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有一種流行的思潮是：
中國只要突破了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瓶頸，尤其是打破了一些關鍵、核心的技術壟斷，能夠自主生產大量的高附加值產品，就能明顯提升企業的利潤，從而讓絕大部分老百姓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
反過來說就是：現在老百姓面臨的一些困難，比如收入水平不高、社會保障不足，等等，都是因為沒有佔據產業鏈上游。
最近恰好看到網上有人講述了一個案例：
大型LNG船舶，國際訂單全部被韓國現代重工、大宇造船、三星重工接走，中國唯一具備這一造船能力的滬東中華造船集團接不到此類訂單。
然而，韓國人在其中賺的其實也是小頭，法國GTT公司僅靠其中的核心技術專利授權，就能賺取每條船一千萬美元的利潤，堪稱「躺贏」。
之所以法國人能躺贏，則來自他們的技術先發優勢——液貨圍護系統。這一系統因為屬於重工業當中的基礎技術，後發國家沒有機會去改變它，所以只能接受法國公司創立的標準。
所以得出結論：法國人富有卻不需要工作很久，都是因為類似GTT這樣的公司很多。等中國也有很多這樣的公司了，中國人也一樣能「躺贏」。
這個結論，我最多只能說它對了一半，甚至連一半都達不到。
其實類似這種觀點，從大約2017年開始就甚囂塵上，尤其是知乎上的「工業黨」，將工業視為唯一的經濟發展尺度和標準。近幾年地緣政治摩擦加劇，以晶片為代表的核心技術被卡脖子，就加劇了這種思潮，普遍認為只要突破了晶片之類的技術壟斷，中國就一下子發達起來了。
另一個推論就是：當下，大家就多加加班、忍一忍收入不高的生活，等科技突破了就好了。
果真如此嗎？下面我就從三個角度說一些自己的分析，供大家參考。
01
科技進步帶來經濟增長
卻難以提高收入
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如索洛模型），科技發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之一。
在索洛模型中，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一起決定了完全競爭下的社會生產能力。另外，技術進步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在不增加資本或勞動投入的情況下，就可以提升產出，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根據這個理論，在實現了技術突破之後，確實可以提高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而，新古典增長理論並非萬能，它也有其局限性，在涉及財富分配和社會福利時，它就會遇到更複雜的變量。
這是因為，索洛模型中假設的技術突破是單一的、「外生」的因素，沒有考慮其背後複雜的社會、政治和制度因素。
說簡單點就是，這個理論模型過於理想化，並沒有解釋科技進步的成果如何進行社會分配，更沒有考慮到社會制度對於科技突破成果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如何傳達至社會各個階層。
就是說，這個模型解釋了科技突破如何賺錢，卻沒能解釋社會如何分錢。
在中國，其實我們不能說科技沒有突破。事實上，中國已經獲得的技術能力和工業水平，是全世界絕大部分後發國家都垂涎欲滴的。
工信部數據顯示，中國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從2012年的9.4%、28%提高到2022年的15.5%和31.8%。中國高端製造業工業增加值增速遠高於低端製造業。
然而，高新技術產業帶來的巨額利潤，二、三線城市及農村地區的廣大居民卻未能充分分享到，分配不平衡導致城鄉差距在科技大發展之後仍處於高位。
在互聯網行業亦是如此。字節跳動和騰訊等已經是世界級的巨頭，也擁有很多科技優勢，但企業的利潤主要只是讓他們自己的一部分員工富了，並未充分反映在縮小國民貧富差距方面。
02
技術進步會讓打工人
過得更好嗎？
科技突破除了能創造財富，還能帶來就業方面的改變，技能偏向技術變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SBTC）理論就闡釋了這一點。
這個理論指出，科技進步總是有利於高技能的勞動者，能明顯提高這一人群的生產效率和收入。比如谷歌的員工工資就非常高，在中國，互聯網大廠也是工資水平最高的民營企業類型。
但技能偏向技術變革理論也指出：普通勞動者在科技進步面前，卻可能被自動化和智能化替代。
所以，科技進步其實會帶來收入不平衡和加劇貧富差距。
在中國，這個現象也已經普遍。我們所看到的送外賣、網約車大軍，一方面來自近兩年的經濟不景氣，但也有一個因素是科技進步。工業機械人的大量應用讓工廠就業變少，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又讓打工人成了「數字奴隸」。
歐美同樣也面臨這個問題，他們是怎麼解決的？一是豐富的服務業，比如數量龐大而且經營穩定的個體戶（包含餐飲業）、旅遊業、運動產業等等；二是通過法律和再分配，比如歐盟正在對外賣員的勞工法律地位進行規範，以幫助他們成為有尊嚴的勞動者，而非「數字奴隸」。
經濟學理論不是萬能的，但法律可以說是「萬能」的，因為法律會對社會發展起到糾錯作用。
但如果法律不作為，科技進步的弊病就會被嚴重放大，「廢土科幻」當中高科技時代的底層廢墟，就會成為現實。
03
制度才是
讓科技造福人類的關鍵
經濟學中的「制度經濟學」說明，只有在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約束下，科技進步才能更好地轉化為民眾收入增長、生活水平提高。
但如果制度、尤其是法制不完善，就算是突破了科技瓶頸，其帶來的高額收益反而會被分配製度不公、腐敗或高昂的行政成本所吞噬，進而帶來更大的不公。
一般的經濟學都偏向於生產率和供需平衡這些理想化的市場條件，但制度的巨大影響力，很容易被忽視。
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制度（包括法律、政策、市場規則等）才是決定經濟績效的關鍵。
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資源分配很重要。「公共物品理論」認為，消費具有排他性，所以不能只試圖促進消費（反而會促進貧富差距）。而教育、醫療基礎設施之類的公共服務，都是沒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考慮到這些服務只能由政府提供，那麼政府就更應當加大這類投入。
政府有天然的惰性，就必須有外力去刺激政府提高公共服務，以提高公共物品的質量。
北歐國家就是一個例子。北歐在科技領域方面，其實並非全球領先。而且，北歐在歐美其實算是「後發國家」。但北歐國家仍然通過高效、科學、廉潔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了全民的健康、教育和社會福利。
比如，挪威主要收入來源並非高科技而是石油產業和海洋產業，但全世界有多少國家也賣石油，卻導致貧富差距巨大甚至返貧？可見制度的影響有多重要。
結論：
反而要謹防科技突破
帶來貧富差距增大
一句話：突破科技瓶頸，是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但絕不是提升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充分條件。
因為，科技進步並非單一的因素，它會受到財富分配模式、公共制度等其他因素的重要影響。
突破科技瓶頸的同時，必須完善和優化制度體系、實現財富分配更加公平、讓社會保障更加健全，科技進步才能真正轉化為國民的福祉。
如果沒有做到上述這些，我們可能將會看到高科技籠罩之下的貧民窟——在不公平的制度和法律的缺失下，底層民眾會受到高科技、大資本、權力三者結合之下的、比現在更徹底的壓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