的制服）進入A.B.親屬的家，幾分鐘後，有人看到這三名男子把A.B.的親人帶離了家：
「那些警察對我的親屬家人們說，他們想就一些照片問幾個問題，但不能在那裏當場給他們看，所以讓我的親屬必須到附近的公安局走一趟。警方向我的親屬展示了一個[在日本]的內蒙古團體在網上發佈的照片，並說我在裏面。我的親屬就說這些照片可能是偽造的。」
隨後，A.B.表示，當地公安局要求他的親屬簽署文件，聲明 A.B.不會參加日本的任何抗議活動，但他們拒絕這樣做。A.B.說：
「當時，我的親屬家人向[當局]表示他們不認得這些漢字……[我的親屬]當時告訴我，簽這些文件可能對我不利，因為我正在參加抗議活動……（其實）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文件上的內容。」
A.B.說，雖然他不認為參加抗議活動有什麼錯，但有時他也感到害怕。最糟糕的是，他說，當地警方因為他在日本的活動而盤問和威脅他在內蒙古的親屬，他感到內疚：
「在日本，人們與警察打交道是常有的事，包括丟失財物。但在內蒙古，除非發生嚴重事件，否則你不會與警察打交道。我的[親屬們]告訴我，他們害怕[來自警察的]壓力，這對我來說很難受。」
F.G.也來自內蒙古，他在日本生活了大約20年，自2000年代初以來一直參與公開抗議活動。他說，2019年，當他準備抗議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日本大阪的G20國際峰會時，中國警察找上了他家鄉的親人：
「他們恐嚇我的親人，讓他們告訴我，我正在犯下反國家罪行。他們記下了我所有親戚的聯繫方式。我的[親人]很害怕，就對我說：´因為你，這麼多警察來我們家。我們的[親人們]年紀越來越大了，你能不能別再這樣了´……從那時起，我的[親人]就跟我斷絕了聯繫。」
R.S.於2000年代初從新疆移居到日本，並在2009年開始參與抗議中共的活動。從那時起，R.S.稱中國警方多次聯繫他在新疆的親屬，親屬隨後就電告他停止在日本的活動。R.S.是說，這種騷擾給他的家人帶來了精神上的負擔。2024年初，新疆的一名警察再次打電話給他在家鄉的親人，盤問他及他在日本家人的詳細情況：
「他們打電話給我的[親戚家人]，詢問我們住在哪裏、在做什麼等細節。……我的[親人]驚慌失措，（對我）說：「我們已經告訴過他們一次了，這還不夠嗎？他們還想知道些什麼？」他們又給我[親人]打了兩次電話……顯然，他們用一種粗暴的方式跟我的[親人]說話，我的[親人]無法忍受，所以[親人]把手機扔了，摔成了碎片。」
同樣來自新疆並於2000年代初移居日本的S.T.表示，他從2008年開始私下支持當地的一個倡議團體，以提高人們對新疆人權問題的重視。他說，他經常與家鄉的親人們保持聯繫，但2017年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當時他的親人們突然開始要求他回家。S.T.說：
「有一天，我又和一位[親人]通電話，當時拒絕了他讓我回家的請求，一名警察就立刻接了電話。他告訴我：´聽你[親戚]的話，否則我不能保證你的家人會怎麼樣´。那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是被迫叫我回家的。」
S.T.說那是他最後一次和那位親屬家人通話。後來，在2018年，S.T.說有一名警察在微信上多次給他發信息：
「我問他：´你想要什麼？´他說：´不要這麼消極，要對中央[中國]政府表現出忠誠。……如果你提供有關日本活動人士的信息，我可以很快解決有關你家人的問題。´我告訴他：´我不會和阻礙我家人聯繫我的人合作，所以不要給我打電話，´然後我就掛斷了電話。」
在與這位警察接觸後，S.T.說他嘗試再給親屬打電話，結果沒人接。他認為他的親人是因為害怕接到境外號碼打來的電話。
二、限制行動自由
A.B.說， 中共當局限制他親屬的行動自由，應該是因為他們與A.B.有關係：
「去年（2023年）5月，我邀請我的[親屬]來日本，所以我讓他們辦理護照。他們去了當地公安局，當他們把我的名字輸入系統時，系統里馬上跳出了「國安重點人員」的紅標。……結果他們無法辦取護照。」
2024年，A.B.稱 中共當局再次阻止他的親屬獲得護照：
「當我的[親屬]家人發現他們的護照不被簽發時，我想他們一定哭了。所以我告訴他們，你們不需要來[日本]。我告訴他們沒關係。那時我才意識到，也許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是在2018年，是在我來日本之前。」
A.B.說，他不能回內蒙古看望家人，因為他認為 中共當局會拘捕他：「如果我回去，我就會被拘留，所以我沒有任何計劃，這是我所擔心的事情……我的[親人]告訴我，『如果你被抓捕，我們就會自殺。』」
三、針對常見活動的挾制
中共當局一直在針對並試圖取締日本常見的活動，比如讀書會。一位來自內蒙古，現居日本的J.K.就說，2024年，他組織一個讀書會，開始關注內蒙古一位學者和活動人士所著的一部書，之後，他家鄉的一名警察就找上了他的親屬。他說：
「警察告訴我的家人，說我參加了一個讀書會，討論內蒙古一位著名學者和活動家寫的一本書，但這是一個´反華´性質的聚會。……我的家人們就非常緊張，問我為什麼不專心做研究，為什麼要參加´反華´活動。他們問我是不是´漢奸´，我就很生氣地說：´你怎麼能這樣說我呢？´，於是我們爭吵起來。我問我的家人：´我在這裏違反了哪條法律？´他們告訴我：´講法律沒有用，如果[中國]政府說誰是壞人，那誰就是壞人！´，並且他們說，他們只想過安穩日子，讓我不要再做任何冒險的事了。」
後來，同一位警官在微信上加了J.K.：
「我在微信上和他聊天。我問他：´你想談什麼？´他就說´聊一聊。´我就說那你問吧。他說：´這個讀書會是你主辦的嗎？´我回覆說是我主持的。他就說我應該假裝沒主持，然後叫我用書面形式寫下來，聲明我不是主持者。這名警察還告訴我該寫什麼。」
由於擔心國內家人的安全，J.K.就在微信上向那位警官發送了一份書面聲明。J.K.又說，警官實際上是想要他監視別人，包括參加活動、拍其他活動人士的照片，向他提供和發送這些信息等等，但被他拒絕了。
J.K.還說，他沒有就此事情求助日本警方，因他擔心情況會變得更糟，他家鄉的親屬可能會面臨報復。
四、壓制言論和集會自由
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X.Y.表示，他於2023年移居日本，因為他感受到中國政府對藝術界人士的壓制日益加劇。
X.Y.表示，在他移居日本後，一名中國警察2024年聯繫了他在中國的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帳號。由於擔心家人的安全，X.Y.告訴家人就讓警察直接跟他聯繫。他說：
「（警察]最初打電話給我國內的家人。我的家人就問我：´你知道公安機關為什麼要你的電話號碼嗎？´當時，當局並不知道我在日本，所以他們以為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就打電話給我家人。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故意恐嚇我的家人，但這對他們確實構成了影響。」
隨後，一名警官就用微信聯繫了X.Y.，要求他不要參與某些網上活動（出於安全起見，活動名稱保密）。X.Y.表示，這通電話改變了他在日本的行為，而且至今他仍擔心在國內家人的安全。他說：
「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接到過他們的電話，但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停止上傳有關敏感話題的資訊並自我控制了自己的活動參與。……至今我仍受到影響。因為我的家人在中國，所以難保他們不受到威脅。……雖然我來到了日本，但我認為我的言論自由並沒有得到保障。」
對此，X.Y.說，他沒有向日本當局尋求幫助，因為他認為這可能會讓他的家人面臨更大的中共當局報復的風險：
「即使有求助電話，我想我也不會去用。因為我的家人還在中國，日本警方不會對中國公安機關做什麼。如果我與日本警方協調配合，或者是不接 中共當局的電話，那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我不知道下次等我回國探親時會發生什麼。」
2022年11月下旬，中國許多城市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手持白紙，抗議政府的「清零」政策，甚至有些人發出了反共反獨裁聲音，後來被稱為「白紙抗議運動」（簡稱白紙運動）。中國人在日本也舉行了類似的抗議活動。參與組織東京抗議活動的M.N.說，他在一次集會前接到了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一名官員的電話，要求他取消抗議活動。M.N.講：
「當´白紙抗議´在中國發生時，我們決定也在日本組織抗議活動。……中國大使館看到了有關活動的海報，他們就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停止舉辦。……後來，他們又打電話給我當時就讀的日語學校，要他們阻止我的行動。……我的老師因是來自於中國，他就告訴我，´請停止任何政治活動，要不你就自己退學。´……我退學了，現在就讀於一所職業學校，學習互聯網技術。」
這位因參與人權活動而曾在中國被拘捕多次的M.N.說，自從2022年他移居日本後，一名警察「拜訪」了他在中國的家人。2022年底，警方還直接通過微信給他打電話。M.N.向人權觀察提供了他與兩名男子（實為警察）之間的視頻通話錄音，其中一名男子穿着警服，上面有明顯的6位數警號。警察問 M.N.是否還在日本、他的學習情況，以及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他們告訴他應該「專注於自己」和「好好學習」。M.N.說：「和警方通話之後，我的家人就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停止參加抗議活動，專心學業，考上日本的大學，不要再參與任何政治敏感性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