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何予一家本打算帶着孩子出門玩耍。傍晚時分，她突然收到丈夫的信息，「今天我們不出去了，在家裏待着吧。我不想出去玩，有個孩子去世了。」
她上網查詢，得知這是一起極端的襲擊案件：當天早晨在深圳蛇口，一位10歲的日本籍孩子在上學途中被刺傷，救治後不幸身亡。
事發後的三天裏，令何予感到心痛的是，遇害者是再普通不過的孩子。「傷害一位孩子，這是很不公平的！」何予的丈夫在發給她的信息里寫道。
在通報里，人是一個身份、一個標籤。而在實際的生活中，「人」是父母們的孩子，樓上樓下的夥伴，或偶然路過的點頭之交，鮮活而平常。
深圳日本人學校校門口，事發後被遮擋。
事發：「一起極端事件」
何予在網上看到了深圳市公安局發佈的警情通報。其中提到，「18日8時許，深圳市南山區招商街道轄區內發生一起持刀傷害路人警情，致使未成年人沈某受傷」，警方「現場抓獲嫌疑人鍾某，並第一時間協助120將受傷人員送醫院」。
而在事發現場附近，人們試圖回憶起當天的經過。
遇害孩子就讀的深圳日本人學校，坐落在蛇口「招商國際兒童友好街道」，這條路上有兩到三所學校和幼兒園，周圍被小區環繞。
臨街居民張萍的女兒在附近中學讀書。9月18日早晨7時，張萍送女兒上學，看見幾個日本人學校的孩子在媽媽們的護送下步行在道路一旁，在距離校門口約200米左右的路段時，有人持刀刺傷了正走在道路最外側的一名男孩。
事情就發生在幾分鐘之間。在張萍的回憶里，孩子的母親倒地痛哭，有人幫忙按住遇襲男孩的傷口，救援人員抵達後，男孩被送往醫院搶救。大多數路人被震驚得一時沒反應過來。
早上8時不到，上了通宵夜班的便利店員工周欣突然聽到一陣哭聲。她出門張望，看見路邊一名女性在哀嚎，身旁是一攤血跡。路邊站着幾個人，說着她聽不懂的日語。
在數位目擊者的描述里，案發地與派出所和公安局邊檢部門距離很近，警方很快就趕到了現場。8時之後，周欣下班再次路過出事地點，現場已經被警方搭起棚子進行了隔離。
周欣工作的便利店距離事發現場很近，周圍散佈着一些治安亭。
醫療救治組組長、深圳市兒童醫院院長麻曉鵬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傷者因傷勢過重於19日凌晨1時36分宣告不治。
9月19日晚，中共外交部舉行例行記者會，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答記者問時披露男孩為日本籍，其父母分別為日本公民和中國公民。
截至9月20日晚，深圳日本人學校仍在停課之中，街道重歸平靜。
另一頭，何予和她日本籍的丈夫感到憤怒，心情始終無法平復。「怎麼能這樣？非常非常傷心。」何予的丈夫說道。
「這是一起極端事件。」何予試圖安慰他，自己心裏卻止不住難受。她也是一位母親，孩子今年剛滿一歲。
孩子：「和我們是一樣的「
在蛇口的街道上，帶着標籤的身份變成了真實的「孩子」。
周欣回憶起曾經來店裏光顧過的日本孩子們，「雖然日本孩子中有一些中文說得也不錯，但還是能辨別出來。」
「很有禮貌」「站得很精神」「喜歡吃飯糰」是周邊商店店員們對日本孩子們的普遍印象。
9月20日早上9時，學校五百米外的小花店內，白色的雛菊和黃色的向日葵被放在了最顯眼的位置。店主劉霜仍在忙活，19日上午開始，店裏接到了近30筆來自全國的訂單，地區有南京、北京、上海…，想要給遇害者獻花。「許多都是孩子的父親。」劉霜說。
剛從朋友那兒聽說孩子遇害的事時，劉霜並不相信。「瞎扯淡，你這是瞎扯淡！」劉霜罵道，她開了14年花店，從未出過這樣的惡性事件。直到第二天早上，她陸陸續續收到訂花的信息，才意識到案件在真實地發生。
儘管劉霜和生活在這裏的日籍人士很少有過深交，但她印象深刻，每年的日本教師節，日本孩子會來花店裏買花，「和我們是一樣的。」劉霜加重語氣，「都很有禮貌。」這些孩子中文說得特別好，一直點頭和她講「謝謝」。
很早之前劉霜帶着自己孩子上學，也會在途中遇見日本人學校的孩子和家長。儘管彼此並不熟識，他們仍會互相點一點頭。
「嘖…」「哎…」劉霜好幾次想說些什麼，又開始嘆氣。「很難受、很難受的。」
而在學校一條街區以外的咖啡店裏，咖啡師夏夢時常看到日本孩子剛放了學就跑到附近的披薩店、便利店裏，有時也會到自己的小店裏買杯飲料。
店裏的台子上擺放着海賊王的手辦。每次孩子們看見總會喊道「路飛，路飛！」夏夢就在一旁附和道「是呀，我最愛的就是路飛。」
她養了兩隻橘貓。那些孩子們會小心翼翼地用中文詢問她，「可不可以摸？」得到允許後他們興奮地不行，撫摸着小貓的後背，嘴裏直呼「可愛」。
她搖了搖頭，「我本來很想在網上說些什麼。」但平靜下來後她意識到，輸出憤怒的情感並沒有用，「能改變什麼呢？」夏夢想了想，還是打算過去獻一束花，希望孩子在另一個世界也能幸福。
9月20日中午，學校的北門已經聚集着不少前來獻花的市民。
一位市民拎着袋子，裏面裝着兩束鮮花。她的朋友曾在日本留學，特地委託她過來獻一支花束。「是這兒，去吧。」聚集的人們說，沒關係，大大方方獻就好。「孩子太無辜了，無論在哪裏都不該這樣。」
住在附近的趙雅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她一早就帶着鮮花前來。對於發生這樣的事件，她感到痛心無比。作為一個母親，趙雅很難接受這樣的事情，「我居住在這裏很多年，一直治安良好，很難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趙雅哽咽道。
誤解：「日本人學校到底是幹什麼的」
讓何予更為難受的是，情緒是一時的，誤解卻在不斷出現。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窗口之一，蛇口一直是深圳外國人的聚集地，這裏也密集開設着諸多國際學校。
事件發生後，她在網絡上看到了熟悉的疑問，「日本人學校到底是幹什麼的？」「我住了這麼久都不知道日本人學校。」
深圳日本人學校位於馬路邊的巷口，頗為低調。
何予說，這些疑惑由來以久。她第一次了解日本人學校，是由於她的丈夫曾在日本人學校里擔任了四年教師。她常常跟着丈夫參加同事聚會，由此得知了這類學校是尋常的存在。
何予解釋，在上海、廣東等日資企業較多的地區，常常會有企業管理層人員，從日本被外派到中國，一般待上三年左右。他們普遍不願把妻子孩子留在日本，會帶着一家人來中國居住。
於是，日本人學校為這些「隨遷兒童」提供了過渡。「三年後孩子就要回到家鄉，考日本的高中和大學，他們就只能就讀和日本教育系統相似的小學、初中。」何予說，這些學校基本屬於公益性質，比起一些國際學校，學費要低得多。在日本的橫濱等地，同樣建有華人學校。
根據中國教育部門的規定，中方的孩子不能就讀日本人學校。何予說，日本人學校除了少數中文課、中文老師，其他的教職人員基本是日本外派過來的日籍人士，全程用日語教學。學校管理和安保措施比較嚴格，哪怕是日籍家長要給孩子送東西，未經報備、許可也不能隨意進入。「幾乎都很封閉。」
而在蛇口街頭，居民說起了另一段歷史：這些日本學校其實和當地的發展有着緊密聯繫。
「蛇口也叫招商蛇口。」一位本地居民說，「有了三洋也就有了蛇口。」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電機企業三洋在蛇口建了廠房，為很多當地人、外來的打工者提供了就業。2000年後，隨着日資企業不斷進駐。蛇口逐漸成了深圳新的經濟重地。
宏觀的全球化發展之下，日本人學校成了其中微觀的產物。深圳日本人學校的官網上標註，2008年學校在深圳日本工商會下設立，目前有小學部和中學部共9個年級，273名兒童就讀。
而學校的校歌歌詞裏寫着，「駛向蛇口的船隻，追夢的人聚集在光輝下，懷揣升騰的心，航向世界。」
招商街道境外人員管理服務中心門口。
偏見：「還是得看人，一個具體的人」
事件發生後，何予的丈夫也和她說起自己的擔憂：這件事傷害的不僅是孩子的生命，也會影響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她在網上見過許多聲音，擔心人們之間的偏見越來越深。
在外交部的發佈會上，林劍稱，18日發生的襲擊是一起個案，中方始終歡迎包括日本在內各國人士來華旅遊、學習、經商和生活，將繼續採取有效措施，保障在華外國公民的安全。
其實比起這些，何予更加在意的是，這是一個和自己相似的家庭，媽媽來自中國，爸爸來自日本，家中的孩子仍然年幼。和每一對父母一樣，他們也牽掛着孩子每天的安全，未來的人生軌跡。「還是得看人，一個具體的人。」何予說，而不是一些抽象、宏大的概念。
2017年，何予在一位法國朋友的派對上結識了如今的丈夫。和多數內向的日本人有所不同，他的丈夫樂於結識新的朋友。當時，她的丈夫剛剛愛上中國的美食、文化，兩人由此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
三年後，兩人步入了婚姻。每次何予去丈夫的家裏吃飯會在餐桌上看到很多熟的火炙壽司。她很驚訝，丈夫曾說過，他們非常非常討厭吃熟壽司，新鮮度很低，他們更愛吃鮮甜的生魚片。
後來她才知道，婆婆了解到熟食是中國的傳統和文化，很想顧及她的感受，想讓她有被種照顧的感覺。
雖然孩子剛滿1歲，何予已經像大多數中國媽媽一樣，開始為孩子將來的擇校做起了規劃。
「我們正考慮讀國際學校。」何予說。和她一樣的家庭通常有幾種選擇，可以選擇中國公立學校、日本人學校和國際學校。相較於教學氣氛寬鬆的日本人學校，國際學校雖然學費昂貴，但更符合何予對孩子的期待。
何予嘆息，一位外派的日籍人士在服務期滿後，按照慣例必須回到日本工作。很多人和她的丈夫一樣選擇留下來，組建自己家庭。他們都是這座城市裏的普通人，相信在這裏能有更好的未來，有愛的人陪伴在身邊。她不願見到這些信任、希望在未來消逝。
（文中所有人皆為化名，所有圖片均為原點記者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