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片:上海街頭股票市場大型電子顯示屏（2022年8月3日）
維也納—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本月15至18日在北京召開之際，歐洲的很多中國問題專家都在分析這次全會及預計通過的政治決議，評估其在中國國內的影響及國際外溢效應，包括對中歐關係的意義。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三中全會
2023年以來，外界一直在猜測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何時召開。自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全會一般在逢3、8的年份召開。唯一的例外是1984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7月召開會議，隨後在6月底公佈了具體會期。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黨史上，三中全會通常伴隨着重大的政策和人事變動，外溢效應越出中國國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建立外交關係。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後冷戰時代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宣佈「全面深化改革」以來，習近平所謂「新時代」中國的內政外交路線，相對於鄧小平及其指定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的確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不過，習近平時代的不少「改革舉措」都被觀察人士視作開倒車的「逆向改革」。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Stephen S. Roach）日前撰文，給外界對本次全會的期待潑冷水，指一度備受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未能兌現其最大的承諾——讓市場在引導中國經濟發展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相反，習近平領導下的是一個日益由國家主導的體制。」
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2018年，習近平在《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今年5月23日召開一場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外界判斷，本次三中全會不會觸及政治改革內容，但將在經濟領域出台若干舉措。這是繼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習近平長期執政下的第二次重大政策宣示。按照新華社的說法，預計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將覆蓋2024至2035年的政策事項。
不過，歐洲分析人士認為，擺在北京面前的是更為緊迫的問題，三中全會最可能出台的是解放軍高層人事安排和解決當下中國經濟困難的具體方案。
意大利漢學家弗朗西斯科·郗仕（Francesco Sisci）向美國之音表示：「重點將是解放軍和經濟。國內經濟表現不佳，私人消費萎縮，軍方因史無前例的兩名國防部長清洗而承受巨大壓力。解放軍似乎陷入混亂，這極其危險。」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三中全會具體會期的6月27日，中國兩任前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被開除黨籍、軍籍。
比利時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高級研究員、西班牙經濟學家艾西亞·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ia-Herrero）向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全會面臨着「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在中國經濟多年表現不佳之後，是否會出台措施來重振經濟？」
埃雷羅列舉了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八個關鍵問題：房地產停滯、地方政府財政緊張、通貨緊縮壓力、消費不振、人口老齡化、非製造業外國投資下行、養老金和醫療等社會保障成本增加，以及製造業轉型升級還未實現。
此外，中國還面臨青年失業率高企，特別是應屆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
改什麼？如何改？
中共中央宣傳部控制的英文媒體《中國日報》日前報道，三中全會可能出台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的舉措。
中國股市一直有「賭場」之稱。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說，即使賭場也有規矩，例如不能看別人的牌，而在中國股市中，一些人就可以這麼做。
2022年以來，中國股市隨着經濟大勢一路下跌，引發社會廣泛不滿，連長期看好中共的中國媒體人胡錫進在入市虧損後也在微博發出抱怨。
埃雷羅對可能出台的改革舉措持審慎態度。她預測：「任何措施都將是溫和漸進的，就像中藥一樣，而不會是休克療法。」
今年6月底，中共總理李強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說，對「大病初癒」的中國經濟不能「下猛藥」，並引述中醫理論，主張「固本培元」。
埃雷羅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採取的做法包括「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適度補助」以刺激消費、「減緩人口老齡化的結構性措施」、「投資准入的對外開放（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以吸引外資、「增加地方政府稅收如消費稅」以應對地方政府由於土地價格下降而面臨的財政枯竭、「延遲退休」和「縮減政府開支」以期實現財政平衡。
中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這些做法之間進行權衡。缺乏社會福利的代價是民眾進行預防性儲蓄，導致私人消費不足。刺激消費要求擴大政府開支，包括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但這將損害本已惡化的財政狀況。
習近平多次表示，中國不能搞養懶人的「福利主義」。中國經濟決策層有多大共識建立起社會安全網，對中國經濟進行消費導向的結構性改革，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歐貿易摩擦可能加劇
埃雷羅表示，從長期來看，解決中國經濟困境的方向是擴大地方財政自主權和發展高端製造業，不過這兩點似乎在短期內都不太可能。
外界預計財稅體制改革是本次三中全會的重點，具體措施可能包括消費稅和增值稅所得由中央轉移至地方。習近平強調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亞歷山大·戴維（Alexander Davey）向美國之音表示，這預示着「過去為中國工業體系現代化和促進科技創新而投入大量資源和人力的那種改革將繼續下去。」
他同時提醒，政府在社會服務和科技創新的投入無法兩全齊美：「科技投資是否會對北京為地方政府分配醫療、教育、基礎設施、政府僱員工資等資源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還有待觀察。」
依賴高端製造業出口拉動經濟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模式，可能加劇中國與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貿易爭端。美歐近來指控中國電動汽車「產能過剩」，已經採取反傾銷調查和徵稅措施。
戴維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可以被用來報復布魯塞爾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關稅，以及歐盟對中國採取的其他去風險措施。北京可能將白蘭地、葡萄酒和特定類型的汽車等歐洲進口產品定性為不必要的奢侈品，並據此徵收關稅。」
