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歌《綠島小夜曲》旋律優美，婉轉動人。過去一段時間，外界曾誤傳這首歌是綠島政治犯所寫，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不過，近年台灣音樂界已證實，此歌為大陸來台人士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而歌中的「綠島」指的是台灣，而非專門羈押政治犯的火燒島（又稱綠島）。下面，還是讓我們再細細品味一下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大陸知識分子對寶島台灣的詠嘆吧：
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裏搖呀搖/姑娘喲你已在我的心海里飄呀飄/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你的窗簾/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不斷地向你傾訴/椰子樹的長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這浪漫的詠嘆，紓解了多少憂鬱的心靈！甚至穿過海峽流傳到大陸，被廣泛傳唱。儘管如此，「綠島」二字在台灣社會的感受中，既是詩意，同時也是恐懼與傷心的代名詞，尤其對大多數經歷過國民黨戒嚴時期的台灣人而言，這座島嶼是惡徒與英雄的混合體，代表着戰後台灣走過的複雜歲月。
綠島，位於台灣東部海面，距離台東市十八里，與蘭嶼相隔四十里。這裏，冬春季節西北風十分猛烈，海面上的波浪被強風颳起，變成小雨點，霰落在島上西北向的草木上，使之因受鹽分侵襲而致乾枯。從台東遠望，整座島像是火災過後，寸草不留，故稱為「火燒島」。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火燒島是專門用來放逐重大刑事罪犯的地方。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改其名為「綠島」，取其咸雨過後復又草木重生，漫山遍野又成綠色之態。綠島上有數千居民，多以捕魚為生。1951年，國民黨在綠島設「新生訓導處」，集中「改造」在登步島以及後來的南日島、東山島、大陳島等沿海作戰中俘獲的解放軍戰俘。這是綠島成為政治思想改造中心之肇始。此外，中共地下黨員或左翼人士、因言獲罪的知識分子、國民黨內派系傾軋遭致陷構的，也多在此羈押。高峰時期，綠島羈押的政治犯多達一千七百多人，平均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犯人刑期，依其被認定的案情的輕重而定。1951年初來綠島的犯人，多在十年內被釋放，送回台灣本島謀生。由於是政治犯，屬於信仰與思想問題，管訓者和被管訓者實際上始終處於意識與情緒對立的狀態。綠島對雙方而言，都成為一特殊的人生經驗，也是現代台灣政治、社會甚至文學的特殊主題與題材。
有關早期綠島政治犯的生活，早年的政治犯李鎮州在所著《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中寫道：「每天早飯後，都有一小時的『小組討論會』，討論的題目由訓導處統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課的課程中抽出，小組以班為組，設組長一人，討論時主席一人，由新生輪流擔當，每一題換一次主席，記錄一人，也和主席一樣輪流，每一題有一個經過訓練的長官幹事旁聽，隨時注意每一個人的發言，沒有沉默的自由。」此外，另一位早期政治犯秦漢光在《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一書中寫道：「唱歌，除了早點名時，必須要張口大聲唱《新生之歌》，集合時是練習新歌及複習已經學會的老歌。這是件令我們痛苦但必須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幾首，真是要命。我記得《新生之歌》的歌詞是這樣的：『三民主義的洪流，粉碎了我們的迷夢，我們不做共產黨的奴隸，我們要做反共的英雄，起來，新生同志們！起來，新生同志們！』」由於大多數政治犯皆值英年，被囚禁在一座孤島上，終日與海天為伴，人生的七情六慾無處宣洩，秦漢光對此有一段生動的描述：「在這樣的環境裏，當然是不被允許談戀愛，可是戀愛這東西，禁止和鼓勵差不多有同樣的效果，只可惜單戀者多，彼此心心相印而不敢透露的也不少。不論單行道還是雙行道，幾乎都沒有結果。原因無他，女人青春有限，失去了自由，卻有飯碗，一旦有了自由，便忙不迭地要抓牢救生圈，迫不及待找一張長期飯票。有好幾對，同案、同因、同學、同時出來，十多年椎心泣血的苦愛，原以為一定成為眷屬。不料，因被抓而相戀，因被釋放卻分了手。試想一個三十出頭又坐過牢的女人，還有什麼指望？還有什麼選擇的？那時候『女強人』名詞還沒出現，『單身貴族』的想法尚未形成，不結婚而可以生孩子的觀念根本沒有。只要有人要，何況有人愛，還不嫁了算了。而男新生剛出獄，泥菩薩過江，有的不是本省人，上了台東陸地，東西南北何處落腳都茫茫然，遑論成家，女新生不得不遷就現實，碰到第一個向她示好的男人便嫁人……就在兩年前，我在國外遇見了在綠島被稱為『新生之花』的伍玫，她在海外很有成就，已經得到『終身教授』的資格。那次我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不期而遇，同住七十二層高的『桃樹園酒店』，晚間在頂樓咖啡座里，眺望遠處閃閃光點，在星星燈火難辨的夜色中，兩個都逾花甲的人，雙雙陷入囚年往事。她轉向窗外，壓低了嗓子，但刻意把歌詞唱得特別清楚：『日落西山滿天霞，對面來個俏冤家，眉兒彎彎眼兒大，頭上插了朵小茶花。那個山上沒有樹？那個田地沒有花？那個男子心中沒有伊？那個妞兒心中沒有他？』」
正是這些五味雜陳的回憶，使綠島紀事有了丁點的甜蜜點綴。而綠島生涯絕大部分卻是苦澀的，尤其是長時期內，社會習慣於用歧視和恐懼的眼光看待在綠島關過的人，他們的親屬子女也多受其牽連。直到19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日趨成熟，政治與社會價值也發生改變，綠島的政治犯遂一改過去的負面形象，並隨着民主運動的蓬勃，進而成為政治英雄、人權鬥士。一些前政治犯有關綠島生活的文章和書籍也陸續問世，一段曾被視為禁忌的歷史終得公諸於世。
1990年代中期以後，政治犯在台灣已成為歷史名詞，綠島的囚室也成了歷史遺蹟。曾在綠島坐監的作家柏楊努力奔走，希望能促成在綠島豎立「垂淚碑」，追念這一段黑暗的歲月，並衷心期盼母親們永遠不需要在暗夜中為兒子哭泣。1998年，這座「垂淚碑」以「人權紀念碑」之名坐落在綠島，不過因當局的疏忽，許多有歷史意義的囚牢已經被改建得面目全非，未能保留原始的面貌。至於從綠島走出來的人，今天較為人知的除了柏楊之外，還有作家陳映真，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以及勞動黨主席林書揚。林書揚在綠島呆了三十四年，是被關押最久的人，但他至今仍不改其志，辦公室牆上還掛着毛澤東的像，令人印象深刻。
1960年代中，有一首流行於綠島的詩歌《閃耀的島》。這首出自政治犯之手的詩歌，勾起大自然、生命和靈魂的遐想，足為這一段歷史的腳註：
閃耀的島/怡然地/被一片蔚藍緊緊擁抱/生命的韻律/隨時光流長/時時閃耀/閃耀着銀白的圈/灑遍了綠色的香料/潔白的披肩/在風中舞蹈/這閃耀的島/自然的眩耀/愛心的祈禱
（選自《溫故》（之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