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正深陷入一場比美國更嚴重的毒品危機，過於寬鬆的毒品管制法引發了一場災難。
01
「海莉，你還好嗎？跟我說說話。」32歲的拉里問道。
「我感覺很好。」她回答。
「好吧，別動。」拉里說。
他目光炯炯，雙手顫抖，蹲下為朋友注射混合了芬太尼和苯二氮?的液體之前，先撥弄了一下針頭。
海莉今年38歲，正躺在骯髒的行人路上，周圍滿是塗鴉、垃圾和其他吸毒者。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蜷縮成嬰兒的姿勢，並咬住拇指以屏住呼吸。
隨着顏色暗淡的液體流入她的血液，她的身體放鬆下來，眼神也變得渙散。
「6月7日，」她低聲說道，「我正在數着去戒毒中心的日子。」
在溫哥華市中心東部活躍着約5000名吸毒者，海莉和拉里便是其中兩位。
在這裏，樹木成蔭的街道上散落着躺在地上的男男女女，一些人幾乎沒了呼吸。隨處可見廢棄的針頭，以及臨時營地的殘骸——帳篷、紙板箱、睡袋——這些垃圾堵塞着小巷和行人路，警報聲此起彼伏。
這場危機是由芬太尼（fentanyl）引發的，這是一種比海洛英毒性強50倍的人工合成阿片類藥物。加拿大許多非法實驗室都在製造售賣芬太尼，幾乎遍佈了溫哥華市中心東部，你甚至可以在街上撿到芬太尼。
02
溫哥華曾是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榜首，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實驗允許在公共場所使用某些毒品（包括芬太尼、海洛英、可卡因、甲基安非他明和迷幻藥），導致了一場嚴重的阿片類藥物濫用危機。
今年4月，卑詩省省長戴維·埃比宣佈，重新將毒品使用定為犯罪行為。在警方、政客和公眾的強烈反對下，埃比正為修訂規定承受着巨大壓力。
從6月開始，警方再次有權在醫院、餐廳、公園和海灘等地逮捕吸毒者。但人們仍然可以在家中和指定的公共避難所合法使用2.5克硬性毒品，警方如何切實執行修訂後的規定仍不清楚。
目前，在卑詩省，阿片類藥物過量濫用已成為10至59歲人群的頭號死因，其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了他殺、自殺、意外事故和病故人數的總和。
去年，卑詩省共報告了2511起與毒品有關的過量用藥事件，其中87%是芬太尼所致。溫哥華每10萬人中就有56人因芬太尼過量致死，而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毒品死亡率為每10萬人中有8.4人，唯一一個與加拿大情況相近的G7國家是美國，每10萬人中有32.6人因吸毒致死。
隨着過量用藥致死人數的持續上升，許多人認為自由化的推行毒品是火上澆油。然而，其他人則認為，還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在起作用，其危害遠比芬太尼嚴重。
現在，加拿大幾乎各個政治派別都深陷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人們不禁要問：「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03
在卑詩省規定毒品合法的第一年，公眾吸毒現象激增——有報道稱，人們在海灘上注射海洛英，在產科病房吸毒。
溫哥華警察局副局長費奧娜·威爾遜（Fiona Wilson）表示，這項規定讓全市的警察束手無策，使整個社區面臨風險。僅在2023年就從毒販手中沒收了1000多公斤芬太尼，如今看到毒品在街頭被使用時，警察卻無能為力。
「毒品合法對警察來說挑戰巨大，如果吸毒者沒有其他犯罪行為，我們沒有理由接近在公共場所吸食毒品的人。」費奧娜表示。
「如果有人在咖啡館裏想吸食可卡因，我們沒有權力干預。但這確實存在問題，因為帶着孩子的人們並不希望挨着正在注射芬太尼的人。」左翼的自由化倡導者試圖將辯論的焦點放在特權和階級問題上。
溫哥華吸毒者網絡組織（VANDU）執行主任布萊特尼·格雷厄姆（Brittany Graham）表示，更大的社會問題——即住房缺乏和不足的福利服務——才是罪魁禍首。
「對於上層階級來說，毒品合法始終存在。有錢人在自己家中吸食可卡因時，警察永遠不會抓他們。我們現在看到的不僅是不受監管的毒品危機，更是一場無家可歸危機。」布萊特尼說，「右翼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毒品合法，但現實是，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溫哥華無家可歸者的數量已增加了32%，但政府仍在將貧窮的吸毒者當成是所有問題的替罪羊。毒品合法不僅是關於毒品的問題，而是關於權力的問題，毒品已經殺死了數十萬人，現在是毒性政治的問題。」
衛生部長艾倫·斯托爾科（Elenore Sturko）表示，毒品合法是「危險而災難性的」政策失敗。
「整個政策都是出於政治動機。顯然，政府沒有做好毒品合法的工作，他們忽視了警方的建議。現在，不僅未能減少死亡和過量用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傷害。」
04
除了毒品合法問題之外，卑詩省還推出了一系列「減少傷害」措施，以解決公共衛生危機，但這些措施也引發了爭議。
「減少傷害」項目的核心是設立「安全注射站點」，吸毒者可以在站點獲得乾淨滅菌的針具和供應量管制的毒品。在政府運營的這些站點，醫療工作者會監督吸毒者，並隨時準備提供含有納洛酮的解毒劑。
37歲的蒂凡尼表示安全注射站點已經很多次救了她的命。自15歲時搬到溫哥華後不久，她就染上了海洛英。如今，將近20年過去了，芬太尼成了她的首選毒品。
「我從沒想過要換成芬太尼，但它無處不在，」蒂凡尼說，「吸毒是我用來排解與兒子分離情緒的方式。」
溫哥華在減少傷害方面一直走在前列。30多年前，在海洛英和愛滋病流行期間，溫哥華在唐人街東區開設了第一家安全注射站點——這是北美唯一一家此類設施，這種做法曾經有助於遏制愛滋病蔓延，但似乎現在不再奏效。
一些政策制定者表示類似這樣減少傷害的舉措已經政治化，助長了毒品成癮、無家可歸和公共秩序問題——尤其是在唐人街東區，他們認為該地區已成為吸毒者的死亡陷阱。
來自VANDU的格雷厄姆女士承認，量化減少傷害的效果可能很困難，但她仍然相信溫哥華的安全注射站點確實起到了一些作用。
「我們知道毒品是有害的，因此幫助吸毒者減輕這種傷害至關重要——比如提供清潔的針頭和衛生的注射環境。」格雷厄姆說。
蒂凡尼在站點注射了兩次後，癱倒在地。隨着芬太尼和苯二氮?類藥物控制着她的感官，她低聲說道：「這種感覺就像是溫暖的擁抱。」
05
此外，政府推出了「安全供應」項目，允許使用者從醫生處免費獲得藥用級阿片類藥物。該計劃旨在「防止過量用藥，挽救生命，並為吸毒者提供醫療和社會服務」。
但據現場工作人員稱，安全供應計劃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溫哥華警察局表示，醫生自由開具的大部分阿片類藥物實際上並未被其預期的接收者使用。
相反，這些藥物在黑市上以極低的價格轉售，通常是吸毒者為了繼續購買芬太尼籌集資金。
威爾遜副警長表示這些藥物被轉售到了街頭，在卑詩省查獲的羥考酮中，有50%來自政府。
不僅安全供應的毒品被轉賣給活躍的吸毒者，還有報道稱這些強力阿片類藥物落入了兒童手中。高度成癮性的藥物正自由地流入社區的每一個角落，讓新的使用者發展成阿片類藥物成癮症，這是一條潛在的嚴重成癮之路。
格雷厄姆女士認為，禁止安全供應的毒品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將政府監管的阿片類藥物從系統中移除，只會讓吸毒者獲取到的毒品質量更不靠譜。
06
作為唐人街東區的一名急救人員，安德魯已經響應了數百起甚至數千起過量用藥的急救事件。在他看來，政府是在補貼並支持毒品危機，而不是解決危機。
他只能匿名發言，因為當地衛生當局在即將到來的省級選舉前夕禁止接受採訪。
「這都是我們的錯。我們創造了一個體系，讓人們每天都能醒來併合法吸毒，這是由納稅人資助的免費之旅。」
溫哥華戒毒中心的馬克·恩·申表示，吸毒者通常需要等待3到6周才知道自己是否有資格進入戒毒中心。為了確保有機會，吸毒者必須每天打電話詢問，並提前開始戒毒。
「溫哥華的戒毒系統並不適合最需要它的人，」恩·申說，「許多吸毒者陷入了戒毒的尷尬境地——他們渴望過一種不同的生活，但他們必須等待6周才能有機會進入戒毒所，很多人會在這段時間內放棄。此外，尋求幫助的唐人街東部地區居民仍然受到污名化的影響，這些服務本身是針對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白人設計的。這套體系是壓迫性的，最弱勢的人群對它的利用率最低。」
在溫哥華的芬太尼危機的前線，看不到太多變化的跡象，格雷厄姆女士每天都目睹道格拉斯街東區的慘狀。
「這不是一場政治辯論，而是一場人權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