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前的1966年,有人妄圖炸毀樂山大佛。這件駭人聽聞的大事,當年的樂山人都曾經有所耳聞。但真實情景,至今未見當事者有詳實的記錄,就連發生的時間,也各說不一,大相逕庭。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它發生的背景,應該是在文革初始,舉國大破「四舊」的時候。
1966年6月底,文革已經拉開序幕,我所在的樂山二中,暑假還是照常放的。我先是在街道和居民一起參加學習,不久王浩兒修輪渡碼頭,我家經濟困難,求得會主任恩准,安排我去王浩兒做臨工。
8月份時,天底下就比較的不太平了。有些人開始變得凶神惡煞起來,可以隨意砸店鋪和街道標牌,理由是但凡封資修的東西,都要徹底砸爛。我所在的小巷,原來叫御史巷,是紀念明代鄉賢嘉定四諫的,一夜之間就改稱反修街了。
不久,造反從街道、店鋪,進入家庭。只要街道上有人到學校告密,立刻便有一群學生湧出校門,去所謂頭戴地主、資本家帽子的家庭,查抄金銀財寶、書畫玉器。這些人呼嘯而來,掘地三尺,又呼嘯而去,形同明火執仗的土匪,但皆冠以美名曰革命小將。
我當時在王浩兒掙錢做工,耳聞目睹的抄家讓我心驚肉跳。我家從前開過藥房,劃成分屬於資本家,按階級鬥爭理論,也歸查抄之列。我居住的院子已經抄了幾戶人家。我家隔壁的魏奶奶,過去開誠孚染料店,最先被抄。然後是後院的先家,民國時期在政府部門任職,新政權一來便成了管制分子。抄他家沒見財寶,卻搜出來一本日記,上面寫了許多牢騷。這類文字只要上綱上線,可不得了。日記主人在東大街日雜店上班,聞聽日記被抄,頓成驚弓之鳥,家不敢回,連夜出逃。
接下來又抄了兩家。按理再抄,便該輪到我家。但遲遲不見街道上喊人動手。直到破四舊運動結束,我家都安然無恙。後來一想,人家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早看出我家經過公私合營,家徒四壁,簡直就如洪水衝過一樣乾淨,既然抄我家毫無搞頭,豈非白費精神?
當年的學生,上面敕封為小將,雖然肚子並沒有完全吃飽,但鬥志卻很高昂。說起破四舊,不知哪兒來的精神,簡直如同打了雞血一樣。其中一些人,砸了街道上的標牌,抄了民宅的家產,還不過癮,又闖入寺廟,和菩薩幹了起來。
記憶中還有印象,是1966年8月份的時間,在王浩兒修碼頭時,聽到傳聞說,有群學生要炸凌雲山的大佛,結果沒有炸成。
具體是哪個學校或哪些學生,想要如此膽大妄為,傳聞中一概沒有涉及。更重要的是,大佛毫髮無損,所以這條傳聞並未成為轟動新聞,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很快便被接二連三的重大新聞淹沒了。
如今再回過頭去敘說這段歷史,當事者已經知道羞恥,全部三緘其口。知情者或礙於情面,欲言又止;或數十年印象模糊,講述不清。天長日久,終成懸案。
但這件事畢竟發生過。幾年來,我特地留意此事,但凡耳聞目見,無不記錄整理。
一種說法,來自萬魯君執筆編寫的《樂山一中百年校史》:「(文革初期)我校學生中的紅衛兵去大佛寺破『四舊』。先是要去炸掉樂山大佛,但沒有四噸炸藥,未炸成。」「接着他們便去烏尤寺,一陣棍棒,搗毀了羅漢堂中的羅漢塑像。」
按此說法,想炸大佛和搗毀羅漢堂,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從邏輯上講,是說得通的。紅衛兵從徐家碥出發,必先去大佛寺,炸大佛不成,再奔烏尤寺毀羅漢堂,在空間上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另一種說法,來自《樂山日報》編輯康鑒撰寫的《嘉州雪鴻錄》:「(十年浩劫中)諸天諸佛,殿宇伽藍也在劫者難逃,大佛的腦殼被認為是『四舊』之首,自然首當其衝。造反派準備炸藥若干,打算懸吊於鼻,平放於肩,系之於頸,繩之於髻,只要一根火柴那麼一點火星,大佛的腦殼就要落地。可惜腦殼太大,炸藥不夠,廣大群眾又都出面阻擋,才沒有炸成。」
康鑒先生的說法,較之於萬魯君老師的記錄,多了一個細節,就是「廣大群眾出面阻擋」,也是避免了樂山大佛被炸的原因之一。
《嘉州文史》主編郭明興的回憶,也提到了樂山民眾的見義勇為:「1967年文革初期,大佛被視為『四舊』的罪魁禍首,一幫造反派在瘋狂砸爛凌雲寺的佛雕神龕之後,企圖安放炸藥,叫大佛『腦袋搬家』。幸好當時廣大群眾出面阻擋,加之大佛實在龐大,炸佛難以實施而作罷。」
以上三種說法,在時間點上,都未提及具體時間,只說是「文革初期」。但第一種說法將炸大佛和砸羅漢堂視作同一天發生的兩件事,表面上看似乎確定了炸大佛的時間,但其實沒有。因為就連搗毀烏尤寺羅漢堂的日期,至今也是各有說法。毛西旁先生編纂的《樂山歷代文集》註明是1966年11月11日,而劉學文的《遍能法師傳》卻記錄為1966年11月12日。《樂山市人民政府志》的記載,更將時間提前至1966年8月。限於手頭資料,不排除可能還有其他的日期。
那麼,紅衛兵欲炸大佛的瘋狂舉動,最有可能是在哪個時間呢?
前面敘述已經提到過了,我是1966年8月份在王浩兒修輪渡碼頭時,聽到這個傳聞的。這是否是孤證呢?當然不是。近日陳詠陶和吳蘇在微信群中談及此事,陳詠陶提到黃潮文章,打大佛之事錯為1967年了,應該是1966年11月份。吳蘇對此提出異議,在他的印象中,是搞四清回樂山後,就知道此前樂山有人破四舊打砸了烏尤寺,還要炸大佛,因沒找到炸藥所以沒有炸成。
吳蘇的結論是:所以,要炸大佛之事,應該是1966年8月發生的。具體日期不詳。
兩相交流,陳詠陶認可了吳的說法,並補充說:「昨天下午與一中高68級同學馮純建在一起閒聊時,他主動提到此事。他說:1966年過完暑假開學時,他們班有四人立即就是『紅衛兵』了。這類紅衛兵是那時的官辦紅衛兵,即『校文革籌備委員會』宣佈的。同時,他談到9月開學後就聽說高66級3班辜明清(校革籌主任),帶領了一中20多人去大佛寺造反。四中也有學生參加,是跟着去的。此說應該是符合大家記憶的,時間是1966年,不是1967。」
陳詠陶據此推斷,既然9月開學時即聽說此事,說明打砸已經發生。那麼炸大佛就應該是9月之前。她的推斷,乃至於吳蘇、馮純建的記憶,與我在王浩兒做臨工時聽到的傳聞,在時間點上是吻合的。
歷史上,樂山大佛自唐代貞元十九年(803年)建成以來,也曾遭受過數次破壞。據明清《嘉定州志》記載,大佛身後的凌雲寺「元時寺廢,國初(明初)重建」;明末戰亂,「袁韜起營,並毀此寺及僧舍百餘」。均未言及大佛受損。而民國《樂山縣誌》中的相關記載,則是對大佛修造以來情況的概括,其中提到曾經的大佛是有樓閣覆蓋的,樓閣舊稱大像閣,宋代改稱天寧閣,「明末罹於兵燹,惟大像巋峙江岸」。
從以上記錄可以看出,大佛自建成1200多年來,雖歷經元、明兩次戰亂,樓閣早已不存,但臨江而坐的大佛,並未受到過損壞。
這倒並非破壞者心懷仁慈,而是當初大像的建造,與別的佛像不同,乃是依山開鑿,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像這樣佛山一體的巨像,用冷兵器一類的工具是無法摧毀它的。這也是當年頭腦發熱、智商扭曲的年輕破壞者沒有想到的。他們隔河渡水,蜂擁而至,意圖摧毀大佛。到了大佛身前一看,才知道這和後來砸毀羅漢堂不是一回事,鋼釺戳不着,棍棒砸不動。想爬上佛頭逞強,則要冒極大風險,弄不好佛頭上螺髻沒有敲掉一個,自己卻跌下山岩粉身碎骨。革命小將再橫,他也怕死。這才想到動用炸藥,但要弄到足夠摧毀大佛的炸藥,那可不是個小數目。再加上遭到民眾挺身而出,奮力阻攔,折了銳氣,只得氣餒而退。
數十年過去,歲月渺渺,人事兩非。當年炸佛之事,能否完全調查清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樣瘋狂的年代,有一群人,曾經想炸大佛,他們是樂山人;另有一群人,挺身而出,保衛了大佛,他們也是樂山人。說明任何一個時代,面臨非常事件,清醒者與糊塗者,善人與惡人,總會涇渭分明,呈現對立狀態。這才是值得深長思之的。
2019-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